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评唐朝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臣光曰100）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上距唐朝开国140年，下距唐朝灭亡149年，差不多介于整个唐朝289年历史的中间点。而这个中间点，对于有唐一朝，意义十分重大。因为过了这一年，先前说话算数的皇帝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说话不算数的皇帝。坐大的强藩悍镇，不再拿圣旨当一回事。于是全国一盘棋，变成全国一盘沙散，山头林立，各自为镇。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会有如此严重的挫裂力呢？且看历史的说法。
是年十二月，平卢节度使王玄志死了。唐肃宗派中使（太监）前去抚慰将士，并负责调查摸底。看看将士们是否有中意的节度使人选，如有，就依他们的意思，“授以旌节”。裨将、高丽人李怀玉乘机杀死王玄志的儿子，推立姑丈侯希逸为平卢军使。唐肃宗竟然默认了，因以侯希逸为节度副使。《通鉴》说：“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
这件事情初初看来似乎极平常，但其后坐影响力却是无穷大。节度使由军士擅自废立，无疑宣告了朝廷对藩镇的全面失控。此一点与大将的玩寇之志（《玩寇的起因》），及后来的宦官之祸，实际上构成了唐室乱政的三大主因。
司马光“臣光曰”第100篇评论了此事，文章很长，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层意思：
一，尊卑有分，是为了免生觊觎之心。因为人之性情，皆有锦衣玉食的欲望。因此，需要有礼，让世人明了各自的定位，免生非份之想，这样现世才有秩序。而皇帝行使“爵、禄、予、置、生、夺、废、诛”这八大权力以御下，便是要确保这个秩序的有条不紊。如果人君做事失了这个权柄，那如何有效地领导手下人呢？
唐肃宗时遭中衰，幸而复国，理应借此时机，大力阔斧，整顿朝纲，“正上下之礼以纲纪四方”。可是唐肃宗却苟且一时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偏裨士卒，杀逐主帅”，朝廷不以为罪，反顺水推舟授以职任。这就是典型的姑息了。如此一来，大家也跟风，手握重兵的将帅之任免，不由中央，全凭将士之喜好，乱局哪会有终了的时候？
二，清明之世，必是赏善而诛恶。奖赏善举就是为了劝人为善，惩罚恶行就是为了戒人作恶。而唐肃宗放过杀人的李怀玉，又依从他的意思任委侯希逸为节度使，无疑是肯定、奖赏、鼓励这种恶行。
于是乎，作为部下，一门心思要取代上级，一有机会，便毫不犹豫地动手。作为上级，丝毫没有安全感，老得提防着部下，一有风吹草动，也要乘其不备而杀之。彼此都想着先发制人，岂是长治久安之计？
胡三省说，此“二言曲尽唐末藩镇、将卒之情状”。我以为，唐代后期的藩镇割据，跑不出这二个路数。其结果是士卒可以欺陵副将，副将可以欺陵将帅，那么将帅欺陵天子，也就势所必然的了。
事实亦是如此，目不识丁的朱温最后凭着精兵强将，篡了唐朝去。之后的五代，军人乘权，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藩镇与五代，前后大乱几二百年。
追原藩镇之乱的根源，唐肃宗实难辞其责。唐肃宗就如西汉的元帝，实为有唐国势之分水岭。唐肃宗是自废“武功”，礼由天子自坏，并非臣下坏之。周易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其渐始自唐肃宗，最后上下习以为常，尾大不掉。朝廷再无有足够强大的势力，将兵权收归中央，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武人蛮横。继起的宋太祖，有鉴于此，易以文臣出将，藩镇横逆之局面才得以终结。
关于司马光追责唐肃宗的观点中，清初王夫之提出异议。他认为，察将士之意愿而立帅，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这样不但可以避免军士因不服主帅而产生内讧，而且会促成“军效于将，将效于国”，上下一条心。
王夫之有点现代民主的意思。但问题是，这样选出来的将帅，只看部下的脸色，不看朝廷的脸色怎么办？一国三公，政出多门，这样的国势也就可想而知了，更谈何效力于国家呢。
附：臣光曰100：夫民生有欲，无主则乱。是故圣人制礼以治之。自天子、诸侯至于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伦，若纲条之相维，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其在周易，“上天、下泽，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谓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己也。苟或舍之，则彼此之势均，何以使其下哉。
肃宗遭唐中衰，幸而复国，是宜正上下之礼以纲纪四方，而偷取一时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将帅，统藩维，国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无问贤不肖，惟其所欲与者则授之。自是之后，积习为常，君臣循守，以为得策，谓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杀逐主帅，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拔之。然则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乱之生也，庸有极乎。
且夫有国家者，赏善而诛恶，故为善者劝，为恶者惩。彼为人下而杀逐其上，恶孰大焉。乃使之拥旄秉钺，师长一方，是赏之也。赏以劝恶，恶其何所不至乎。书云：“远乃猷”。诗云：“猷之未远，是用大谏”。孔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天下之政而专事姑息，其忧患可胜校乎。由是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间则攻而族之；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间则掩而屠之。争务先发以逞其志，非有相保养为俱利久存之计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厉阶，肇于此矣。
盖古者治军必本于礼，故晋文公城濮之战，见其师少长有礼，知其可用。今唐治军而不顾礼，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之陵天子，自然之势也。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然后大宋受命。太祖始制军法，使以阶级相承，小有违犯，咸伏斧质。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大庭，无思不服，宇内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军以礼故也。岂非诒谋之远哉。（《通鉴》卷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