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文对忠诚内涵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个体对组织产生忠诚，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诱因。这些诱因促使个体对组织产生“思、言、行”合一的效忠表现、奉献行为以及心理情感。
一、生命和财产安全保证是基本诱因
人类在长期的自然竞争之中，之所以选择群居（或者选择成为某个组织中的一员）而非独自生活以对抗自然，是因为这是生存和生命延续的本能选择，也是个体最基本的本能性思考。
在自然界中，个体在最佳时机对最严重困难的快速判断或者快速锁定并作出迅速反应能提高生存概率，能够迅速区分朋友和敌人的能力能提高个体在危险世界的生存概率，在此之上建立信任和认可并且发展成为相互的忠诚是人类长期进化的必然结果，忠诚带有本能的甚至不为个人意识所察觉的生理动机，否则任何个体都难以生存，人类更是如此。个体只有在选择或者依附其他个体或群体以后，才有可能通过贡献自己能力的同时得以借助他人或群体的力量保护自己的生存，否则最凶猛的单只雄狮也可能被其他的动物群所猎杀；同时，最强悍的群体也只有接受最适合的个体以后才可能保证群体的生存与壮大，正如狮群若想生存必然会淘汰瘦小的幼狮一样。这种安全或者生存保障的本能是形成相互之间信任和信赖的最低要求，也是个体依附他人或者群体的最本能最基础的动因。
生存和安全保障是个体对组织产生忠诚的第一个要素，有时这种保障可能只能通过血缘开始。血缘延续是形成生物物种最基本的信任和认可的因子，同时这也是个体对他人或者对组织产生忠诚最本能的原始动力，或者说是一种天性，社会在人们走到一起并且以一种团队或者商业共识分享彼此的天性需求中进化了。
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所分析的，个体一旦融入群体形成更大规模的群体之后，“法不责众”的心理油然而生，法不责众指群体的自我心理暗示，这是一种非常卑微的心理安全感。首先，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会受到惩罚，而且人越多，这种信念就越坚强。然后，他们会因为人多势众而产生强烈的力量感，这会使得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动，这种内心深处的需求，有时甚至无需通过语言进行表述，天然导致个体产生归属组织的行为，表现出“思、言、行”的本能统一和一致。
换言之，一个个体或者组织要想吸引另外一个个体或者组织对其产生忠诚，就必须给其提供安全和生存保障承诺，哪怕这种保障无法进行事先验证。没有一个个体会选择对其生命产生威胁的组织效忠，当一个组织无法保证其成员安全的时候，其组织成员会开始产生叛离行为。对于企业而言，虽然没有广泛涉及到个人的生命安全，企业对于客户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最低品质安全或者其他用途的最低标准承诺，实质上具有同等程度的内涵。
安全与生存保障的需求是个体对组织产生忠诚的第一个诱因，也是最自然和最本能的要素。
对一个企业组织而言，这种保障实质上是企业所生产和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核心功能的质量保证。一个企业如果要想持续获得顾客的忠诚，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给客户提供安全可靠、符合顾客期望的高品质产品生命安全与财产保障是个体对组织产生忠诚的首要诱因。
或者服务。没有顾客会选择购买一个明知道对其产生危害行为的企业的产品，当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危及顾客人身安全的时候，这个企业必然面临顾客的大量流失，正如同凯丽·慕尼和劳拉·伯格海姆在《摸透顾客心——品牌忠诚度的提升之道》中所说：“在所有的事物之中，品质是最重要的”。而这种最自然和最本能的诱因，也是个体对组织或者企业无法抗拒的最持续的诱因。
二、利益比较是驱动诱因
个体在选择此组织而非彼组织时，首先会比较此组织与彼组织对个体在生存和安全方面的保障程度。当一个个体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或者无法保障时，往往会在机会面前放弃他原先所依附或者忠诚的组织，同时放弃其已经积累的所有经济上甚至是社会地位和名誉上的积累，而选择逃离该组织，去前往能够使其生命和安全更有保障的组织。这个时候他不会再去进行经济上的理性思考和分析。这一点可以从每次战争发生的时候，大规模难民逃离故土得到明显的验证。
除去此种生存和安全的本能驱使之外，个体对组织的忠诚还具有理性分析和经济比较的因素存在。现实生活中，每个独立的自然人，都会认为自己是理性的，能够独立地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分析和选择。无论此种选择是冲动暂时的，还是经过深思熟虑过的，总是个体在经过一定程度的选择、比较之后做出的某种行为取舍。组织之间的忠诚也同样存在这种理性分析和经济比较的因素。
但是，我们同样知道，任何个体都是在有限的信息黑箱中，通过自己认为的所谓理性的分析和比较对忠诚对象作出选择的。在其作出忠诚于此（甲）而非彼（乙）的选择的时候，他首先会在安全与生存得到保障之后，考虑分析其从中能够获得的利益。这种利益可能是金钱上（X 1）的，可能是物质上（X 2）的，可能是社会地位（X 3），也可能是一种权力（X 4），还有可能是其他的对于他自身来说或者他所处环境赋予他所认为有利的其他因素（X n）。他从此种选择所获取的利益P（甲）可以用公式表述如下：
但同时在他作出获利分析的同时，他也会比较选择此（甲）而非彼（乙）自己所付出的代价（忠诚代价），这种代价会包括放弃选择其他组织而产生的机会收益（Y 1）、自己对组织的价值贡献（Y 2）、劳动付出（Y 3），或者是其他的社会地位（Y n）等等。他从此种选择中所付出的代价L（甲）可以用公式表述如下：
同样，他也会对选择乙，作出同样的理性和经济分析，选择乙的代价可以用公式表述为：
因此，个体在生存和安全都可以得到基本保障的前提下，在做理性分析选择忠诚于某个组织的时候，他会去比较选择此（甲）的净收益与选择彼（乙）的净收益：
选择甲的净收益NP（甲）=P（甲）-L（甲）
选择乙的净收益NP（乙）=P（乙）-L（乙）
当NP（甲）〉NP（乙）时，他会选择依附或者忠诚于甲组织，反之，他会选择乙组织。
因此，利益上的理性分析或经济分析，是个体选择忠诚于此而非彼的第二个层面上的要素，他能够获取的信息越充分，所能够作出的分析就越理性、越全面。个体在作出分析和选择的时候，往往都会认为自己是充分理性的，而且已经获得了全部的信息，包括它所面临的机会成本和机会收益。
当个体选择效忠某一个组织时，在没有出现安全和保障方面的差异之后，他可能马上就会进行利益上的比较，这种利益有时并不涉及物质和金钱层面，而可能更多的只是精神层面上的愉悦感和幸福感。尽管有时候这种无法客观评估的精神层面上的愉悦和满足在另一个个体看来很幼稚且没有价值，但在他的内心评估上却完全不同，而这往往在外人看来是非理性和冲动的。在安全无差异之后，一般情况下，个体总是会选择效忠于能够给其带来更多利益的那个组织。
同样，对于企业来说，当两家企业为顾客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安全性体验无差异之后，顾客一般会选择能够给其带来更多利益的那个企业。对顾客来说，这些利益的比较可能包括价格、服务的传递、产品的美观、未来的承诺、即时的价格折让甚至是品牌给客户带来的愉悦和地位的尊显，以及其他的利益比较。这些利益比较会在个体心目中形成一种他认为可以衡量的价值结果，这些比较实质上是指顾客期望从他所选择依附或者忠诚的企业那里获得收益回报的最大化。麦肯锡公司于2000年所作的一份报告表明，70%的食品杂货店顾客，79%的服装零售店的顾客，都说自己仍然在寻找从中可以得到忠诚回报的公司。企业必须要使顾客有强烈的被理解的感觉，使他们明白自己的价值得到了重视，这样他们才会在得到更多的回报后产生忠诚。
趋利——无论这个“利”是否会被个体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同样也是个体内心的自然本能，为了能够获得个体的利益所作出的行为选择自然就非常符合内心的需求，而这种行为会在行为结束后回顾验证其所作出的行为选择是否符合内心的原先设想。如果结果能够验证选择，自然就符合内心的设想，忠诚的机制就开始建立并得到正向强化。
利益比较是个体对组织产生忠诚的理性诱因。
三、恐惧不安是避害诱因
仅仅通过安全考虑和自身价值利益分析，我们仍然不能全面揭示个体产生忠诚的真实面貌，因为假如只有这两个因素的话，我们很难解释那些大量存在的似乎不为利所动、放弃自身安全甚至生命的效忠行为和奉献行为。
当个体作出选择忠诚此而非彼之后，一旦他想放弃或者背叛该组织，他所面临的可能不仅仅是所有已获得净利益的损失。正如我们所知，任何个体都无法获取所有的信息，他总是被封闭在一个有限信息的牢笼内去思考和判断。那么，对他而言，对未来的未知和惶恐，即对一旦放弃此而选择彼之后的情境他无法了解，这种未知的惶恐，是一种远远超过可测算和比较的力量，这种对未知的深深的恐惧在阻止他选择背叛，逼迫他继续选择忠诚。
因此，个体对组织的忠诚，还包括第三个层面的要素，那就是对不选择向此组织归属或忠诚，而计划转向对彼组织归属或效忠所带来的未知的恐惧，以及选择彼组织之后可能放弃此组织既得利益的惶恐和不安，对失去的惶恐以及未得的猜疑共同构成了个体在面临转移忠诚对象时的恐惧。因为个体恐惧，所以组织才有可能通过恐惧的设计阻挡个体的叛离。因为恐惧，个体才可能会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以避免出现更坏的结果。恐惧是忠诚的防火墙，但恐惧并不必然建立忠诚。
如果能够将个体内心的恐惧转变为希望和渴求，通过个体态度或者行为的选择消除其内心的恐惧感，就能够影响个体的选择。通过给予生命和财富的安全与保障、疾病的医治和解除，我们就能消除个体对非自然死亡以及疾病的恐惧；通过建立亲近的社区，建立亲密的近邻关系，我们才能消除陌生人给个体带来的恐惧；通过理解和沟通以及知识的积累，我们才能消除个体对未知的恐惧；通过建立规则、秩序和法律，我们才会消除个体对无序的恐惧；通过尊重和认可，我们才能消除对自身在社会上的渺小和无力的恐惧。
换言之，个体对组织持续保持忠诚的最后一个诱因是恐惧，这些恐惧未必就是组织故意设置的障碍，当然一个精心设计的组织忠诚度计划会必然考虑这个因素。正是因为个体无法克制对自我的五种恐惧，所以，个体往往无法轻易作出背叛一个组织的决定，哪怕这种背叛可能会为其带来更好的结果。
同样，对于企业这一特殊的组织形态而言，顾客一旦选择忠诚于一个企业之后，他就会对转换厂商产生同样的恐惧心理，顾客对首先使其产生忠诚行为的企业有本能的效忠和奉献心理，因此，企业应该善于利用顾客的这一恐惧心理，抓住顾客同本企业的第一次接触机会，为其创造利益，并通过这些利益的创造使顾客产生转换企业之后的利益损失的恐惧心理，当然个体对企业的恐惧同对其他自然界或者社会组织的恐惧会有明显的差异。
消除恐惧，同样也是个体内心深处的本能需求，尽管有时个体并不愿意直白地用语言去阐述自己内心的恐惧，有时甚至无法清楚地说出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恐惧对象，但每个个体总会不由自主地采取各种行为去规避、消除它。个体对恐惧的规避，本能地体现了“思、言、行”的一致和统一。
恐惧规避是个体对组织产生忠诚的避害诱因。
因此，个体对某个特定组织的忠诚不是无缘无故、凭空而来的情感。他首先是个体对于自身生存与安全的本能选择，因为除了选择依附或者从属于某个组织之外，他无法获得最基本的生存和安全保障，因此他不得不忠诚于某个组织。生存和安全是忠诚的第一要素。
其次，在他作出忠于此组织而非彼组织选择的时候，他会在所面临的有限的信息黑箱中，进行有利于他的理性经济利益比较分析，选择对他来说净利益最大化的组织或者机构来依附或者忠诚。伴随的利益比较是忠诚的第二个要素。
最后，在其作出选择以后，一种对放弃（背叛）损失的未知的恐慌，或者对放弃此选择彼之后的恐慌或惧怕，无论此种惧怕是心理层面上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都阻止他背叛组织，继续保持忠诚。放弃恐惧同样构成忠诚的另一个要素。
这三方面诱因，都能够体现个体在选择方面“思、言、行”的一致性。综上，个体对组织产生忠诚存在利益诱导、恐惧规避以及安全保障三个诱因。
对任何个体而言，对他人或者组织的忠诚需求是个体在基于安全保障、跟随之利以及放弃恐惧共同作用后的理性选择和情感表现，没有纯粹的超越个体生理安全、心理情感和所谓理性分析之上的忠诚。
但是，上述三个方面的忠诚诱因，并没有绝对的递进关系，或者说并不存在必然的层级关系。有时候，最基本的安全诱因往往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即便其他两个因素的效果非常明显；有时候，恐惧因素可能会超越另外两个因素起到主导作用；同样也存在为了利益（价值）而无视其他因素存在的情形。
因此，形成忠诚的诱因虽然包括上述三个方面，但往往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可能就是个体对于精神层面的评估或者内心对于所面临恐惧的定量评估，尤其是涉及到价值观和情感方面的评估，因人而异，有时甚至无法对比评估。如若我们能够真正对安全、精神因素、恐惧或者希望进行客观的评价和衡量，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可以更加科学地进行分析和解释。
虽然个体对组织产生忠诚存在三个方面的诱因，但要实现忠诚关系还必须要实现“思、言、行”三者的统一和一致，组织对组织产生忠诚的情感依然如此，这种一致和统一，更多的时候表现为个体对组织基于某种共识产生信任，并由此产生某种行动，并通过行动的结果进一步增强和加固个体对组织的信任和忠诚。个体的“所思”通过个体的“所言”表达出来，个体的“所言”会变成个体对组织的“所信”，个体的行动更能够变成个体的信仰。正如英国心理学大师理查德·怀斯曼（Richard Wiseman）在《正能量》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每天高喊‘希特勒万岁’使许多普通的德国人更加容易接受纳粹思想；反复唱国歌可以令人更加爱国；让孩子们每天早上祈祷，也大大增加了他们皈依宗教的可能性。”
个体对组织产生忠诚的三个诱因，尽管没有严格的递进关系和先后顺序，但是安全和生存保障是产生忠诚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这一点保障，只要机会存在，忠诚的根基随时都会动摇，利益比较是个体在面对多个选择对象时作出忠诚决策的驱动因素，而恐惧规避是个体选择继续忠诚的阻碍因素，如果没有恐惧，在上述两个条件无差异之后，个体对忠诚对象的背叛可能会随时发生，有时单一的诱因有可能会使得个体对组织产生短暂的忠诚，但我们相信同时兼顾到三个方面诱因设计出来的忠诚度制度应该更加持久和坚固。
安全保障 利益比较 恐惧规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