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提出予以讨论价值模式的人为性质是令人厌倦的，它要求进行一种社会试验，要求进行对话式的交流，要求建立一种国际空间。它似乎是打算进行一种社会活体解剖，然而在这方面尚未作过任何尝试，那种寻求价值的人与天文学家需要一种特殊的宇宙试验一样，需要一种社会实验室，由于世界就是他的实验室，所以人类历史就是价值的实验场。
一旦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这里所提出的图式的人为性就会立刻烟消云散，因为，我们难道不是一直在关注——尽管不一定是正确的，而且缺少方法论的信念——人类学的教益，关注于“显现其自身于历史之中的人的自然”，以便支持我们的价值选择的吗？进而言之，难道我们对于命令和证实原则的选择果真是如此反复无常吗？我敢说，在这个地球上，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比对于有关价值方法论的看法存在着更大程度的一致性。我认为，黄金律和最大限度的幸福已经到处为历史所证明，尽管这种结合不甚完善，但已提供了整合的基本价值。因此，我希望能仔细地想想，看看价值理论能从科学那里学到些什么。
在价值认识中，直觉与经验之间总会存在张力。没有一种计量和测算方法能够改变这种状态。一个人不能回避获取价值知识过程中所承担的存在风险，但也不乏存在着生活的各个方面特点的安全之地。
欧洲人的癖好是，只有首先对一种思想进行了历史考察分析之后，才能对其加以思考探讨，我当然也很难跳出这种模式。因此，我们首先对现代化思潮中价值哲学的提出作一个简单的回顾，并陈述一下我本人对这种哲学的看法。
某些历史学家把洛采称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如果我们把一个在战败以后集合残余去顽强地作一次竭尽全力的最后抵抗的将军称为这支部队以往具有赫赫战功的将军们的继承人的话，那么，这种说法就无可非议了。
洛采恰恰是这样一个人。在十九世纪中叶，他把价值概念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引入到当时的价值哲学的讨论之中。他所以这样做，是要把人的尊严在还原主义者和唯物自然主义的猛烈攻击下解救出来。他成功了，这个成功使他在哲学史上赢得了更高的地位。许多价值哲学流派沿用了他的原则。一百多年来他的影响始终未被泯灭。
但是，洛采及其追随者须得付出相当高的代价。他们必须把我们面对的世界与价值世界完全割裂。在他们看来，存在与价值没有共同之处：价值不包含存在，存在也不包含价值。在“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之间，在“是什么”和“什么是好的”之间，都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因此，他们认为形而上学呈现出的危机表明，任何欲从存在中发现价值从而弥合这种鸿沟的企图必然会失败。那些被击败了的哲学队伍的首领们放弃了收复失地的企图，他们全力以赴地进行防御。公正地说，他们对人的价值的捍卫正是他们的伟大之处。
我个人强烈地拒斥价值哲学是出于神学的考虑。继施莱尔马赫之后的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系统神学家里奇尔将古典神学的断言还原为价值的判断。他仰仗洛采，在神学领域做了洛采在哲学领域里所作的事：打了一场撤退和防御战。在他之前以及他生前的部分时间中，以谢林和黑格尔为首的哲学神学控制着欧洲的高等学府。由于所谓黑格尔体系的崩溃，确切地说，由于西方思潮向科学、政治和严格的实证主义的转变，这些神学家在多数欧洲学府，后来在美国的许多新教神学院丧失了权威地位，被里奇尔主义者的理论所取代。所谓里奇尔主义者，是指那些将价值理论作为神学基础的神学家们。
1904年，我开始进行神学研究时，他们是所有重要神学院的大师，但我们年轻人在理智上和感情上都反对他们。我们不接受形而上学的失败，不甘心最后遁入价值理论的庇护之中。“我们要存在”。作为“在”的力量的“在”的经验变成“存在”的经验，后来我的很多思想都源于此。今天，欧洲的哲学院和神学院中的这种旧的价值理论已经荡然无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