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川外语学院教授
林克勤
18世纪末、19世纪初无线电广播的发明和使用在对外宣传史上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双方不仅在海、陆、空展开激烈战斗，而且在宣传领域互相角逐，而承担这一使命的工具就是广播。各交战国把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移植到这个领域，并根据广播的特点创造了种种新形式，提出了各种理论。因此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国际广播大发展的时期。1939年从事对外广播的国家有27个，而到1945年已增加到55个，播音的语种和时间也大大增加。美国宣传问题专家罗乐曾经说：“在我们这一代，观念能驱使人民推翻政府、麻痹据守在水泥工事后面的军队，广播已成为征服的绝顶重要的工具了。”其宣传效果不比枪弹那样具体和立竿见影，然而其潜移默化的作用是无可估价的。这就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称之为“第四战线”的战斗，即海、陆、空之外的“广播战”。在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作为当时中国政府唯一成熟的广播宣传工具，发挥了抗日救亡、团结人民、不惧牺牲、争取外援的作用。尤其是在迁都重庆后，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宣传电波更成为中国军民的“精神堡垒”，被日本人又恨又怕地称之为“重庆之蛙”。本文试图通过对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诞生发展和八年陪都岁月抗日宣传活动的回顾，分析该时期国共两党携手抗日在广播宣传中所体现出的陪都风骨和民族精神。
一、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成立始末
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无线广播电台，简称中央广播电台，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电台，业内人士都称之为“央广”，而最早组建并一直领导“央广”的就是国民党元老、实权派人物陈果夫。
无线电传入中国以后，当时国内多是外商主办的电台，陈果夫有一次听到上海开洛公司的广播后，深感其政治宣传之价值。他认为，用无线电广播作宣传与教育，比办报要得力得多。因为办报要受识字人数的限制，而当时识字人数并不多，而广播则不论识字与否都能听懂，而且较少受距离的限制，不论远近都能立即到达。因此，他开始着手建台，原计划在广州建立电台，并从黄埔军校中选拔了30名学生，设班训练。但由于当时广东革命政府经费紧张，未能付诸实施。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国民党高层深感“主义急于灌输，宣传刻不容缓”。1928年2月，陈果夫联合叶建伧、戴季陶等中央委员，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提议设立广播电台，获得一致通过。3月，陈果夫得到报告，有人在上海定了一架500瓦特的广播机，还没有付定洋，如果要买可以先定下。当时，蒋介石下野还没有复职，大部分中央委员也不在南京。但陈果夫认为这家广播机正是中央急需的宣传工具。因此，他当机立断，自己设法借了7000两白银付了定洋。后来在中常委会上追认准予通过。以后，由陈果夫陆续设法垫付关银1.9万两，向上海美商开洛公司订购500瓦特电力的中波播音机设备，包括5000瓦汽油发电机的电源，两座140尺高的自立式铁塔和室外发音设备。1928年8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呼号XKM，其中X是国际无线电台公会为中国广播电台专用的字母，KM代表国民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和开播典礼。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等人出席开幕式。这次开幕式也是首播式，“央广”将会议实况转播出去，蒋介石在开幕式上致词，戴季陶、陈果夫相继演讲。这座电台虽然是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电台，但由于电力紧张，电波仅局限于东南一隅。陈果夫等人也认识到，中国广播业刚刚起步，与先进国家相比还相差很远，必须加大中央电台的电力。
1932年孙中山诞辰66周年纪念日，一座功率为75千瓦的新广播电台正式在南京江东门外北河口的新址开播，到会的国民党中央要员、中外来宾和记者达1000多人，凡有收音机的地方却被围得水泄不通。新台呼号为XGOA，这座新建的广播电台被称为“东亚第一，世界第三”，电波遍及海内外，当时日本大为震惊，因为其国内仅有10千瓦的电台5座，其全国电台的电力总和还不及我国一座。“央广”的广播对日本具有相当影响力，夜间该台的广播于日本九州、东京均可以收听到，并对福冈放送局产生严重干扰。“央广”当时与福冈放送局的频率仅相差1.8kc，但福冈放送局电力只有500瓦，地方听众便无法收听地方广播。由于居民都不清楚“央广”的广播节目来自何处，因此日本将此广播称为“怪放送”，一时引起骚动。“央广”成立后遇有重大活动都做到现场直播。如1929年5月，孙中山灵柩由北京运来南京举行“奉安大典”期间，“央广”除在广播中宣传外，还装置迎灵宣传列车，沿途到站宣传，播放哀乐，宣传孙中山一生事迹，宣讲三民主义。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央广”曾邀请一些爱国将领作广播讲话，宣传抗日，号召全民抗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爱国将领冯玉祥曾多次到电台作广播讲话，呼吁全民团结抗日。1948年3月国民党召开首届国民大会，4月19日举行总统大选，“央广”都进行了实况转播。
“央广”成为党国喉舌后，陈果夫牢牢掌握了对电台的控制权，其骨干多是出身上海交大、留学欧美的机电专业人士。1936年2月6日，国民党中常委会议决定设置“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作为国民党管理全国广播事业的决策机构，全国所有的民营、公营电台都受该会的监督和管理，陈果夫任主任委员。这个机构是由中央广播事业处、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交通部、内政部、外交部、教育部各派代表一人组成。由于牵涉到的部门很多，谁都很难控制。可是，由于陈果夫是创立广播事业的元勋，又是党国元老，他始终牢牢控制着这个机构。这座党国喉舌的历任领导骨干都与二陈和后来的“中统”关系密切，首任“央广”主任是徐恩曾，后来的中统特务头子，第二任电台主任是吴道一，这些人都与陈氏兄弟有着密切的关系。
抗战爆发前，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共开过五次会议，每次会议都由陈果夫亲自主持，规划全国广播电台系统及设置办法，征收全国收音机执照费等。自中央电台成立以后，广播事业逐渐为社会重视，各公营、民营电台创办的也越来越多。1934年，仅上海一地就有电台54座，由于周率、呼号等没有统一的标准，各电台互相干扰的现象很普遍，极不利于广播事业的发展。但指导委员会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审查广播节目内容上。1936年2月20日，委员会发布命令，要求各地公营和民营电台必须从每天晚上8点到。9点05分转播中央广播电台节目（星期天除外）。1936年10月28日，《指导全国广播电台播送办法》在全国颁行，要求凡是属于宣传、教育、演讲的内容，公营电台应该占多数，民营电台也不能少于40%，更为具体的是，各电台必须把制定的每期节目表送到指导委员会审查，每天播送节目的标题和主持人姓名，除转播中央电台节目之外，也要提前报指导委员会审阅。
1936年5月，“央广”加入政治国际广播公会，6月，由吴道一赴瑞士参加该会。这是中国广播事业以独立姿态迈入国际社会的开始，也为抗战时期的对外宣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陪都八年中的“重庆之蛙”
1937年10月29日，淞沪会战失利、南京蒙尘之际，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首次正式提议：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借以争取战略退却之主动地位，力避全盘溃败之忧。次日，国民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决定接受提议，迁都重庆。
建台以来，广播电台一直被国民党当局认为是重要的战争宣传工具。1937年底国民政府从南京一撤退，事先已得到充实的长沙广播电台即暂时接替“央广”进行播音，接着便在武汉加强广播电台的建设，而更长远的眼光已落在重庆，准备在那里建立功率强大的电台。
1937年底至1938年初，重庆还处于一片忙乱之中，中央广播电台即在上清寺中央党部新址范庄附近将聚兴村6号租为办公室。由于战争的逼近，人们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前后只55天，从南京、武汉运抵的设备就装配成一部10千瓦中波发射机。1938年3月10日，新的“党国喉舌”在上清寺重庆牛角沱陶瓷职业学校旧址恢复播音，播音语言有国语、英语、蒙语、藏语、回语、厦门语、粤语等。至1944年初，除去专作国际宣传的35千瓦短波电台外，共有两个中波、两个短波同时播送，总功率为31.5千瓦。
这座“党国喉舌”在抗战时期的辉煌之处是建成了功率强大的短波“国际广播电台”，功率达35千瓦，到1945年6月抗战胜利前夕，已加强为45千瓦。
这座空前强力的短波电台的出现，使得短波广播、国际宣传顿时改观，大大弥补了中波广播的不足，它根据国际时差以及不同的季节，采用几种定向天线，向国内、北美、欧洲、东亚、南洋、印度等广大区域分段广播。强大的音波传向四面八方，这使得日本方面极为震惊，不得不严禁沦陷区的民众收听短波广播。这座电台的英文名字叫TheVoiceofChina（中国之声），主持工作的是我国第一位到达北极并进行科学研究的“央广”总工程师冯简。
“央广”是当时名流荟萃、要人群集的地方，特别是作为陪都的重庆又是大量国际机构和国际人士驻扎和活动的所在。“央广”开播时屈居于陋室之中有碍观瞻，又不利于工作。所以，国民政府刚在重庆立定脚跟就着手建设“广播大厦”，选址在上清寺聚兴村火烧坡。1938年开始兴建，在空袭中边炸边建，至1940年底彻底竣工。这座大厦共三层，在当时不但是广播电台的中心，也是许多政治文化、社会活动的场所。从此，“央广”便在重庆渡过了八年血与火、牺牲与抗争的岁月。
当时器材运输十分困难，多是由印度、缅甸一带翻越崇山峻岭抵达重庆，日军的轰炸更是巨大的威胁，破坏和建设几乎是同步进行。1938年8月28日和9月3日，中央广播电台沙坪坝短波机房和土湾电力厂接连被炸，损失32万元的器材。1939年的大轰炸使得备用蒸汽发电机厂房屋损失殆尽。1941年5月至8月，“央广”遭到日机十次轰炸，播音室被迫转移，室外运输线路随毁随修。
为了抵御空袭，人们大规模地修筑地下工事。1940年9月底，“央广”和国际电台的机器都移入地下室内，使得主要设备得到了保障。所以，尽管日机空袭中每次都把“央广”视为重要目标，然而始终未能摧毁。日本东京报纸曾经有这样的记载，“我皇军飞机大炸重庆，那里的青蛙全部炸死无声。为什么那个扰人的中央电台还是叫个不停？”
“央广”在节目安排和设置上都比较注意激发民众抵御外侮、保卫民族生存的受国主义精神。用《中华之光歌》和《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每天的开始曲，用《满江红歌》和《总理纪念歌》作为每天的结束曲。为配合抗战宣传，“央广”较长一段时间都开辟有《抗战讲座》（每周四次）、《抗战教育》（每周二次）、《战地通信》（每周一次）、《民族英雄故事》（每周三次）、《抗战歌曲》等节目。
除了弘扬抗日救亡，宣传爱国主义之外，中央广播电台在陈果夫动议下还担负起了向敌方直接宣传，开展广播战的特殊任务。“央广”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就曾开办日语宣传，着重向日军和日本公众说明战争真相和中国政府的态度，迁渝之后，国府更加重视对敌宣传，大打“心战”。1939年5月26日，“央广”邀请了一名叫植进的日军战俘在上清寺的播音室向日军和日本国民作了一次广播讲话。1939年5月，正值日机轰炸重庆最疯狂的时候，市区到处是房屋倒塌，火光冲天。断壁残垣、死难市民随处可见，这些都唤醒了他的良知。如他自己所说，“我这次到中国内地来，看到许多的中国老百姓家屋被日本飞机炸毁，并看见许多无家可归的难民时，我真难受。为什么日本军部这样残酷？他们为什么老是要炸中国的老百姓呢？据我亲眼所见的被炸的地方，全是和军事机关毫无关系的商店、民众……”。
“这次被征到中国来作战，在某地被捕时，我每日想着将来一定会被杀的。但是到现在，中国军队不但不杀我们，反优待我们，这是我所想不到的……这次我们由安徽省某县移动到此地的路上，格外承中国各界的优待。例如经过某县时，某县长还特别来慰问我们，县里老百姓也有许多人来看我们……我们在日本时，日本军部不断地宣传着：中国充满赤化思想；日本为了防御赤化思想而来和中国战争；中国人不和邻国的日本亲善，却借外国力量来虐待在华日本侨民；中国军队如捕到日本兵时，随即会施行惨杀……”
植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驳斥日本军部的这些欺骗性宣传，他指出，“在这次的战争中，中国国民的心理状态正酷肖日本国民在日俄战争时期的心理状态。他们完全是为了拯救自己民族的生存而抗战的。他们不想打倒日本杀害我们的百姓，却只是不屈不挠地抵抗日军的进攻。这是大陆生长的中国人民伟大性的表现，真使我们感动。我们同胞现在正是为着日本军阀牺牲着，万一日本果真打了胜仗，在我们一般国民，尤其是老百姓的我们，究竟能够得到什么东西呢？所有的利益，不都是被日本军阀和财阀们独占去了吗？日本国民现在不是正被征收、被榨取着庞大的军费吗？要缴纳的税金，又那么多，现在国内的物价又都是无可形容得那么贵，生活又那么苦。最后我们可爱的孩子、兄弟、丈夫、父亲也在战场送了命，结果换来的不是如玩具一样的毫无价值的徽章吗？”
最后他呼吁，“我们亲爱的同胞们，我们应该早日觉醒。我们的敌人不是中国却是日本军阀。如以上所讲的，实际破坏东亚和平的就是日本军阀。现在我们应该逃出无谓的牺牲，而来和和平中国国民握手，对日本军部表示反战。积极方面即参加中国抗战，共同努力，争取东亚的真正和平。这正是日本国民的第一急务啊。”
本来，植进这一代军人长期受日本军国主义毒素的灌输和武士道精神的熏陶，满脑子都是征服世界的思想，熟记效忠天皇的《军人训诫》和《军人敕谕》，但是，战争使不少日本军人看清了世界和形势。但做这样演讲是需要勇气的，也是需要讲求宣传技巧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往往会束缚日本人的思想，他们对日本这个国家和天皇有着一种很复杂的情感。正如中国的日本通高宗武在他的《对日宣传事项》中提到的，对日宣传要避免攻击日本国体皇室，避免伤及日本整个民族，避免伤及日本整个陆军和海军之荣誉等等。总之，对日宣传战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整个抗战的胜利起到了支持的作用。
“重庆之蛙”在重庆的八年中日夜不停地用14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绝不仅仅是起着“党国喉舌”的作用，而是搭起了一座各种力量团结起来反抗法西斯的政治舞台。这座政治舞台在巴山蜀水拉开了帷幕，在日本炸弹的爆裂声中，时时播送出为中华民族的抗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迸发出的强有力的呼声。
三、“重庆之蛙”体现出的陪都抗战精神
1.团结一致，共御外侮
①摒弃意识形态的分歧，形成统一战线，播放共产党人的呐喊1939年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彻底破灭。日本在战略上作了重大的调整，即“尽力把民族矛盾引向主义的对立”，对国民政府加紧诱降。美、英、德也积极策划中日议和，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周恩来应“央广”之邀从重庆的“小延安”（红岩村和曾家岩）来到“央广”作了一次专题广播演讲，其题目是《二期抗战的重心》。他首先剖析了抗战进入新阶段后战争形式的变化，“不论从敌我及国际哪一方面看，二期作战的重心都在敌后。武汉陷落以后，敌人指出新阶段的战争是建设战争，这说明重心是在敌后。我们南岳会议，最高统帅的指示，如‘政治重于战争’、‘民众重于士兵’、‘宣传重于作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精神重于物质’、‘节约重于战争’等等，以及决定以几分之几的人力兵力财力深入游击区域，也都是重视敌后的明证……”
接着，他用巧妙的方式抨击了投降反共的思潮和日寇的诡计，“敌人速战速决的方针既归失败，于是进而便以诱降的手段，发表近卫声明，企图速和速结。这个声明虽然勾引了卖国贼汪精卫的响应，但禁不住委员长驳斥声明的当头一棒，打得近卫下台，汪精卫暴露了卖国投降的原形。”他更以精辟的论述明确提出今后抗日的战略，“争取敌后的方针，便是扩大发展游击战争，也可说是开展敌后的全面战争。……因此，我们今天的要求，是全国最好的兵力，最优秀的人材，都应该深入敌后，争取敌后，在那里去建立根据地，到那里去消灭敌人，以争取二期抗战的胜利！”
周恩来十分重视广播宣传在形成国共统一战线、团结广大爱国人士中的作用，他和彭德怀、邓颖超、吴玉章等中共领导人先后在武汉、重庆、成都等地发表广播演讲。这一次，他作为中共的高级领导人登上“央广”这座“党国喉舌”的舞台，其意义非比寻常，传达出了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坚定立场和信心。
②政教携手的抗战呼声
1942年5月18日，美国天主教联合会致函国民政府，请求中国教友为全美人民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祈祷，为美国人民祝福。这不是一次单纯的宗教活动，而是与当时致力于中美友好、吁美援华等形势密切相关的政治活动。国民政府对此非常重视，邀请中国天主教的名人于斌组织这一次对美广播。于斌是中国宗教界的名人，他同胡适一起被称为蒋介石的两大国宝。他早年留学意大利，获博士学位，并同天主教接下了不解之缘。1936年他被教皇任命为南京地区大主教，参加其就职典礼的教友达数万人之多。他与梵蒂冈关系密切，绝非一般的宗教人士，又与西方列强关系颇深。于斌大主教于6月3日在“央广”作“美国祈祷日”的广播演讲。于斌主权在演讲中谈时局，谈战争，谈中美友谊。他虔诚地请求上帝赐福，祝福美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并在战后创造一个幸福美满的社会，这次既是广播演讲，又是公开祈祷。这篇演讲在美国民众中特别是宗教界影响巨大。6月7日于斌主教与中国天主教文化协会全体会员、全国各教堂一起背诵“念珠祷”，为美国人民祈祷。对这些活动“央广”都作了重要报道，声势十分浩大。巧合的是，时逢美国海军在中途岛与日本海军决战，在尼米兹上将的正确指挥下，美军以少胜多，大获全胜，成为太平洋战争的一个战略转折点。捷报传来，美国举国欢腾，中国和其他同盟国也是欢欣鼓舞。这可以说是政教携手，抗击暴日的一个奇迹。美国宗教界对中国的精神支持十分感动，号召全美教友“于十日间择日”为中国祈祷，作为回报。这一事件进一步增强了中美两国携手抗敌的决心，对美国援华战略起到了根本性的促进作用。
2.不怕牺牲，坚持到底
抗战陪都重庆自古世风淳厚，民气刚烈，从无割地求荣的耻辱历史，更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体现出了独特而光荣的抗战风骨，八年抗战中，川、渝子弟300余万奔赴前线参战，牺牲、负伤、失踪达70余万人，中国军队阵亡将士中，川、渝将士居五分之一。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自此，中国战时政略和战略指挥中枢全部移驻重庆。重庆从战前一普通省辖市跃升为中国战时首都，从一古老封闭的内陆小城跃升为抗战后方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经济和交通中心，成为与伦敦、华盛顿、莫斯科并列的反法西斯国际名都。
根据日本天皇裕仁意旨，日本军部曾制订“大陆令第241号”、“大陆令第345号”、“大陆令第925号”、“大陆令第1252号”等侵华战略方针，将“敌国战略及政略中枢”重庆确定为“航空进攻作战”的首要目标。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根据“101作战令”、“102作战令”等作战方案，联合对重庆实施“航空战略轰炸”，为期五年半，史称“重庆大轰炸”。
1940年8月19日、20日两天，日机对重庆进行了最肆虐的“地狱式轰炸”，蒋介石在南岸黄山远眺火海中的重庆，感叹重庆市民“徒凭满腔热忱与血肉，而与倭寇高度之爆炸与炮火中周旋，于今三年，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
“央广”在这血火八年中，不仅要躲避日本的狂轰滥炸，保全播音设备，更要把国民政府和外国使节、政要盛赞重庆军民牺牲精神的讲话通过广播播出，以鼓舞军民士气，表达政府、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与意志。
1942年6月14日，在重庆各界庆祝“联合国日”大会上，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在“央广”对英国民众发表广播讲话，盛赞重庆的伟大，“自日本开始进侵中国，迄今已五载，……中国仍屹立不移，足以象征不屈不挠意志与决心之重庆，乃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这一名词。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庆乃联合国所有振奋精神之象征；为独裁者而言，重庆乃若干民众甘冒危险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者之束缚之象征。……例如余可提及日本故意轰炸各大学及学校之政策，然此等轰炸并未达到其预想之效果，中国学生于临时大学，继续攻读不辍，吾人于亲眼获睹此等艰苦之余，实感无限欣慰，此乃中国前途之最佳保证。重庆之民气仍极高涨，斜枕于扬子江上之重庆城，到处断垣残壁，然附近山丘与河流，均经开发，市民也孜孜不倦，使一切生活照常进行。在空袭警报网及防空洞之供应方面，重庆直可与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较而无愧色。重庆之应成为世界思想中之一项事物，实无足矣。”
1945年抗战胜利后重庆各界在军事委员会大礼堂举行庆祝国民政府胜利还都大会，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高度赞扬重庆在抗战史上的贡献和地位：“我们政府在抗战局势艰难危急的时候，迁都重庆，经过长期艰苦的奋斗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这固然是全国军民同胞一致努力的结果，然而我们重庆同胞与政府同甘苦共患难，生死战败相一致的关系，较之其他各地，尤为密切。回想敌势猖獗时期，重庆每天都要遭受敌人残忍的轰炸，市民同胞的生命财产遭受不测的损失，然而大家为表示对于抗战的忠诚，对于政府的拥护，前仆后继，效死勿去。这种忠贞不贰、艰苦卓越的精神，是本主席梦寐不忘的。至于重庆市民在抗战期间输财输力之多，尤为全国其他各地之冠，这种伟大的贡献，在将来抗战史上必将大书特书，而永垂国民效忠国家的良好模范。”
3.国家利益，民族至上
1942年6月，珍珠港事件半年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宣言，结成反法西斯国际联合阵线。美国也同中国正式结成了同盟之邦，但是日本仍占领着广大的中国国土，国民政府单靠自己的力量无力恢复失地，便寄希望于美国的援华政策。这个时候，宋美龄在外交和对外宣传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中国现代史上，宋美龄受时代的局限，把自己的命运和蒋家王朝联系在一起，注定地成为悲剧人物。然而在中国抗战的艰难岁月，她利用自己“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站在民族救亡的风口浪尖上努力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尽管她不是职业外交家和宣传家，她却赢得了极大的成就，造就了难得的人生辉煌。她在美国国会的著名演说，被认为是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她成为美国著名杂志《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纽约时报》等大报及国会领袖誉其为“世界著名女政治家”。美国学者以为她在美国“博得了人们极大的钦佩和欢迎，这是自林德伯格成功飞跃大西洋以来，任何人没有受到过的待遇”……她被认为具有“一流外交家的禀赋”。
宋美龄的名字最初为国际社会所熟悉，是通过当时的广播和报纸等传媒工具。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夫人，同时谙习西方政治、英语水平无可挑剔的宋美龄就认识到对外宣传、与国际社会沟通的重要性，主动担负起这个责任，常以国民党政府的半官方发言人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利用媒体竭力向美国及世界各国宣传中国的顽强抗战精神，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中国抗战正义事业。由于她身份特殊，对中国抗战和国民党政府的政策立场的阐述权威而准确，加上她的外交和公关天赋，她很快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宣传者，中国抗战事业的国际代言人。她优雅的形象、犀利的言辞、悦耳的声音以及浓浓的美国南方口音，大受传媒和听众欢迎。在这些活动中，蒋宋通过“央广”直接对美广播是重庆期间抗日宣传活动中的一次成功范例。
1942年6月1日，“央广”安排了一次特别的对美国广播节目，即在美国的陆军纪念日由蒋介石夫妇向美国广播，美国方面则安排国家广播公司（NBC）于陆军特别节目中向全美转播。
蒋介石在这次讲话中简单介绍了中国抗战的情况，呼吁美国加速以军备援华。他说，“我们这五年以来的战争，差不多只凭籍我们军民的血和肉，与敌军的飞机、战车来奋斗，……但是我们的同盟国要对倭寇得到最后的共同胜利，就非供给我们以机械化的重武器不可。今天我们中国军队若能得到你们美国现在所制造的十分之一的武器，我相信太平洋同盟国作战，就可以发生十分的功效……我今天以你们美国战友的资格，以中国战区统帅的资格，特向我们同盟美国的军民再提供保证。我们中国军队如能得到他所需要的适当配备，中国军队不仅更能持久抗战，得到最后胜利，而且为我们同盟国获取共同胜利的一个决定因素……”
宋美龄为蒋介石翻译之后，继而用英语作了一个简短的演讲，驳斥日方与中国求和的欺骗宣传，呼吁同盟国对中国施以援手，打败暴日，结束战争。
接下来美国空军将军比赛尔、飞虎队人员均作了广播演讲，他们在讲话中大力赞扬来华美军人员与中国的良好合作，呼吁美国援华，“……中国军队急需军火、医药用品，美国航空运输应将这些物资源源运来，也是美国的光荣……中国有忍耐艰苦的能力，有不折不挠的坚韧性，足为全世界的表率与鼓励。美国得与中国为盟邦，尤其是莫大的光荣！”
这一次广播宣传相当成功，美国陆军部长马歇尔在给“央广”发来的电报称，“此次贵台播送之特别节目，在美国转播结果十分良好，引起美国千百万听众热烈兴趣及好感。”其他国家，如英国也赞中国军队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实际贡献，并提出英国对华援助及保持友好关系的保证。
1942年6月2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于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加紧援华，制服暴日。当然，这一方面是整个国际形势大势所趋，但蒋介石夫妇代表国民政府为争取国家利益，树立中国在反法西斯阵营中的地位的一系列广播讲话确实也广泛地动员了国际社会的舆论力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历史是客观的存在，其价值也应公允地评价。对于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的作用时下已有了公允的评价。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喉舌――中央广播电台在陪都时期的抗战宣传活动，现在我们也不应将其淡化在教条的政治判断之后。事实上，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央广”作为中国政府的成熟宣传工具在抗日救亡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它播出的不仅是国民党抗战的声音，也有中国共产党和广大民众的呐喊。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战线的领导力量，农话在抗战时期亦做了大量的舆论宣传工作，只是由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迟至1940年底才开始建立，而“央广”当时已是国内、国际舆论宣传的主要手段的原因，国共两党的抗战宣传多在“央广”这座舞台上展开。至于“央广”在内战中和迁台之后的表现则不在本文论述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