如果要给楚文化以一种形象的象征标志，恐怕没有比“九头鸟”更合适的了。“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难道还有比这句俗语更形象，更为人们所熟知和接受的吗？
然而，九头鸟究竟是何物？它与湖北佬有着怎样的特殊关系？在它那神奇的形象下包含着怎样的深层文化内涵？这些问题，不仅会挑逗起我们的强烈好奇心，而且对了解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楚文化的特殊性格，有着重要的价值。
楚人的九凤神
九头鸟形象的出现，最早源于楚人的九凤神鸟。出自战国至汉初时楚人之手的《山海经》，是记载九头鸟形象的最早文献。《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柜。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
“九凤”所居的“大荒之中”，虽不知其确切范围，却可以肯定包括楚地在内，因为楚人之先帝颛顼，与他的9个嫔妃皆葬于此。《山海经·大荒北经》开篇就说：“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该书《海内东经》则说：“汉水出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附禺即鲋鱼，古字通用。楚人血统的屈原，在《离骚》中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这高阳即帝颛顼。颛顼葬于汉水，九凤又与颛顼同在一地，可见九凤是楚人所崇拜的九头神鸟。
“九凤”的神性，以它的名字即可得到证明。凤是我国古代最为崇拜的两大图腾之一，与龙并称。它是吉祥幸福的象征，《山海经·南山经》中说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尔雅·释鸟》郭璞注：“凤，瑞应鸟。”《说文》；“凤，神鸟也……见则天下大安宁。”由于凤凰是吉祥之鸟，古代有的帝王，如少，周成王即位时，据说都曾有凤凰飞来庆贺。
楚人素有崇凤的传统。大诗人屈原在《离骚》中写到神游天国部分时，第一句就是：“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据肖兵同志考证，全世界都十分流行的凤凰涅故事，最早就出自屈原的《天问》。先秦典籍中，多有楚人将凤比做杰出人物的记载，如《论语·微子》中，楚狂人接舆就对孔子作歌云：“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庄子·人间世》中，也有类似的记录。
楚人崇凤心理也得到考古资料的证明。如1949年2月在长沙陈家大山发掘到的龙凤帛画；1963年和1971年在湖北江陵两次发现的凤踏虎架鼓、长沙马王堆汉墓的非衣帛画等，都是著名的发现。尤其是马王堆帛画，在天堂正中人面蛇身主神周围，就有几只大鸟环绕，而画面中部天堂入口处，也有一只鹰嘴人面怪鸟和两只长尾凤鸟。这与屈原诗中描写的意境十分相似。至今，崇凤心理在民间审美情趣中还占有重要地位。
说过“凤”，再来说“九”。九，在中国古代是个神秘的数字。天高曰九重，地深曰九泉，疆域广曰九域，数量大曰九钧，时间长曰九天九夜，危险大曰九死一生……就连唐僧取经也是九九八十一难，孙悟空是九八七十二变。为什么“九”字成为这种神秘的极数呢？据有的学者研究，这乃是因为“九”的本意是“九头龙”（或九头蛇）之故。中国古代有许多关于九头龙崇拜的神话。如《山海经》中就有“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的相繇，“九首人面蛇身而青”的相柳以及九首食于九山霸九州的共工等神话形象。九头龙既为人们所崇拜，九头鸟当然也不例外。
在楚文化中，崇“九”传统也很明显。仍以屈原为例，他的一个十分有名的系列作品，就叫做“九歌”。这是屈原被放逐时，“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故而“更定其词”，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屈原还有一个作品叫“九章”，他的学生宋玉则有“九辩”。《选游》一诗中，屈原曾写道：“朝濯发于阳谷兮，夕余身于九阳。”《楚辞》中许多地方用到“九”字、如九天、九畹、九州、九疑、九坑、九河、九重、九子、九则，九首、九衢、九合、九折、九年、九逝、九关、九千、九侯等等；连帝颛顼的后宫，也是“九嫔”。可见“九”在楚地信仰中影响之大。
综上所述，人面鸟身而九首的九凤，是楚人先祖所崇拜的一个半人半鸟的图腾形象，它是我国九头鸟形象的最早原型。
从鸟神到鸟怪
《山海经》中的九凤，是一个鸟神或神鸟无疑。然而，此后九凤却从中国文献上神秘地消失了。取而代之出现的种种冠以其他名称的九头鸟，不仅完全丧失了神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况愈下，变成了一个道道地地的鸟怪。
从汉末至唐宋，古文献中的“九头鸟”有着种种不同的称呼，主要的是：
《孔子集语·博物》引《白户录》上：“鬼车，昔孔子、子夏所见，故歌之，其头九首。”
《天中记》卷五十九引《本草》：“鬼车，晦暝则飞鸣，能入人家收人魂气，一名鬼鸟。此鸟昔有十首，一首为犬所噬，今犹余九首。其一常下血，滴人家则凶，夜间其飞鸣则捩狗耳，犹言其畏狗也，亦名九头鸟。”
《广博物志》卷四十引《韩诗》：“孔子与子夏渡江，见鸟而异之，人莫能名。尚闻河上人歌云：兮鹄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长兮。”
《昭明文选》中郭璞《江赋》：“若乃龙鲤一角，奇九头。”
《正字通》：“鹧，一名鬼车鸟，一名九头鸟。状如鸺，大者翼广丈许，昼盲夜，见火光辄堕。”
《玄中记》：“姑获鸟夜飞昼藏，盖鬼神类……故世人名为鬼鸟。”
《天中记》：“姑获鸟能收入魂气，今人一云乳母鸟……时人亦名鬼鸟。”
九头鸟
《三国典略》：“齐后花园中有九头鸟见，色赤，似鸭，而九头皆鸣。”
此外，尚有苍、逆、夜飞游女等名称。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不同名称，可能是九头鸟形象从楚地传开后，各个地区对其的不同称呼。
后世这些九头鸟，与楚人九凤形象的渊源关系有迹可寻。例如；“九头鸟”又称“鬼鸟”，据学者考证，在古代，“九”“鬼”通用。例如，《史记》中的《殷本纪》与《鲁仲连邹阳列传》中，都记载商纣王以九侯、鄂侯、文王为三公。但在《礼记》与《战国策》中，“九侯”改作“鬼侯”。《括地志》云：“相州滏阳县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盖殷时九侯城也。”“九”与“鬼”既通用，从神性的九凤，易名为妖怪的“鬼鸟”或“鬼车”，显然是与九头鸟由神演化为妖的历史事实相契合的。又如“乳母鸟”、“女鸟”之名，皆以九头鸟为女性，我们都知道，在封建社会时期，龙为皇帝的象征，凤则被用于皇后。我国女性以“凤”为名的比比皆是，男性以“凤”为名的就较为少见了。
九凤本是吉祥神鸟，但后世文献中的九头鸟，则妖气十足。
主要表现是：
其一，滴血降灾，摄人魂气。唐人刘恂《岭表录异》云：“鬼车，春夏之间，稍遇阴晦，则飞鸣而过。岭外尤多。爱入人家摄人魂气。或云九首，曾为犬啮其一，血滴之家，则有凶咎。”
其二，点血儿衣，取人小儿。《天中记》说：“姑获鸟能收人魂气，今人一云乳母鸟。言产妇死化作之。能取人之子以为己子。胸前有两乳，有小子之家则血点其衣以为志，今时人小儿衣不欲露者，为此也。”
其三，形象丑陋，性情凶暴。宋人周密《齐东野语》中说它：“身圆如箕，十环簇，其头有九，其一独无，而鲜血点滴，如世所传，每各生两翅，当飞时，十八翼霍霍竞进，不相为用，至有争拗折伤者（即脖子）。”
此外，据说它还喜欢吃人们剪下的指甲，以便从中得知人们的祸福。谁有灾祸，它就落在谁家屋上鸣叫（《岭表录异》卷中）。传说宋代景定年间，皇帝得了病。有一天，忽然青天大白日地看见九头鸟站在门前捣衣石上，哀鸣啾啾。当天晚上，皇帝果然病死了。
九头鸟既是大灾星，人们对它的态度自然就不友好了。南朝梁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了当时楚地风俗：“正月夜多鬼鸟度，家家槌床打户，捩狗耳，灭灯烛以禳之。”周密《齐东野语》中也说：“故闻之者，必吠犬灭灯，以速其过泽国。”
千年毁誉之争
受人崇拜的九凤为何消失，取而代之以九头鸟怪呢？它为什么会由神变妖，由何时何地变为妖怪的呢？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令人困惑的谜。
好在古代文献上还是留有一些线索，为我们解开这个谜提供了方便。
我们来看宋代著名诗人梅尧臣的一首《古风》：
昔时周公居东周，厌闻此鸟憎若仇。
夜呼庭氏率其属，弯弧俾逐出九州。
射之三发不能中，天遗天狗从空投。
自从狗啮一首落，断头至今清血流。
迩来相距三千秋，昼藏夜出如鸺。
每逢阴黑天外过，乍见火光辄惊堕。
有时余血下点污，所遭之家家必破。
民间文学主要在口头流传，某个故事何时何地由何人记录在文献上，很大程度出自偶然。例如盘古开天辟地最早见于三国时徐整的《三五历记》，伏羲女娲兄妹婚最早见于唐代李冗的《独异志》，这当然不能说盘古、伏羲女娲是在三国和唐代才产生的。同理，梅尧臣的这首诗，很可能是记载的一个古老传说。尤为重要的是：这个传说的内容，与历史史实甚为弥合。
据史书记载，周武王死后，其子年幼，由弟周公旦摄政，七年后，周公还政于长大成人的侄儿，是为周成王。当时有人进谗言，说周公早想篡位。年轻的国王大怒，要加害于周公，吓得周公逃往楚国去了。后来周成王从周公的一份祭天祷词上，发现周公对自己一向忠心耿耿，后悔自己的鲁莽，于是杀了进谗言者，把周公又从楚国接回。
这段历史说明了两个问题：1.周、楚在周公时是两个敌对国。因为若关系好，楚必不给周公以“政治避难”，会将他引渡回去。2.由于周公曾避难于楚；对楚人的九凤神必然熟悉。
历史上，周、楚的确是死对头。周昭王率军亲征，竟死于汉水之中，成为异乡之鬼。周人对楚人之恨可想而知。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神，在它的敌对民族那里必然会被说成妖。像埃及大神沙特，在希伯来人《圣经》中就变成了魔鬼撒旦（satan）。我国东夷部族之神蚩尤，在华夏族那里便成了能飞沙走石的妖怪。周人将楚人的九凤图腾说成妖怪，并编出天狗咬断其一首的故事，也符合这条比较神话学的基本规律，至于是周公本人确有此事，还是民间传说附会于周公身上，那倒是无关紧要的。
天狗咬断九头鸟一首的情节，更露出周人编故事的马脚。古代南方对“九”尤有神秘感，认为“九”为极数，故“九凤”本来就是九头。而北方则不同，南方是“九阳”，前面已说过；北方神话中却是“十阳”，像羲和生十日，羿射九日留一日的故事，都很著名。他们把楚人的九凤，说成十头而被天狗咬去一头，显然是按他们的传统习惯，在编故事时把崇“十”的心理自然融会进去了。
长期僻居关中的秦国，最后终于扫灭了包括楚国在内的六雄，统一了全中国。这对楚文化传统的传播当然不利，所以《山海经》后，九凤神的形象便完全消失了，而作为鸟妖的九头鸟形象，则在全国普遍流传开来。包括荆楚在内，对“鬼鸟”吠犬驱赶，已沿习成俗了。
然而，就像历史上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样，当九头鸟以妖怪形象风行全国时，一个美丽迷人的故事，却从楚地蜕变出来，并迅速流传开去。这就是从姑获鸟中变异出来的羽衣仙女故事。
鲁迅《古小说钩沉》中辑有这个故事：
姑获鸟昼飞夜藏，盖鬼神类。衣毛为飞鸟，脱衣为女人。一名天帝少女，一名夜行游女，一名钩星，一名隐飞。鸟无子，喜取人子养之以为子。今时小儿之衣不欲夜露者，为此物爱，以血点其衣为志，即取小儿也。故世人名为鬼鸟，荆州为多。昔豫章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鸟，匍匐往，先得其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去就毛衣，衣之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以衣迎三女，三女儿得衣亦飞去，今谓之鬼车。
这个故事显然脱胎于九头鸟怪传说，编故事者甚至知道姑获鸟即鬼鸟或鬼车。顺便说一句，按照传说，鬼车之得名，即来源九头鸟十八翼霍霍竞进所发出来的犹如人力车般的声音。但编故事者很聪明地扬弃了“九头”的怪诞形象，以避免勾起人们对滴血降灾的鸟怪的记忆。他打破了一般人心目中“鬼鸟”或“鬼车”是不祥之物的心理定势，以“衣毛为飞鸟，脱衣为女人”的奇特幻想，并以凡人与仙女配婚，男耕女织的美好愿望，深深地打动了人们的心。以致它超越了时空限制而升华起来，成为中国民间故事中一个十分流行的母题。几乎历代笔记小说，从敦煌石室藏书中的《田章》，到《聊斋志异》中的“竹青”，都有不少这个故事的变体。它还融入其他故事，如四大传说之一的《牛郎织女》，就借用了其中盗天衣成婚的情节。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羽衣仙女故事，是世界上极为流行的这类故事的东亚类型的故乡。据西方权威性的民间故事工具书AT分类法记载：这类故事遍布于全世界50多个国家与民族，已发现的各种译文达1200百多篇，称得上是世界最流行的故事。日本学者君岛久子教授在她的《东洋的女仙们》一文中，说这个故事是由中国传到日本去的，其历史记载比日本早几百年之久。
世界上最早记载羽衣仙女故事的，是晋人干宝的《搜神记》、郭璞的《玄中记》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江水》。而这些记载中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在楚地——湖北阳新与江西豫章。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的民族集团，中华文化是从远古以来各族人民劳动与智慧积淀而成的文化，是由许多部分熔铸组合的一个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还存在着许许多多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同样对人们的思想意识、精神风貌、心理气质等有着巨大而持久地影响。换句话说，我们不仅要看到中华文化的共性，而且还应该注意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个性。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民俗往往是各地文化特色的一个标识。
九头鸟传说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它的演变本身就是一部活动着的文化交流史。它既是南北文化融合与中华民族集体创造的结晶，又体现了作为中华文化的一分子的楚文化的独特风格。它由神变妖，由妖变仙女的戏剧性变化，体现了楚文化在民间传承中顽强的心理定势。通过对九头鸟形象中文化内涵的分析，我们可以随着它走进楚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