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论刘邦斩丁公（臣光曰13）
“臣光曰”第13篇，司马光评论了刘邦在战后处死了于己有活命之恩的丁公——名丁固，原项羽手下的战将，从中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掌握做事的火候，是成败的最关键。
司马光说：汉高祖刘邦从丰、沛起事以来，网罗天下豪杰，包括从敌人阵营里吸纳逃亡与反叛者，人数也相当多。待登上帝位，唯独丁公因为不忠诚而受戮，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进取与守成，形势不同的缘故。当群雄并起的时候，竞相角逐，百姓因为不知道谁将是最后的胜利者，所以就会有所选择。因此，来者不拒，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也是形势所必须。待天下定鼎、四海臣服的时候，如果不明确君臣大义以约束臣下，致使乱世出身的臣子们，还如乱世的样子，人人都怀有侥幸心理（二心）以给自己博取最大的利益，那国家还能长治久安吗？因此汉高祖断以大义，是想让天下人都明白，为人臣子却心怀不忠，必没有好下场。虽然丁公曾饶过刘邦一命，但刘邦知道，丁公的做法不是“良臣择主而侍”，却是想借结恩自己以留后路，这是君臣大义所不允许的。刘邦杀一人而使千万人知戒，他考虑事情目光深远，子孙享有天下四百多年，也是应该的。
按韩信的说法，刘邦不是带兵的料，满打满算能带十万兵力，但决不能超过这个数，一旦超过势必生乱。然而事实证明，刘邦却是带将的料。他的能力极限是十万，可是如果十万之数尽皆是难求的一将，比如他用得得心应手的三杰，则其后来能量也就可想而知了。刘邦之所以能取得天下，靠的正是这一点。从刘邦对丁公与季布的不同态度，亦可以看出他的眼略。
季布是丁公的外甥，打战以勇猛著称，几次将刘邦打得鼻青脸肿（数窘辱帝）。战后刘邦很恼火，出重金悬赏缉拿季布，并颁告天下：谁敢收留季布，灭他三族。季布为了活命，先是对自己进行了一番整容，然后到市场上自愿卖身为奴（髡钳为奴）。但季布是个有头脑的人，并不是谁想买就跟着走，而是对买家进行了一番精心的考察。他得知山东有个姓朱的人家，是个讲义气的任侠——敢于伸张正义的人。季布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於楚。”《汉书·季布传》：“为任侠有名”。于是自卖其门。
后来的事实证明，季布的这个算盘确实不简单。朱大侠心知是季布，不但装作不知道，还甘冒灭三族的危险，积极帮他斡旋。朱大侠亲到洛阳，找到刘邦的老同乡夏侯婴，替季布说情，说季布是好汉，当年也是各为其主，如果逼之太急，跑到塞外去效力匈奴，更不好办。夏侯婴认为有理，去找刘邦。刘邦也认为有理，“上乃赦布，召拜郎中。”
汉时的“郎中”，虽只是一般军官，但其职责是护卫皇宫，警戒京师，也可见刘邦对季布的信任。季布后来成为一代名将，于汉室颇有功劳。惠帝时，匈奴单于冒顿写信污辱吕后，要死了男人的吕后给他当妻子，从此汉匈一家更亲。吕后大怒，要发兵灭匈奴，众将都附合，主战最力的是樊哙。季布时为中郎将，说了一句话，险些要了樊哙命。季布说，樊哙不知时务，该杀，高祖三十万兵力尚且有平城之困，何况现在。吕后从此不提出兵匈奴事。“一诺千金”这个成语，即出自季布仕汉事。
司马迁评季布不死项羽一节，很有意思，我认为完全是司马迁的夫子自道。司马迁不评论蒙恬的以死尽忠，却对季布的甘心为奴，大加赞赏：“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能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话说得非常明白了，与司马迁自己的不死腐刑却要立志写出《史记》一样。
季布诚然是各为其主，但丁公就不同了。汉高帝二年（前205），刘邦以五十多万兵力，竟然被项羽的三万人击溃于彭城——于此可证韩信对他的评价。刘邦撒丫子走人，楚将丁公和赖齮在后面穷追不舍。眼看就要被追上了，果然被追上。刘邦只得求情丁公说，你我都是好汉，何必苦苦相逼呢（两贤岂相厄哉）。刘邦的意思是说，你丁公若放过我，多个朋友多条路，往后谁关照谁还是问题。是时，丁公之势足以取刘邦的脑袋，可是丁公却放过了刘邦。因此，当汉高帝五年（前202），刘邦灭项羽于垓下，丁公自恃私恩来找刘邦要关照时，刘邦很不客气地将他绑了游街，然后砍头。刘邦说，丁公为臣不忠，是使项羽丢掉天下的人。
而同样是反侧者，项伯当年在鸿门宴救了刘邦一命，刘邦为什么没说项伯是使项羽丢掉天下的人，却还封项伯为列侯，赐姓刘氏，大大地褒奖一番？个中原因司马光在“臣光曰”中说得很清楚：“夫进取之与守成，其势不同。当群雄角逐之际，民无定主，来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贵为天子，四海之内，无不为臣，苟不明礼义以示之，使为臣者，人怀贰心以徼大利，则国家其能久安乎。”一只野兔突然现身街上，大家都会去追，都想抓住这只兔子，因为贪心人人皆有，且兔子尚没有主人。而一旦某人捷足先登，大家也就散了，不会再去某人手上抢，兔子有了主人故也。项伯、季布是逐兔子之一，而丁公却是执意要从人家手中分一杯羹，形同抢劫。
由此可见，做任何事情都有时机，不管人君还是人臣。季布选择的是至死至终的忠诚，刘邦赏他的忠。项伯属于典型的择主而侍，时机把握得最好。另如邓禹仗策追刘秀，是在刘秀还不是汉光武帝的时候。刘基在朱元璋以小舢板对抗陈友谅蒙冲巨舰的时候，适时帮了一把，所以有后来的刘伯温。丁公则是“怀贰心以徼大利”者，时机感最差。当年他要索性跟了刘邦，那就另当别论了。
而刘邦对时机的敏锐度，则造就了他的被追捧与被选择。他明了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事，什么时候该用什么人。人中之龙的过人之处便在这里了。
当皇帝还是枭雄的时候，来者不拒，是要壮大自己的势力。毛泽东有个很高明的词：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孤立一小部分必须被孤立的人。这样滚雪球的壮大，我的人越来越多，敌人却越来越少，直至被消灭。而当天下定鼎、民有定主之时，对反侧之徒，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则是纲纪不立的表现，无疑在鼓励作奸犯科：做坏事都没人管了，谁还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累死累活，不劳而获多好。司马光是肯定刘邦做事的时机和火侯都掌握得最好，所以成就第一位平民皇帝。
附：臣光曰13：高祖起丰、沛以来，罔罗豪桀，招亡纳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独以不忠受戮，何哉？夫进取之与守成，其势不同。当群雄角逐之际，民无定主，来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贵为天子，四海之内，无不为臣，苟不明礼义以示之，使为臣者，人怀贰心以徼大利，则国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断以大义，使天下晓然皆知为臣不忠者无所自容，而怀私结恩者，虽至于活己，犹以义不与也。戮一人而千万人惧，其虑事岂不深且远哉。子孙享有天禄四百余年，宜矣。（《通鉴》卷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