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嚭，字子馀，楚国人，他的祖父伯州犁为楚康王时的太宰，其父伯郤宛在楚昭王时受谗被杀，伯嚭惧而逃亡吴国，受先期逃亡的伍子胥保举，被吴王阖闾任为大夫，与伍子胥同参吴政。吴国伐楚时，他和伍子胥同为领兵副将，伐楚回国后，他被吴王任为太宰（掌管王家内外事务，并参赞王命）。夫差伐越时，他为领兵子胥后，被任为相国，曾随夫差参加黄池会盟，吴国被灭后，他乞降越国，被勾践所杀。
伯嚭是吴霸集团中的高级幕僚，他对吴国的创霸没有做出多少贡献，但他因经常活动于吴王身边，依靠自己的特殊手腕取得了夫差的高度信任，最后几乎左右了吴国政局。他受贿通越，支持夫差和越纵敌，又陷害忠臣伍子胥，充分表现了一个通敌误国的内奸形象。
利字当头，甘做内奸
伯嚭在阖闾执政时，虽然身为太宰，但在吴国政治活动中的作用相当微小，吴王一直所器重的是伍员而不是他。吴国打败越国时，夫差准备乘胜灭掉越国，越大夫文种在危急关头分析说：“吴有太宰伯嚭者，其人贪财好色，忌功嫉能，与子胥同朝而志趣不合”（第七十九回），根据这些特点，他提议以重财美色贿赂伯嚭，又通过伯嚭来影响夫差，使其实行和越政策。伯嚭和越国没有什么私人关系，本来也是主张灭掉越国的，但越国的策略方针诱惑了他的私欲，他遂而转变立场，竭力劝夫差受降和越。伯嚭对越立场的转变主要出于以下两种考虑：第一，贪于贿赂，文种求见伯嚭时，带去宫中美女八人，又有白璧二十双，黄金千镒，并承诺以后将不断地向太宰之府贡献财宝和美女，伯嚭全部收纳之，遂倒转了立场，产生了和越之意。第二，伯嚭与伍员同参国政，但一直未受重用，他觉得自己长期受压，这次越国请和时避开伍员而找到他的门前，他内心有一种感激之情，认为这是越国看得起他，因而愿意赦越受降。当时伍员扎营于右，伯嚭扎营于左，伯脱压抑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因为敌方满足了自己这两方面的卑鄙私欲，伯嚭由此走了上亲敌害国之路。
吴国受降和越后，伯嚭与越国不断地有或明或暗的往来，他常常在夫差跟前为勾践求赦，夫差将勾践贬入阖闾墓侧的石室中养马，伯嚭暗中为勾践馈送食物。夫差惑于伯嚭之言，数月后即打算赦勾践回国，伯嚭派家人晚上秘密去石室向勾践报告喜讯。
由于伍员的极力劝谏，夫差转而又有杀勾践之意，适逢夫差染寒不能起床，伯嚭前去劝夫差道：“禳灾宜作福事。今越王匍匐待诛于阙下，怨苦之气，上干于天。王宜保证，权且放还石室，待疾愈而图之。”（第八十回）后来他又面见勾践说：“王惑子胥之言，欲加诛戮。适王感寒疾不能起，某入宫问疾，因言如此如此。”勾践感谢不已。后来勾践回国后，亦向伯嚭送去过不少财物。
伯嚭由于私欲作祟而走上误国之途，这种私欲自然还要导引他竭力清除政治羁绊、陷害忠良。伍子胥坚决反对和越，又位在伯嚭之上，并且长期受到吴王信任，他因而也就成了伯嚭进行攻击的主要对象。越大夫文种来吴乞和时，伯嚭和伍员在夫差跟前进行了一场关于灭越与和越的辩论，伯嚭援引伍员当年没有灭掉楚国的事例攻击说：“相国自行忠厚之事，而欲王居刻薄之名，忠臣不如是也。”（第七十九回）夫差留勾践于吴国三年，后感于勾践的尝粪之情，决定赦放勾践，临放前他设宴款待勾践，诸官员一并列座，伍员心中忿恨，不肯入座，拂衣而出，伯嚭当众说：“大王以仁者之心，赦仁者之过。臣闻‘同声相和，同气相求’。今日之坐，仁者宜留，不仁者宜去。相国刚勇之夫，其不坐，殆自惭乎？”（第八十回）夫差称赞说：“太宰之言当矣。”伯嚭公开攻击伍员，又得到了吴王的赞同，表明他在与伍员的较量中已经占了上风。
当年吴王伐楚时，伯嚭兵败被围，是伍员赶来救了他的性命，员，齐国看出了这一阴谋后，放归了伍员，伯嚭又告诉吴王说：“臣闻子胥使齐，以其子托于齐臣鲍氏，有叛吴之心，王其察之！”（第八十二回）夫差遂派人赐剑于伍员，令其自裁。伍员被杀，吴王夫差是有直接责任的，但伯嚭作为吴国的高级官员，不是弥合内部矛盾，而是推波助澜，激化了两人间的矛盾。伯嚭对伍员的攻击和陷害，不单纯是一个政见分歧问题，而是有他个人的卑鄙用心。
他庇护敌国和陷害同僚，最终导致本国的危机和灭亡，其个人私欲完全是靠伤害本国利益来满足的。
吴国的灭亡与伯嚭通敌卖国有直接关系，这是很清楚的。历史上有人把亡国责任归咎于西施，唐代崔道融在今浙江诸暨县南苎萝山下西施少时曾经浣纱的原址感慨作《西施滩》一诗，表达了一种明确的观点：宰嚭亡国吴，西施陷恶名。
浣沙春水急，似有不平声。
与崔同时代的罗隐亦作《西施》一诗，认为吴国灭亡与西施没有多大关系：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治军无方，谄谀有术
在吴国伐越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伯嚭虽然身为高级官员，但几乎没有什么见解被吴王采纳。吴国伐楚得胜时，秦国出兵攻吴，双方在楚都郢城一带相拒，孙武和伍员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主张班师回吴，伯嚭大概是想乘机显露一下自己的才能，主张迎战被敌兵诱至埋伏圈所包围，军士死伤很多。等被救出后，一万军马已所存不上二千，他惟一的一次单独引兵作战就这样失败了，吴王以后再也没有让他单独指挥过战斗。
如果因为伯嚭作战无方就完全否认他的个人才能，看来也是不恰当的，伯嚭在有些事情上也显得很为机敏。夫差伐齐得胜，回到梧宫与西施相聚，登台饮酒甚乐，晚上从宫外儿歌中得到两条谶语：“桐叶冷，吴王醒未醒？梧叶秋，吴王愁更愁！”古人对谶语是非常迷信的，认为这是预兆人生和社会吉凶的隐语，夫差闻听谶语大怒，伯嚭上前解释说；“春至而万物喜，秋至而万物悲。此天道也。大王悲喜与天同道，何所虑乎！”（第八十二回）夫差转怒为喜。夫差有一次做白日梦，看见四人在吴殿相背而倚，须臾四散而走，又见殿下两人相对，面朝北的人杀掉了面朝南的人。
古人将白日梦与谶语一样看待，认为它预兆现实吉凶，伍员借此劝谏夫差说：“四人相背而走，四方离散之象也。北向人杀南面人，为下贼上，臣弑君。王不知儆省，必有身弑国亡之祸。”古代宫殿中君王南面而坐，臣朝北站立，当时又因越国向吴国称臣，伍员故此这样解释，以儆吴王之心，夫差很不高兴。伯嚭急忙上前说道：“四方离散，奔走吴庭；吴国霸王，将有代周之事，此亦下贼其上，臣犯其君也。”（第八十二回）夫差高兴地表示说：“太宰之言，足启心胸。”伯嚭随夫差参加黄池会盟，其间为盟主之位与晋国久争不决，忽然吴国来人密报说越国已大举入吴，夫差闻讯失措，伯嚭拔剑砍杀使者，对夫差说：“留使者泄漏其语，齐晋将乘危生事。”（第八十二回）夫差深为称赞。
伯嚭的机敏之智是无法否认的，然而，他的用智方向不在安邦定国方面，而在博取君主的欢心与信任方面。如果这种博欢行为不致伤害了本集团的或他人的利益，那倒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歪曲解释，从而影响君王的政治判断和政治行为，最终危害本集团的利益。伯嚭的祖父伯州犁在楚为太宰时，楚国攻郑得胜，大夫穿封戍生擒郑将皇颉，楚康王的弟弟公子围欲夺之，穿封戍不给，公子围回国反而对康王说：“已擒皇颉，为穿封戍所夺。”康王不能决断到底是谁抓的俘虏，就交伯州犁决断，伯州犁让皇颉立于庭下，自己立于右方，公子围与穿封戍立于左方，然后抬手向上介绍说：“此位是王子围，寡君之介弟也。”继而放手向下介绍说：“此位为穿封戍，乃方城外之县尹也。谁实擒汝，可实言之！”（第六十六回）皇颉领悟了伯州犁的意思，急于求救，就声称自己是被王子围擒获的。伯州犁采取“上下其手”的暗示方式来讨好权贵，可能是伯嚭受到了伯州犁家风的严重影响，他在吴国把这种家风发展到对君王的公开谀谄。伯嚭对吴王所得谶语和白日梦的解释，就是为了迎合君主的心意。夫差赦越不灭，本是一项错误的方针，伯嚭一再称赞说这是“大王以圣王之心，哀孤穷之士”（第八十回）。伯嚭不顾事实，迎合君主，支持夫差的和越政策，终于导致了本集团的毁灭。
生存于世界上的人总有自己的需要，每一人总有满足自我需要的独特方式，这出于求生图存的本能。伯嚭生存于一个战乱的时代，他缺乏安邦定国的能力，因而长期不得重用，然而，政治参与和自我肯定的需要在驱动着他，经过长期的摸索，他终于找到了一条以谄谀君主的手段来满足需要的邪恶途径，他将自己不多的才智投入这一方面，且大见成效，于是他一意走在这条途径上，直到为勾践所杀。伯嚭在政治生活中的悲喜剧，表明了集团主要负责人之品格对其他成员的强烈影响，从一个侧面表明了集权领导制的严重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