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消兵”引起的祸乱
唐穆宗即位之后，贬宰相皇甫镈为崖州司户，拜御史中丞萧俛、翰林学士段文昌为宰相，同时又处死了柳泌、僧大通等人，象征性地表示对宪宗之死有一个了结。接着又册其母郭氏为皇太后，赠皇太后父郭暧太傅，母虢国大长公主赠齐国大长公主。
穆宗性奢侈，好嬉游，即位的次月就在大明宫丹凤门举行大规模的俳优百戏表演，纵百姓观看。他还经常幸神策军观看角抵及杂戏表演，喜欢击打马球，并因此而导致了严重的后果。长庆二年（822）十一月，穆宗与宦官们一起击球，有一宦官坠马，穆宗受到惊吓，因而得了中风病，足不能履地。
在政治上，穆宗根本不关心朝政，压抑以裴度为首的一批朝官，重用宦官，凡宦官赏识的人均能得到提升。如大诗人元稹，在宪宗时遭到贬黜，被赶到江陵任士曹参军。当时宦官崔潭峻任江陵监军，待元稹甚厚。后来崔潭峻入朝，将元稹所写的《连昌宫词》百余篇献给穆宗，穆宗大喜，即日将元稹从膳部员外郎提升为祠部郎中、知制诰。以元稹之才，任知制诰是完全胜任的，但由于他是由宦官而得官，因此受到朝士们的鄙视。有一次，同僚在一起食瓜，武儒衡挥扇驱蝇，说：“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将元稹视作朝士中的异类，当成苍蝇对待。可见朝官与宦官之间的矛盾是多么的激化。
穆宗即位不久，由于执政无能，很快便葬送了宪宗时期所取得的削平藩镇的大好局面，导致河北三镇重新叛乱，走向了与朝廷对抗的道路。
史载：“上之初即位也，两河略定，萧俛、段文昌以为天下已太平，渐宜消兵，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岁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国事为意，遂可其奏。军士落籍者众，皆聚山泽为盗；及朱克融、王庭凑作乱，一呼而亡卒皆集。”（《资治通鉴》卷242）可知宰相萧、段二人想通过削减藩镇军队人数，以达到减少财政开支的压力，削弱藩镇势力，巩固唐宪宗时期所取得的和平局面的目的。这种想法本意是好的，但是由于萧、段二人乃书生治国，对当时复杂的社会情况估计不足，以为只要皇帝一纸命令就可以万事大吉了，这种过分乐观的态度使他们对后来发生的变故措手不及，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关于萧、段二人此举的错误，唐人杜牧分析说：“雄健敢勇之士，百战千攻之劳，坐食租赋，其来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编户，纷纷诸镇，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闻之，无不忿恨，至长庆元年七月，幽镇乘此首唱为乱。”（《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杜牧可谓看到了问题的一些实质方面。因为这一时期的藩镇军队均为职业兵，以当兵领饷来养家糊口，一旦失去军籍便无法生活。然而最根本的问题还不是这些士兵不愿归农，而是政府根本就没有想到如何妥善地安置这些士兵。从当时的情况看，最好的安置办法无非是给他们以土地，使其能够有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可是唐朝政府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层。也有学者认为当时的唐朝政府拿不出足够的土地来安置这些士兵。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是萧、段等人根本就没有打算安置这些人。因为此次“消兵”主要针对的是藩镇军队，中央禁军是不在其内的，而且“消兵”的比例并不很大，仅为百分之八。这个时期全国军队的人数约为八十余万，除去禁军也就是六十多万，按百分之八计算，裁减的士兵最多不超过五万人。唐朝在各地有许多屯田、营田和官庄，如果拿出来安置裁减的士兵，问题并不很大，更何况当时还有大量荒地存在。唐朝政府既不能妥善安置裁减的士兵，这些人为了生存，只能聚于山林，合而为盗，从而严重地威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更为荒唐的是，唐廷为了彻底解决河北藩镇问题，调河东节度使张弘靖为卢龙节度使，又将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调到成德任节度使。张弘靖擅自扣留朝廷赏军的一百万贯中的二十万贯充作军府杂用，引起了广大将士的不满。张还自作威福，出入乘坐肩舆，与以前河北诸镇节度使与将士同甘共苦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将政事委于幕僚韦雍等人，而这些幕僚对士卒常以“反虏”视之，动辄呵斥如奴仆。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卢龙将士非常愤怒，他们的情绪就如同一团干柴，遇到一点火星就会熊熊燃烧起来。卢龙都知兵马使朱克融便利用将士们的这种情绪，囚禁了张弘靖，举兵反叛。
田弘正自从归顺朝廷以后，曾多次奉命进攻成德，与成德将士有很深的仇怨，而朝廷却偏偏把他调任为成德节度使。田弘正自知不为成德将士所容，遂率魏博军两千人作为自己的卫队，但是朝廷却不愿给这支军队支拨军费，田弘正数次上表请求，均被拒绝，不得已田弘正只好将这支部队遣回魏州。就在这支部队回到魏州的当月，成德军乱，杀害了田弘正及其家属、参佐、将吏三百余人，并推举都知兵马使王庭凑为节度留后。卢龙、成德两镇相继兵变后，时任魏博节度使的李愬因病不能讨伐，朝廷遂命田弘正之子田布代替李愬为节度使，率军讨伐叛军。其部将先锋兵马使史宪诚不愿作战，煽动士卒，要求复行河朔故事，即与两镇联合对抗朝廷。田布无力制约，又不愿背叛朝廷，遂抽刀自刺而死。从此以后，河北三镇又恢复了故态，互相呼应，连为一气，实行割据。朝廷兴兵讨伐受挫，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也未能恢复，“消兵”之策至此以失败而告终。
本来“消兵”之策本身并无不当，唐朝自宪宗发动削藩战争以来，国库空虚，赋税繁重，而各地藩镇兵员甚多，给朝廷财政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加之藩镇跋扈者多倚仗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故朝廷欲削藩必先从裁其兵员入手。问题在于既然认为“消兵”乃是太平之策，就应想好配套措施，如此简单行事，无疑视国事为儿戏。此事如此收场，说到底还是唐穆宗用人不当之故。
“消兵”之策的失败与河北三镇的复叛，穆宗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当卢龙、成德等镇兵乱爆发后，朝廷先后调动了诸镇兵十五万多人共同进讨，却屡战屡败。其原因并非叛军兵力强大，而是朝廷措置失当，史载：
诸节度既有监军，其领偏军者亦置中使监阵，主将不得专号令，战小胜则飞驿奏捷，自以为功，不胜则迫胁主将，以罪归之；悉择军中骁勇以自卫，遣羸懦者就战，故每战多败。又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从；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战。中使道路如织，驿马不足，掠行人马以继之，人不敢由驿路行。（《资治通鉴》卷242）
当时官军由裴度、李光颜、乌重胤等重臣或名将统率，却也一事无成，连深州之围也不能解除，更不用说铲除叛乱藩镇了。除了宦官干扰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朝中有人掣肘，这个人就是元稹。史载：“翰林学士元稹与知枢密魏弘简深相结，求为宰相，由是有宠于上，每事咨访焉。稹无怨于裴度，但以度先达重望，恐其复有功大用，妨己进取，故度所奏画军事，多与弘简从中沮坏之。”元稹出于一己之私心，担心裴度再立大功回朝拜相，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前途，所以对其军事方略加以破坏，使其不能入朝。元稹虽在文学上颇有成就，但就其这种行径来看，无疑是卑鄙小人。裴度虽然上表痛陈奸人误国，指出：“若朝中奸臣尽去，则河朔逆贼不讨自平；若朝中奸臣尚存，则逆贼纵平无益。”（《资治通鉴》卷242）穆宗不得已罢去了元稹的翰林学士之职，却任命其为工部侍郎，“恩遇如故”。不久，便拜元稹为相。
元稹如愿拜相，马上向穆宗请求罢兵，赦免王庭凑、朱克融等，“盖欲罢度兵柄故也”（《旧唐书·裴度传》）。元稹之所以主张罢兵，是想自己另辟蹊径，平定叛乱，捞取政治资本。时为和王傅的于方推荐王昭、王友明是奇士，曾客游河朔，熟悉贼党，可行反间计以救深州之围。于方提供家财，充当二人的活动经费，还贿赂兵部、吏部官员，从而获得二十份委任官吏的空白告身，以奖赏立功人士。元稹一一应允。实际上这只是元稹的一厢情愿，试想朝廷出动十几万大军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区区两个江湖之士就能成功？元稹的无能于此可见一斑，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穆宗是怎么死的
唐穆宗即位以来，朝中群臣钩心斗角，关系极为紧张。元稹排斥裴度，导致两人关系不睦，穆宗索性将裴度与元稹全都罢去相位，另以兵部尚书李逢吉为宰相，李逢吉又引牛僧孺为相。牛僧孺还不算奸人，却是一个平庸之辈，李逢吉引其为相，目的在于阻止颇有威望的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入朝为相。李、牛两人执掌朝政期间，朝廷政事并无起色，大权仍然控制在宦官之手。王守澄专制国事，“势倾中外”，接受贿赂，门庭若市。工部尚书郑权，家中多姬妾，以俸薄不能养，遂通过王守澄求取外任，竟然得以充任岭南节度使。李、牛两人无力抑制宦官势力，却对排挤朝中正直之士颇为用力，致使朝政一发不可收拾。
穆宗自从长庆二年（822）十一月患风疾后，借口身体不适，不理朝政，宰相数次求见，竟不得一见。由于宫中情况不明，群臣不安，于是便有一些朝臣提出早立太子的问题。除了裴度以外，宰相李逢吉等也主张早立太子。穆宗正当壮年，尚不足三十岁，自然不愿早立太子，但是在群臣的再三请求下，不得已只好同意立长子李湛为太子。这年十二月，正式在大明宫宣政殿册立景王李湛为太子。
穆宗自患风疾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身体情况大好。这年十二月己未，因为皇帝病体痊愈，公主、嫔妃、宦官及皇室宗亲还到长安诸寺为之斋僧祈福。穆宗甚至颁敕将长安狱中的囚犯全部释放，以示庆贺。正因为穆宗身体大好，所以才亲自在宣政殿主持册立太子的礼仪。可是到了长庆三年（823）正月初一，皇帝又因为患病拒绝了群臣的朝贺。那么，穆宗是旧疾复发还是又患新疾？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从一些情况判断，皇帝当是又患新疾，而且是因服食丹药引起的身体不适。有一条记载很值得关注，即在正月初一这一天，穆宗下令将嗣郢王李佐流放到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安置，原因是“坐妄传禁中语也”（《旧唐书·穆宗本纪》）。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李佐泄露了宫中什么事。由于这件事与穆宗元日未能坐朝接受朝贺发生在同一天，可见与穆宗患病之事有某种联系，很可能是李佐泄露了穆宗患病的情况。然而这件事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穆宗因病不能坐朝，朝中大臣无不知晓，如果李佐说了这件事，也不至于触怒皇帝而获流放之罪。看来李佐一定说了不该说的话，很可能泄露了皇帝服食丹药之事。
关于穆宗服食丹药，早在其父死后，他即位不久就已经开始了。史载：“初，柳泌等既诛，方士稍复因左右以进，上饵其金石之药。”（《资治通鉴》卷243）只是因宪宗服食之事的影响，穆宗并不想让外人知道他服食丹药之事，故对李佐泄露此事非常震怒。自从穆宗服食丹药以后，身体状态一直很不好，其即位四年来，仅长庆四年（824）正月初一在大明宫含元殿举行过一次大朝会。事情发展到后来，他服食丹药之事再也隐瞒不住了，不仅在朝中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就连在野人士也无不知晓。就在长庆四年正月里，一个名叫张皋的布衣之士上书穆宗曰：
……然则药以攻疾，无疾不用药也。高宗时，处士孙思邈达于养生，其言曰：“人无故不应饵药。药有所偏助，则藏气为不平。”推此论之，可谓达见至理。夫寒暑为贼，节宣乖度，有资于医，尚当重慎。故《礼》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庶士犹尔，况天子乎？先帝晚节喜方士，累致危疾，陛下所自知，不可蹈前覆、迎后悔也。今人人窃议，直畏忤旨，莫敢言。臣蓬菣之生，非以邀宠，顾忠义可为者，闻而默，则不安，愿陛下无忽。（《新唐书·张皋传》）
张皋的这一番话引经据典，甚至引用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的话，反对穆宗服食丹药，话说得非常诚恳。穆宗感于张皋忠义可嘉，命人寻找张皋，张皋却避而不见。从穆宗寻找张皋的这一行动看，可能他已有所醒悟，但为时已晚。由于长期服药，病入膏肓，正月二十日，穆宗再次发病。此次病势非常凶猛，至二十二日，已经奄奄一息了。
穆宗在弥留之际，命太子监国。宦官们见太子年幼，主张请郭太后临朝称制，并草拟好了太后临朝称制的制书，遭到了郭太后的拒绝。她对宦官们说：“昔武后称制，几危社稷。我家世守忠义，非武氏之比也。太子虽少，但得贤宰相辅之，卿辈勿预朝政，何患国家不安！自古岂有女子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资治通鉴》卷243）郭氏不愿临朝称制，是她的明智之处，而且她还认为只要太子得到贤宰相的辅佐，宦官们不要再干预国政，何愁国家不安！都是很有见地的看法。为了表示她坚决不步武则天的后尘，郭氏还当着宦官们的面撕碎了请她临朝称制的制书。
不仅郭太后是这种立场，其兄太常卿郭钊也是持这一立场，他知道宦官们有此动议后，遂秘密地向太后写了一封信，说如果您答应了宦官们的请求，我将率全家辞去官爵，退隐山林。可见郭氏家族的确不愧为忠贞勋臣之后，始终保持着低调的政治姿态，这也是其家族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在二十二日当晚，穆宗死于寝殿，年仅三十岁。二十六日，太子李湛正式即皇帝位。
三、敬宗的荒唐生活
李湛即位时年仅十六岁，史称唐敬宗。他即位之初，尊其祖母郭氏为太皇太后，其母王氏为皇太后，将国事委于宰相李逢吉，整日只知玩耍嬉闹，而不问国事。
敬宗年幼无知，宦官们投其所好，百般逢迎，因此其对宦官的赏赐甚多，除了赏赐服色及锦彩金银之外，还随意授予官爵，所谓“或今日赐绿，明日赐绯”，全无节制。由于赏赐无度，宫中财宝不足，于是他又从国库——左藏库中调出银十万两、金七千两，“悉贮内藏，以便赐与”（《资治通鉴》卷243）。
敬宗还非常喜欢营建，他嫌长安宫殿不广，筹集了大量的建筑材料，打算另建宫殿。后来由于吏部侍郎李程的力谏，才勉强同意将这些材料用于营建穆宗陵墓。波斯人李苏沙向皇帝进献沉香木材，用于建造亭子。左拾遗李汉上言说：“这与瑶台琼室何异！”敬宗听后非常不高兴，虽然没有惩处李汉，但却不愿改变初衷。他还打算巡幸东都洛阳，命度支员外郎卢贞负责修缮洛阳宫殿及沿途行宫，群臣劝谏不听。河北藩镇朱克融、王庭凑皆请以兵匠助修东都，敬宗遂下诏停止了修建。胡三省指出：敬宗不是因为群臣劝谏而罢营建，而是畏惧幽、镇之兵才罢手的。
唐代有端阳节龙舟竞渡的习俗，长安地区亦是如此。敬宗命转运使王播造竞渡龙舟二十艘，但是由于长安一带缺乏可用的木材，于是便从外地运到长安，预计仅运费一项就要花去全年全国转运经费的一半。经谏议大夫张仲方等人力谏，敬宗不得已同意减半运来。即使如此，也要花费全年全国转运经费的四分之一，浪费之大是非常惊人的。
敬宗还非常喜欢击球，自即位之初，就经常与宦官们游宴、击球，赏赐宦官、乐人财物不计其数。除了喜欢击球外，他还喜欢角抵、杂戏，时常令左右神策军中的角抵手进行比赛，或者令教坊乐人表演各种杂戏。由于追求刺激，比赛非常紧张，以至于“有断臂、碎首者”，常常“夜漏数刻乃罢”（《资治通鉴》卷243）。
敬宗见其祖上多往华清宫，于是也产生了前往一游的想法。群臣见其终日游荡，如果尝得华清温汤的妙处，经常前往，又将会造成很大的资财浪费，于是纷纷劝谏。拾遗张权舆叩头谏曰：“昔周幽王幸骊山，为犬戎所杀；秦始皇葬骊山，国亡；玄宗宫骊山而禄山乱；先帝幸骊山，享年不长。”敬宗竟说：“骊山竟然如此凶险，朕倒要前往试一试。”于是在宝历元年（825）十一月驾幸华清宫，当日返还。他对左右说：“这些叩头劝谏者的话，哪有什么可信之处！”
凡是有什么新鲜可玩之事，敬宗均不放过。在唐代僧人们为了宣扬佛教，创立了一种宣传形式，谓之“俗讲”。就是将佛经故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授出来，宣讲时有说有唱，形式十分灵活。有关俗讲的内容本不可考，幸在敦煌发现了不少唐代变文，使我们得以知道俗讲到底是一种什么形式。变文就是俗讲的底本，通常是一段文字，一段诗。变文里有一种形式，叫做讲缘起，相当于现在唱曲子的开篇，就是拿一首诗或几句话先把总的内容简要地唱出来，声调要特别有魅力。据记载，当时长安城中最有名气的俗讲僧是文溆，他进行俗讲时，“其声宛扬，感动里人”（段安节《乐府杂录》），以至听者“填咽寺舍”（赵璘《因话录》）。敬宗得知此事后，也按捺不住前往一观的冲动，遂于宝历二年（826）二月，前往位于长安城修德坊中的兴福寺听文溆表演俗讲。
敬宗还迷信神仙之说，同时又相信佛教，当时道士赵归真与僧人惟贞、齐贤、正简等人皆出入宫禁，受到敬宗的热情款待。由于敬宗迷信神仙之说，所以有人马上投其所好。有一个叫杜景先的术士自称能找到“异人”，即不同凡响的仙人。敬宗遂派他到江淮、岭南一带寻访。有一个润州人周息元，自言已经活了数百岁。敬宗马上派使者把他迎到了长安，安置在宫中山亭，尊礼有加。其实这些人都是骗子。
敬宗既然热衷于游乐、神仙之事，自然不把国事放在心上，据载他每月上朝超不过三次，大臣很难与之相见。即使这有限的数次朝会，他还不按时上朝，史载：“上视朝每晏……日绝高尚未坐，百官班于紫宸门外，老病者几至僵踣。”（《资治通鉴》卷243）早在长庆四年（824）三月，敬宗即位仅数月，左拾遗刘栖楚就针对敬宗的这种毛病进行苦口婆心的劝谏，大意说：“宪宗与穆宗都是成年的君主，四方犹叛乱不息。陛下年轻，正当宵衣求理，但却嗜寝乐色，日晏方起。国丧期间，乐舞之声不息，政令不彰，是非不明，恶声传之于外，这都是我们这些谏臣没有尽到责任的缘故。”说罢连连叩首，以至于血流满地，声响传于阁门之外。他希望用这种方式能使皇帝感悟，然而对敬宗这种皇帝来说，刘栖楚的这种行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为了安抚刘栖楚，敬宗升其为中书舍人，并赐绯袍银鱼袋，却未有悔改之意。刘栖楚见状，辞而不受，愤而离京赴东都而去。
敬宗的荒唐很快就引来了祸乱。有一个占卜算卦之人名叫苏玄明，他与染坊工人张韶关系非常密切。苏玄明对张韶说：我为你算了一卦，你命中注定要在皇宫金殿中坐。现在皇帝昼夜打球狩猎，经常不在宫中，如果乘机起事，大事可成。张韶信以为真，遂暗中联络了染坊工人中无赖者百余人，把兵器藏于紫草（一种染紫色的植物）车中，进入大明宫银台门，准备在夜间作乱。把守银台门的军士见车辆甚重，产生了怀疑，遂上前盘问。张韶见事情将要败露，便杀死了盘问的军士，与其同伙抽出兵器，大呼冲入宫中。
当时敬宗正在清思殿击球，宦官们见情况紧急，急忙关闭宫门，并报告了敬宗。以前敬宗与其父穆宗都对右神策中尉梁守谦十分恩宠，两军角抵比赛时总是倾向于右神策军。这时乱党已经破门而入，挥刀乱砍，敬宗狼狈逃窜，打算到内苑的右神策军驻地躲避。左右之人说：“右军远，不如幸左军近。”左神策中尉马存亮得知皇帝来到，急忙迎入军中，派大将康艺率骑兵入宫镇压乱党。敬宗担心太皇太后郭氏与皇太后王氏的安危，马存亮又派了五百骑兵将两宫太后迎入军中。
与此同时，大明宫中乱成一团，宫人们纷纷躲避。张韶进入清思殿，坐上了皇帝宝座，邀苏玄明同食宫中美味，还说果如你所言，我真的坐上了皇帝御座。苏玄明毕竟比张韶这样的莽夫明白事理，他见皇帝已经逃走，知道禁军即刻就会赶到，遂与张韶急忙逃出。这时左军大将康艺与闻讯赶来的右神策军将军尚国忠引兵包围了乱党，杀死了苏玄明、张韶及其党徒之大部，很快便平定了祸乱。小部乱党躲入禁苑，天明后也一一擒获处死。
这一夜宫门皆紧闭，皇帝住在左神策军中，朝野上下不知皇帝之所在，人心惶恐。次日，敬宗回到宫中，宰相率百官到延英门朝贺，来者不过数十人，可见长安城已经乱到了何种程度。按照唐朝法律，凡是乱党进入过的宫门，把守者皆应处死，当时有宦官三十五人应当依法处以死刑。由于那些有权势的大宦官的庇护，结果只是从轻处以杖刑，而且照旧供职不变。敬宗如此纵容宦官，最终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
四、敬宗之死
敬宗游戏无度，除了喜欢击球和观看角抵外，还经常亲自下场与人手搏。上之所好，下必相投，于是禁军及诸道争先恐后地向皇帝进献力士。即使如此，敬宗还不满足，又拨钱万贯令内园使招募力士。他与这些力士形影不离，整日相随左右，游乐不止。敬宗还有一个嗜好，就是喜欢抓捕狐狸，常常夜里不睡，通宵捕捉狐狸，乐此而不疲。
敬宗又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这些力士和宦官受到恩宠，不免有时骄纵无礼，力士稍有不逊，或流配，或籍没；宦官们常因小过而遭到责打，弄得人人惶恐，不知何时大祸临头。其左右之人虽然得到了许多的赏赐，由于这些缘故，非但不感恩戴德，反而心怀怨恨，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密谋杀死皇帝，另立新帝。
宝历二年（826）十二月八日，敬宗在夜里打猎回来，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及击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二十八人饮酒。酒宴高潮时，敬宗因饮酒较多心中燥热，遂起身到内室更衣。忽然殿中灯烛齐灭，苏佐明等冲入室内将敬宗杀死，终年仅十八岁。
敬宗死后，宦官刘克明等假称皇帝之旨，命翰林学士路隋起草遗制，命绛王李悟权勾当军国事，即暂时掌管国政。李悟是宪宗第六子，穆宗之弟。次日，正式宣读遗制，绛王与宰相及百官相见于紫宸殿外廊。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等宦官在宦官阶层中地位并不很高，且没有掌握实权，于是他们便想乘机换掉宦官中掌权者，这样就引起了另一批宦官的反弹。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与神策中尉魏从简、梁守谦等定议，率兵接迎穆宗第三子江王李涵入宫，又调发左右神策军、飞龙兵入宫讨伐乱党，刘克明赴井而死，其余乱党全部被杀，绛王也被乱兵所杀。
由于事出仓促，王守澄等人对善后之事如何处理一时没了主意，遂向翰林学士韦处厚请教。韦处厚认为讨伐乱党，名正言顺，何嫌之有？应当以江王之教（教是亲王的命令）宣告中外，内难已平。然后令群臣上表劝江王即位，再以太皇太后令册立为皇帝。王守澄大喜。十日，江王素服涕泣，与百官见于紫宸殿外廊。次日，又在少阳院与诸军使相见，同时下令将道士赵归真等术士及敬宗所宠信者流放到岭南或者边地。同月十二日，江王正式即皇帝位，史称唐文宗，并改名李昂。
综上所述，可知唐文宗的即位完全是两派宦官互相斗争的结果。绛王已经见过了宰相及百官，算是准备即位的皇帝了，王守澄等杀死绛王，另立文宗，宰相及百官不敢有异议，可见此时的宦官势力已经膨胀到何种程度，同时也使文宗隐隐感受到了宦官势力的威胁。
五、文宗打击宦官的努力
（一）从刘对策说起
唐文宗即位后，尊其母萧氏为皇太后，以敬宗母王氏为宝历太后，仍尊郭氏为太皇太后，合称三宫太后。太皇太后郭氏居住在兴庆宫，王太后居义安殿，萧太后居大明宫。文宗性孝谨，待三宫太后如同一人，每获珍异之物，先奉太庙，次奉三宫太后，最后才是他自己。
文宗即位之前，深知穆宗、敬宗两朝的弊端，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去奢从俭。他下诏释放宫女三千余人，又将五坊鹰犬，除了留一部分校猎之外，全部放归田野。减少了相关部门供给宫廷的年支物，减省教坊、翰林、苑总监的富余人员一千二百多人，停止拨给内诸司的新加衣粮。又把御马坊场所占陂田及近年另行贮藏的钱谷，全部交给政府相关部门。除了这些节省惜费的措施外，他还将穆宗、敬宗时期对各地索要的锦绣、雕镂物品全部罢去。敬宗在位时极少上朝，文宗下令恢复旧制，每月单日坐朝，双日放朝，还经常召见宰相，询访政事，常常很久才罢朝。于是朝廷上下翕然相贺，以为太平可致。但是文宗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虽然能够虚心纳谏，却不能果敢决断，所议定的事情往往不能坚持，常常改变，使得群臣有时无所适从。
文宗自即位以来，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革新朝政，但由于宦官权势甚大，使他总不能如意。同时他从宦官杀死绛王，拥戴自己即位这件事上，看到了宦官对皇权的威胁，皇帝的地位毫无保障，于是便产生了铲除宦官势力的想法。唐朝自唐代宗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于禁军大将，禁军大将中凡资历高者，皆以高额的利息向长安富商大贾借取巨额钱款，然后用以贿赂宦官，以求节钺。一旦获得节度使的官职，上任后便加重剥削量，以偿付借款，人们称这类人为“债帅”。节度使的任命很少经过宰相，致使皇帝与宰相的大权旁落。同时债帅现象的存在，严重毒化了当时的政治空气，使官场风气更加败坏，也激化了社会矛盾。这些现象的存在，使得一些正直之士痛心疾首，无不反对宦官专权，刘对策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
大和二年（828）三月，文宗举行了一次制举考试，昌平人刘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他在对策中极言宦官专权乱政之祸，文辞犀利，语气激愤，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人们纷纷传抄其文，一时洛阳纸贵。刘对策的基本内容大体有如下几点：
其一，指斥宦官专权乱政。他指出“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威慑朝廷，势倾海内，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祸稔萧墙，奸生帷幄”，致使“阍寺专废立之权，陷先帝不得正其终，致陛下不得正其始”。
其二，指出朝廷法制不能统一。他指出“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画一，官宜正名”。现在的官员分外官（朝官）、中官（宦官），机构分为南司、北司，在南司犯罪，躲到北司就没事了，或外官定了罪，中官却认为无罪，“法出多门，人无所措，繇兵农势异，而中外法殊也”。应该兵农一致，文武同心，保邦卫国。现在的情况却是兵部不管军政，将军只存空名，军政大权归于中官。头一戴武弁，便把文官视为仇敌；足一登军门，视农夫如草芥。“谋不足以翦除奸凶，而诈足以抑扬威福；勇不足以镇卫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闾里。”应该摒除宦官，恢复祖宗旧制，使国家政治走上正常的轨道。
其三，批评了朝廷的任官用人路线。他指出“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贤”，执行了一条任人唯亲的路线，要求文宗改变这种现状。“昔秦之亡也，失于强暴；汉之亡也，失于微弱。强暴则奸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则强臣窃权而震主。”他认为敬宗失于强暴，而文宗则失于软弱，这样都不能使社稷永固，希望文宗振作起来，防微杜渐，以绍祖宗洪业。
其四，揭露了当时剥削残酷，人民生活困苦的境况。他指出“今海内困穷，处处流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鳏寡孤独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养”，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冤痛之声，上达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为之怨怒”。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引起重视，陈胜吴广、赤眉黄巾，恐怕不仅起于秦汉。
刘的对策说出了当时存在的弊病，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的共鸣，考官也对此文非常欣赏，认为超过了汉代晁错、董仲舒的对策，可是因为害怕得罪宦官，却不敢录取刘。许多士人在读此文时感动得热泪滚滚，谏官御史纷纷上表为刘鸣不平。此科共录取了二十三人，其对策大都平淡无奇，其中河南府参军李郃认为刘落第而自己被录取是最大的不公，上书文宗说：“况臣所对，不及远甚，内怀愧耻，自谓贤良，奈人言何！”（以上见《新唐书·刘传》）表示愿意将自己的名额让给刘，以平天下之公愤。但是当时文宗因宦官势力正盛，没有接受李郃的意见。
刘的对策虽然没有被采纳，但此论一出，天下人心感奋，对当时沉闷的政治空气是一种很大的冲击，表明士大夫阶层与宦官集团的矛盾已经非常激化了。对文宗皇帝来说，触动也是很大的，使他看到了士大夫阶层中的确存在着一股可以利用的力量，促使他下定了铲除阉宦势力的决心。从此他开始在朝官中物色人选，准备对宦官采取行动，后来发生的一系列针对宦官的事件，与刘的对策不无关系。
刘下第后，令狐楚、牛僧孺任山南东、西道节度使时，先后延请其入幕府，上表授秘书郎，并且以师礼待之。然而宦官却对刘十分痛恨，诬之以罪，贬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司户参军，后来就死在了当地。
刘虽然最终难逃宦官毒手，被贬而死，但他的行为却赢得了后人的极大敬仰。唐昭宗时，左拾遗罗衮上书皇帝，指出刘“遂罹谴逐，身死异土，六十余年，正人义夫切齿饮泣”。并且指出如果早用刘之谋，防微杜渐，国家何至于多难如此。请求昭宗表彰刘。昭宗遂赠以左谏议大夫之职，并访其子孙，授以官职（《新唐书·刘传》）。
唐代的许多士人或撰文，或做诗，以寄托怀念之情，如裴夷直、李商隐等。元明清时期更是撰写了大量的诗文，或追忆刘事迹，或表示敬仰之情。为了纪念刘，后世还修建了许多刘祠，分布于南北各地，刘的衣冠冢也修了好几处。毛泽东同志在阅读完《旧唐书·刘传》后，心有所感，撰诗一首盛赞刘，其诗云：
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
孤鸿铩羽悲鸣镝，万马齐喑叫一声。（《七绝·刘》）
（二）宋申锡之死
唐文宗既然决定铲除宦官势力，就必须先在朝臣中物色好可以信赖且志同道合的人，君臣共同努力才有可能达到目的。他登基之初任命的宰相韦处厚，早在大和二年（828）就死去了。次年，浙西观察使李德裕被召入朝，任兵部侍郎，裴度推荐他任宰相，可是却被其政敌宰相李宗闵排挤出朝，任义成节度使去了。李宗闵又引牛僧孺为相。两人合力排斥拥护李德裕的朝官，连裴度都被排挤出朝去任节度使，而李德裕则被进一步赶到更加偏远的西川任节度使。李、牛二人如此热衷于朋党斗争，又与宦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的人自然不能成为文宗依靠的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文宗便把目光移到了翰林学士宋申锡的身上。史载：“上患宦者强盛，宪宗、敬宗弑逆之党犹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专横，招权纳贿，上不能制。尝密与翰林学士宋申锡言之，申锡请渐除其逼。上以申锡沉厚忠谨，可倚以事，擢为尚书右丞。”（《资治通鉴》卷244）所谓“渐除其逼”，意思是逐渐铲除那些威逼皇帝的宦官。这个意见深得文宗的赞赏，于是他先提拔宋申锡为尚书右丞，大和四年（830）七月正式拜其为相。
宋申锡，字庆臣。少年时丧父，他是经过自己的努力才考中进士的。入仕以后长期在节度幕府任职，入朝后历任起居舍人、礼部员外郎、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职。因此，宋申锡是没有很深刻的政治背景的一个人，正因为如此，才会获得文宗的信任。宋申锡深知单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皇帝重托的，必须要联络一批朝官，壮大自己的势力，这样才有可能与宦官势力相抗衡。于是他首先联络了御史中丞宇文鼎，然后又联络了吏部侍郎王璠，并任命其为京兆尹。与此同时，他把皇帝的密旨也告诉了王璠，不料王璠却是一个小人，为了一己之私将此事向王守澄告了密。
王守澄得知此事后，一方面暗中做好应变的准备，另一方面又密谋诬陷宋申锡，破坏文宗的计划。当时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礼贤下士，在士大夫中很有声望。于是王守澄指使神策军都虞候豆卢著诬告宋申锡谋图拥立漳王为皇帝。文宗本来就对其弟漳王非常猜忌，得知此事后非常震怒。王守澄见皇帝中计，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打算派二百骑兵屠戮宋申锡全家。飞龙使马存亮坚决不同意，认为如此一来，京城必然大乱，不如召其他宰相共同商议对策。王守澄只好取消了出动军队的想法，向文宗报告了处置宋申锡的办法。
大和五年（831）二月的一天，文宗召宰相们入宫，行至中书省东门时，中使对宋申锡说：“陛下没有召相公入朝。”宋申锡知道大事不妙，遂望了望延英殿，以笏叩头而退。其他几位宰相进入延英殿后，文宗拿出了王守澄的奏章给大家看，众人看后都感到非常惊诧，又都不好再说什么。于是文宗命王守澄逮捕漳王所居住的十六宅负责宫市的宦官晏敬则及宋申锡身边的亲信王师文等人，在宫中进行审问。这两人都是豆卢著诬告时提到的同谋者。还没有进行审问，文宗便迫不及待地罢去了宋申锡的相位，贬为太子右庶子。
其他宰相、大臣均不敢为宋申锡辩冤，只有新任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连续上书，要求将此案交给司法部门审理，文宗不理。在审问过程中，晏敬则主动承认说，是宋申锡派王师文面见漳王的，并且约定日后拥立其即皇帝位。至此，宋申锡的冤案便成立了。于是文宗把朝中重要大臣召入宫中征询意见，左常侍崔玄亮、给事中李固言、谏议大夫王质、补阙卢钧、舒元褒、蒋系、裴休、韦温等人要求皇帝把此案交给司法部门复审，文宗认为案情已经清楚，没有必要再审。这些人坚持不退，一再请求，崔玄亮叩头流涕地说：“杀一匹夫也不能不慎重，何况宰相呢！”不得已文宗又一次召宰相入宫，商议如何处理，这一次宰相牛僧孺出面表态说：“人臣不过宰相，今申锡已为宰相，假使如所谋，复欲何求！申锡殆不至此！”（《资治通鉴》卷244）王守澄担心如果复审将会露出破绽，遂劝文宗从宽处理，将涉案人员早日贬黜。文宗遂仓促将漳王李凑贬为巢县公，宋申锡贬为开州司马，同时受牵连处死或者流放的达百余人之多。后来，宋申锡死在了贬所。
唐文宗本意是想铲除宦官势力，结果反倒中了宦官的反间计，自翦羽翼，其愚蠢之态于此可见一斑。
（三）铲除权阉王守澄
王守澄自从将宋申锡贬死后，更加肆无忌惮，权势熏天，无人敢与之抗衡。面对这种状况，文宗一时也无可奈何，只好等待时机再做打算。王守澄狂妄无忌，不仅与朝士交恶，即使在宦官阶层内部，与一些人关系也非常紧张，只与郑注一人打得火热。
郑注，翼城（今山西翼城）人，为人机警，善揣测人意。其家境贫寒，以四方行医为生。曾经医治好过徐州牙将的病，此人便将他介绍给节度使李愬，李愬服了其药后颇有灵验，遂署其节度衙推之职。郑注在此期间颇干预军政之事，引起了军中的不满。当时王守澄在徐州任监军使，把军中的反映告诉了李愬，并要求将他赶走。李愬说，郑注虽然有这样的缺点，但却是个奇才，您不妨与他谈一谈，如果不满意再驱逐也不晚。于是李愬就命郑注前去拜见王守澄，交谈未久，王守澄大喜，将他请入后堂，促膝密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后来王守澄入朝任知枢密，遂把郑注也带到了长安，并为其建造宅第。
郑注在长安结交权贵，倚仗王守澄的势力多为不法之事，引起了朝臣的不满。大和七年（833）九月，侍御史李款弹奏郑注内通宦官，外连朝士，两处往来，昼伏夜动，玩弄权柄，人不敢言，请求将他交付法司处理。旬日之间，连上数十奏章。王守澄见势不妙，遂将郑注藏匿于神策右军之中。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皆厌恶郑注。左神策军将李弘楚对中尉韦元素说：“郑注奸猾无比，久之必为国家害，不如假称有病，请郑注前来治病，然后乘机将其擒获，乱杖打杀。”韦元素认为此议甚好，遂把郑注召来。郑注到后，巧舌如簧，谄佞之词如泉水涌出，韦元素听着听着，不觉握住其手。李弘楚再三示意，韦元素就是不理，反而拿出许多金帛赠给了郑注，礼送而归。李弘楚大怒说：“中尉失去今日机会，以后必为其害。”然后愤而辞职。宰相王涯之所以拜相，郑注出了很大的力气，加之他畏惧王守澄的权势，于是多方为郑注开脱。王守澄也为郑注在文宗面前求情，此事遂不了了之，不久还任命郑注为侍御史、右神策军判官，朝野惊叹不已。
这年年底，文宗患中风病，口不能言。王守澄乘机把郑注推荐给皇帝治病，文宗服了郑注之药后颇有效验，于是郑注又成了文宗的宠臣。
郑注是一个善于投机的小人，王守澄谋害宋申锡时，他为其出谋划策，做了很多为虎作伥的坏事；当他结识了皇帝后，善于察言观色的他很快就发觉了皇帝的心事，于是便又想高攀皇帝这棵大树，帮助皇帝铲除王守澄。
当年宋申锡欲铲除王守澄、郑注时，时任京兆尹的王璠曾向王守澄告密，郑注因此而与王璠关系密切，而王璠却与李训关系密切，通过这种关系李训又与郑注建立了联系。李训是肃宗时的宰相李揆之族孙，原名李仲言，进士出身，有文辞，多智敏。他通过郑注结识了王守澄，王守澄对其才干也非常欣赏，遂与郑注一同将他推荐给文宗。文宗召见时，由于李训丧母，不便穿官服，遂着民服入见皇帝，自号王山人。李训气宇轩昂，风度潇洒，口若悬河，文宗对他非常赏识，“以为奇士，待遇日隆”（《资治通鉴》卷245）。不久，任命其为四门助教，迁国子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讲学士。李训颇通《易经》，任侍讲学士后时常入宫为皇帝讲学，往来一久，也得以了解皇帝欲铲除宦官的心思。郑、李二人为了捞取更大的政治利益，极力鼓励皇帝早下决心，铲除阉宦。文宗见二人颇有才辩，以为可与之谋大事，而且两人均是通过王守澄而受到重用，王守澄一定不会对他们有所怀疑，遂把自己的心事全盘相告。于是郑、李便以铲除宦官为己任，朝夕谋划，文宗对他们也是言无不从，十分信任。郑注多居住在宫中，偶尔归家，则宾客盈门，所收贿赂不计其数。外人均知他们与宦官关系密切，而不知皇帝与他们的密谋。
郑注、李训深知宦官势力很大，想要彻底铲除，谈何容易！必须对他们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逐步铲除才有可能达到目的。
当年拥立文宗时，另一个宦官即右领军将军仇士良出力甚大，王守澄对他十分忌惮，经常进行压制，仇士良对此耿耿于怀。于是郑、李二人设谋，让皇帝提拔仇士良以分王守澄之权。文宗遂将韦元素外任为淮南监军使，由仇士良取代他的左神策中尉的职务，与王守澄形成分庭抗礼之势。郑、李在策划此事时做得非常巧妙，不仅瞒过了王守澄，朝官中也没有看破其图谋的。当时在朝中专权用事的宦官，除了王守澄、韦元素外，还有两个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他们均“与王守澄争权不叶，李训、郑注因之出承和于西川，元素于淮南，践言于河东，皆为监军”。一举将王守澄的三个主要对手赶出了朝廷，王守澄当然非常高兴，绝不会从中阻挠。这样朝中专权的大宦官就只剩下了王守澄，初步达到了削弱宦官势力的目的。唯一使王守澄不高兴的就是仇士良的被提拔，但也不好再说什么了。郑注、李训的下一步计划是，联合仇士良，铲除王守澄，然后再对付仇士良，待朝廷内部稳定后，再进一步对付吐蕃和叛乱藩镇。关于这一点史书中记载得很清楚，所谓“李训、郑注为上画太平之策，以为当先除宦官，次复河、湟，次清河北，开陈方略，如指诸掌。上以为信然，宠任日隆”（《资治通鉴》卷245）。
客观地看，郑注、李训的这个计划不可谓不宏大，也切中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但是欲想得以实现，又谈何容易！尤其是他们不能团结广大朝官，不能取得士大夫阶层的广泛支持，仅仅依靠阴谋诡计，虽然也能铲除几个宦官，但要想彻底消灭宦官势力，改变唐朝的政治格局，却是根本不可能的。
杨承和等既然已被赶出朝廷，失去了权势，文宗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大和九年（835）七月，颁诏将杨承和流放到欢州安置，韦元素流放到象州，王践言流放到恩州。随后又派使者赐三人死。这时宦官崔潭峻已死，下令开棺鞭尸。唐宪宗之死，当时人皆说是宦官陈弘志亲手所为。这时陈弘志在山南东道任监军使，为了防止其狗急跳墙，李训为皇帝出谋划策，召其赴京，行至青泥驿（位于今陕西蓝田县城侧）时，派人乱杖打死。至此，凡与宪宗之死有牵连的宦官基本被铲除殆尽，剩下的只有王守澄一人了。
尽管此时的王守澄势单力孤，但他毕竟还掌握着右神策军的兵权，因此郑注、李训仍然颇为小心。他们为文宗出主意，以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以虚名尊守澄，实夺之权也”（《资治通鉴》卷245）。在此之前，王守澄的官职是右神策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掌管着右神策军与内侍省的实权。改任新职后，名义上王守澄可以过问左右神策军之事，但却失去了实际兵权，也就是架空了王守澄。
在这种情况下，王守澄已经成了死老虎，剩下的只是选择处死他的方式而已了。王守澄是大和九年（835）九月二十六日被罢去的兵权，至十月九日便一命呜呼了，仅仅相隔了十几天时间。关于王守澄的死，史书记载得很清楚，郑、李二人密请皇帝处死王守澄，文宗遂派宦官李好古赐以毒酒，将王守澄毒死于家中。由于王守澄是以这种不光明的方式杀死的，而不是明正典刑，所以在其死后仍赠以扬州大都督，以掩人耳目。
王守澄之死，标志着元和逆党全部死亡殆尽。由于郑注、李训两人都是通过王守澄的荐举而得以重用的，所以朝士们在欢庆权阉之死的同时，又都对郑、李之阴险狡诈感到不寒而栗。
六、甘露之变始末
郑注、李训铲除以宦官为主的元和逆党的成功，使得其权势大大地膨胀了。在此之前，人们都传说郑注要当宰相了，侍御史李甘在朝中扬言说：“如果白麻颁下，我将当场撕毁于朝堂。”所谓白麻，就是指任命宰相的制书。此话一出，马上招来祸患，李甘随即被贬为封州司马。于是人们更加相信郑注就要拜相了。但是郑注最终还是没有拜相，原因就是李训对郑注也非常忌惮，他不愿意郑注的地位凌驾于自己之上，在他的暗中阻挠下，此事便不了了之了。
郑注见谋求宰相不成，遂退而求其次，要求担任凤翔节度使。凤翔镇是长安以西的军事屏障，军事地位非常重要，且距离长安很近，军力较为强大。因此宰相李固言坚决反对，于是李固言也很快被赶出了朝廷，外任山南西道节度使。不过李训倒是非常赞成郑注出任此职，原因就在于郑注在朝廷对自己威胁太大，其出任凤翔节度使后还可以凭借当地强大的军力，内外合力，铲除宦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郑注不在长安，就无法控制朝政，将来一旦完成了铲除宦官的大事，下一步就可以对付郑注了，从而使自己独掌朝纲。这就是李训赞成郑注任职于凤翔的根本原因。
郑注谋图拜相不成，李训倒是顺利地当上了宰相，主要原因就是唐文宗的全力支持。史载：“（李）训或在中书，或在翰林，天下事皆决于训。王涯辈承顺其风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枢密、禁卫诸将，见训皆震慑，迎拜叩首。”（《资治通鉴》卷245）王涯是另一位宰相。可见此时李训的权势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连那些担任神策中尉和枢密使的宦官也都十分畏惧他，这是自唐代宗以来很少见的一种政治现象。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如果李训、郑注从制度的层面上不断加以完善，从而逐渐剥夺宦官掌握的兵权，削弱宦官已经掌握的行政权，那么杀不杀宦官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可惜的是，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继续玩弄权术，欲想通过再杀一批宦官，从肉体上彻底消灭宦官。在宦官仍然掌握很大权力，尤其是掌握着朝官包括郑注、李训在内所没有掌握的禁军兵权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做法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风险。
郑注、李训为什么没有采取逐渐剥夺宦官权力的办法，而是采取一种风险很大的方法呢？除了他们的政治见识有限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太急功近利了，等不及了，这一点在后面的叙述中还可以看到。
郑注与李训商定，郑注到凤翔后，选壮士数百作为亲兵，手持白梃，怀揣刀斧，在举行王守澄葬礼时一举将宦官铲除。当时决定将王守澄葬在长安城东浐水之旁的白鹿原西南，郑注主动要求由自己监护葬事，这样就可以随身带亲兵参加葬礼了。为了使事情办得天衣无缝，郑注和李训还奏请文宗，届时下令中尉以下宦官全部汇集于浐水，为王守澄送葬，然后郑注派亲兵予以包围，全部砍杀，一个不留。两人商定之后，李训与其同党商议说：“如果照此计划施行，即使成功，也是郑注一人的功劳。”当时已任命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户部尚书、判度支王璠为河东节度使，此时尚未动身赴任，因此李训就想命这两人以赴任为名，多募壮士，同时再出动金吾卫的吏卒，抢先动手，诛杀宦官，再寻机除去郑注。参与这一密谋的除了郭行余、王璠外，还有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罗立言和刑部侍郎舒元舆等，这些人均是李训的亲信。
一切商定后，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坐朝于大明宫紫宸殿。百官列班已定，按照唐制，金吾卫将军此时要向皇帝奏称：“左右厢内外平安。”韩约却没有报平安，而是奏称：“左金吾听事后石榴夜有甘露，臣递门奏讫。”唐大明宫正门为丹凤门，其门内有左右金吾卫仗院，再后是朝堂，朝堂之后便是正殿——含元殿。所谓“左金吾听事后”，是指左金吾卫仗院内长官办公之处的后院。韩约奏完后，“宰相亦帅百官称贺”（《资治通鉴》卷245）。古人认为天降甘露乃是祥瑞之兆，所以李训、舒元舆等人遂劝文宗亲往观看，文宗同意。于是百官便从内殿紫宸殿退出，班于含元殿，皇帝也乘软舆来到了含元殿。文宗先命宰相率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到左金吾卫仗院观看，等了很久，这一行人才返回。李训奏称：“臣与众人查验，恐怕不是真甘露，不可马上向天下公布。”李训这样说的目的，就是要皇帝再派宦官们前去查验，以便伏兵诛杀之。文宗果然命左右神策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率宦官们再去查验。宦官们走后，李训急忙召郭行余、王璠来到殿前领受敕旨，王璠恐惧不敢前来，只有郭行余一人拜于殿下。当时郭、王二人部卒数百人，已经手持兵器等待在丹凤门外，李训派人召其入宫，只有河东镇的兵卒入宫，而邠宁镇的士兵竟然没有入宫。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有人畏惧宦官势力，有临阵退缩之意。
仇士良等人来到左金吾卫仗院，韩约面对大群宦官，心中害怕，脸色突变，流汗不止，仇士良还奇怪地问：“将军为何如此？”这时突然一阵风起，吹开了帐幕，露出事先埋伏的士兵，又听到兵仗之声。仇士良等人大惊，急忙向外退走，有人欲关上大门，仇士良怒叱，把门的士兵便不敢再关大门，遂使宦官们得以逃出。此时仇士良等人还不知道文宗也参与了密谋，遂急忙赶到含元殿，向皇帝报告有兵变发生。李训见宦官向皇帝奔来，急呼金吾卫士说：“赶紧上殿保卫皇帝，每人赏钱百缗。”宦官们见状，急忙把皇帝扶上软舆，从殿后趋出，向后宫而去。李训上前拉住软舆大声说：“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宫！”这时金吾兵已经进入大殿，罗立言率京兆府兵卒三百人自东而来，李孝本率御史台之卒二百多人自西而来，皆入殿大打出手，顿时宦官死伤了十余人。由于李训攀住皇帝软舆不松手，有一个名叫郗志荣的宦官赶上前去奋拳猛击，将李训打倒在地，这才将皇帝抬入内宫，并且关上了大门。宦官们皆呼万岁，而百官惊恐，不知所措，慌忙出宫，四散而去。直到此时，仇士良等人方才醒悟，知道皇帝也参与了此事，怨愤之下，口出不逊之言，文宗又愧又怕，一言不发。
李训见此状况，知道事情已经不可挽回，急忙换上从吏的衣服，也不回家，骑马而奔，出城逃命去了。李训与终南山僧人宗密关系素来密切，出城遂直奔终南山，宗密本打算将他剃发藏匿，但由于徒弟坚决反对，李训只好出山，打算投奔凤翔郑注，中途为盩厔镇遏使宋楚所擒，押送京师。李训不愿回去受辱，遂对押送者说：“得到我则可富贵，听说禁军四处搜捕我，碰到后必为所夺，不如送我的首级更为万全。”押送者遂斩其首送到京师请功。
在这场斗争中，以李训为首的一批人与仇士良等宦官的力量对比悬殊，他们只能依靠突然袭击，在宦官们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以求侥幸成功，一旦突袭不成，失败便不可避免了。仇士良等人脱离险境后，马上命令左右神策军各出动五百人，全副武装，杀向南衙各部门。当时宰相王涯等人尚在政事堂会食，突然有人报告说有禁军杀来，王涯等狼狈逃窜，两省吏卒千余人争先恐后拥出门去，突然大门关上，没有逃出的六百多人全部被杀死。仇士良还命令关上诸门，派兵到各部门去搜索，又杀死了千余人，尸横遍地，流血成渠。朝廷各部门的印信、图籍、帷幕、器皿等，被毁被抢，无一存留。
仇士良等人还派禁军出城追捕逃亡者，又在长安城中四处搜索，将李训同党一一捕获，同时捕获的还有宰相王涯等一批朝官，通通被处死，其家属不问亲疏多被杀死，妻女不死者则没为官奴婢。当时宦官们杀红了眼，将不少并未参与此事的官员也一并杀死，如李训的族弟户部员外郎李元皋、左散骑常侍罗让、詹事浑、翰林学士黎埴、前岭南节度使胡证之子胡溵等。其中胡溵的被杀完全是因为其家巨富，乱兵借口搜索李训同党，闯入其家，杀死胡溵，抢夺钱财。在混乱之中，城中的一些流氓恶少也乘机报私仇乱杀人，甚至剽掠百货，抢劫市场，互相攻杀，尘埃蔽天，长安城中一片混乱。
就在长安城中乱成一片之际，郑注率亲兵五百人从凤翔出发，行至扶风时得知李训诛杀宦官失败的消息，只好匆忙返回凤翔。仇士良派人秘密通知凤翔监军张仲清，令其相机铲除郑注。张仲清与其押衙李叔和商议定策，由李叔和邀请郑注赴宴，于席间杀之。郑注仗其手握兵权，欣然而来。李叔和安排其亲兵在外院款待，将郑注等数人迎入内院，先将郑注等斩杀后，又关闭外门，诛杀其全部亲兵。接着拿出密敕，宣示将士，然后又诛灭郑注全家及节度副使钱可复、节度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掌书记卢弘茂等人，牵连被杀的达千余人之多。
当初，王守澄厌恶宦官田全操、刘行深、周元稹、薛士干、似先义逸、刘英等人，郑注、李训遂乘机将他们分别派遣到盐州、灵武、泾原、夏州、振武、凤翔巡边，然后命翰林学士顾师邕撰写诏书，分赐六道，命令将这六人处死。正好遇到李训此举失败，六道官员便没有再执行此项命令。仇士良等人在甘露之变后，召田全操等六人返京。六人深恨李、郑之谋，在途中扬言说：“我等入京后，见儒服者，不分贵贱全部杀死。”十二月初，田全操等人疾驰入长安金光门，京城讹言有寇入城，士民惊慌散走，尘埃四起。南衙诸司官员闻讯，四处奔散，甚至有来不及束带穿袜而乘马急奔的。由于这一段时间京城动辄杀人，两省官员入直当班时，皆与家人告别，不知能否再相见。可见当时的政治气氛已经紧张到何种程度了。
事后，仇士良等宦官皆加官晋爵，“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议事，士良等动引训、注折宰相”。表明在这场南衙与北司的斗争中，以南衙朝官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自此以后不仅大权尽归北司，连文宗皇帝也受到宦官的极大钳制，史载：“上自甘露之变，意忽忽不乐，两军球鞠之会什减六七，虽宴享音伎杂遝盈庭，未尝解颜，闲居或徘徊眺望，或独语叹息。”（《资治通鉴》卷245）文宗甚至自比为周赧王、汉献帝，终于忧郁而死。
七、武宗崇道灭佛
（一）武宗是如何登上帝位的
唐文宗死于开成五年（840）正月，终年三十三岁。其弟颍王李瀍即位当了皇帝，改名李炎，史称唐武宗。根据史书记载，唐文宗有子，为什么死后却以其弟继承皇位，其中有何隐情？这是需要认真分析的。
据载，文宗共有两个皇子，长子鲁王李永，次子蒋王李宗俭。李永是王德妃所生，大和四年（830）封为鲁王。文宗对此子的教育非常重视，因为鲁王傅和元亮不学少文，文宗责备宰相不能为鲁王选好师傅，于是另选户部侍郎庾敬休兼鲁王傅，太常卿郑肃兼鲁王府长史，户部郎中李践方兼鲁王府司马，可见文宗对李永还是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但是李永却很不成器，整日游嬉不息，使文宗非常失望。敬宗之子晋王李普生性谨慎，深得文宗喜爱，于是打算将他过继为嗣，由于其早亡，事情只好暂时搁置起来。由于鲁王不成器，虽然是皇帝亲生，但文宗并不打算立他为太子。直到大和六年（832）在群臣的一再请求下，才勉强同意立李永为太子。
李永被立为太子后，文宗命兵部尚书王起、给事中韦温等兼太子侍读，后又以翰林侍讲学士高元裕兼太子宾客，以萧俛为太子少师，这些都是一时之选，希望能使太子有所改变。但是李永却很难改变旧习，如韦温曾劝谏道：“殿下盛年，宜早起，学周文王为太子，鸡鸣时问安西宫。”（《旧唐书·韦温传》）太子不听，韦温无奈，只好称疾辞官。文宗在失望之余，一怒之下遂于开成三年（838）十月将太子李永处死。关于此事，史书均未明确记载其死因，只说其“暴薨”。但是从相关史料分析，他应是死于文宗之手。
史载：李永母王德妃失宠怨望，杨贤妃有宠，遂多次在文宗面前谮之，使得文宗对李永母子非常疏远，加之李永屡教不改，迫使文宗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故《旧唐书·武宗本纪》说：“王妃死，太子废。”可见太子李永之死，与其母的失宠有着必然的联系。另据《新唐书·牛僧孺传》载：“（开成）三年，召为尚书左仆射。僧孺入朝，会庄恪太子薨，既见，陈父子君臣人伦大经，以悟帝意，帝泫然流涕。”庄恪太子乃是李永的谥号。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牛僧孺实际上是在婉转地批评文宗不应对自己的儿子采取绝对手段，故文宗痛哭流涕。《旧唐书·庄恪太子永传》在这个问题上写得更加清楚，录之如下：
初，上以太子稍长，不循法度，昵近小人，欲加废黜，迫于公卿之请乃止。太子终不悛改，至是暴薨。时传云：太子，德妃之出也，晚年宠衰。贤妃杨氏，恩渥方深，惧太子他日不利于己，故日加诬谮，太子终不能自辨明也。太子既薨，上意追悔。四年，因会宁殿宴，小儿缘橦，有一夫在下，忧其堕地，有若狂者。上问之，乃其父也。上因感泣，谓左右曰：“朕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遂召乐官刘楚材、宫人张十十等责之，曰：“陷吾太子，皆尔曹也。今已有太子，更欲踵前耶？”立命杀之。
这就清楚地说明，太子李永之死确与文宗有着直接的关系，只是后来他又有所后悔，遂将乐官刘楚材、宫人张十十等人处死泄愤。
太子李永死后，他还有一弟蒋王李宗俭，关于此人的情况，史书仅记载开成二年（837）封王，早薨，对其死亡时间缺载。这样文宗就没有亲生儿子存世了，杨贤妃遂请求立穆宗之子安王李溶为太子，文宗征求宰相李珏的意见，李珏坚决反对，遂改立敬宗第五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开成四年（839）十月，宣布了立李成美为太子的制书，但是尚未来得及举行册礼，文宗便于次年正月死去了，于是在以谁为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又发生了变故。
据《旧唐书·文宗本纪》记载：文宗在正月一日病重，未坐朝；二日，诏立“颍王瀍为皇太弟，权勾当军国事，皇太子成美复为陈王”；四日，文宗驾崩。实际情况是，颍王李瀍被立为皇太弟并不是文宗的主意，而是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矫诏而立的。另据同书《武宗本纪》载：文宗病重，密诏宰相李珏、知枢密刘弘逸以太子监国，即以李成美监国。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却矫诏迎颍王于十六宅，并伪造遗诏立其为皇太弟，以李成美复为陈王，理由是其年纪冲幼，难掌国事。他们在当天夜里便命百官在东宫思贤殿谒见颍王。这时文宗尚且在世，只是无力制约宦官势力而已。四日，文宗驾崩，仇士良等人遂拥立皇太弟于柩前即皇帝位。接着宦官又杀死了安王李溶、陈王李成美与杨贤妃。
（二）武宗其人其事
武宗即位之初，曾经大开杀戒，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载：开成五年（840）二月二十二日，新天子（武宗）即位，“城中杀却四千余人，先帝时承恩者也”。谏议大夫裴夷直复亦上言：“陛下自藩维继统，是宜俨然在疚，以哀慕为心，速行丧礼，早议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数日，屡诛戮先帝近臣，惊率土之视听，伤先帝之神灵，人情何瞻！”武宗不听。说明武宗的确诛杀了很多人，但是这些人的被杀似乎不全是出于武宗本意，而是仇士良等人所为，史载：“时仇士良等追怨文宗，凡乐工及内侍得幸于文宗者，诛贬相继。”（以上见《资治通鉴》卷246）武宗只是因刚刚即位，不便阻止仇士良等人的行为而已。然而武宗也贬逐过几位大臣，他因其即位并非出于宰相之意，于是便把杨嗣复、李珏两人罢相，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朝，拜为宰相。不过李德裕此次拜相，宦官杨钦义亦出力不少。当初杨钦义在淮南任监军使时，人们相传杨钦义要回朝任知枢密，节度使李德裕对待如同平时，丝毫未有优礼，杨钦义愤愤不平。过了几天，李德裕宴请杨钦义，赠送珍玩数床，杨钦义非常感激。杨钦义行至汴州（今河南开封），奉旨仍回淮南。杨钦义遂奉还李德裕所赠礼物，李德裕不受。后来杨钦义任枢密使后，便举荐李德裕为宰相。李德裕此次拜相虽然与宦官有一定的关系，但却不是其刻意讨好宦官的结果，而是以平常心对待一起共事的同僚，使杨钦义感受到同僚的情谊。这种情况与那些依附于宦官，甘当其附庸的官员是不同的。
李德裕入朝拜相，唐武宗在他的辅佐下，朝廷政治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气象。
在对藩镇的斗争方面，最大的成就便是削平了昭义镇的反叛。昭义镇领泽、潞、邢、洺、磁五州，治所在潞州（今山西长治），其中泽、潞二州在今山西境内，邢、洺、磁三州在今河北境内。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其侄刘稹秘不发丧，擅自称留后。当时朝廷中关于是否出兵讨伐，争议很大。李德裕力主出兵讨伐，可是其他宰相都坚决反对，还有许多大臣纷纷上表固争，认为刘从谏练兵十万，粮支十年，不易讨平，主张姑息苟安。武宗坚决支持李德裕的主张，毅然调动诸道军队进行讨伐。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武宗还采纳了李德裕的建议，改革了宦官监军制度，据《资治通鉴》卷248载：
初，李德裕以韩全义以来，将帅出征屡败，其弊有三：一者，诏令下军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预闻。二者，监军各以意见指挥军事，将帅不得专进退。三者，每军各有宦者为监使，悉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其在阵战斗者，皆怯弱之士；每战，监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马，以牙队自卫，视军势小却，辄引旗先走，阵从而溃。德裕乃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议，约敕监军不得预军政，每兵千人听监使取十人自卫，有功随例沾赏。二枢密皆以为然，白上行之。自御回鹘至泽潞罢兵，皆守此制。自非中书进诏意，更无他诏自中出者。号令既简，将帅得以施其谋略，故所向有功。
从李德裕的这个动议可以看出，唐中期以来之所以在讨伐叛镇的战争中屡屡失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武宗信任李德裕，使其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削平了昭义镇的叛乱。这是唐朝自宪宗以来，在削藩战争中获得的最大胜利。最主要的是此战的胜利改变了以往朝廷对藩镇的政策，一扫往昔姑息与迁就之弊，恢复了朝廷的威望与尊严。
此外，在武宗统治时期，宦官的势力也受到了较大的压制。按照唐中期以来的惯例，皇帝选择宰相，枢密使一定要参与此事。然而武宗拜崔铉为相时，便没有征求宦官们的意见。此事引起了一些老宦官的埋怨，他们皆怨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不敢任事，破坏了老规矩。其实此事也不能怨杨、刘二人，他们何尝不想任事，只是形势有变，皇帝不再支持，他们不敢出面相争而已。大宦官仇士良是拥立武宗的最重要人物，武宗即位之初，仇士良上表请求以其所任开府仪同三司荫一子为官，给事中李中敏批驳说：“开府阶诚宜荫子，谒者监何由有儿？”（《资治通鉴》卷246）仇士良羞愧不堪，只好作罢。试想李中敏此举如果发生在其他时期，结局将难以想象。正因为武宗对宦官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使仇士良感到非常失落，嚣张气焰也大为收敛，所以对李中敏才不敢有所动作。
会昌二年（842）四月，群臣向武宗上尊号，武宗届时将登上丹凤楼宣布赦令。“或告士良，宰相与度支议草制减禁军衣粮及马刍粟，士良扬言于众曰：‘如此，至日，军士必于楼前喧哗！’德裕闻之，乙酉，乞开延英自诉。上怒，遽遣中使宣谕两军：‘赦书初无此事。且赦书皆出朕意，非由宰相，尔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称谢。”（《资治通鉴》卷246）可见武宗对宦官的爱憎是何等分明。在这种情况下，仇士良自感无趣，遂称老病而要求致仕。武宗很快就批准了仇士良的请求，命其解职归家。仇士良死于会昌三年（843）六月，他死后武宗遂于次年六月颁制削去了仇士良的所有官职及赠官，并且抄没其家财。此外，武宗还下令诛杀了一些宦官。大宦官知枢密刘弘逸、薛季棱有宠于文宗，仇士良与他们关系不睦，要求武宗铲除二人。武宗遂顺水推舟，下诏赐二人死。
在武宗统治的会昌时期，为了提高行政效率，节省财政开支，在武宗的大力支持下，宰相李德裕大刀阔斧地裁减了大批冗余官员。李德裕明确指出：“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简冗官，诚治本也。”（《新唐书·李德裕传》）此举触及了不少既得利益者的痛处，因此引起了不少人的反对，但是在武宗的坚持下，裁减官员的措施还是推行了下去。据会昌四年（844）六月吏部奏，减省官员1214员，但是据这年十二月吏部奏，地方州县又增加了383名官员，这样会昌时期实际减省官员831员。减省官员的数量之所以不是很理想，根本原因是阻力太大。尽管如此，也不能不承认，武宗统治时期朝廷政治的确出现了一些新气象。
唐武宗是一位年轻的皇帝，即位时年仅二十七岁，与其他皇家子弟一样，非常喜欢狩猎、鞠球、骑射、手搏等类活动。由于这种喜好所致，他对五坊人员非常宠爱，赏赐无度，并且允许他们自由出入宫禁。不过武宗并不是一个固执的君主，有一次他去兴庆宫看望其祖母郭太后，询问如何才能当好皇帝，太后遂劝他要善于纳谏。返回后他把臣下的奏章拿出来看，见有不少谏其狩猎的奏章，此后便减少了外出打猎的次数，同时也不再随意赏赐五坊人员。有一次，他到泾阳狩猎，谏议大夫高少逸、郑朗进谏说：陛下近来出猎太频，出城太远，早出晚归，影响了国事的处理。武宗马上表示接受，为了鼓励群臣积极进谏，他还给高、郑二人升了官。
唐代举行宴会饮酒时风行酒令，武宗听说扬州的女伎善于此道，遂命令淮南监军使选十七名女伎献入宫中。监军使要求现节度使杜悰同选，想借机再选一些良家美女献入宫中，以讨好皇帝。杜悰拒不参与此事，监军再三请求，杜悰始终不从。监军大怒，遂上表向武宗告了杜悰一状。武宗身边的人都劝他命节度使同选，武宗说：“命藩臣选伎女入宫，岂是天子所为！杜悰不屈从监军之意，真宰相才也，与他相比，朕甚惭愧。”于是下令淮南监军停止选人。不久，拜杜悰为宰相。
武宗为人颇通情达理。穆宗长庆元年（821）将宪宗之女太和公主远嫁回鹘。后来回鹘被黠戛斯击破，为了躲避黠戛斯的威胁，其中一支在乌介可汗的率领下南下逼近了唐朝，并且不断地骚扰北部边地。唐朝遂派军击败回鹘，于会昌三年（843）二月迎回了和亲的太和公主。太和公主到达长安后，武宗按照唐朝制度，改封其为安定大长公主，诏宰相率百官迎谒于章敬寺前。公主到光顺门，脱去盛装，表示对和番无状的谢罪。武宗遣使再三抚慰，然后又接入宫中。阳安、宣城、真宁、义宁、临真、真源、义昌等七位公主，没有前来看望和慰问太和公主，被武宗处以各罚若干俸物和封绢的惩罚。
武宗最大的缺点就是喜好神仙之术，他把敬宗所宠信的道士又请入宫中，修建了九天道场，亲授法箓。右拾遗王哲上书切谏，武宗不但不听，反而将王哲贬为河南府士曹参军。武宗还封赵归真为右街道门教授先生，宠信无比。宰相李德裕也出面劝谏武宗，武宗表示自己只是与赵归真谈道解烦而已，至于军国政事只与卿等商议，绝不让此辈过问。李德裕说：“小人见势利所在，则奔趣之，如夜蛾之投烛。闻旬日以来，归真之门，车马辐凑。愿陛下深戒之！”（《资治通鉴》卷247）武宗不听。武宗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拒绝接受谏言，但客观地看，赵归真虽然恃宠骄横，武宗却从未让其染指过政治，在这一点上他还是没有食言的。
（三）会昌灭佛始末
唐武宗在会昌五年（845）发动的打击佛教的事件，佛教史上称为“会昌法难”，是中国历史上几次打击佛教行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影响非常深远。
关于此次事件的起因，首先是佛、道二教斗争所致。《旧唐书·武宗本纪》载：“时帝志学神仙，师归真。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王谠《唐语林》卷1《政事》亦载：“武宗好神仙。道士赵归真者，出入禁中，自言数百岁，上颇敬之。与道士刘玄靖力排释氏，上惑其说，遂有废寺之诏。”可见道士们在发动打击佛教的行动中的确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其次，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至唐代达到了发展的鼎盛时期，佛寺遍于天下，僧尼人数众多，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在唐代之前多次发生灭佛事件的重要原因。唐武宗会昌年间发生的打击佛教事件的原因之一也是如此。据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载：“文宗皇帝尝语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间
龙门奉先寺及
卢舍那大佛像吾民尤困于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始即位，独奋怒曰：‘穷吾天下，佛也。’”武宗颁布的《拆寺制》也说：“洎于九有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且一夫不田，有罹其馁者；一妇不织，有罹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云云（《唐大诏令集》卷113）。可见促使武宗下决心打击佛教的发展，经济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再次，打击与搜寻流亡的唐宣宗。有学者据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的这一段记述进行推论，提出了这一观点。原文如下：“道士奏云：‘孔子说云：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臣等窃惟黑衣者，是僧人也。”“皇帝受其言，因此憎嫌僧尼，意云李氏十八子，为今上当第十八代，恐李家运尽，便有黑衣夺位欤！”
敦煌盛唐彩绘菩萨像“十八子”不仅与唐朝国姓“李”字相合，而且与唐武宗正好是唐朝第十八代君主相吻合，这条谶语等于明白地宣布唐武宗运祚将要终结，黑衣僧人将会取代其地位，而这位僧人则是指后来的唐宣宗。据《中朝故事》、《宋高僧传·齐安传》、《北梦琐言》等书记载，宣宗即位前，武宗不能善待，曾经当过僧人，或与僧人游处，因此谶语中才有黑衣僧人夺位的说法。从而下结论说：武宗与佛教的矛盾，实质上主要是与宣宗的矛盾。武宗毁灭佛教的原因，根本就在于宣宗从宫中逃出之后隐身于佛门。灭佛，就是为了查杀宣宗，毁灭他的栖身之所。这种说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推测的成分较多，录之于此，姑备一说。
武宗在下诏打击佛教之前，先令主管宗教事务的祠部调查天下寺院及僧尼的数量情况，在摸清全部情况后，遂制定了打击佛教的具体方案。据载会昌五年（845）五月，祠部奏报说天下有寺院4600余所、兰若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在掌握了这一情况后，武宗于这年七月正式颁布制书，规定长安、洛阳两街各留寺两所，即各保留四所寺院，每寺留僧三十人；藩镇治所所在州及同、华、商、汝等州各保留寺院一所，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十人，下等五人。其余僧尼全部勒令还俗，非保留的寺院、兰若全部拆毁，“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资治通鉴》卷248）。
关于此次打击佛教拆毁寺院、兰若及还俗僧尼的数量，学界多引用《唐大诏令集》卷113《拆寺制》所载的数字，即拆毁寺院4600余所、兰若4万余所，还俗僧尼26万余人。杜牧在《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一文中也是这样记载的，并且还说，在武宗即位之初，会昌五年之前“始去其山台野邑四万所，冠其徒几至十万人。”如依此说，则此次还俗僧尼将近36万人。如果这些记载是真实的话，则等于将全国的寺院全部拆毁，僧尼全部还俗了，因为前述的祠部调查数字总共就这么多寺院和僧尼。
另据司马光《通鉴考异》引《武宗实录》载：“镇州、魏博、淮南、西川、山南东道、荆南、岭南、汴宋、幽州、东川、鄂岳、浙西、浙东、宣歙、湖南、江西、河南府，望每道许留僧二十人；山南西道、河东、郑滑、陈许、潞磁、郓曹、徐泗、凤翔、兖海、淄青、沧齐、易定、福建、同、华州，望令每道许留十人；夏桂、邕管、黔中、安南、汝、金、商州、容管，望每道许留五人；一道河中已敕下留十三人。”即一等十七道，应保留寺17所、僧尼340人；二等十五道，应保留寺15所、僧尼150人；三等八道，应保留寺8所、僧尼40人。加上河中道寺1所、僧尼13人，长安、洛阳寺8所、僧尼240人，全国总计保留寺49所、僧尼783人。扣除这些数字，全国拆毁寺院应是4500余所，还俗僧尼26万多人，加上解放的15万奴婢（奴婢人数据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记载），将他们全部充作两税户，的确可以为唐朝增加不少赋税收入。
需要指出的是，在打击佛教的同时，唐朝政府还禁止已经在中国流行多年的景教、摩尼教、火祆教等宗教继续流行，教堂拆毁，教士还俗，如是外国人，发配边远处收管，仅景教教士就有二千人还俗。经过这次打击后，这些宗教便很难在中国内地立足了。
八、武宗服食丹药
唐武宗既然迷信神仙之术，与之前的几位皇帝一样，也免不了服食丹药，史载：“上饵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资治通鉴》卷248）由于这个缘故，引起了内外臣僚不安的情绪。有一次，武宗向宰相李德裕问外间之事，李德裕乘机对他进行了劝谏，大意是说：“陛下脾气喜怒无常，臣僚均惊惧不安。以往因平定藩镇叛乱，应以威权制之，今天下太平，希望陛下以宽政治理，使罪者无怨，善者不惊，则局势自然平稳。”
武宗虽然因服食丹药而身体不适，却不知悔改，仍然对道士宠信不疑。他除了宠信赵归真外，还授给衡山道士刘玄静以银青光禄大夫之职，赐号广成先生，并为其修建了崇玄馆，设置官吏并铸印。自会昌五年（845）秋冬以来，武宗的身体越来越差，他也觉察到自己患有疾病，遂向道士咨询，而道士说这是换骨的征兆，武宗深信不疑。这年年末，武宗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差了，外人并不知此乃服食丹药所致，而武宗本人也对自己的状况进行保密，从不寻医诊治，人们只是对这位喜欢游猎的皇帝不再进行此类活动而感到奇怪，却不知皇帝已经病入膏肓。宰相们奏事时也不敢久留，完事后便匆匆离去。直到会昌六年（846）元日即将来临时，由于武宗已经无力坐朝接受朝贺，大家这才知道皇帝的身体出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武宗只好下诏免去来年元日朝会。
从会昌六年（846）正月到三月上旬，武宗已经衰弱到连在延英殿召见宰相商议国事的旧制也无法坚持下去了。宰相主动请见也拒而不见，于是朝廷内外人心惶惶，忧惧不安。武宗临终时，口不能言，终于在三月二十三日死去，终年三十三岁。
武宗患病瞒得了外臣却瞒不住宦官，他们见皇帝即将死去，遂秘密商议另立新君。三月二十日，他们假借武宗的名义，颁诏说因皇子年幼，须另选贤德之人，光王李怡可立为皇太叔，改名李忱，并主持国政。当天，皇太叔李忱便与百官见面，裁决政务。武宗死后，李忱遂于二十六日正式即皇帝位，史称唐宣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