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成为平湖县第一任公安局长的孙明诚，在参加分金弄2号张筠秋金洪声家召开的中共当湖地下党支部全体人员会议上，作了主旨为“要摸清敌情，与会人员仍保持地下活动”的讲话。虽然他脱下军装换了便服，但进城解放军代表这种身份，决定了他是这次会议的中心人物。整个讲话不长，毋庸置疑的，是代表了进城解放军部队乃至即将全面掌管平湖县的新政权的意志。
今日解读这言简意赅的两点，仍可让人体味到个中深意。
新政权即将和刚建立之时，第一位的要务是保持和巩固这个新生政权。对于延续了三十八年的国民党平湖旧政权而言，随着国民党军队和自卫队的溃退和归顺，县长楼正华的起义，大势已去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顷刻之间被剥夺种种既得利益的人群中，肯定地“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还会作困兽犹斗或最后的挣扎，这也是中西内外古往今来政权更迭时屡试不爽的铁定规律。“不可沽名学霸王”，早已有警示在先。
平湖县此时的人口近三十万，茫茫人海中，哪几个是敢铤而走险螳臂挡车的敌特，进城的解放军难以清楚，而且野战军部队还有继续向南推进的更重任务。按中共中央计划随部队南下的山东省南下干部，将留在平湖，组成平湖新政权的主体。他们除了可以从缴获的旧政权档案中搜寻到一些线索外，新来乍到地对平湖的现状也不清楚。待要耗费时日摸清情况，势必贻误战机。中共当湖地下党支部的人员有这方面的优势，长期在平湖生活工作，大多数人更生于斯、长于斯，对当地的情况包括新政权潜在反对者的情况，比较了解熟悉。在张筠秋、朱士萍向进驻平湖的23军王民（黄明）的汇报中，讲述了年初奉上级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已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应该说是与孙明诚的讲法不谋而合。“入乡问俗”，当其时，当其人。
至于仍“保持地下活动”，则可以看出孙明诚一石双鸟的老练。当然或许不是出自进入平湖的解放军部队的首创，他们也可能是奉命行事或者是按前例行事。朱士萍第一次找进城解放军部队谈时，无果而返。当日，中共当湖地下党支部书记张筠秋偕朱士萍再次前往，解放军部队派王明（黄明）接见，了解情况后，才有了当晚开会并解放军将派员参加的答复。但仍明确告知张筠秋、朱士萍：“你们的党员关系组织上尚未转来”，即横亘着一个非常严峻的中共当湖地下党支部的共产党党员身份尚待确认的问题。言下之意十分明白：你们说是中共地下党，谁来证明？保持这些人的地下活动状态，摸清敌特的工作照做不误。对这些人政治身份的有待上级党组织认定，平湖的新领导者始终处在进退自如的驾驭之中，有百利而无一害。
再者，可以理解为对“中共当湖地下党支部”所属同志的生命安全负责。这要从1949年5月血腥严峻的平湖新旧政权交替时的政局形势谈起。
5月11日，解放军23军进城，国民党政权的县长楼正华反正，标志着平湖解放。
在国民党正规军溃退出平湖后，与新政权负隅顽抗的主要是残留的武装势力。这股武装势力的活动范围广及平湖、金山、奉贤、海盐、钱塘江南岸一带，其领军人物是以平湖为主要活动据点的黄八妹、谢友胜夫妇，平湖因是其巢穴而被祸更深（在海峡两岸的人员可以走动以后，黄、谢的儿子从海峡那边来到平湖，在乍浦九龙山公墓为其父建造了衣冠墓），平湖的新政权命定要经历更凶险的考验。
在这场枪与炮、血与火、复仇与反复仇的炼狱里，对新政权的创建者而言，考验之最大代价就是他们只有一次的生命。
端着双枪、贩私盐出身的女人黄八妹，本名黄百器，闺名翠云。在金山、平湖、海盐一带有个妇幼皆知的称呼：“双枪黄八妹”。并在坊间广为流传下了她一生从童养媳到盐警妇到商人妾到自卫队长副队长太太；从武装贩私盐到太湖盐匪到抗日战争中活捉日军千里押解去浙西行署成为“巾帼英雄”等很神奇的传说。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任平湖县参议员、平湖县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委员。1947年10月，任国民党“江苏省第三督剿委员会第二督剿组组长，“反共、防共”于松江、奉贤、金山一带。1948年任国民党“浙江省第一区戡乱团副团长”，后由汤恩伯委任为国民党“浙江省绥靖第一团团长”。
平湖解放在即的1949年5月上旬，黄八妹接连两次去上海，接受汤恩伯、毛森面命，并参加毛森召开的反共应变会议，将其夫谢友胜控制的平湖县自卫队第一中队并其他散兵游勇，改编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苏浙沿海游击第一纵队司令部”，黄八妹任司令，谢友胜任副司令。
1950年5月9日晚，即平湖县解放前两天，黄八妹夫妇率所部武装人员百余名、米数百袋及细软几大衣箱，乘渔船逃往舟山附近的大、小洋岛，图谋以国民党军队控制的舟山为依托，“重振旗鼓，卷土重来”。
黄八妹到洋山不久，即组成国民党地下平湖县政府。黄任县长，谢任副县长，并委派下属充任各级职务，俨然一个流亡的“平湖县政府”。秉承蒋介石在台湾建立的“敌后推进指导委员会”和毛森《地下工作手册》、《现阶段匪后工作纲领》等指令，与新生的人民政权“争地、争民”。矛头首指共产党领导的平湖县新生政权。
到洋山后，黄八妹热衷于军事上的招兵买马，又将原海盐县自卫队的60余人也拉至洋山，更网罗各式反共人员，使武装人员骤增至300余人。并于1949年6月底将部队改称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海北纵队”，黄八妹任正指挥，谢友胜任副指挥，活动范围也扩大到金山县、浙东沿海与海北地区。
“海北纵队”的夫妻店，通过派遣武装匪特、遥控指挥地下联络站、联络员等手段，一副末日来临前的疯狂破坏挣扎。受其气焰鼓动，其下属和残留在平湖的新政权的敌对分子，蠢蠢妄动，公然叫嚷：“抓到或杀掉一个共产党区长（乡长），赏大洋500元……”。
在平湖境内，曾多次发生袭击解放军指战员和地方基层干部的血腥事件。从1949年5月至1951年5月的两年内，全县共发生袭击、劫持解放军指战员的重大事件8起，杀死解放军干部战士11人，中弹致残1人，抢去长、短枪8支，子弹200多发。
就在张筠秋为书记的中共当湖地下党支部刚与入城的解放军接上关系，并开展工作的1949年5、6两月中，就接连发生了两起枪杀解放军指战员的血腥事件：
1949年5月，在平湖境内的祥圩乡华家村，一伙匪特用机枪扫射过境部队，当场打死解放军战士两名；
1949年6月24日晨，解放军23军68师204团警卫连杨指导员被匪特杜秀歧一伙劫持后杀死，劫去手枪一支，子弹50发。手段之残忍，震惊23军高层。
对武装的解放军指战员尚且敢如此下手，地下党员们手无寸铁，一旦暴露于匪特面前，危险就更显而易见了。所以在一个短时期内，让中共当湖地下党支部的人员仍处于地下工作的秘密状态之下，确实是让他们既能顺利工作又保证他们生命安全的上策。
从1949年5月11日平湖解放起，中共当湖支部的人员，又经过十来天夜以继日的工作，基本完成了对进入他们视线的七名敌特的情况掌控。此时，张筠秋等六名党员的关系已经转来，第一任中共平湖县委书记戴奎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大约平湖解放半个月后的一个傍晚，戴奎又约见了掌控敌特情况的六位人员徐运明、陆松筠、伊立平、王刘玉、金洪声、干正民，布置了对七名敌特人员的抓捕。地下党人员的任务是引路和指认，由解放军72师的武装人员实施抓捕。
地下党人员编成四个组，徐、陆、伊、王带领部队人员捕捉金式伍、金企波、周海门等人；干带领部队人员捕捉潭金堂；金带领部队人员捕捉顾志拯。这一行动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包括孙文主义同盟头目潭金堂、金式伍在内的七名人敌特目标全部被捕，无一漏网，并查获发报机一台，枪支弹药等物。
平湖县城的抓捕工作一结束，乍浦出身的徐运民和对乍浦比较熟悉的干正民两人，又乘上72师部队的汽车疾驰乍浦，去捕捉孙文主义同盟在乍浦的余党。
捕捉敌特的工作完满完成，虽只捕了七人，但对残留敌人的震慑极大。中共当湖地下党支部为平湖新政权的巩固作了工作，同时也以他们的实际行动经受了新生政权对他们的考验，得到了县委书记戴奎的肯定和表扬。随后通知中共当湖支部的地下党员们去县委学习，并要求介绍一些当地的进步青年共同参加。
在学习期间，成立了临时支部，朱土萍任支部书记，张筠秋任组织委员，徐运明任宣传委员。
接到参加县委学习的通知，金洪声有一次贝锦记米行之行。向贝先生告了假，把账上的事也作了临时的交割。对金洪声的告假，贝先生当然照准。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了句：洪声，想不到去年报纸也当真不是空穴来风啊！什么时候回来一趟，把你入股的股金料理一下，是提是留，悉听尊便。一副中规中矩的生意人的模样。金洪声只得打着马虎眼道，通界桥父母店里有点事，只是告假几天，料理好了即回米行的。贝锦成接应道，不是说你三十岁上出运吗？你去吧。金洪声心中诧异，自己在山穷水尽时的那次算命，老板怎么会知道？就说，贝先生也信命。贝锦成道，我信佛。命也运也，不可全信，不得不信。听完贝锦成这句似乎禅机的话，金洪声即与他别过，去中共平湖县委参加学习。
解放初期的中共平湖县委设在鸣珂里原传朴堂葛氏宅第的一座小楼内。鸣珂里在县城南隅，临街有小河，故也称南河头。葛氏宅第原是包括稚川学堂和守先阁藏书楼在内的一个大院落，1937年11月19日日军第二次入平湖城时遭焚毁，除留下一圈围墙之外，唯剩这座小楼尚算完好，现在就成了新成立的中共平湖县委的办公场所。以后在小楼旁临时又搭建了几间平房，安顿了县委的秘书处和组织、宣传、民运等几个部，组成了整个中共平湖县委机关。
原中共当湖支部人员的学习由平湖县委宣传部长徐克非主持并讲课，根据县委要求，学员需单独进出县委，对外仍处于保密状态。学习共进行了10天左右时间，据张筠秋回忆：“学习的内容是党章和形势，学习结束分配工作。”
对于这些因为各种机缘参加中共当湖地下党支部的人而言，即使是其中党龄最长的张筠秋、钟铃，从理论的层面系统的学习共产党党章还是第一次。有关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最高纲领、现阶段任务、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之间的关系等等的宣讲，却似那位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奠基者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张筠秋和金洪声对共产党的认知，可以追忆到父亲张礼甫的讲述，黄炎的讲述，刘明、庄雪英的讲述，李石农、金永康、祝歧耕的讲述，而更多的是他俩目睹的黄炎以下的共产党员们的实际行动。尽管那时也有教唱《国际歌》等的宣传，但此次系统的理论上的阐述确实是以往的一切所不可比拟的。在激起他们内心真诚的对党的信仰、自傲外，也真诚地感到自己对党知识匮乏的缺陷，他们尽量地在听取汲收，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在心中构塑着共产党的更新形象。
这次组织的学习和学员们的这种理解和构塑，有着强烈的实践实用的色彩并打上了新中国解放初时期的鲜明时代烙印：“到县府学习10天，在解放前对党的组织纪律、阶级立场等很模糊。直至解放后，经党的培养和教育，明确阶级斗争与阶级立场，分清了敌我界线。祗有革命有了利益，才有个人利益。”金洪声在1953年回忆这十天的学习生活时说。
学习结束前两三天，已经有消息传出，学习结束就要由县委分派工作。张筠秋和金洪声在一日晚饭后，不免对自己往后的工作有了一番猜测和憧憬。
“筠秋，你说县委会分配我们做什么？”
“齐部长不是说，服从组织分配吗？”
“齐部长不是也说要根据各人的情况吗？”
“小教总不会再做了吧，齐部长说，新解放区正缺本地干部。”
“你当过支部支记，肯定会分配你当干部，只是不知道当什么干部？”
“那你呢，瘦蝶？”
“我只会打算盘、做生意，不知能做什么？要是振乾弟就好了，他做过乡长，刚好配上现在的形势。”
“相信组织好了，我看现在的领导比以前的刘明特派员水平都高，或许这个时候，县委都已经研究好了。”
“总就是这两三天的事了……”
“那就等着开宝吧！”
张筠秋的工作被分配在平湖县委民运部，同去的还有徐运明、王刘玉，民运部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反霸、减租、征粮、支前等工作，张筠秋具体负责妇女方面的工作。民运部的部长是张守邦，另外还有南下干部四五人。由于南河头县委办公地的几间平房还在搭建之中，民运部就暂时在原平湖县国民党党部的一所厅屋内办公。
张筠秋刚听到工作分配时，她一定会想到以前在海盐西塘桥组织妇抗团的情景，更会想到在海盐县里选举妇抗会主席时掼下两件募捐的衣服拂袖而走的情景。“听了负责一县的妇女工作，心里很快乐。”张筠秋在二个月后回忆起当时的心情。历史对张筠秋来说，似乎真是螺旋型上升般地转了一个圈，似乎又回到了十年以前。不过这次不是用选举的方式，而是一个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新政权，用自己的任命，使她成了平湖县妇女的领袖，地点却从海盐切换到了平湖。
对金洪声的工作分配有点出乎本人的意表：城郊区副区长，稍过几天，补充任命兼当湖镇镇长。当湖镇是平湖县委、县政府的所在地，城郊区拱卫着县城，这种安排表现了对本地干部的一种倚重。因为在海盐差不多也在同时，张振乾也被分配为城郊区区长。当然，也显现了对金洪声能力的一种信任。
两人工作分配的时间稍有先后，张筠秋在1949年5月底，金洪声则在6月初。
张筠秋的工作首先是在县城发动妇女，“但担忧做不来，城内妇女搞不好”，这是她当时的心情。
金洪声在城郊区、当湖镇，首要的是区、镇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反匪反霸。
不久，两人又被平湖县政府确定为第一次平湖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在张筠秋金洪声的任职履历上，这项任职的详细经历是：他俩都当选为平湖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至七届（共七届）常务委员，历时从1950年2月至1953年5月，共举行七次会议。除1950年2月的平湖县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县人民政府负责筹备外，以后代表均按界别推选。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平湖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具有地方权力机关的性质。
作为“公家人”，第一批参加新政权的本地干部，他们革命工作以外的生活，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一是新生的政权有需要，他们也可以介绍一些熟人参加新政权的工作，如现已离休的干部吴乃复及妻子张惠娟等等。张惠娟是张重仕之女，与张、金两家既是亲戚又是世交，一直称张筠秋为“阿姐”。他们两人在2004年回忆解放初期参加工作的情况时，吴乃复说：“那时参加工作，主要也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学校里读书读好了，家庭经济不能再供你上学，在家里住着。听说有工作可以供给饭吃，就去了，也没有想得那样多。”张惠娟的谈话有种时过境迁的轻松：“平湖刚解放时，阿姐就带信来叫我参加工作，我那时正好在一只小学里代课，没有马上去，迟去了几个月，要不然，现在也是离休待遇了。”还说：“阿姐生活一直很俭朴，衣服总是一身公家发的蓝制服、灰制服。”服饰还有一个时尚问题，蓝、灰制服应该是那时的引领潮流，虽然样式和布料都极一般。但你想，整个平湖县十五万左右的妇女中，有几个人够资格穿这种象征“工作同志”的衣服？当然，新政权刚刚建立，穿上这身象征这新生政权的制服，可能也隐示着某些神秘和危险。
在平湖解放初也参加过新政权工作的金舜仪的回忆，言辞之间就没有上面两人的淡然但更坦诚：“我们参加工作，人有很多。我正式工作是熟糟头（按：平湖话老关系的意思），进去是省力的，另外新进去工作也有的。我工作在汉塘镇。乍浦还在掼炸弹，飞机洋山还在飞过来掼炸弹，啥人敢进来？共产党今天在这里，明天作兴脚底上擦油逃掉了。”
这种热心肠地为别人介绍工作，一是革命政权本身的需要，二是出于亲情友情乡情，但有时也会给介绍人在日后带来一些麻烦。比如说，张筠秋介绍在平湖南门小学教书时认识的高秉义参加工作，在1969年回答平湖有关方面外调时，还要作如下的说明：“后来县委要我们动员一些青年参加学习班时，我们当时思想各方面情况未摸清，那时他要求工作把他吸收进来。在我思想上认为，高参加上面组织（按：指孙文主义者同盟和民主青年联合会）时间短，可能受蒙蔽。后来高交来的材料是记得拿到公安局去。高拿来的材料内容，我也不去看。”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对有些人的托请予以拒绝。比如说，曾任自卫大队副队长的表兄徐善涛消失后，徐妻请求他们介绍工作，两人婉拒，显然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
新政权刚建立，大部分人还处在观望之中，那时参加工作，是冒着一点风险的。虽然金舜仪老人的话说得过于直白了些。
发生在张筠秋金洪声生活中的另外一种悄然变化是，分金弄2号住房中的来访客人明显地增多了。来访的人中有原来的熟人、亲戚，也有以上两类人枝蔓开来的熟人亲戚，各抱着不同的近期或远期的目的，甚至没有目的只是来坐坐，攀谈几句。比如，“沈君苗，小教又是助产士，是国民党员。解放后他送来东西，我是拒绝的”，张筠秋这样回忆。
张筠秋所在的平湖县委民运部，是一个庞杂的部门，实际上处理着新政权与人民有关的一切日常事务。张筠秋领衔负责全县妇女工作的部门共四个人，都是女同志，也属于民运部。后来别处人手紧张，又调走了一个，只剩下三个人。张筠秋心里很难过，觉得县委对她这个摊子“不太重视，不管她们是否搞得好工作”。
在当时的县城工厂中，女工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平湖袜厂。张筠秋等人就去平湖袜厂，工作的内容是发动女工，认识“到底是谁养活谁？”，培养女工中的积极分子，筹备组织女工自己的组织。工作一段时间后，要向县委汇报工作。“先做工厂工作，在回（汇）报工作时，没有头绪，县委说我太噜苏。”张筠秋这样述说她第一次向县委领导同志汇报工作的情形。刚参加工作，总想把自己的努力都让领导知道，要说的话肯定不少，而领导管着整个县一大摊子事，当然要求你说得简要一些。
张筠秋心想知难而退，换个工作，但事势不容她多想。征集军粮的工作作为新政权的第一号工作，又接踵而至。“一切服从中心工作”是那个时期党和政府工作的特点，妇女工作理所当然地让位于军粮征集。于是张筠秋去农村，好在她不是那个乡工作的负责人，只要跟随着配合工作，虽然体力上累些，但心里比在工厂搞发动女工独挡一面轻松得多。尽管有时心中也闪过一些别的想法，如“在征粮时，看见扣留的地主睡在地上，觉得可怜”，但毕竟自己不负主要责任，只要征粮任务完成，就算万事大吉。张筠秋穿着灰制服行走在乡间田塍，一直工作到1949年的8月。
相对张筠秋而言，金洪声在1949年6月上任城郊区副区长、当湖镇镇长后的工作，就把他一猛掌推到了“阶级斗争的第一线”，真刀真枪地面临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
新生政权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彻底肃清辖区内的土匪特务，稳定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巩固呱呱落地的人民政权。为此，中共浙江省委在1949年5月28日发出《关于野战军在浙部队参加开展新区工作指示》，三天后，省委书记谭震林和副书记谭启龙商议了《六、七、八三个月工作提纲》，强调“要建立全省的革命秩序，肃清散布在各地的散兵游勇、土匪特务武装，有重点的地进行反霸斗争”。
中共平湖县委接上述指示后，即于1949年6月7日对剿匪斗争作出全县范围内的具体部署。金洪声是就在此时走马上任城郊区副区长的，不几日，又兼任当湖镇镇长。
7月24日，平湖建立全县地方武装，县级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湖县大队，城郊区为中队，金洪声理所当然地成为其中的一员。8月，县建立剿匪委员会，制订《剿匪工作计划》，城郊区成立7人社会调查组。金洪声佩手枪裹绑带一身戎装，俨然一派革命战士的形象，并着手组织当湖镇及所属各村的农民自卫队。剿匪的日常工作是发动群众武装自卫，与外来的南下干部相比，金洪声有其本地干部的亲和力，对情况比较了解的长处，当然也有其未动过刀枪的短处。于是乎，走村访户，组织民兵封锁交通要道，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村村联防，昼夜巡逻。在各村依靠基本群众，建立情报站，及时掌握匪情。
金洪声所任职的当湖镇因其离海岸较远的的缘故，受黄八妹“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海北纵队指挥部”派遣的股匪直接滋扰较少，但全县中心所在，万众瞩目，影响较大，容易成为敌特小试牛刀的所在。譬如，27军在县城水洞埭的军用电话线被割，县城龙梢里的民用电话线被破坏，就很使城郊区的自卫队紧张地清查了一阵。
也有直接与土匪的对阵。“海北纵队”第二支队队长方仁远，自仗有黄八妹的直接任命，又纠合着20余人之众的武装人员，自平湖解放后，一直在当湖镇北郊一带活动。其猖狂之时，竟公然召开村干部会议，或唆使昔日的保长，征收“太平米”。造成群众对新生政权的疑虑，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又与新政权的征收军粮直接对抗，破坏了经济秩序。城郊区社会调查组根据群众提供的情况，会同县自卫大队于1949年8月，一举歼灭了以方为首的匪特，并缴获机枪1挺、手枪3支、步枪3支和子弹数百发。金洪声生平第一次亲历战事。
10月10日，又配合县公安局在当湖镇西门外捕获“海北纵队”第二大队第五中队队长以下8名匪特。月底，乘胜追击歼灭活动于平湖嘉兴交界地区的其部属16名，并缴获短枪7支及印钤。
12月，配合捕获“浙江省第一戡乱团平湖情报组”组长等3名潜伏匪特，并缴获手枪2支，子弹4发。
据周伟权回忆：“那时的金洪声一身解放军的装束，腿上裹着绑带，看上去很忙。有两次在路上碰着，他还叫我买过香烟，大鹰牌、前门牌的，每次两条，送到城郊区政府。原来是张家房子，朝东开门。香烟拿进去，碰到他人就给他，看他很忙，也不讲其他的话，给了就走。”
这里要插叙一段金洪声的家事。面对1949年5月刚解放的平湖的不稳定时局，金洪声在城郊区副区长兼当湖镇镇长任上，作出了将在乡下交界桥的父母，接到县城的安排。
据金舜仪的回忆：“解放后，金洪声当上区长，由于当时乡下比较乱，有诸多土匪部和保卫兵，所以身份有所保密，怕遭到迫害，当时城郊区的区长差点因出逃而被害。父母金梦石和张秀英因乡下不安全，全家搬到县城。”
接两位老人的具体经过是：金洪声派了两名区中队队员，专程去通界桥，并指定了雇用船只的船户，待船安全驶离通界桥后，区中队队员才离去。
那时的金洪声与其他新政权的人员一样，实行的是供给制。哪来钱买烟？另外，金洪声父母在离开恒昌南货店后的生活来源又出自哪里？据金洪声自己的说法是“1949年以后，依靠一些积蓄维持生活”。我们在另一处查阅到了有关“积蓄”的细节，也是金洪声本人所述：“家里把自己的金子卖给亲戚（金文升、徐今昌），约为五六次，共计一两左右边。”由于当时国家实行金银管理，所以他又检讨说：“这种只顾自己困难利益，是破坏国家政策，要求上级给我应有的处分。”
维持巨濚夫妇生活来源的，金舜仪的说法是：“后来积蓄用尽后，基本靠变卖祖上的一些东西和自家晚辈们接济，主要还是由金洪声和张筠秋拿出多些。”这里的“积蓄”大概就是金洪声直说的金子。
巨濚夫妇被接到平湖县城后，住地先后历：堰上巨源家，官弄3号弄口，分金弄。金巨濚于1952年在堰上病故，草草殓葬。金舜仪回忆说：“我由于当时在浙江第二劳改大队工作，一时请不出假，等回去时棺材已送出，没有送到老人，他死得很凄惨，棺材被埋在泥冢里（掩埋杂乱东西的地方）。”
张秀英后随金洪声夫妇去嘉兴，1962年前后在寓所因病去世，葬于嘉兴西郊公墓。
在金洪声副区长兼镇长任上，还有一事可记。1949年冬，开展民主反霸运动。贝锦记米行老板贝锦成因放高利贷被斗，区镇上的干部到贝锦记米行。但贝锦成不在，想把职员作人质叫到区里，干部和店员发生纠纷。金洪声闻讯跑去，本来想“解危”，但以区镇领导的尊驾光临，争执双方均知金区长以前是贝锦记账房的身份，金洪声虽一言不发，两边顷刻间就相安无事了。金洪声后来检讨说，自己“敌我不分失去立场，压制了斗争。”
张筠秋在乡下征军粮忙到1949年8月，被通知去杭州浙江省委党校学习，学习时间半年。按党内干部提拔任用的通例，这是一种培养干部准备重用的前奏，“我听了来党校学习，我很高兴，想来学习本领”，张筠秋这样述说她当时的心情。但是，到校听了林主任的报告后，“这次是思想改造，不是到这里来批货的”。她才有些知道，事情并非如她原先想的那样简单。当时的学习，对她（或许还有很多同类的人）确实还有一种审查历史的功能。根据组织对你的审查，以及你的认识态度或者说觉悟提高的程度，来决定是否使用以及如何使用。所谓“改造思想”是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因为在她后来写的学习总结似的材料中，偶尔也用了一般用在对立的敌人头上的“坦白”两字，可见审查的严厉。
大概是初见大场面时有点怯场，还有刚刚举步进入共产党权力机构时的政治经验缺失，张筠秋在省委党校拒绝了担任学习小组副组长的提议。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工作中小手小脚，怕负责任。祗想自己学习（不愿做副组长）”。
在党校的学习毕竟比在县里工作有些余暇的时间，那种时候她会神驰故乡、亲人：“有时空下来，思想时常开小差到家庭去。公婆逃在海盐乡下无人去同（陪），不知身体健康否？我爱人的衣服放在的地方，他能否见到？家庭的空房屋现关在那里无人住（因公婆要住），要出房钱。又想到孩子，如不死掉，至今也可读书了，觉得自己没有幸福。”
不久上述思想就被她在学习小组中亮了出来，并自我批判为“苦闷的旧思想”，提升到“自私自利个人主义”，“发展下去，自己苦闷，可能脱离党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的高度。以今天的眼光审视，这恰恰是一个三十岁女人公务以外，作为媳妇、妻子、母亲、主妇角色的正常心态的流露。
张筠秋在省委党校的六个月学习，终于在1950年元旦后的第二天，以一份书面鉴定材料基本结束。这份材料21页，近八千字。第一部分是张筠秋自述的家庭出身情况和至1949年的生平，还伴有人生重大事件发生时的思想状态及批判，共16页，近七千字。正如她自己所说，“祇有要进步要改造，就要坦白得彻底，分析得清楚，以后才不会再犯，即对我前途就有很大希望”，所以叙述的情况颇详细。至于一些言过其实的自我批判或认识，剥离那个时代已经开始的违心之论的色彩，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了解其生平的弥足珍贵的资料。第二部分是洋洋洒洒的总结式的思想认识或者说是思想提高，以及自我对缺点优点的罗列，有四页千余字。令今天的人读去，总有一点“我是鱼肉置砧上，任君随便挑剔宰割”的味道。
压轴虽仅一页，寥寥六十余字，然而却是关乎张筠秋政治前途的组织结论。小组意见是绿灯放行：“同意本人意见学习有要求”十一个字。另加八个人的盖章和亲笔签名，说明那个时代办事的认真作风。支部意见除了“同意小组意见及本人检讨”以外，还有“放大眼光，打破妇女三从四德的旧观念，消除个人狭隘情感的小圈子，建立革命的事业观”的前瞻性的指导语。
对自己1950年1月在省委党校学习时，剖露出来的思想和自我认识，时过三十年后，张筠秋在1980年有过重新的评判：“那时思想还是认为说成一切都不好认为进步，实际违背真心的。”
从中可以看出历史的浸漶和人生的沧桑。
探讨“违背真心”的历史和造成的原因，绝不是本文所能承载的。我们只能尽微薄之力，真实地还原某个历史的片断或瞬间，把包括人性在内的社会性以及发生的时间地点，记录下来。
1950年初，刘少奇的一个关于优先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指示，或者说改变了金洪声的命运，或者说使金洪声在职业上得到了理性的回归。
正当张筠秋要结束在省委党校学习的前后，金洪声也来到了杭州。他是受平湖县委直接指派，参加省供销合作总社召开的第一届供销合作社工作者会议。从他离开平湖的那一天起，他也就离开了城郊区副区长兼当湖镇镇长的职位。屈指算来，生意人金洪声从政刚好是半年时间。
尽管后来有人评说金洪声的这次工作调动是一种左迁，或许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让他从一级政权机关调任经济部门确实是有此种意思——中国官场上的人事变迁总是让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客观地讲，就金洪声本人而言，是一种用其长的调遣，是一种量材录用。瞿秋白在他那临刑前著名的《多余的话中》说，他之所以登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位置是“一种历史的误会”，而他搞政治做党的工作是“犬耕”。对金洪声这六个月从政生活的描述，不知我们能不能借用这些语汇？
从杭州开会回来，金洪声就受命组建平湖县供销合作总社。组建的启动是县人民政府拨款4220元，银行发放贷款900元。人员除金洪声外，另配二名干部协助。
1950年2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浙江省平湖县供销全作总社挂牌成立，金洪声首任主任。
就人员的数量而言，当时的县供销总社是个很大的机构：嘉兴专署派来学员2名，平湖县委又派干部7名，招收正式职工30名，试用人员24名，加上原有筹建的干部3名，达66名之众。
在当时全省县级供销总社的领导中，有金洪声这样既是党员身份又有十七八年做生意经验的“又红又专”的人才，若不是绝无仅有，也一定是凤毛麟角。专署、县委派来的干部构成平湖县供销总社领导干部的基本队伍，这些人没有从商经验。生意人出身的金洪声感到熟悉生意、熟悉业务人员的匮乏，所以在人员格局上，出现了“一将已得，千军难求”的反常局面。“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用人规律在这里又起了一次作用，金洪声将一些亲眷、朋友招进急需人员的县供销总社。例如他致信上海的二姐金月婵，招她来平湖工作。不久金月婵携子沈德麟来到平湖，金月婵进秘书股，沈德麟才十六七岁，被安排为县供诮总社出纳。还有一些熟人朋友等等，构成了日后指言他把平湖供销总社办成金家店的口实。
当然，以金洪声的精细，在招收二姐金月婵、外甥沈德麟进平湖供销总社时，也走了点过场。他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的检讨交代”中说：“把机关作私人财产看待，还是用旧观点吸收私人。如我姐姐金筠倩，家庭经济困难无家可归。为了荫蔽同志们，特地去通过上级，根据他（她）的工作条件是不够的，我向上级请示时，未向领导说明他（她）的工作能力。又如吸收沈德麟参加，因他是我外甥，所以自己不敢作主，怕同志们讲话，叫王指导员出面吸收。后来沈德麟犯了贪污，在处理上我也是不掌握大公无私的精神，我怕处理遭到同志们反映，所以推给王指导员去处理。自己不坚持立场，明知处理轻了，既然王指导员处理得宽就算了。”
被1982年2月25日中共嘉兴地委组织部地组（82）5号《关于撤销对金洪声同志党纪、政纪处分的批复》中“撤销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九日地专机关党委《关于清除金洪声出党的决定》中，有这样的叙述：“一九五〇年在平湖县合作社副主任时，擅自将地主阶级分子王增、资产阶级经济坐探分子周伟权等二十三人拉入合作社，并将当时已经脱离了合作社的国民党员芦世桥改名为芦狱汉来欺骗上级拉进合作社工作，因此当时群众称平湖县合作社为‘金记商店’，造成了党在政治上的极大损失。”
五十年后也被“改正”的周伟权这样看待这件事：“金洪声到供销社后，人家说他招收的人员都是亲戚熟人，其实不熟悉怎么去找？我当时倒是工会介绍去的，当然与金也是以前一爿店里的熟人。”
客观地说，在金洪声身上，传统的家族观念还是比较浓重的。用平湖人的话，自己家里人顾得较牢。此事在前面的章节中已有提及。对金洪声来说，刚解放几个月，才参加了十几天的学习班，“阶级观点”远未“确立”。
在1956年处理金洪声的材料里，保存着这页检举资料，检举人是金以燕，时间是1956年8月23日：“他在担任区长的时候，包庇地主隐瞒田亩少缴公粮。我父亲隐瞒田亩少缴公粮，主要通过他关系。金洪声和我父亲是叔伯弟兄，关系是很好的，他对我家情况是很了解的。交纳公粮时，是他亲手签条的，但是他没有揭发。同时还包庇我叔父金麟书逃避斗争，在土改运动开始，我叔父农村中要斗争他，移送到城区区公所，其女儿金玉灿又名金志萍，当时已参加工作，她知道了就去和金洪声说，后来就放了，没有被斗争。金洪声后来住在我叔父家里。”
应有关调查方面要求写这份材料时，金以燕在平湖县政府教育科工作。调查人员的目的是为了处理金洪声，金以燕是清楚的。虽有大义灭亲的慷慨，但金洪声对亲戚网开一面的事，应该还是确实发生过的。
平湖县供销总社选址在当时平湖县城中最闹猛的南北向街道上，临街坐东朝西，是社务股、指导股等四个股的办公室。后面还有一楼一底的一幢小楼，下面是金洪声的办公室，也是县总社开会议事的地方，上面是金洪声的卧室。那时一切还带有点半军事化的模样，或者是为了保障生命安全自卫，主任金洪声还配有武器。
“那时金洪声有枪，我看到过的”，由县工会介绍、第一批招入供销总社的周伟权如是回忆。
让金洪声感到共产党的供销社与往日他在米行做生意大不相同的，是供销社成立后的第一笔大生意——1950年度春荒的大米供应。
建社初期，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平湖县新政权成立的第一个春天。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但历来又是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春荒难捱的时节，平湖民间历来有“荒春”的说法。而1950年的春天，恰遇农业遭灾——1949年，素有余米著称的平湖县，全县粮食亩产仅352市斤。许多农民无隔宿之粮，不少人以糠菜果腹。城镇贫民更常见手端饭箩布袋上街排队，购当日甚至一餐之米。而米商依旧例仍在抬高米价，或以“粒半头”（即借一斤还一斤半）的高利贷赊销以谋暴利。广大农民既难以度日，更影响“一年之计在于春”的春耕。
当时的平湖县委、县政府把购粮济困、支援春耕提到了“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取得民心”的政治层面。供销社是这一政治任务的业务执行机构，金洪声感到这笔生意既好做又有点匪夷所思。好做在资金不成问题，奉县委县政府之命，所需款项银行绝无延宕，一概照请全拨。米业是金洪声的本行，知道米该从那里去进货，走那条路运来，这次的米大部分从全国最大的米市芜湖运抵平湖。金洪声集中了全社十之八九的职工，确保这一“中心任务”的完成。社内职工劲头普遍之高，确也非当年米行中的伙计学徒能比。粮源在手，就在全县最大的两个集镇——县城城关、乍浦设点以每市斤壹仟壹佰伍十元（合现币壹角壹分伍厘）的价格敞开供应。
令金洪声觉得有些匪夷所思的是，根据县委县府的指令对经济困难的农户，实行几乎是无担保的赊销。每人赊销大米50市斤，价格同现销一样。整个供销社共赊销出大米119500市斤，折合成现币13742.5元。县总社创办时全部的资金数，拨款加贷款两项总共才5120元，这次赊销的米款即使到期全部归还，这笔不小的利息无处着落呢？宕在账上算是县总社的还是谁的？赊到米的农户当然高兴，可金洪声的心里总在盘算：这场生意是怎么做的？打破了“千做万做蚀本生意勿做”的商界金科玉律。
尽管金洪声主任心中有些疑虑，但县委县府的表扬不期而至，因为购粮济困一举，确实使困难农户居民免遭饥饿，赢得了“共产党好”的口碑，为新生政权赢得了民心。金洪声对米业生意的熟悉，其成绩既使县委领导有知人善任的愉悦，又在同类县供销总社中引人瞩目。
还有一件事，使平湖供销合作总社的声名家喻户晓、远播城乡，那是对千家万户不可一日或缺的食盐的供应。平湖沿海一带，历来有晒盐卖盐的习惯，即所谓“贩私盐”。当权者屡屡动以法律、武力严禁，但因其售价低于官价之故，沿海盐民自晒自销，更有一批胆大者以贩盐为业，故历史上贩私盐者从不曾禁绝。当时平湖乡中，食盐的自由价每市斤壹仟伍佰元至壹仟捌佰元（合现币制0.15元至0.18元），而供销社凭借其特有的集体性质的供货渠道和国家政策的优惠，从外地采购调入，以每市斤壹仟元的价格应市。官盐价格低于私盐，为千百年来所仅见。家家户户争相购买公盐，真所谓有市者必有言：供销社盐货真价廉，往日屡禁不止的私盐不禁自匿。
平湖县总社成立后三个月，1950年5月5日，省供销总社召开会议，金洪声作为平湖县供销总社主任赴杭出席。省社会议确定了“重点实验，稳步前进”的发展基层供销合作社的方针。金洪声回平湖向县委县政府汇报后，即将此事作为县总社当前工作的重点。发展建立农村基层供销社的工作，具体由社务股、指导股负责。
回忆起当年建社的经历，周伟权说：
“金洪声亲自主持会议，先是传达上面的文件，都是他自己读，从省里到专署到县里。有些是形势、中心工作，也要给大家知道。然后是社里的工作。
建基层供销社时，社务股、指导股定期开会，汇报情况，会议蛮多。
建基层供销社就是做农村的生意，农村面大人口多，还有农村生产资料和农产品收购这一块，生意占的比重大。
建基层社都是‘白地上扦篱笆，一切白手起家’。当时下乡都是走路，自带铺盖，背起背包，背包像解放军一样，就是打得不像他们正规。下乡是‘出去一把抓，回来一条线’，要参加乡政府的干部会，受当地政府领导，抓中心工作。不过供销社下乡的人员比乡干部强，乡干部供给制，我们有每月二十几元工资，他们只有9元钱津贴。
那时的工作条件是艰苦的，我也只有十八岁。我去鱼祈塘建社，一个人住在走马街。人家后来说，那里是土匪抢的地方，想想有点后怕。
鱼祈塘建好，51年底，就又去建石桥供销社。”
这一时期，总社派出的职工，如周伟权所回忆的一般，深入乡镇广泛宣传，发动农民群众，寻觅店房，利用祠堂、庙宇因陋就简逐步建立起基层供销社。而一旦建起，店内职工就住庙宇，睡店堂，早起夜摊铺。白天营业“两头黑”，晚上还要下村搞中心工作。
1950年3至6月，在区、乡政府的支持下，先后办起了城区东门、城区西门、新埭、乍浦等4个供销站和当湖镇第一消费合作社。
1950年6月20日创建了全县第一个基层社——新仓镇供销合作社。金洪声报请县委县政府同意，决定在新仓镇率先建社，还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在浙江全省，平湖县是合作事业发展得较早的地区之一，而在平湖，则肇始于新仓镇。
民国十七年（1928），平湖三村（现新仓镇三叉河）农民，为减少流通中的中间环节，自动以每股5元集资80股，创建农民合作社，经营农副产品收购和日用消费品供应，成为平湖县乃至全浙江最早的合作社之一。1937年，合作社因日军侵犯而停办。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派员来平湖，督办合作社。1946年元旦县设立合作指导室，发动和恢复合作事业。此年平湖县内相继建立乡、保合作社和钭桥砖瓦、郑家埭食盐等专业合作社共34个。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全县共有专业合作社23个，乡、镇合作社14个，保合作社36个，共计73个。至解放前夕，或经营式微，或流于形式，合作性质大部名存实亡。
说起新仓供销社，在建社六年以后，还有一次众人始料不及的名扬全中国。
1953年，新仓乡农业合作社化运动开始，仅一年时间，全乡建立农业合作社24个。生产关系的变革，为流通方式的改变创造了条件。新仓供销社摸索着与11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签订了购销结合合同。1954年11月，新仓供销社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针对合同签订中产生的一些诸如群众反映的“合同好是好，就是饲料货源少”等问题，以光明农业合作社为基点，着手改进订立结合合同的工作。1954年冬，浙江省供销总社经营处干部张德喜等来平湖下乡蹲点调查，他发现和总结了新仓供销社与农业生产合作社签订结合合同的经验，写成《平湖县新仓乡订立结合合同的经验》一文，刊于1955年3月4日出版的《浙江农村工作通讯》49期上。
不经意间，文章被汇编进此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传阅文件中，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注意。这位诗人领袖将此文文字改动了3处，又改动标点13处，标题也改为《供销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订立结合合同》，收录进由他亲自编辑的批评对农村合作化运动小脚女人式态度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在文章标题后加编者按如下：“本书谈这个问题的只有这一篇，值得普遍推荐，文章也写得不坏。供销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订立结合合同一事，应当普遍推行。”此书于当年12月出版，从此新仓供销社声名不胫而走，越出了浙江省的范围。
在后来凡毛主席的片光吉羽皆成最高指示的年代，新仓供销社成为“批示单位”而再次名扬天下，全国各地来参观取经的人群络绎不绝，成为新仓这江南小镇的风景。“批示单位”的群众毕竟与最高的政治隔着十万八千里之遥，新仓供销社只将批示演绎成了几十年不变的一种为农支农服务的精神，那典型的形象是一队供销社职工在烈日下，头戴草帽肩挑货郎担脖子上搭着一块擦汗的毛巾，行走在阡陌间送货下乡。
周伟权回忆平湖供销总社初建时金洪声的工作是“日理万机”，可以想见他当时工作之繁冗。虽然他此前有过十七八年从商的经历，但此时的规模绝非当年可比。如今他几乎掌控了整个平湖县的大宗商业业务，以前他大部分时间仅是帮人做账的账房先生，最多回答老板一些生意上的垂询，如今他是凡事需他拍板一言九鼎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还有六七十人的一班人马的管理任用。尽管干部职工们都有着建国初期的那股“激情燃烧年代的热情”，但人一多，毕竟有些众口难调之感。还有那几位县委派来的南下干部，论做生意，他们是没有从商经验的外行，但论职务，他们都是领导、骨干。更使金洪声觉得心累的是，还有一大堆生意以外的事需要他去过问去处理。所以他一再表白：“业务我是熟悉的，行政工作不会做。最好县委派干部来，最好去学习提高水平。”
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会做也要做，而且还要做好。金洪声在建设基层供销社的工作中，除了策动县总社的干部下乡去开辟以外，他还要去做区、乡政府的协调工作。
周伟权回忆说：“他主要做区、乡政府的工作，和我们不同的是，可以乘轮船去。金洪声很忙。”
到1950年底，经过县总社人员的努力工作，区、乡政府的支持，全县已组建新仓、黄姑、林埭、全塘、建全、港北、石桥、金沙、马厩等9个基层供销社和东湖、当湖一联、总工会3个消费合作社。
“我看他不开心。”周伟权如此回忆这位昔日的同事、如今顶头上司的心情。或许是本身内向的性格使然，或许是繁冗的工作和一向单薄的身体使然，或许是他从未遇到过的人事纠纷使然，或许是包括以上诸因素的种种因素的杂糅，金洪声似乎没有在当义昌米行和隆昌顺米行正账那时的神采飞扬。
“平湖供销社的业务，当时在整个嘉兴都是搞得比较好的。金洪声业务内行，行政工作欠缺，所以几次向领导提出，要求派个人来。”周伟权这样回忆，我们在前文也已提及，金洪声自己也多次说过对行政工作力不从心。
当时县供销总社的一般职员如周伟权们，他们的工作生活除了繁忙以外，却有着一番与在解放前老板手下做事迥然不同的新气象。周伟权对那段生活还记忆犹新：“当时在县社，都睡在公家的集体宿舍里，由于人多，也分几个地方。早晨起来也锻炼，有打篮球，也打排球，年青人嘛，玩得也是很开心的。吃饭都在食堂里。”
尽管还带着一些战时共产主义的色彩，但确实充满了朝气。我们特地问了金洪声来不来打篮球排球，他说金洪声不来。
经过近半年省委党校学习的张筠秋，于1950年1月回平湖后，工作不变，仍进县委民运部，负责妇女方面的工作。
四个月后，1950年5月，被调至平湖县委组织部任统计干事。对这次工作安排，张筠秋是满意的，“在整编时把我编到组织部做统计工作，觉得愉快”。
然而五个月后，1950年10月初，又调回县委民运部再做妇女工作。10月6日，经全县妇女代表会议选举，成立平湖县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张筠秋被选为筹委会主任。
妇联的工作与当时其他部门的工作一样，都要服从当地党委政府在那个时期的中心工作。1950年冬，平湖县全县范围内的土地改革运动全面开展。这是中国自土地私有化以来，在土地所有制方面付诸实践的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变革。张筠秋也去县城南郊的胜利乡参加了为期二个月的土改运动。胜利乡的土改工作原由县委农运部长张守邦和李士祥两人在领导发动，是县里的试点之一。张筠秋和另一位干部王玉成下到胜利乡是去接手张部长等两人已经开展的土改工作。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然也得管上土地改革这场革命。文件上地主的标准比较明确，只要按图索骥就是，当然也要防止转移瞒报土地雇用长短工数量，但总比较容易核查。
难的事情是土改骨干的发现和培养。平湖的民风以淳朴柔顺见著，近县城的乡民更多了点见闻和狡黠，一般不愿意做“先烂的出头椽子”，所以土改积极分子的寻觅直接关乎运动的发动和成功。好在张部长和李士祥在前期的工作中，发展了青年妇女胡阿宝为共青团员（当时还没有直接发展入党的），而且部长向接任的张筠秋两人介绍胡阿宝是骨干。“我们一切工作都通过她”，张筠秋这样回忆在胜利乡工作2个月期间的依靠对象，她还知道“当初李士祥在找胡对象”。
通过六十年时间的积淀，再去回眸那场土地所有制改革的形式，确如叶匡政在《土改学：诉苦》一文中所说：
“土改运动并不是乡村社会矛盾激化后的自然结果，而是出于政治力量的介入与广泛的民众动员才引发起的一场政治革命。土改领导者发现，他们试图建立的阶级话语体系，与农民的日常思维及乡村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要想发动农民起来与地主斗争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只有借助诉苦、算账等一些特殊的手段，才有可能实现目标。
选择苦主，培养对象应在受苦最多的老年人身上。
只有在诉苦中让农民强烈地感受到‘苦’，这种苦才可能转化为‘怒’。
诉苦的高潮阶段就是‘哭’，不哭就没有完成任务。
经过这场政治仪式的洗礼，农民的个体意识开始被集体驯化了，诉苦不仅使农民有了‘阶级觉悟’，也使他们认识到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
胜利乡的土改是平湖县土改的四个试点之一，由县委农工部长张守邦带队，张筠秋是后期接手，也走了这一全中国皆同的程式。
具有悲喜剧色彩的是，胜利乡土改结束，作为巩固土改成果的组织基础，那位女共青团员积极分子胡阿宝被提拔为乡长。然而1950年11月的镇反一开始，即发现胡是一贯道分子，胡阿宝就从乡长位子上被撤下，前后不过两个月。
张筠秋是平湖县妇筹会的主任，工作的依靠对象又是一位青年妇女，所以她在胜利乡的土改工作，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打倒地主土地还家之外，更带上了浓郁的妇女工作的色彩。根据县委的要求，胜利乡党总支本来就应该坚持男女农民一起发动的方针，县上的妇联（当时一般的称呼，都省略了“筹”字）张主任来了，正好把半边天的事情托给张筠秋。张筠秋通过胡阿宝串连发动妇女讨论“为什么要土改？”、“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哪里？”。使广大妇女明白，农村妇女处在压迫的最底层，一是不合理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二是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胡阿宝敢于直面地主斗争，她又熟悉本乡的情况，成了配合张筠秋选择诉苦说理斗争的妇女代表。到张筠秋离开胜利乡时，除了与男子一样领到了标有她们那份土地所有权的土地证，村上和乡里也涌现培养了一批如胡阿宝一样的妇女积极分子，为日后成立乡、村的妇代会打下了组织基础。
张筠秋的海盐宣家浜娘家和平湖金罗浜的婆家，在土改运动中均被划为地主成分。按照土改政策没收了全部土地，再按当地人口平均土地分给土地。
由于金洪声的父母在解放前已长期在通界桥开恒昌南货店，作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且解放初即由金洪声接到县城居住。张筠秋的继母魏五宝长期在家操持家务，于乡里也无家长里短的积怨。或许还因为两家的儿子媳妇在当地都成了共产党的干部（张振乾任海盐城区区长，刘佩贞也入伍），两个家庭的参与土改，除了交出田契领回新的土地证外，并无大的风波。
当然对自己家庭的土改划分成分，也必然或多或少的波及两人的心境。张筠秋在1951年12月30日，带着检讨的口吻“总结思想”道：“在土改中，接到嫂嫂来信，说家里的房子是向地主租来，现在土改恐要搬出等。我思想恐怕继母在土改中顽固，相反吃苦。所以表面上写一封信给嫂嫂，叫她也写信好好的动员继母，把东西和田地归还给农民。然而自己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愁继母年纪大而吃不了苦的主要出发。”
在胜利乡土改工作期间，张筠秋与当地农民的关系，一如以往她当村校小学教师时一样，是比较融洽的。也有人向她送点自家田地里生产的农产品，如“胜利乡吴付荣母亲送来南瓜二只，计三千元，慈果三斤，二千元”，令人有些酸楚的是，这是我们摘自她当年“三反”运动的交代材料。
时近1950年岁暮，对张筠秋有了新的任命。
1950年12月，为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重视和领导，中共平湖县委成立县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县委书记戴奎兼任书记，张筠秋被任命为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