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金洪声，在经历了两年稍多的“地下党”生涯后，终于迎来了1949年5月的平湖县解放，再过四个来月，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斗，成了中国政坛的执政党。在江南小城平湖县中，为数不多的（二十几个人）中共地下党员们，也理所当然地分享起了获得政权后的胜利果实。金洪声、张筠秋在平湖解放前后的生活，工作情况已如前文中所述。笔者想较详细地记述如下一个事件。
金洪声以满腔燃烧的激情，在平湖县城郊区副区长兼城关镇镇长任上，度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7个月紧张繁忙生活后，于1950年1月起调任平湖县供销社副主任，主持全面工作。县供销社主任由县委书记挂名兼任，尽管表面看来是用金洪声所长，但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新政权又刚建立的时期，这是一种很明显的左迁了。
就是在金洪声、张筠秋与新政权共度蜜月期间进入他们生活的一个人一件事，使金洪声的后半生，一直笼罩在这个人，这件事背影投下的阴影中。确切的起止时间，是从1955年金洪声被开除党籍，行政降级始，到1982年获得平反，恢复享受副县级待遇止。当然，若要从事件的酝酿发轫算起，还可上溯几年，比如说，上文提及的金洪声从掌握政权甚至对某些人的命运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平湖县城郊区副区长兼城关镇镇长的要职，到平湖县供销社副主任的调任。除了县一级具体执行者的夹带着某些个人恩怨的偏颇外，权力最高层解放初期对地下党的“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十六字方针，是造成这一政治现象的始作俑者。
说是背影，是因为此人悄无声息地离去，当时是不知去向，后来也不知道其终极的归宿。当然殃及的不仅仅是金洪声一个人，在高唱“划清界限，站稳立场”的年代，间接然而确定无疑地同受这个阴影影响的，还有张筠秋，以及他们整个家庭的生活。金洪声、张筠秋的儿子金晓红在2004年2月3日与笔者谈话时，回忆起儿时家庭的氛围，连着说了几次：压抑、阴森森的。我们相信凭自己的努力毕业于电视大学而又在社会人生舞台上阅练多年他的用词的准确性。
徐善涛，就是以他离去的背影投下这团阴影的人。徐善涛的母亲也是海盐张家门村人，在中国一表三千里的习俗中，与金洪声、张筠秋还算是比较近缘的表兄弟。
为保持历史的真实和原貌，我们不嫌冗长地将关于此事被尘封多年的文件，抄录如下：
1955年3月8日，省供销社嘉兴办事处党支部上报给嘉兴地专机关党委会关于处理金洪声的材料中，单列一点金洪声的错误：
“三、敌我不分，界线不清，包庇反革命分子，同时对党不忠实，欺骗党。如其表兄徐善涛，系平湖县伪保安大队副。金在解放后，还去徐犯家三次，也不同组织回（汇）报及揭发徐犯之罪行。徐犯于解放后给金四寸手枪一枝。毫无一点党员立场观点以私人情感代替了革命利益，即（既）未向组织报告也不向公安局揭发，同时把手枪留其自用，由于不及时回（汇）报及揭发，使徐潜逃。”
在1955年4月19日中共嘉兴地委、专署机关党委会委字第九号《关于清除金洪声出党的决定》中有关这事的始末，是用如下文字固定的：
“由于金洪声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庭和他本人又一贯从事剥削商业，入党后又没有很好地改造自己，因而存在着严重的剥削阶级思想意识，丧失立场，敌我不分。一九四九年在担任平湖县城郊区副区长时，他明知徐善涛（系金的表兄）是国民党平湖县伪保安大队副的反革命分子，但金曾三次到徐家中与徐进行勾勾搭搭的不正当的活动，最后一次徐善涛将四寸手枪一枝，子弹十六发交给金洪声。这些活动，金既不进行揭发徐善涛之罪恶，又不向组织上汇报，致后不久徐即潜逃，对党对人民留下了祸根。这就是金洪声包庇所造成的恶果。”
两份文件的文字文风，鲜明地打着那个“运动”“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时期的历史烙印，级别低的机关起草的文字更外露张牙舞爪些。现在的年轻人在现实中已很少见到这种文字了，但亲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深切地知道，这样的文字表述会怎样噬咬一个人的命运！
对徐善涛其人，尽管极笔者之所能，但终因种种条件的限制，我们还是对他知之不多。通过向尘封多年的众多纸色泛黄的档案的遍览搜寻，和向尚健在的有关当事人访问寻觅，只能汇总成徐如下的个人资料：
徐善涛，1947年前在平湖县以外工作，确切地在哪里，做什么，阙如。从一回到平湖县即任自卫队副大队长一职这点来推测，徐在外从事的应是军政方面的工作，又以从事军队方面的工作居多，级职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团级。因为据国民党末任平湖县县长楼正华（起义人员）在《跨向光明的第一步——于平湖》（载平湖市史志办公室编的《中国共产党平湖地方史略》）一文中回忆，他以县长兼任国民兵团总团长，国民兵团的实际武装力量即是所属的自卫队，徐善涛以自卫队队副衔，实际上掌握着这支武装力量。
自卫队下辖两个中队，在各乡镇还分别设有自卫队20人左右，也归县自卫队节制。整个自卫队是当时平湖县中最主要的地方武装力量，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或者换另一个说法：“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徐善涛在当年的平湖，也可算是一位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
从1947年初至1949年5月，平湖解放前，徐善涛一直担任此要职。在金洪声、张筠秋档案中，有关徐善涛的存在以及与他的交往，金洪声、张筠秋自己撰写的部分，笔端显得异常小心谨慎。在案卷里保存的草稿中，可以见到多处修改、删去的痕迹。完全是一种不能不面对，又不得不面对徐善涛这个人、这件事的思想状态。而且下笔时欲说又止，踌躇再三。以张筠秋的档案记载为例，在1951年10月29日填写的《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登记表》的《重要社会关系》栏中，除了另外两人外徐善涛位列第三，全文抄录如下：徐善涛，“职业”：反革命；“社会地位”：平湖县伪副总队长；“何时何地参加过何种反革命活动？现在态度如何？”：“这人很早就出去，在1948年春天来平湖，任伪副总队长，他内中详细我不知道的；“你与他（她）相互影响如何？”：是堂表亲。以前不来往的，因为他有些流氓的作风，就到平湖后来往的。所以影响是没有的。”
这种欲说又止的彷徨心旌我们在张筠秋1951年12月30日写的《思想总结》里得到了确证：“关于一个反革命的亲戚，在解放前（任）平湖的副总队长，他现在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到革大在填表时是个想填，恐怕领导上怀疑我社会关系复杂，后来经过思想斗争，所以结果填上了。”
经过开除金洪声党籍处分的变故后，张筠秋在1955年填写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草表中“亲友中有否参加党派组织和政治活动？现在情况如何”一栏里，赫然单列着“表亲徐善涛”。这种单列，表明了与徐善涛的关系是个不能绕开、第一重要的问题，也即不能不面对。而在具体的内容上，就只有以下文字成文：“是很反动的，过去一直在外面，在47年回到平湖（笔者按：关于徐善涛回平湖的时间，张筠秋的回忆前后不同，相差一年，我们采用1947年），平湖的伪副总队长，现在据说已逃在香港”。而划去以下文字：“该人流氓作风，所以我们过去从小到大是不接近的，但这人是很反动，在47年，我们是从东面（笔者按：此处似有误）接近，开始思想是有二个”。另外还在以上文字的行文过程中，划去了“如解放前，该人是和”等两处字样。可以想见，张筠秋在草拟此栏内容时是颇费思量考虑再三的。
说徐善涛有流氓作风，我们在访问金舜仪时，他说的一点，或可作为佐证：徐善涛在平湖时，着军装穿皮鞋，有时莫名其妙地用皮鞋踢其亲生母亲，态度十分蛮横。
在1957年12月中共嘉兴水产供销分公司审干办公室关于《对张筠秋同志政治历史问题的调查报告中》也有涉及徐善涛的部分。要知道当年对“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事关个人的政治生命，性命攸关。现也全文抄录如下：“1949年5月20日，平湖解放不久，组织决定逮捕一批反革命分子。当时组织决定由张筠秋监视反革命分子徐善涛（是张丈夫的表兄）（笔者按：也是张筠秋的表兄），但是当晚去捉时，徐犯已逃跑。徐的逃跑是否张走漏了消息，不大可能。因此（疑应是“为”）平时是信任党，靠拢党的，也认识方面比较清楚。金洪声思想立场方面是糊涂的，有这个可能。然在逮捕前，领导曾叫金洪声去徐犯家了解情况2次，均未看到徐犯，据说那时徐犯已外逃。”
一个“不大可能”，一个“有这个可能”的结论，决定了夫妻两人不同的政治命运。而文件中，“致后不久徐即潜逃，对党对人民留下了祸根”云云，将当事者金洪声及张筠秋陷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为在解放后的新中国，一些在大陆明摆着的历史反革命，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随时可以给其中的乱说乱动者以致命的打击。而潜逃在外的反革命其破坏性就是一个难以逆料的变数了。更为令人可虑可怖的是这种“结论”，又是当事者不知情而只供领导者即掌握你命运的人，秘密掌控的，犹如一柄看不见的利剑在几十年里一直悬在当事者的头顶，甚至割破了点头皮，一直停驻在那里。张筠秋在时隔二十五年，一次单位领导不经意地向她泄露了这一情况后，便在1971年8月7日，向嘉兴食品公司党支部说明情况和要求组织予以澄清。于1973年8月26日又再次向食品公司党支部提出，而在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1983年6月18日，更慎重地向嘉兴市委组织部提出要求复查，明确结论和当面告知本人。亲历过那个时期的已成年的全国人民当然深知，在抗日战争时期已经成为共产党一员的张筠秋为何要在这个关节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党的下级基层组织申诉。按照中国的权力结构，越是到直接管住你的那级基层权力机构，越是能决定你的命运。
金张与徐善涛交往的始末大致如下：从1946年年初起，金洪声在海盐碾米厂作职工。金洪声的毛笔字写得不错，“海盐碾米厂”招牌几个大字，还出自他的手笔。然而碾米厂的生意却一直惨淡经营，延至年底，终于不支而关闭了。金洪声一家生计成了问题。这一年，张筠秋经地下党组织安排，为了确保组织和党员个人的安全，也为了解决一点生计问题，离开海盐独自一个人去嘉兴乡下做小学教师，一年当中，换了三所小学。张筠秋因为参加索薪罢课行动，罢课二天，教育当局以撤并学校为名，撤掉了张筠秋任教的学校，张筠秋随之失业。她这一段去嘉兴任教的生涯，颇富传奇和惊险，前文已详述。至年底，金洪声一家经济陷入绝境，夫妻俩商议后，决定重回平湖县城。
1946年临近年终岁末，金洪声、张筠秋夫妇来到平湖县城。屈指算来，金洪声从1937年抗战烽烟初燃时离开平湖县城，不算其在平湖金罗浜乡下的偶尔逗留，不觉已有整整十年了。十年的离去，使得重返的金洪声夫妇在县城已无栖身之处了。投亲靠友，这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中，是人之常情。徐善涛时任县自卫队大队副，在平湖正炙手可热，无论从掩护张筠秋地下党的身份还是日常生活中能得到一些照应，同徐善涛的谋面和交往是顺理顺章的事了。金、张、徐三家，都是表亲，幼时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时的见面一定会有。及至长大，张、金一直在家乡生活，徐却一直在外面做事，并无实质性的交往。但此次到平湖后，就有了来往。
通过徐善涛介绍，金洪声、张筠秋夫妇租住了徐善涛婶娘家的房子。房子坐落在平湖城关镇分金弄底，房屋为一门单独出进，两楼两底外加一间厢房，夫妇俩住着够了。因为单门独户的，有个客人来也方便。金洪声的入党宣誓仪式就在此房屋内举行，后来更因成为平湖县地下党当湖支部的所在地而载入中共平湖党史。行文至此，笔者脑际中突然冒出另一幢两层楼房——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即现今卢湾区兴业路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望志路106号的那幢两层楼的主人、中共一大代表之一的李汉俊的胞兄李书城，因其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更因为这座房屋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轫地而得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农业部长。笔者无意于在此作人与人、房屋与房屋之间的比照，仅是将行文时确实在脑海里出现过的一种联想如实地写出，仅此而已。
金洪声迫于生计，更凭着在十年商场中历练出来的干练精明，很快进入了平湖当时财力最浓厚的陆陈行之一——贝锦记米行，担任账房。徐善涛的自卫大队一百多人的口粮供应也成了贝锦记米行的客户，无疑这笔买卖对徐善涛、贝锦记米行和金洪声，是一场三赢的交易。
与徐善涛的交往还有一件事可记。1948年，在毛泽东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鼓舞下，海北的中共地下党曾有过一个流产的组织武装力量的计划。据张筠秋在《追求革命真理，坚持地下斗争》（此文收入平湖市史志办编的《中国共产党平湖地方史略》一书）中回忆：“筹建武装，以便伺机接应我们部队行动……把王二观（笔者按：王是张筠秋家的老帮工）介绍到国民党平湖县保安大队去，了解该队武装情况及争取士兵。约在四五月间，上级认为海北一带白色恐怖严重，群众基础较差，不宜武装行动，指示我们停止武装斗争。”
王二观进自卫队一事，徐善涛先是一口答应，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王从海盐来平湖后，徐并不安排王去自卫队，而留在徐家中烧饭。徐善涛又将王二观安排与他的勤务兵同卧一室，勤务兵不经意间说，王二观睡觉时说梦话，半夜里吵得他睡不着觉。金洪声、张筠秋闻言，恐王二观梦中无意间泄露地下党的机密。半个来月后，由于上述两种原因，金洪声、张筠秋借故叫王二观离开徐家，回海盐张家门了。
从1947年初到1949年5月，大约两年半的时间里，金洪声夫妇与徐善涛的其他交往均不见于文字记载，想必都是一些亲戚间的逢年过节的礼节性拜访往来。在政治上，徐在明处，张、金在暗处，徐善涛是否觉察到张、金的地下党身份，很难肯定或否定，但徐善涛与两人的应酬进退还是很合人情得体的。
1949年5月11日，平湖政局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摧枯拉朽般的进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金、张与徐在平湖政坛上的地位，发生了换位，金洪声、张筠秋随着南下部队举办的地下党学习班的结束，很快一个被任命为城郊区副区长兼城关镇镇长，成为平湖县内中枢地域的掌权人物，另一位进入民运部专司妇女工作。而徐善涛带领着自卫队向解放军南下部队缴械，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整训。徐善涛接受整训结束回家，金、张还与之接触过。徐的妻子还向张筠秋提出要求工作，被张拒绝。
构成金洪声开除党籍错误之一的始末，基于这样一件事实：
在金洪声任城郊区副区长兼城关镇镇长几个月后，当准备抓捕徐善涛时，却发现徐不知去向。
徐是什么时候走的，不知道。去向哪里？当时也无法知道。只有在三四年后，才依稀地从徐的女儿徐以枫的口述中得知，徐善涛可能在香港做事。
直到1969年，离开除金洪声出党时过境迁二十五年后，张筠秋才用比较舒缓的笔调，正面地叙述了徐善涛遁逃这件事。原文照录如下：
对于捕捉徐善涛问题，先把经过情况如下：徐是带了县总队到农村迎接解放。但谁去做策反工作不明确。临时支部只知道是当时动员平湖楼县长，研究由我去徐家。是遇到徐母、徐妻。他们讲是在解放军学习。受训部队是孙明诚。这件事我们就不去管了。后来在街上遇见徐善涛，他讲自己准备去经商。自己的经历向公安局登记了。这时，我想我们共产党对待交枪（投）降是有政策的，班级以上解放自己找出路，班以下原（愿）留下的，留下。所以不在我们捕捉的人之内。现在说我们放走实在是天大的怨（冤）案。
因为还在“文革”审查干部期间，张的叙述既说明了事实经过，又强烈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天大的怨（冤）案”，要知道，这在1969年的当时，是要冒极大的向党“反攻倒算”的政治风险的。
但是在金、张与徐的关系中，有几点是众所周知的：金、张与徐是表亲的关系，他们之间有着交往。不知是事后金、张的自我述说或“交代”，还是旁人的指证，都说明存在着交往的事实。但金、张确认的动机是，受组织指派，了解掌握徐善涛乃至平湖县城内敌特势力的动态。而另一种说法是，金、张与徐的接触是处于属敌我斗争双方阵营中，个人之间的一种相互利用的双保险。其中突出的事情有两件，都记载在两人的档案中。
一件是徐善涛向金洪声赠送了一支四寸小手枪事件。
四寸小手枪一枝是确实有的，在张筠秋的档案里保存着一页盖着平湖县人民政府公安局大方印的收缴证明。在“携带枪枝”栏中，有“名称：四寸手枪；号码：20160；弹数：6发；枝数：壹；收缴日期：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主管部门盖章：孙明成（印）刘德芳（印）；经手人：金明昌（印）”。
令笔者很不得其解的是，关于这支四寸手枪，各种文献文件资料上均说是徐善涛送给金洪声的，而在上缴的公安局正式收条上，上缴人即枪主却是张筠秋。
一切历史事件性质的确定，不论是事关国家，民族的要事，或是只关系平头百姓的小事，都应以时间、地点而论定。笔者在收集资料时，曾走访过亲历解放初期收缴枪枝的工作人员，以及对此四寸小手枪事件有所见闻的有关人员。他们回忆说：解放初期，收缴来的枪枝，是随手放在办公室的字纸篓里面的，当时的环境没有也不能如今日这样实行严格的枪支弹药管理。只是当时的时尚以枪小为罕贵。能得到一支小手枪，除了工作上的确实需要外，更多的是一种炫耀的资本。对收缴枪支的保管使用，在当时的平湖还发生过这样一件趣闻：一位平湖本地干部，不熟悉枪性，在擦枪时不慎走火，子弹直射楼上——而楼上正住着刚从山东老家来的县委书记戴奎的母亲。枪声一响，那位干部知道闯祸了连跑带爬地上楼，见到老人无恙，才瘫坐在楼板上惊魂甫定地喘息。县委书记事后知道，也就一笑过去了。
关于这支四寸小手枪的来由，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据金洪声辩解说，当时是经城郊区区长孙步勤同意的，还托区文书王慎元拆卸加油——即在当时是公开的，不是徐善涛与金洪声的私下赠送，别有所图。但是在五年后，落实开除金洪声党籍的处理材料时，原城郊区区长孙步勤说，金洪声没有向他汇报过此事。当事人只有金、孙两人，属于你知、我知的范畴。当然我们的古人还续以天知地知之说，但是，天地无言，事情的真相就只能按着掌权者需要的方向诠释，成了反革命分子居心叵测地私下送枪给城郊区副区长兼城关镇镇长金洪声，推断的理由也很充分：他们是表亲，更要命的是，徐善涛获得了潜逃的可能而确实逃遁了。
今日的笔者无意苛求当日的那位区长。可能当时的他，除了要面对确实存在过的客观事实的回忆再现外，他还要面对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良知、权势、名利等等。金洪声当时面对的，除了良知、权势外，更有切肤的事关本人、妻子、家庭的起落沉浮。两人的回忆说法可能都会带有利己的主观色彩，不知道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还是否有这种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情形，如若还有，不知我们每个人也将如何面对？
作为徐善涛与金洪声两个家庭过往密切的另一物证是一张徐善涛的妻子写给金、张夫妻的便笺。此时徐善涛已逃遁在外，徐的妻子儿女已迁至桐乡居住。信纸约5×6寸见方，事由是为缴儿女学费，告借人民币伍元。信由徐善涛的儿女专程从桐乡带着来嘉兴登门告借。时间署的是6月14日。据笔者查证推断应为1954年的6月14日。这笺信纸，笔者见到的时间是在2004年秋。历经五十年，纸的颜色已发黄而略有破损，但它切切实实地装在金洪声的档案里，默默而有声地存在了五十年。便笺直行书写，篇幅不长，现全文抄录如下：
弟仪哥
大姐：
上次小女以枫到禾，曾向你告借若干，适遇你们没有发薪，也很困难。承发了川资，感谢！感谢！我的境况目下困苦得真是一言难尽。数年来培养四个儿女教育费与生活费卖尽卖完，还是克服不下。今两儿学费催讨甚极，我再无物可卖，虽校方照顾我困难，免去一部，但还有一部非要缴清。故不得不向两位暂告借伍元。两位总得谅解我一个弱女携了四个孩子之苦情。又是我初次开口，实在是没有办法。总望允诺为幸，不胜感激！
此祝
近好！
弟妹顿首
伴随着这一笺由徐善涛妻子书写的告借便条，还有一份已成惊弓之鸟的金洪声书写的徐善涛女儿徐以枫两次来嘉兴事实的说明，择要抄录原文如下：“在第一次他来我家时，因为他本身是个孩子，所以一方面让他吃饭，一方面来向杨主任报告，后给他船钱八角，这次又来了没理他。”
但愿金洪声记录在这里的是应付当权者的话，在危险面前，为了保存自己，伪装也是人的一种本性，犹如其他生物为适应环境，而或缓或快地变换自己的保护色一样。因为在他以往生命的轨迹里，除了为他本人活着，他还为他的家庭、家族、朋友生活着，为此在将他清除出共产党的文件里，将此点归列为“丧失立场敌我不分”，“平湖合作社为‘金记商店’”。他是一个遵循中华民族孝悌齐家照顾亲友的肩负责任和友情的人。他怎么能够拒绝一位身处困境为儿女们筹措学费母亲近于哀求的告借？他怎么能够忍心让一位无助少女奔波几十里的专程求助，变成失望的空手而归？在当时交通尚不便利的条件下，从桐乡到嘉兴往返，需足足一整天时间，而且告借的仅仅是五元之资。相当于金本人从行政十八级降为十九级后月工资76元的十五分之一，家庭月收入的三十六分之一。况且，便笺的字迹相当漂亮，甚至有一种须眉气的练达，徐善涛妻子应该是一个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敢麻烦金、张夫妇，除了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外（当时大学本科生的定级月工资是五十元五角），肯定还考虑到两个家庭以前的交往与情愫，当然，应该包含金、张夫妻困顿时来到平湖徐善涛一家给予的接济帮助。
倘若金洪声在这里所说的是真实情况，两次都分文不借，那么，我们只能从中看到“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站稳阶级立场的戒律，给人性带来的扭曲，诚如前文所述，人有遇到危险时趋避的动物本性的一面。但自从猿走出森林进化为人以后，人群或人类社会还存在着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些标准，没有这些标准和规范，人类的群体或者说人类社会就无法有序地存在。比如在这里适用的同情心、扶持弱小，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等一些属于道德范畴的行动规则。现时的年青一代肯定会感到那时的人怎么竟会如此似冷血动物般冷若冰霜，难以理解。而亲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将会无言以对，或者是一声“天凉好个秋”的轻叹。
金洪声档案材料的整理者，采取编选而不评述的手法，收存了这三页纸。请读者注意，这已经是经复查撤销党纪政纪处分之后的金洪声的档案了。既然事情的结论即处分已撤销，为何还要在金洪声不知情的情况下，保留赖以得出结论的原始旁证？这三页材料以前可以证明什么，以后需要时还可以证明什么？尽管金洪声在事情发生的1954年6月5日、14日两次如此“立场坚定”拒绝了徐善涛女儿徐以枫从桐乡专程到嘉兴告借人民币伍元的以缴学费请求，并且立即向掌权者杨主任汇报，但掌权者及其工作人员一以贯之的手法，是否会让九泉之下的金洪声感到点出乎意外呢？
金洪声及张筠秋及其家庭从这个背影投下的阴影里走出，已是事隔二十七年后的1982年2月25日，以中共嘉兴地委组织部文件，地组（82）5号文件的形式出现，文件题名为“关于撤销对金洪声同志党纪、政纪处分的批复”，主要内容为：“原对金洪声同志处分的主要依据失实，定性处理不当，同意恢复金洪声同志的党籍和工资行政十九级，撤销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九日地专机关党委《关于清除金洪声出党的决定》和地委组织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八日‘关于给金洪声同志撤职、降级处分的批复’。”
对张筠秋的影响的最后消弭，要来得迟些，在1996年7月10日，嘉兴市水产局以嘉渔（1996）16号文件的形式，重新认定张筠秋符合享受县团级待遇条件，文件名为《关于同意重新认定张筠秋同志享受待遇的批复》。
其时，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核心已实现了第二代、第三代对第一代元老们的新老更替，在思想上恢复实行了实事求是、拨乱反正。
现在该是循中国史籍写作形式的惯例，到了为此篇小文写赞曰的段落了，我们试笔如下：
赞曰一，是对徐善涛出逃原因和对金洪声处分证据的思考。
徐善涛的潜逃，就其本人的原因，一是凭他在军政界数十年的阅历，以及其于历史上改朝换代急剧动荡时期的人生命运变幻莫测的理性认识。二是基于人本性的求生欲望的驱使。对着生死未卜的命运，选择出逃，这是相当正常的。只要有条件，总是以保住生命为上。好死不如赖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何况在客观形势上，此时全国还未全部解放，还有浑水摸鱼的可能性。
金洪声在徐善涛潜逃中，是否起了作用？从故意的暗示到直接透露消息。无论徐善涛潜逃的当时还是以后岁月里对金洪声审查处理的内查外调，由于金洪声的一再否认，另一个唯一的当事人徐善涛又无法找到，所以只能作为“悬案”，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成为开除金洪声的主要罪证。虽然一直没有直接的证据，但作出由金洪声通风报信推断的理由还是很“合情合理”的。
在中国的人文伦理道德传统里，兄弟为“五伦”之一，为兄弟而走漏消息，推理上是十分必然的，它并不需要直接的确凿的证据，比“莫须有”要令人信服得多。
中国自古以来的法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西方的法理是基于当事人无罪的无罪推论，宁疏漏而勿错。两者孰优孰劣，法学外行的笔者，实在难以作出判断。不过著名资深记者萧乾先生，写过一段在纽伦堡旁听对二战战犯审判的亲身经历，很可以使我们受到启迪。当时令萧乾先生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对那帮证据确凿，罪行累累的纳粹头目，法庭不但准许犯人作充分的自我辩解，并且还为他们每人各聘有律师辩护。这使得审讯的过程变得十分的“繁琐”冗长。然而到了1957年的夏天，身在中国的萧乾先生才明白重证据且让每个被告替自己辩护再定罪的必要。
笔者不知如何衡量：“漏一个”造成的后果，同“错一个”造成的后果孰轻孰重，但“错一个”“对一个”的本人来说，肯定是百分之一百的错了，是百分之一百的命运由人间到地狱的改变，更不要说几十、几百、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错案，对家庭、社会的影响了。尽管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后，可以一风刮过般地以“推倒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为理由为他们本人改正平反，然而对他们本人，乃至社会造成的伤害呢？而在纽伦堡被判刑的二战战犯，至今没有一个需要改正或平反的，甚至也没有关于当时量刑不当的微词。想到在金洪声档案中至今仍保留着那三页作为证据的纸片，看来借鉴一切先进文化中的积极元素，以法制来保证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再发生错案，是显得异常必要和紧迫的课题了。
赞曰二，马克思有句名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笔者不知道中文译者是否完全正确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原意，但对这句中文译文依然异常欣赏。不过要特别注意理解这句话中“总和”两个字。在特定的时刻，我们往往会对人本质的认识和定性，停留在孤立的一种社会关系上。如对金洪声开除出党时，对他的本质的认识，就只局限于金洪声与两三种社会关系的联系，而不是全面地考察几十年来金洪声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孤立、片面的认识方法是形而上学的、谬误的，而“总和”的认识方法是辩证的，客观地认识某个特定的人的本质，从而是正确的。
赞曰三，在清除金洪声出党的中共嘉兴地委1955年委字第九号文件中，有一段文字，似乎泄露了这场错案的玄机：“金更为不满，并说‘党相信老干部，不相信新干部’（暗示江南江北）”，是否是夺取政权后的一种派别倾轧？从文化的层面而言，金洪声所代表的本土较高的文化与尽管来自儒学故乡山东，然而本人的文化仅略高于文盲的外来文化碰撞。较高层次的文化，必将包容较低层次的文化，如清朝初年时的汉文化包容入驻中原的满文化。然而这需要时间，和掌权者的远见卓识和对碰撞的驾驭能力。而在金洪声的个案上，文化素养稍低的一方，凭借着手中权力，为了在短时间内奏效，就对文化素养较高的一方采取了钳制甚至打击扼杀的方式战而胜之。那位由儒学故乡而来的外来文化在县供销社的代表者，在稍后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年代，又以用炸药深翻土地的创举而大放卫星，并得以升任副县长。对其人所作所为的评价，借用黑格尔的一句被广泛引用的经典话语：“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来表示我们的思考。
当然这种蕴藏着深厚政治、文化、人性背景的冲突，或许起于青萍之末。在张筠秋的“三反”检讨中我们见到了有关所谓“金、李”冲突的原始记载：“在团结问题上，利用职权报复打击。表现在片面听金洪声姐姐金筠倩讲，县社汤桂英（按：时在县供销总社人秘股任职，县供销总社李副主任之妻，两人都是山东南下干部）叫她在产院看妇女病时，把子宫割掉，才给她付药钱，否则钱自己付。（她经常生这病的）当初我不从团结出发，也不事先进行了解，祗站在私人感情，认为李主任与金洪声不团结，和他姐姐不关。以妇联名义去和他（她）讲话，并对金筠倩说，如真的这样，可登他（她）的报纸。”此事直到1954年张筠秋调嘉兴工作后，在填写《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时，还在作为错误检讨。
如今，金洪声的错案已经平反改正，炸药深翻耕地也随着那狂热时代的结束而随风飘散。先进的文化包容落后的文化并不战而胜，似乎在这里又得到了再一次的验证。
赞曰四：人性中善恶互见，在特定的环境下，特别是在自私欲望的驱动下，人性中恶的元素，比如说：怯懦，编织谎言，失去对弱小者的同情，落井下石，甚至相互杀戮等等，会迅速放大甚至膨胀。这种局面一旦失控，成为全社会层面的事情，“与人斗其乐无穷”变为社会意识的主旋律时，正常的人类社会结构及其运行轨道，就会被破坏，社会就会迷茫方向。而社会的某一个局部比如说某个单位某个部门更是如此。
毕竟人间自有正道。人类或者某个地域范围内的人们，终究要凭着物质资料的生产才能生存、繁衍、发展，因而生产活动，经济活动一定是人类、人们最根本、最基础的活动。在当时的平湖县供销社内，金洪声代表更多的是这种搞业务的经济活动，而不是以整人为手段和目的的人事权力之争。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终于替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建设和谐社会终于替代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社会主导意识，毋庸置疑地昭示了社会的进步。
从金洪声与徐善涛关系中引出的错案发生，到今天已有半个世纪了。历史发展到今天，在中国的现实中，我们亲眼目睹着一些可喜的变化；昔日父辈们相互刀枪杀戮，而他们的儿孙辈们从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意识，到付诸行动的奔走两岸寻求民族的和平统一。我们看到了人性中至善的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民族发展光明前景的希望所在，也是笔者祈愿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