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东莱吕先生《左氏博议》特谭馀语隙，骋笔以为课试者之资，非果于传义，欲有所论辨纠正也，自序备言之矣。
古之世无所谓时文者，首隋始以文辞试士，唐以诗赋，宋以论策，时文之号于是起。而古者立言，必务道其所心得，即言有醇有驳，无不本于其中心之诚然，而不肯苟以炫世夸俗之意，亦于是尽亡矣。盖所谓时文者，至宋南渡后，创制之经义，其法视诗赋论策为胜，故承用最久，而要其所以名经义者，非诚欲说经，亦姑妄为说焉，以取所求耳。故其为文，不必果得于经所以云之意，而又不肯自认以为不知，必率其私臆，凿空附会，粉饰非者以为是，周内是者以为非。有司者亦不稔其所知之在于此，而姑命以在彼之所不知。于是微言奥旨，不能宿通素悉于经之内；而枝辞赘喻，则可暂假猝办于经之外。徒恃所操之机，熟所积之理，多随所命而强赴之，亦莫不斐然可观，以取盈篇轴，以侥幸得当于有司之目。
噫！不求得于心，则立言之意亡；不求通于经，则说经之名戾。时文之蔽，类然已。《东莱左氏博议》虽作于其平居暇日，苟以徇生徒之请，然既以资课试为心，故亦不免乎此蔽。其所是非，大抵出于方执笔时偶然之见，非必确有所低昂轩轾于其间。及其含意联词，不得不比合义类，引众理以壮其文。而学者遂见以谓定论而不可夺，不知苟欲反其所非以为是，易其所是以为非，亦必有众理从而附会之，而浅见者亦将骇诧之以为定论矣。
又其书好抉摘古人之情伪，不免苛娆文致之失。盖东莱著作，每伤太巧，朱子尝病之。然以其稽古之博，蓄理之多，触机而出，持之必有故，而发之必有为。精言奥论，往往震发于其中，足以箴切物情而裨助意智。
抑其所为，反复抉摘于古人之情伪者，虽不皆无失，亦足以见巧诈之不足恃，可饰当时而不可掩后世。于学者正心正行之术，非小补也。独惜其书之开于当时者，既不可得见，而宋元来，重雕之本多脱文讹字，而今世通行本为明人所掇取者九，阙略而不完，故为是正文字，重刊以惠来者，而并著其为书之得失于后，俾学者知所差择。且众知其非有意于立言说经之书，而毋徒骇于其博辨而过执之以为定论也。
道光戊戌钱唐瞿世瑛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