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汉元帝信谗杀萧望之（臣光曰35）汉元帝既无文治，又无武功，司马光缘何如此“器重”他，在《通鉴》卷28、29里面，连写了五篇“臣光曰”（第34、35、36、37、38）来加以评论？汉武帝也不过五篇，其中一篇还是专写李广，实质才四篇。
我的理解是，汉元帝一朝，是大汉的分水岭。元帝在位时间虽不长，从公元前48年继位，至公元前33年，前后十五年，却将大汉拖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宣帝当年对儿子的预言不幸成了事实。司马光大概是想通过他的评论，将这个历史的节骨眼，指示给我们看。此便是“臣光曰”的大好处。
当皇帝当领导而没有一定的手段，实在不是好事。武帝讨厌刘据，幸而刘据没当上皇帝，否则大汉会怎么样，就不得而知了。看看同样好儒仁弱的元帝，就足以惊心。
要说武帝也宠外戚，也任亲信，但他有手段控制得了局面，一有过举他就杀。宣帝也用外戚，许氏是他元配的外戚，史氏是他外祖父家的外戚，均得到重用。但宣帝的杀伐也干净利落。然宣帝比武帝多了一条，那就是信用阉人，这就坏事了。
不是宣帝坏事，而是元帝坏事了。因为元帝根本不及武帝、宣帝之一毛，他见到宦官作非，弄权杀顾命大臣萧望之，毫无办法，只懂得哭。一哭二闹三上吊，这是妇人的伎俩，作为皇帝而近妇人之举，岂能不坏事。
元帝26岁继位，什么都不懂，书算是读死了，竟将朝政大权交给宦官弘恭和石显，大事小事全由他们说了算，贵幸倾朝。而弘恭、石显二人又与外戚、车骑将军史高，搅在一起，沆瀣一气，互为声援，一致对抗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等人。由此引发外臣与宦官的第一波争斗。
萧望之、周堪不满宦官专权，提出改革“中书”机构。“中书”最早由秦所置，汉武帝时以宦官担任中书，首长称中书令、中书仆射，在宫廷里帮助皇帝处理政务、传宣诏命，地位非常重要，一般由皇帝亲信的太监担任。弘恭于宣帝时为中书仆射，石显为中书令。元帝觉得他俩久典机要，明习文法，索性放手让他们管事。于是宦官大权云集，这一步演变非常之关键，以至尾大不掉。
萧望之、周堪认为，中书是施政之根本，国家枢机之所在，古训又有“君子不近刑人”之义。因此，提出罢中书宦官，遴选有声望有才能的士子居任。然而元帝却不想就机构方面做太大的变动，所以久议不决。
萧望之、周堪看看罢宦官不成，又出一招，想先卸去宦官的帮手——外戚。结果让弘恭、石显找到反扑的借口。
初元二年（前47），元帝继位的第二年，弘恭、石显指使手下人告发萧望之等人密谋罢黜史高，疏退外戚许氏、史氏。元帝却将此事交给弘恭查办。萧望之对弘恭说，外戚在位多奢淫，疏退许、史，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什么邪谋。弘恭、石显却上奏元帝：萧望之、周堪、刘更生互为朋党，谮诉大臣，毁离亲戚，目的就是为了专权。于是建议将他们“召致廷尉”。
元帝真是蠢到家了，疏广、疏受是怎么当老师的，教出的学生竟然连“召致廷尉”是什么意思都不懂，也不问问，就准奏了。过了几天，元帝要召见周堪、刘更生，却找不着人，才知道“召致廷尉”就是逮捕下狱。于是要弘恭、石显立马放人，让他们即刻回来办公。
这时史高出场了，他对元帝如是说：陛下刚即位，还没有什么政绩，在公众心目中也未树立起伟大的形象，如果就这样放了他们仨，不是向天下人显扬自己的过失么；不如就此免职，省得百姓议论。结果通通免官。
元帝这时还有点脑子，他先用了缓兵之计，紧接着就赐萧望之为关内侯，不久复征周堪、刘更生为中郎，并有意任萧望之为丞相。宦官们又坐不住了，第二波争斗随即展开。
不服气的刘更生让他的亲戚上书，要求元帝罢退恭、显二人，进用萧望之。弘恭、石显又将刘更生逮捕下狱，免为庶人。萧望之的儿子上书替父亲“召致廷尉”一事呼冤，弘恭、石显反诬萧望之教子上书，有失大臣之体，准备再次逮捕。
萧望之想想，都一大把胡子了，还得第二次面对狱吏，不如给自己留点尊严吧。于是饮鸩自杀。噩耗传来，元帝正准备吃中饭，哭哭啼啼得连饭都吃不下。终元帝一生，每年都派使者去祠祭萧望之。而元帝如何处理害人性命的弘恭、石显呢？只是让他们在阶下磕几个响头了事。
司马光在“臣光曰”第35篇，批元帝“易欺而难悟”，被人玩于股掌之上却还“谢谢呵”，连中等之智商都没有。司马光说，元帝本来知道，凭萧望之的刚烈脾气，怕是不肯再接受耻辱，但弘恭、石显保证不会自杀，结果还是自杀了。自此弘恭、石显的诈谋已败露，即使是中智之主，也会加以严厉惩处。元帝则不然，虽涕泣不食以伤悼萧望之，但对弘恭、石显却没有惩罚的意思，遂使他们越发无忌惮。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萧望之自杀当年，弘恭就病死了，肆无忌惮的只有石显一人。当初他还没那么胆大，为测试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度，石显耍了一个计谋。
石显奉命出宫办事，故意说担心回来太晚，宫门关闭，没有特批进不来。元帝给了他这个权利。当天晚上，石显称诏成功打开宫门。不久，有人告发“石显专命，矫诏开宫”。元帝还自以为是地拿奏章给石显看。石显知道元帝中计，却假意流着眼泪说，陛下信任小臣，让我处理政事，可是朝臣们眼皮子浅，都想陷害我，类似的事情远不止一次二次了，希望陛下明辨是非。元帝为显示他的真心，大大地奖赏了石显。于是石显的放肆，便没人能节制得了。
我认为，元帝之所以弄成这个样子，连起码的“召致廷尉”都不懂，他的老师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南宋陈普写有一诗，咏萧望之，“石显深持两世枢，尚书何苦恋中书。九原若遇韩延寿，祇共咨嗟叹两疏”。他是抱怨萧望之不能如“两疏”的全身而退。这“两疏”便是元帝的老师疏广、疏受叔侄二人。
太傅疏广精通《春秋》、少傅疏受精通《论语》、《孝经》。他们轮番教授七岁的元帝，一直教到十二岁。一边教书，一边还教训元帝，做了国君以后要以民为贵，省徭薄赋，缓刑宽政。元帝原本仁弱，有霸气也霸不到哪去，再这么耳提面命，越发无主见起来。
司马光批贡禹有这么一句话：“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这句话也可以用来批“两疏”的教授不得法。孔子是因人设教，在这点上疏广、疏受差得远了。史上盛称疏广、疏受功成身退，不恋权势，回家养老后又不为子孙置产业，皇帝赏他的钱，日日拿来请客喝酒。为人是值得称道，为师就极不称职。
而元帝一朝，还有一个重要之极的节骨眼——外戚，这也是西汉挥之不去的痼疾。元帝时，宦官风光得很，外戚似乎没什么声息，只帮帮腔。但元帝立王政君为后，结果王氏掀起的声浪比宦者还大。
我总是觉得，历史是历史的产物，后之历史必是前之历史之延伸，有所鉴借，亦有所总结地延伸。而延伸的结果有好有坏，有时前进有时也倒退，并不都如西方工具论所说的，都是一路演向文明。元帝的父亲宣帝立王倢伃为皇后，便是鉴借后宫争斗的结果。
宣帝本来不宠王倢伃，本想立宠妃、淮南宪王的母亲张倢伃，但担心霍显谋害太子的故伎重演，遂打消了这个念头。公元前64年，宣帝立没有生育子女的王倢伃为后，史称邛成皇后，命她养育太子刘奭。
王政君与王皇后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同姓而矣。甘露二年（前51），刘奭的宠姬司马良娣病死，太子很伤心。宣帝让王皇后去寻一个合适的人，以替补太子心里多出来的爱情窟窿。于是王政君就来到太子身边。当初王皇后中意王政君，或是看在同姓的份上吧，打个帮手，后宫那么杂。可是这一帮，将大汉给扳倒了。
王政君当年就生下一个儿子，即后来的汉成帝。元帝临终顾命王政君的兄长王商，职位是大司马大将军，王氏自此得势。王莽便是王政君的侄儿。
附：臣光曰35：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夫恭、显之谮诉望之，其邪说诡计，诚有所不能辨也。至于始疑望之不肯就狱，恭、显以为必无忧，已而果自杀，则恭、显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动奋发，以厎邪臣之罚。孝元则不然，虽涕泣不食以伤望之，而终不能诛恭、显，纔得其免冠谢而已。如此，则奸臣安所惩乎。是使恭、显得肆其邪心，而无复忌禅者也。（《通鉴》卷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