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则天的身世
武则天的家乡在今山西文水南徐村。她的父亲名叫武士彟，原是一位木材商人，在隋朝统治时期因为经营有方，因而大富。但是他在仕途上却没有获得进展，直到隋炀帝大业年间，才混了个鹰扬府队正的小官。唐高祖李渊奉命在河东镇压农民起义军时途经文水，曾在武士彟的家中居住过，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两人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后来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遂任命武士彟为行军司铠。武士彟看到天下大乱，义军蜂起，遂劝李渊起兵反隋，并且进献兵书和符瑞。李渊太原起兵时，任命武士彟为大将军府铠曹参军，并一路跟随大军开进长安。唐朝建立后，以功拜光禄大夫、库部郎中、封太原郡公。历任工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豫州都督、利州都督、荆州都督等官职，先后晋封为应国公、周国公。由于武士彟参加过太原起兵，也算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之一，所以唐高祖曾经颁诏免其死一次。唐太宗贞观九年（635）五月，时为太上皇的李渊去世。当时武士彟在荆州都督任上，闻知此讯后，悲伤过度，呕血而死。
武氏家族是一个古老的家族，原籍沛县（今江苏沛县），西汉初期迁到了梁邹（今山东邹平东北），汉武帝时又迁到沛郡之竹邑（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东汉时竹邑县隶属于沛国，自此这个家族就以沛国竹邑为其籍贯。《攀龙台碑》亦云其先祖“居沛之竹邑”。晋室
武则天像东迁时，武氏家族又一次南迁，迁到了今江苏南京及安徽和县一带。大约在南北朝时期，武氏家族又从南方迁到北方，所谓“别封大陵县，赐田五十顷，因居之”（《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大陵县，即河东文水县。从此武氏家族就以文水为其籍贯，由于文水为太原属县，故武氏多以太原为郡望。
这个家族在南北朝时期有多人入仕为官，如武念在刘宋时投北魏任洛州长史，封归义侯；其子武洽为平北将军，封晋阳公；其子武神龟任国子祭酒，封受阳公；武神龟之子武克己任越王长史，封寿阳公；其子武居常在北齐任镇远将军，袭爵寿阳公。其后武氏家族的地位便每况愈下，武居常之子武俭任北周永昌王谘议参军；武俭之子武华任隋东都丞，此人便是武则天的爷爷。武华共生了四个儿子，即武士稜、武士让、武士逸，武士彟，武士彟排行在最后。由于武氏家族并非世代高官的士族，所以长期以来视为“小姓”、庶族，这种出身后来一度给武则天争夺皇后地位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
武士彟的元配为汾阳相里氏，生有四个儿子，其中两位早亡。唐高祖武德三年（620），相里氏也因病身故，只留下了两个儿子，即武元庆、武元爽。据说其子病亡时，武士彟因忙于公务无暇过问。其妻病危时，他也顾不上看视，唯表示哀悼而已。高祖知道后，深为感动，认为其“忠节有余”，“举无与比”（《册府元龟》卷627），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为了安抚武士彟，高祖亲自为他物色配偶，并选中了杨氏。
杨氏出身于名门士族，其家族世居弘农（今河南灵宝北）。在北朝时其家族中多人身居太守、刺史、将军等职。杨氏的父亲杨达，在隋朝历任黄门侍郎、尚书左右丞、州刺史、纳言，官居宰相，封始安侯。但是随着杨达的离世、隋朝的灭亡，杨氏家族的地位大不如前，以至于杨氏年过四旬仍未出嫁，成为一个老姑娘，也只能嫁给武士彟作为续弦。
杨氏与武士彟结婚的时间是在武德五年（622）前后，当时杨氏约四十四岁，武士彟约四十六岁。由高祖充当婚主，官供所需，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荣耀的事了。杨氏与武士彟结婚后共生了三个女儿，长女成人后嫁给了贺兰越石，后封韩国夫人；次女即武则天；三女嫁给了郭孝慎，早死。
关于武则天的生年，史书中没有具体记载。晚唐诗人李商隐的《利州江潭作》诗自注“感孕金轮所”，武则天曾加尊号称“天册金轮大圣皇帝”，因此这里所谓的“金轮”即指武则天。李商隐的这首诗是根据民间关于龙潭的传说而创作的，说有一天利州都督武士彟的夫人杨氏到潭边游玩，忽然潭中跃出一条金龙，和她交欢，因此有孕，后来就生下了武则天。也就是说，武则天是在其父任利州都督时所生。宋人所撰的《舆地纪胜》利州古迹条引《九域志》记载说：“武士彟为利州都督，生皇后于此。”利州位于今四川广元。无独有偶，在广元曾出土了一通《大蜀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新庙记碑》，立于后蜀广政二十二年（959），此碑文字有残缺，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贞观时，父士彟为都督于是□，□□后焉”一句中将残缺处依次补上了“州、乃、生”三个字，于是又成为武则天出生于广元的一条证据。然武士彟任利州都督的确切时间是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底，任此职前后四年时间。武则天的卒年为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关于其年龄有几种不同的记载，或八十一岁，或八十二岁，或八十三岁，据此推算，她当出生在公元625年、624年或623年。无论怎么推算，武则天都不应出生在利州。
那么到底哪一年更准确呢？诸书均载武则天十四岁时被唐太宗召入宫中为才人。另据《资治通鉴》卷195的记载，武则天入宫时间为贞观十一年（637）。据此推算，武则天应该出生于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司马光将武则天入宫时间定在此年的依据是吴兢的《则天实录》，此书记载她的终年为八十二岁，十四岁入宫，故应在贞观十一年。应当说司马光的这种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则天实录》的史料价值的确要高于他书。
据唐人所撰的《谭宾录》的记载，武士彟任利州都督时，著名术士袁天纲奉命入京，途经利州时曾为武士彟的几个子女相过面。当时武则天年龄尚幼，尚在襁褓之中，穿着男孩的衣服。袁天纲见而大惊，说此郎君龙目凤颈，长相非凡，若是女子，将来必为天下之主。《册府元龟》、《旧唐书》、《新唐书》、《太平广记》等书均有相同的记载。虽然诸书言之凿凿，但此类言论在当时属于悖逆之罪，袁天纲恐怕不敢轻易说出，且最早记载袁天纲事迹的专书《袁天纲外传》中根本没有提到此事，故不可信。
贞观九年（635）以前，武则天与母亲一道随父亲宦游于各地，自从其父死后，她们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原因是武士彟前妻所生的两个儿子武元庆、武元爽以及他们的叔伯兄弟武惟良、武怀运等人，对待杨氏和她的女儿们很是刻薄无礼。她们母女孤立无援，在故乡文水无法立足，只好来到了长安。虽然有武士彟的同僚故旧的关照，但生活并不因此就有了根本的改变，日子仍是很不惬意的。
直到贞观十一年（637），太宗听说武士彟的二女儿相貌美丽，于是便召入宫中，立为正五品的才人，其母女的境遇才稍有改观。据载，十四岁的武则天离开娘家，步入深宫，临别之时，其母杨氏“恸泣与诀”，武则天本人却表现得非常自信，说：“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新唐书·后妃列传》）说明在武则天的心里对神秘的宫廷生活充满了憧憬。
关于武则天当才人期间的生活情况，史书记载的并不多。只知道太宗对武则天的相貌非常满意，认为她如花似玉，千娇百媚，特意赐给了一个称号，称作“武媚”，人称“武媚娘”。对于年轻的女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美称。还有一个记载说：太宗有一匹良马，名叫“师子骢”，性情刚烈，高大肥逸，无人能够驯服它。武则天看到后，自告奋勇地说：“妾能制之”，只需要三件东西，一是铁鞭，二是铁，三是匕首。铁鞭鞭之不服，则以铁击其首，如果还不服，就以匕首割断它的喉咙。太宗对她的这种气概非常欣赏（《资治通鉴》卷206）。不过，武则天并没有获得太宗的恩宠，因为在此后的十多年中，许多嫔妃的地位都有所提升，但她仍然还是个才人；其次，她并没有为太宗生过一男半女，也就是说她并没有怀过孕。从贞观十一年到太宗去世的贞观二十三年，这期间正是武则天生育能力最为旺盛的时期。这一切都说明贞观时期的武则天并不受宠。因此，武则天从十四岁到二十六岁，一生中最美好的阶段却是在深宫中虚度的，除了在宫中接受了要求严格的读书习字吟诗的教育外，其生活和心情是无聊寂寞的。
贞观二十二年（648），一个荒诞不经的事件差一点使她年轻的生命终结，几乎陷入了灭顶之灾。
当时太白星不止一次地在白天出现，太史局的官员对这一星象的解释是：“女主昌。”又有谣言：“当有女武王者。”（《旧唐书·李君羡传》）民间还有一本叫《秘记》的书流传，其中说道：“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旧唐书·李淳风传》）此事使太宗坐卧不宁，他决定要除掉这个隐患，为自己的子孙留下一个稳定的江山。他怀疑的对象首先对准了左武卫将军李君羡。此人爵封武连县公，宿卫于玄武门。有一次，太宗在宫中设宴款待武官，行酒令，命大家各言小名，李君羡自报小名“五娘子”。太宗听后愕然，然后笑着说：“何物女子，如此勇猛！”事后思量，李君羡的官职和爵号都有“武”字，其小名也有“五”（武）字，且又是一个女人的名字，莫非“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流言应在此人身上！于是太宗免去了他掌典禁兵的军职，派到华州任刺史。后来又借口李君羡与妖人往来，图谋不轨，在这年七月将其处死（《旧唐书·李君羡传》）。
即使如此，太宗还不放心，他和太史令李淳风商量说：“《秘记》中所说的事，真的会发生吗？”李淳风回答说：“臣仰稽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为亲属。自今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太宗说：“疑似者尽杀之，何如？”回答说：“天之所命，人不能违也。王者不死，徒多杀无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几颇有慈心，为祸或浅。今借使得而杀之，天或生壮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孙，无遗类矣！”于是太宗只好罢手（《资治通鉴》卷199）。
《太平广记》卷224引《定命录》又作了进一步的演绎，现录之如下：
武后之召入宫，李淳风奏云：“后宫有天子气。”太宗召宫人阅之，令百人为一队，问淳风。淳风云：“在某队中。”太宗又分为二队，淳风云：“在某队中，请陛下自拣择。”太宗不识，欲尽杀之。淳风谏：“不可。陛下若留，虽皇祚暂缺，而社稷延长。陛下若杀之，当变为男子，即损灭皇族无遗矣。”太宗遂止。
此类描写穿凿附会的痕迹太明显，不可相信。不过李君羡为此而死却是事实。后来武则天当上了皇帝，天授二年（691），李君羡的家属诣阙称冤，武则天下令为其平反冤案，追复官爵，以礼改葬。
（二）狐媚偏能惑主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死了。六月，太子李治即皇帝位，史称唐高宗。武则天和后宫中没有生育的嫔御们通通被剃度落发，送进感业寺为尼。这种青灯梵钟的生活比起宫中虽然寂寞但却锦衣玉食的日子更加凄苦。感业寺位于今陕西西安市北郊，当地有一所感业寺小学，即是该寺的旧址。
不过，身处尼寺中的武则天并没有完全绝望，她把解脱苦难的希望寄托在年轻的新皇帝李治身上。据《资治通鉴》卷199的记载：“上之为太子也，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可见是武则天的美丽深深地吸引了这位太子。李治是贞观十七年被立为太子的，二十年，太宗病重，诏军国大事，委太子处断。李治在听政之暇，入宫侍奉父亲，不离左右。太宗让他“游观习射”，他称不好此道，愿意侍奉膝下，“太宗大喜，乃营寝殿侧为别院，使太子居之”（《新唐书·高宗本纪》）。就在此期间，李治认识了武则天。
不过此时的李治与武则天为名义上的母子关系，且其父尚健在，当不至于有什么越轨行为。在唐代男女之间的禁忌比较松弛，既然李治喜欢武则天的美色，而深受多年冷落的武则天也就从这位年轻的太子身上看到了未来的一线希望，两情相悦，相互之间产生爱慕之情也是难免的了。关于这一点，高宗李治并不隐讳，他后来在永徽六年（655）十月立武氏为皇后的诏书中写道：“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壸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资治通鉴》卷200）意思是说自己当太子时，经常侍奉在太宗身边，嫔妃往来，从来都看也不看。太宗对他的这种行为十分欣赏，就把武则天赐给了他，这件事就如同汉宣帝把王政君赐给太子一样。王政君后来成为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生母。不过王政君是后宫家人子，而武则天是太宗才人，两人身份不同，这道诏书生拉硬扯，牵强附会，类比甚是不当。此外，诏书中说早在太宗生前已将武则天赐给了李治，显然是想遮人耳目，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太宗死后武则天还要入感业寺为尼？
从这道诏书看，李治与武则天之间的爱慕关系由来已久，如从贞观二十年（646）算起，至永徽六年（655）止，已经长达十年之久。
自从武则天入感业寺后，高宗李治对她思念不已。永徽元年（650），为给唐太宗过周年，李治以忌日行香为由前往感业寺。在这里他与武则天见了面，两人非常激动，“武氏泣，上亦泣”（《资治通鉴》卷199）。关于两人关系的密切程度，从武则天所写的一首诗中也可以窥知，她所写的《如意娘》一诗相传是在感业寺时所撰，其诗曰：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从此诗来看，武则天对李治也是非常依恋的，正因为如此，两人见面后才会出现抱头大哭的场面。此后，高宗还数次来看望过武则天。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终于被高宗的王皇后知道了，不过她并没有阻止高宗，反而命人告知武则天蓄发，然后又劝高宗把武则天接入宫中。王皇后之所以如此“大度”，是因为当时她正与高宗宠爱的萧淑妃争风吃醋，接回武则天以便分萧淑妃之宠。还有一个原因，也迫使高宗不得不接武则天入宫，即他与武则天的第一个儿子李弘出世了。据《旧唐书·孝敬皇帝弘传》载：上元二年（675），太子李弘死，时年二十四岁。又据《资治通鉴》卷200载：显庆元年（656），“立皇后子代王弘为皇太子，生四年矣”。则李弘应该出生于永徽三年（652）年末或四年初。也就是说，武则天在感业寺中已经产子了。此事如不尽快解决，将对皇帝的声誉非常不利。形势迫使高宗对此事不能再拖了。
永徽四年（653），武则天被接回宫中，时年三十岁。入宫之初，武则天对王皇后百依百顺，十分恭敬，深得王皇后的欢心。她多次在高宗面前称赞武则天，没过多久，高宗便封武则天为昭仪，正二品，进入九嫔之列。
高宗对武则天非常宠爱，而对萧淑妃逐渐冷落起来。王皇后本来主张将武则天接入宫中是为了共同对付萧淑妃，没有想到武则天入宫后不仅夺去了萧淑妃之专宠，而且使高宗对自己更加冷淡，真是追悔莫及。于是王、萧二人又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武则天，她们多次在高宗面前诋毁武则天，高宗根本不予理睬。武则天也毫不示弱，在宫中大肆活动，笼络人心。“伺后所不敬者，必倾心与相结，所得赏赐分与之。由是后及淑妃动静，昭仪必知之，皆以闻于上。”（《资治通鉴》卷199）这场宫廷斗争从一开始，武则天就显示出不同于一般的高超手段，始终占据着斗争的主动权。
王皇后出身名门大族，她是西魏大将王思政的玄孙女，其父母两家都与李唐皇室有一定的血缘关系。早在高宗为晋王时，王氏便在同安公主的推荐下被选为晋王妃。李治立为太子后，她又被册立为太子妃。高宗即位的当年，她就被册立为皇后。作为皇家的媳妇，王氏的相貌应当说是无可挑剔的，但是她却不大会讨男人的欢心。因此，李治并不喜欢她，只是出于对太宗的顺从，才娶其为妻，又出于对长孙无忌等顾命大臣的尊重，册立她为皇后。而且王皇后与宫中其他嫔妃的关系也不融洽，对皇帝的左右不能善待，所谓“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国夫人柳氏及舅中书令柳奭入见六宫，又不为礼”（《资治通鉴》卷199）。这一点与当时的武则天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萧淑妃也是李治当太子时被选入东宫的，当时被封为良娣。高宗即位后，她被封为淑妃，是高宗众多嫔妃中比较受宠的一个。王皇后没有生育子女，萧淑妃却儿女双全，这也是高宗喜欢萧淑妃的一个原因。
尽管武则天已经获得了皇帝的专宠，但是她要想再前进一步，困难还是不小的。首先，王皇后背后有很大的政治势力，她的舅父柳奭当时是中书令，也就是宰相。高宗的舅父长孙无忌也支持王皇后，此外还有褚遂良、于志宁、韩瑗等一批重臣的支持。其次，高宗虽然不喜欢王皇后，但由于她毕竟是自己的父亲太宗皇帝亲自选定的儿媳妇，还没有下定废除其皇后地位的决心。从武则天这一方来看，她虽然深得高宗的宠爱，但也存在一个明显的弱点，这就是她曾经是太宗皇帝的才人，这种身份非常敏感；此外，她出身低微，其家族地位与王皇后这样的名门望族不可同日而语。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高宗托名褒赏功臣，给屈突通等十三名武德时期的功臣提高了官位，其中武士彟赠并州都督。这些大都是已经死去了的人，为什么突然又想起褒奖他们呢？根本的原因就是提高武氏家族的门第，向王、萧二家示威。为了进一步打击王皇后的势力，永徽五年（654）六月，中书令柳奭因王皇后宠衰，上书请解政事，高宗很快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免去中书令之职，降为吏部尚书，还暂时留在朝中。一褒一贬，高宗的态度何其鲜明。同时也说明武则天的活动能量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宫内，开始向外朝渗透发展了。
（三）皇后废立之争
尽管武则天入宫不久就已经将高宗牢牢地控制住了，获得了专宠的地位，但是要想促使他下废除王皇后的决心，彻底扫除自己的政敌，还必须采取非常手段。
永徽五年（654）年末，武则天生了一个女儿，长得十分可爱，高宗也非常喜爱。王皇后因为没有生育，所以也非常喜欢小孩子。她闻讯后遂前往看望，并抱起来逗弄了一番。王皇后走后，武则天便下狠心掐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然后又盖好被子，装作没事人一样离去了。一会儿，高宗来了，武则天佯装欢笑，掀开被子去抱小孩，当她看到死去的孩子时，忍不住大哭起来。问左右宫女情况，回答说王皇后刚才来过。高宗大怒，不假思索地说：“后杀吾女！”武则天乘机告状，哭诉自己所受的种种委屈。王皇后面对这种情况“无以自明”，即拿不出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高宗就此下定了废除王皇后，改立武则天的决心。
武则天此举虽然割断了高宗与王皇后之间的结发之情，促使其感情完全破裂，初步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亲手葬送了长女的小生命。此后，在长达数十年的生活中，这种阴影始终笼罩在她的心头，使其得不到安宁。
但是事情并不像武则天与唐高宗想象的那么简单，支持王皇后的元老大臣们成为废立皇后的最大障碍，其代表人物则是高宗的舅父、宰相长孙无忌以及褚遂良、于志宁、韩瑗、柳奭、来济等人，他们大都是宰相或太宗时期的重臣，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当然也有一批人支持武则天，这些人除了个别人外，大都是新进之士，欲想通过支持武则天获取政治上的好处。这一批人是李、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王德俭、袁公瑜等，除了李是建唐的元老功臣外，其余人等或为政治失意分子，或为野心勃勃的新进之士。而李之所以支持高宗与武则天，是因为在朝中他虽然贵为宰相，但相权却完全控制在长孙无忌手中，欲想改变现状，必须先要铲除或削弱这些人的政治势力，才能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废立皇后这件事则是一次最好的时机。
从永徽六年（655）初开始，高宗开始谋划废立皇后之事。最初，高宗与武则天希望通过软化长孙无忌等人立场的做法，以期获得他们对此事的谅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高宗与武则天一同驾临长孙无忌府，带去了十车金宝缯锦，并且封其三子为五品的朝散大夫。对这一切长孙无忌照收不误，但对改立皇后之事却置若罔闻。在酒酣耳热之际，高宗再三陈说：“因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欲行改立之事。”长孙无忌听后，采用了顾左右而言他的伎俩，搞得高宗与武则天十分无趣，只好怏怏而返。
尽管如此，武则天仍不死心，她又让自己的生母杨氏亲自出面，到长孙无忌府上拜见，低三下四，再三祈请，希望能获得其支持，却再一次遭到拒绝。礼部尚书许敬宗自告奋勇，出面去求长孙无忌，被毫不客气地碰了回来，并且遭到了严厉的训斥。
在这一切努力都失败的情况下，高宗与武则天虽然非常恼怒，却也无可奈何。因为长孙无忌是其舅父，在立太子及即皇帝位等大事上有拥立之功，又是顾命大臣，权重势大，一时也拿他没有办法。
正在此时，发生了重要的一件事。王皇后看到武则天宠遇日隆，而自己却受到冷遇，心急如焚，无奈之下竟然想出了一个极为愚蠢的办法。她与其母柳氏找来了巫师，欲用厌胜之术除去武则天，使高宗回心转意。然而她们没有料到的是，其身边之人早已被武则天收买，这一情况很快便被武则天知晓了。于是武则天立即向高宗报告了此事，说王皇后诅咒皇帝，罪不容诛。高宗大怒，下令将柳氏赶出宫门，不许再入宫。这一事件的发生，更加坚定了高宗废去王皇后的决心。
由于武则天这时仅是一个二品的昭仪，在其上还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等，如果直接立为皇后，似乎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于是高宗特下诏封武则天为宸妃，以提高其地位。但是此事遭到韩瑗和来济的坚决反对，认为国家定制，嫔妃皆有定数，从未有过宸妃的名号，今立武昭仪为宸妃，就会破坏国家礼制。高宗不愿因此引起更大的争议，遂取消了宸妃之号。反对派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
为了打击支持武则天的势力，长孙无忌利用所掌握的大权，草拟诏书打算贬中书舍人李义府为壁州司马，赶出朝廷。诏书尚未转到门下省，就已走漏了风声。李义府得知消息后，急忙找另一位中书舍人王德俭商量如何对付。王德俭说：“皇帝欲立武昭仪为后，之所以犹豫未决，是担心宰相反对。如果你能设法立武昭仪为后，定能转祸为福。”李义府遂利用代替王德俭在宫中值宿的时机，直接上表皇帝，请求废王皇后，改立武昭仪为皇后。高宗果然非常高兴，亲自召见李义府，并赏赐珠一斗，仍然留任旧职。武则天当然也非常高兴，终于有人敢于违背长孙无忌等的意志，公然请求立自己为皇后了。有了这个开头，就不怕没有人跟随。于是武则天又暗中派人对李义府多方劳慰勉励，不久便升任为中书侍郎。果然不出武则天所料，接着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御史中丞袁公瑜等皆跟进，公开表态支持立武则天为皇后，许敬宗得以升任为礼部尚书。
为了削弱反对派的势力，高宗将吏部尚书柳奭贬为遂州（今四川遂宁）刺史，并且限其立即赴任，当他走到扶风时，有人上奏说他泄露禁中语，于是再贬到更加偏远的荣州（今四川荣县）任刺史。长安令裴行俭得知将立武则天为皇后，坚决反对，曾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私议其事。袁公瑜得知后告诉了武则天的母亲杨氏，杨氏再转告武则天，于是又将裴行俭贬为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东）都督府长史。
高宗见武则天有了一批支持者，重新建立起立武则天为皇后的信心。永徽六年（655）九月的一天，高宗退朝以后将长孙无忌、李、于志宁、褚遂良等人召入内殿，商议废立皇后之事。进入内殿之前，褚遂良说：“今日之召，多为中宫，上意既决，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杀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于草茅，无汗马之劳，致位至此，且受顾托，不以死争之，何以下见先帝！”（《资治通鉴》卷199）意思是说长孙无忌是皇帝的舅父，李是建唐的功臣，既然皇帝决心要立武则天为皇后，坚决反对必然要冒杀头的风险，为了避免皇帝担杀舅父和功臣的恶名，不如由我出面力争，不然便没有面目到地下见先帝。李虽然支持立武则天为皇后，但却不愿与长孙无忌等人公开冲突，既然褚遂良如此说，正好称病不入。进入内殿之后，高宗首先说：“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日打算立昭仪为后，如何？”褚遂良说：“皇后出身名家，是先帝为陛下娶，先帝临崩时，拉着陛下的手对臣说：‘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这话陛下当时也听到了，言犹在耳，皇后并没有大的过失，岂可轻废！臣不敢顺从陛下之意，违背先帝之命。”高宗听后，不悦而散。
第二天，再次召集群臣商议此事。褚遂良又率先发言，他说：“陛下假如一定要改立皇后，名门望族甚多，何必非要立武氏呢！武氏曾侍奉过先帝，人所共知，天下耳目，难道都可以遮蔽吗？千秋万代之后，谓陛下为何人！希望陛下三思！臣今日违背陛下意愿，罪当死。”说完以后，褚遂良放下笏，叩头流血，说：“臣愿意交还此笏，请求陛下将臣放归田里。”高宗大怒，下令将褚遂良拖出。武则天在帘后大声喊道：“何不扑杀此獠！”长孙无忌说：“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这样才算保住了褚遂良。于志宁见势不妙，再也不敢说话了。
有一天，韩瑗乘奏事之机垂泪向高宗进谏，反对立武氏为后，高宗不理。次日又谏，高宗命左右将其送出宫去。于是韩瑗又写表章上奏说：“民间百姓娶妻，都要认真选择，何况天子呢？皇后母仪万国，为民表率。往昔嫫母辅佐黄帝，妲己祸害纣王。每每想起这些古代的历史，常常使人感叹不已，没想到竟会发生在今日。愿陛下醒悟，不要给后人留下笑柄。”来济也上表说：“王者立后，必择礼教名家，端庄贤淑的女子，以副四海之望。”对于这些论调，高宗一概不予理会。
虽然高宗没有接受这些反对者的意见，但是元老重臣的态度使他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就在他感到无助的时候，忽然想起了李，于是便召见了他。高宗问道：“朕想立武昭仪为皇后，然褚遂良等坚决不同意。遂良等是顾命大臣，难道事情就这样算了不成？”李本来是支持改立皇后的，但又不愿意说得太露骨，于是便回答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此话的意思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要高宗不要理会褚遂良等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高宗听到此话十分高兴，有了李这样的功臣支持，使他坚定了改立皇后的决心。许敬宗也在朝堂之上大造舆论，说：“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麦，尚且打算改换妻子。天子欲要改立皇后，干别人什么事而妄生异议！”武则天指使人将许敬宗的这种论调报告了高宗，以坚定高宗的信心。
于是高宗先将褚遂良贬为潭州都督，将这个最坚定的反对者清除出朝廷，杀鸡给猴看，以镇吓其他反对者。眼见形势已不可扭转，再也无人敢于公开出面反对了。这年十月，唐高宗正式颁诏，将王皇后和萧淑妃废为庶人，囚禁于别院，将其全家包括兄弟通通流放到岭南。接着高宗又颁布了一道诏书，正式册立武则天为皇后。武则天这位命运坎坷的奇女子，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后的宝座，从而揭开了她命运的最重要的一幕。
二、太子李忠与李弘
（一）李忠的身世
唐高宗李治共有八子，长子燕王李忠，宫人刘氏所生；次子许王李孝，宫人郑氏所生；三子泽王李上金，宫人杨氏所生；四子雍王李素节，萧淑妃所生；五子代王李弘、六子章怀太子李贤、七子中宗李显、八子睿宗李旦，皆为武则天所生。
李忠，字正本，是李治的第一个儿子。贞观十七年（643）李治被立为太子后不久，李忠降生了。年轻的李治刚被立为太子，又喜降贵子，可谓双喜临门，心中的那份喜悦自不待言，于是在东宫大摆宴席，遍请群臣，以示庆贺。不一会儿，唐太宗亲自驾临东宫，对大家说：“朕始有嫡孙，心中高兴，想和众卿同乐。”在酒宴高潮时，太宗亲自起身舞蹈，并邀请在座的群臣共同起舞，尽欢而散。太宗还给每位来贺的臣僚赏赐财物，可见太宗对这位孙子的降生是多么的高兴。
贞观二十年（646），年仅三岁的李忠就被封为陈王。永徽元年（650），刚刚即皇帝位不久的高宗李治就任命李忠为雍州牧。雍州是京城长安所在地，雍州牧即长安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虽然此时的李忠不过是一个几岁的孩子，并不能亲掌政事，但从高宗的这一任命看，他对自己的长子还是抱有无限的期望，是一个父亲对儿子慈爱之情的反映。由于王皇后没有生育，而李忠的生母地位低微，其舅父柳奭建议由王皇后提出立李忠为太子，这样的话李忠就会感激王皇后并与其亲近，这对王皇后来说，将来也是一个依靠。
柳奭的这个建议主要是针对萧淑妃而言的。当时萧淑妃得宠，其子李素节活泼可爱、聪明伶俐，年仅数岁便可诵书千言，深得高宗的喜爱。如果李素节被抢先立为太子，对王皇后来说，将是最大的不幸。王皇后自然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于是便向高宗提出了立李忠为太子的建议。为了使此事能够顺利进行，柳奭与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于志宁等人联合，全力推举李忠，终于在永徽三年（652）七月，将李忠推上了太子宝座。
（二）李忠被废经过
武则天入宫之初虽然已有了儿子李弘，但由于当时忙于争夺皇后地位，尚无暇顾及为其子夺取太子之位。永徽六年（655）十月，她如愿地当上了皇后，而太子仍是李忠，这就使她坐卧不宁了。因为太子是未来的皇帝，地位十分重要，他又是在王皇后与长孙无忌、柳奭、褚遂良等人提携下当上太子的，一旦当了皇帝，必然对自己不利。更何况武则天也有自己的儿子，虽不是长子，却是皇帝的嫡子，完全有条件成为太子，而且此事对巩固武则天的皇后地位也至关重要。因此，改换太子理所当然成为武则天所要解决的又一件大事了。
由于此事比较敏感，不便由武则天自己出面提出，在其争夺皇后之位时形成的政治势力中不乏老谋深算的人物，有人自会揣测到武则天的这种心理，这个人物就是礼部尚书许敬宗。永徽六年（655）十一月三日，即武则天当上皇后的次月，许敬宗便上奏高宗，请求改易太子。他说：“永徽爰始，国本未生，权引彗星，越升明两。近者元妃载诞，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爝晖宜息。安可反植枝干，久易位于天庭；倒袭裳衣，使违方于震位！”意思无非是说皇后的儿子才应该当太子，居震位。所谓“震”，指嫡长子，在古代以其守社稷宗庙，主持祭祀。高宗览奏，召见许敬宗，询问他改易太子之事。许敬宗回答说：“皇太子，国之本也，本犹未正，万国无所系心。且在东宫者，所出本微，今知国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窃位而怀自疑，恐非宗庙之福，愿陛下熟计之。”（《资治通鉴》卷200）其实高宗也赞同改换太子，君臣二人一拍即合。
李忠虽未成年，但已经懂事了，知道自己的太子地位很难保住，索性主动提出，表示愿意让出太子之位。也许是东宫臣僚知道大势已去，不如主动让出太子之位，这样的话，对李忠的人身安全更为有利，遂指使其主动让位。总之，不管原因如何，李忠自己提出让位，使改易太子变得容易多了，且使长孙无忌、韩瑗等人无话可说。
为了不节外生枝，许敬宗建议高宗尽快改换太子，免生事端。高宗遂于显庆元年（656）正月六日下诏，将太子李忠降为梁王、梁州刺史。另立武则天之子代王李弘为太子，这时李弘年仅四岁。
李忠被废后，原东宫僚属惧祸，有的逃亡在外，有的躲避不出，无人敢再见废太子。唯有右庶子李安仁，泣涕拜辞后方才离去。李忠到梁州后不久，又被迁到更为偏远的房州（今湖北房县）任刺史。他每日惊恐不安，不知何日大祸将到，以至于改穿妇女衣服，以防刺客。他还经常做噩梦，不敢告人，自己占测吉凶。此事被人告发后，被废为庶人，囚禁在黔州李承乾的故宅中。后来，宦官王伏胜、中书侍郎上官仪得罪了武则天，武则天遂指使许敬宗诬告李忠与王、上官二人勾结谋反，因而被赐死，终年二十二岁。太子李弘心慈，上奏高宗，请求以礼收葬，许之。
高宗的其他几个非武则天所生的儿子下场都很悲惨，除了许王李孝早亡外，泽王李上金与雍王李素节都先后被武则天害死，其子或被诛杀，或被流放。直到神龙元年（705），武则天下台，唐中宗重新即帝位后，才得以平反昭雪，流放者也被追还，并授予官爵。
（三）清除长孙无忌等人
王皇后与萧淑妃虽然被废为庶人，并被囚禁于别院，但是她们一日不死，便仍是武则天的心头大患。有一次，高宗突然想起了二人，遂行至囚禁之所看望。当他看到门户封闭甚严，仅在墙壁上开一小孔以通食器，不由得伤感不已，大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哭着说：“妾等得罪为宫婢，何得更有尊称！”又说：“如果陛下还念往昔之情，使妾等能够再见天日，请改此院为回心院。”高宗回答说：“朕即有处置。”此事很快就被武则天知晓了，大怒，派人将王、萧二人各杖一百，砍去手足，装入酒瓮之中，说：“令二妪骨醉！”数日后才死去，武则天还不解恨，又斩断其首。据载，二人临死时表现颇不相同。王氏说：“愿皇上万岁！武昭仪得宠，我等只有死路一条。”萧氏大骂说：“阿武妖猾，乃至于此！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以上见《资治通鉴》卷200）从此以后，宫中便不再养猫。事已至此，武则天还不罢休，又改王氏为蟒氏，萧氏为枭氏。之后，武则天经常在夜间梦见王、萧二人披发沥血，如同死时情状，于是只好从西内太极宫迁到蓬莱宫（大明宫），仍然时时梦见，不得安宁，便搬到东都洛阳居住，终其一生很少再回长安。
收拾完王、萧二人，武则天的下一个目标便对准了长孙无忌、韩瑗、来济等人。韩瑗见褚遂良被贬，心中不平，遂上书为其称冤。高宗说：“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责之，卿何言之深也！”韩瑗回答说：“陛下无故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高宗不听。韩瑗见此情况，自知难以使高宗回心转意，遂请求罢官归乡，高宗仍不允许（《资治通鉴》卷200）。显庆二年（657）七月，武则天指使许敬宗、李义府诬告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与褚遂良勾结，图谋不轨，他们以桂州为用武之地，所以将褚遂良调到桂州（今广西桂林），欲以为外援。于是又将褚遂良贬为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韩瑗贬为振州（今海南三亚西北）刺史，来济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刺史，柳奭由荣州刺史贬到更为偏远的象州（今广西象州东北）任刺史。显庆三年（658），褚遂良在爱州病死，终年六十三岁。
褚遂良、韩瑗、柳奭、来济等被贬逐后，使长孙无忌的势力遭到极大的削弱，于是武则天便把打击的矛头转向了长孙无忌。据《资治通鉴》卷200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四月条载：
武后以太尉赵公长孙无忌受重赐而不助己，深怨之。及议废王后，燕公于志宁中立不言，武后亦不悦。许敬宗屡以利害说无忌，无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既立，无忌内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
接受指令后，许敬宗便寻找一切机会，准备对长孙无忌动手。不久，洛阳人李奉节状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等结党营私，高宗令许敬宗审理此案。由于许敬宗推按甚急，韦季方难以忍受，自杀未遂。许敬宗向高宗诬奏说韦季方与长孙无忌诬陷忠臣近戚，使权力集中于长孙无忌，然后伺机谋反，事情败露后，韦季方这才畏罪自杀。高宗闻听此言，大惊说：“岂有这等事，舅父被小人所诬陷，如查说他老人家有些牢骚，倒是可能的，何至于反！”许敬宗说：“臣反复推问，反状已露，陛下犹豫不决，恐怕非社稷之福。”高宗听到此话，泣曰：“我家不幸，亲戚中屡屡有人有异志。而今朕之舅父也是如此，使朕惭见天下之人。”又问道：“如果事情属实，当如何处置？”许敬宗回答说：“先帝与长孙无忌共同夺取天下，天下人皆服其智。其任三十年，威望极高，如果一旦起兵谋反，陛下派谁前去抵挡呢？今日幸亏在审理别的案件中发现他的阴谋，实在值得庆幸。希望陛下尽快决断，莫失时机。”高宗为了谨慎起见，令许敬宗再加详查。第二天，许敬宗回奏说：“昨夜韦季方已经承认与长孙无忌同反，臣又问：‘长孙无忌乃是皇帝至亲，地位已崇，为何还要造反呢？’韦季方回答说：韩瑗曾对长孙无忌说：‘柳奭、褚遂良劝您立梁王（指李忠）为太子，今梁王已废，皇上已经对您产生了怀疑，因此才将您的舅子高履行从朝中贬到益州任长史。’从此以后，长孙无忌常感忧虑，逐渐产生了谋反的想法。后来又见到韩瑗等人相继被贬，因此才与韦季方等商议谋反。”许敬宗的这一套谎话竟骗得高宗不能不信，于是高宗泣曰：“舅父尽管如此，朕也不忍杀之。”许敬宗又劝高宗当机立断，高宗也不亲自询问，遂下诏削去长孙无忌官爵，任命为扬州都督，却安置于偏远的黔州居住，仍按一品官的待遇供给，即每日细白米二升，粳米、梁米各一斗五升，粉一升，油五升，盐一升半，醋三升，蜜三合，粟一斗，梨七颗，苏一合，干枣一升，木橦十根，炭十斤，葱韭豉蒜姜椒之类各有差；每月给羊二十口，猪肉六十斤，鱼三十头各一尺，酒九斗。
许敬宗还诬陷说，长孙无忌谋反，得到了韩瑗、柳奭、于志宁等人的支持。于是将韩、柳、于等人全部罢去官爵，又将长孙无忌的儿子长孙冲免官除名，流放岭表；褚遂良的儿子褚彦甫、褚彦冲流放爱州，在半道杀死；益州长史高履行累贬为洪州（今江西南昌）都督。
长孙无忌等人虽然被贬，武则天还不放心，必须置之死地而后快。不久，许敬宗派遣中书舍人袁公瑜前往黔州，逼令长孙无忌自缢。又派使者前去杀死柳奭、韩瑗，由于韩瑗已经死亡，遂开棺验尸，以验明正身，柳奭被杀于象州。长孙、韩、柳三家的近亲全部流放岭南为奴婢。长孙无忌的侄子长孙祥在常州（今江苏常州）被处以绞刑。至此，武则天便将其政敌基本诛杀殆尽，为其专权擅政创造了条件。
（四）太子李弘死亡之谜
李弘为武则天所生的第一个儿子，高宗第五子，永徽六年（655）封为代王，显庆元年（656）立为太子。他自幼喜欢读书，曾经令许敬宗、许圉师、上官仪、杨思俭等人“博采古今文集，摘其英词丽句，以类相从”，编成《瑶山玉彩》五百卷（《旧唐书·孝敬皇帝弘传》），受到时人的好评。李弘为人宽厚，性格温顺，与其母武则天形成鲜明的对照。比如当时有敕令规定，参加守边和征伐高丽的士兵如逃亡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主动自首，捕获后处斩，家属没官。经李弘奏请，废除了逃亡士兵家属没官为奴的规定。咸亨二年（671），唐高宗与武则天驾幸东都洛阳，留李弘在长安监国。当时关中大旱，宿卫的士兵所食皆为榆皮蓬实，李弘看到后，悄然令家令寺开仓，每个士兵的家属各给米若干，务使足食。他还请求高宗，将同州（今陕西大荔）沙苑分给贫苦无地农民。对李弘的所作所为，高宗非常赞赏，曾说：“李弘仁孝，宾礼大臣，未尝有过。”
萧淑妃死后，她的两个女儿义阳、宣城公主长期配于掖庭为奴，年近三十（一说四十）而未嫁，李弘看到后非常同情，奏请高宗同意后，将她二人出嫁。此事激怒了其母武则天，指使将二人嫁给了宿卫的禁军卫士。由于这些原因，李弘逐渐失去了武则天的宠爱。这一时期高宗多病，不能正常理事，所以常令李弘监国，而武则天的权力欲极盛，李弘的存在显然阻碍了她进一步掌控大权，于是便对李弘下手了。关于此事，《新唐书·孝敬皇帝弘传》记载说：“上元二年（675），从幸合璧宫，遇鸩薨，年二十四，天下莫不痛之。”《旧唐书》本传虽然未载其死因，但同书《承天皇帝倓传》却有明确的记载，李泌对唐肃宗说：“臣幼稚时念《黄台瓜辞》，陛下尝闻其说乎？高宗大帝有八子，睿宗最幼。天后所生四子，自为行第，故睿宗第四。长曰孝敬皇帝，为太子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立雍王贤为太子。贤每日忧惕，知必不保全，与二弟同侍于父母之侧，无由敢言。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后闻之省悟，即生哀愍。”关于李弘的死因，有人认为其因病而亡，并非死于武则天之手。李弘身体较弱，时常患病，史有记载，这一点倒是没有问题，问题是关于死因，除了新旧《唐书》有明确的记载外，司马光认为此事难明，故其在《资治通鉴》卷202记载此事时写道：“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也没有采取否定的态度。因此，不能断然否定武则天害死李弘的可能。
此外，李弘死后多年，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六月，“祔孝敬皇帝于太庙，号义宗”（《资治通鉴》卷208）。其妃裴氏死后，追号哀皇后。李弘作为一个已故的太子，生前并没有任何丰功伟绩，为什么在其死后获得了如此之多的追尊之号？如果说追尊其为孝敬皇帝是其父高宗对早夭儿子的一种哀思的寄托，那么追尊其为义宗，并且一度排入唐朝七庙之列，其妃又被追尊为哀皇后，恐怕就不仅仅是出于血缘的问题，其中透出的信息很令人回味，它间接地反映了李弘之死的原因绝非寻常。
还有一件事，很值得回味。据《新唐书·诸帝公主列传》载：萧淑妃的女儿义阳公主嫁给的是权毅，任何官职却没有记载。高安公主，即宣城公主，下嫁王勖，后来任颍州刺史。另据《资治通鉴》卷202记载：义阳、宣城下嫁上翊卫权毅、王遂古。“上翊卫”，即上番的翊卫卫士。其中宣城公主所嫁之人姓相同而名不同，不知是否为同一人。至于王勖任官之事，据《旧唐书·泽王上金传》载：永隆二年（681），武则天突然上奏说：“义阳、宣城二公主缘母萧氏获谴，从夫外官，请授官职。”武则天突然大发善心，主要是想通过此举缓和一下舆论对她的压力，并不是真的良心发现。这样做的结果，遂使得这两位公主的丈夫获得了官职，上面提到的王勖所任颍州刺史就是这样得到的。然而到武则天正式当了皇帝之后，又于天授中处死了王勖，至于权毅则不知所终。这就说明，武则天对萧淑妃女儿出嫁之事一直耿耿于怀，虽然暂忍一时，最终还是出了一口恶气。
三、太子李贤被杀真相
（一）李贤其人其事
李贤，字明允，为唐高宗与武则天所生的第二子。《新唐书》本传说他“容止端重”，数岁时便能做到读书不忘，故深为高宗所爱。高宗曾经对李称赞过李贤的聪敏，说他已读过《尚书》、《礼记》、《论语》等书，并能背诵古诗赋十余篇，凡是读过的书均能熟记不忘。最初封为潞王，后来改封为沛、雍王，并一度改名为李德，领雍州牧、凉州大都督，直到上元元年（674）才又改回为李贤。
其兄太子李弘死后，即在上元二年（675）六月，立其为太子。由于高宗身体欠佳，所以曾令李贤监国，“贤处事明审，为时论所称”。正因为李贤颇有政治才干，所以高宗在仪凤元年（676）颁敕褒扬李贤说：“皇太子贤自顷监国，留心政要。抚字之道，既尽于哀矜；刑网所施，务存于审察。加以听览余暇，专精坟典。往圣遗编，咸窥壸奥；先王策府，备讨菁华。好善载彰，作贞斯在，家国之寄，深副所怀。可赐物五百段。”（《旧唐书·章怀太子贤传》）从这些记载来看，高宗对这位儿子寄予了深切的希望，希望他能够继承唐朝大统，使大唐王朝的统治得以延续。而李贤在政治上的才干恰恰是其母武则天最不愿意看到的，后来为他招来杀身之祸，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李贤不仅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且在发展文化事业上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招集了当时的学者，如太子左庶子张大安、太子洗马刘讷言、洛州司户格希玄、学士许叔牙、史藏储、周宝宁等，注释范晔的《后汉书》，一直流传到今天。此书修成后，受到了高宗的称赞，赐物三万段，并且命令将其书收藏于皇家秘阁。从新旧《唐书》的记载来看，李贤还撰写了《修身要录》十卷、《列藩正论》三十卷，还创作过《宝庆曲》等六首。说明李贤不仅具有文才、史才，而且还精熟音律，确是一个多才多艺之人。
（二）李贤与武则天的矛盾
李贤被立为太子时年已二十二岁，已是成年人了，这与其兄李弘被立为太子的情况大不相同，当时李弘年仅数岁，还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孩子。加之李贤在武则天的几个儿子中天分高，又颇有政治才干，这对于热衷掌控权力的武则天来说，自然是一个不易控制的人物。除了这个最大的原因外，他们母子不和还有一些具体的原因。
李贤出生于永徽五年（654）十二月十七日，当时唐高宗与武则天正前往唐太宗昭陵拜谒，行至途中产下了李贤。就这点来看，很可能李贤是早产儿，因为如果是正常生产，则高宗不应在武则天临产之时，在数九天冒着严寒带她去谒陵。既然是早产儿，当与一路的颠簸有直接的关系，同时也使武则天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很可能由此而使武则天不喜欢这个早产的孩子。后来发生的事却使李贤不喜欢他的母亲。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宫中有人私下传说李贤是武则天的姐姐韩国夫人所生，“贤亦自疑惧”（《旧唐书·章怀太子贤传》）。韩国夫人嫁给了贺兰越石，生有一男一女，早年守寡。自从高宗立武则天为昭仪后，韩国夫人作为皇戚也时常出入宫中，由于她相貌美丽，也得幸于高宗。正因为韩国夫人与高宗存在这样的关系，所以宫中才会有这样的传言。还有一件事，也是导致这种传言产生的一个因素，即李贤是在永徽六年正月与其兄李弘一同封的王，当时李贤仅出生一个月，这在唐朝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要知道此时的李贤还仅仅是一个昭仪的儿子，并非皇后之子，却受到如此的对待，这也成为人们怀疑其身份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件事现在已经无法查证清楚了，但由此导致李贤心生疑虑，从而不愿与武则天接近却完全是可能的。
上元三年（676），高宗因为患有风疾，不能正常理事，打算令皇后武则天摄理国事。将此事交给宰相商议时，中书令郝处俊坚决反对，认为“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旧唐书·郝处俊传》）。中书侍郎李义琰也反对此事，遂导致此议作罢。太子李贤在注释《后汉书》时，收罗了一批学者作为自己的政治势力。仪凤元年（676），薛元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检校太子左庶子，承担了辅佐太子的责任。不过薛元超是一个骑墙派，并非与太子同心同德。仪凤二年（677）三月，高宗命反对逊位于武则天的郝处俊兼太子左庶子，另一宰相李义琰兼太子右庶子，成为东宫的宫僚。次月，又将太子左庶子张大安升任为宰相。这样就使宰相群体中东宫的势力越来越大。仪凤四年（679）五月，高宗再次命太子监国，李贤名正言顺地取得对国事的处置大权。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感到了空前的政治压力，她面临着身体状况越来越坏的高宗去世后大权完全落到李贤手中的危机。
为此武则天自然十分焦急，她命人撰写了《少阳正范》和《孝子传》送给李贤去读。“少阳”就是指太子，所以前一书实际上是告诉李贤应该如何做好太子，后一书则是要求李贤要顺从自己，显然武则天是想通过这些办法使李贤能够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并且“数作书诮让之”，即用书信的形式谴责李贤。然而李贤非但不顺从，而且还由此产生了抵触情绪，同时也感到了极大的压力，即所谓“太子愈不自安”（《资治通鉴》卷202）。李贤与武则天的母子关系越来越紧张，到了一触即发的状态。
（三）李贤被废真相
这时发生了正谏大夫明崇俨被杀的事件，从而为武则天废去李贤的太子地位提供了一个良机。明崇俨，洛州偃师（今河南偃师）人。此人好鬼神左道之术，乾封初年，应岳牧举，得以任黄安县丞。后因得到高宗的赏识，逐渐升至正谏大夫，并入阁供奉。他曾经为武则天做厌胜之事，因而也深得武则天的赏识。他见太子李贤不为皇后所喜，常常密称“太子不堪承继，英王貌类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贵”（《资治通鉴》卷202），极力挑拨李贤与武则天的母子关系。英王指李贤的弟弟李显，相王指其弟李旦。仪凤四年（679）五月的一天，明崇俨在夜晚被刺客所杀，一时无法捕获凶手，武则天怀疑是李贤指使人杀死了明崇俨。
由于武则天并无李贤指使人杀死明崇俨的直接证据，于是便寻找其他罪状处置李贤。由于李贤颇好声色，“与户奴赵道生等狎昵，多赐之金帛”（《资治通鉴》卷202），于是武则天指使人告发其事。此类事对于一位太子而言本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武则天自知仅凭此事也不足以扳倒李贤，她的目的在于通过此事的审理扩大调查范围，寻找除去李贤的其他证据。高宗只好命宰相薛元超、裴炎与御史大夫高智周等审理此案，兴师动众，在东宫大肆搜查，结果在东宫马坊搜得皂甲数百领，作为李贤谋反的证据。赵道生也供称明崇俨是他本人受太子指使杀死的。高宗本来喜爱太子，想要宽宥他，然武则天却说：“作为儿子而怀谋逆，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不可赦免。”于是在永隆元年（680）八月，废去李贤的太子之位，并且幽禁起来。
这一案件同时还牵连了一大批人，除东宫的许多官员被诛杀外，宰相、左庶子张大安和太子洗马刘讷言等十余人被流徙。太宗之子曹王李明和太宗孙嗣蒋王李炜以李贤党羽受到连坐，李明降为零陵郡王，黔州安置，后被黔州都督谢祐奉武则天旨逼迫自杀；李炜被除名，道州（今湖南道县西）安置，后来也被武则天所杀。薛元超本为太子左庶子，由于在审理此案中有功，没有追究其责任。当宣布对东宫宫僚免于追究时，薛元超拜舞谢恩，唯有右庶子李义琰泣涕不止，受到了时人的赞誉。
此案还牵连到李贤的几个幼小的儿子。其子李光顺、守礼、守义都被幽禁于宫中，十八年不许走出庭院。后来李光顺被杀，李守义病死，只有李守礼活了下来，并被封为邠王。此人一直活到开元末年，他在长期的监禁中患了严重的风湿病，能预知天气的晴雨，人以为怪。唐玄宗的五弟岐王向其兄报告说：“邠哥有术！”李守礼解释说：“臣无术也，则天时以章怀迁谪，臣幽闭宫中十余年，每岁被敕杖数顿，见瘢痕甚厚。欲雨臣脊上即沉闷，欲晴即轻健，臣以此知之，非有术也。”说完，泪流不止，玄宗也感到非常伤心（《旧唐书·邠王守礼传》）。
关于此事，实际上是一桩冤案。首先，李贤谋反证据不足。从东宫马坊搜出的数百领皂甲并不能作为李贤谋反的证据，因为按照唐朝制度，东宫机构中有太子仆寺，下设马坊，且东宫有十率府的军事机构，领有一定数量的军队，东宫中拥有一定数量的皂甲完全是正常的情况。《资治通鉴》卷202在记载此事时写道：“于东宫马坊搜得皂甲数百领，以为反具。”从“以为反具”四字的行文语气看，司马光的态度倾向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另据《新唐书·高智周传》载：智周“与薛元超、裴炎同治章怀太子狱，无所同异，固表去位，高宗美其概，授右散骑常侍，请致仕，听之”。高智周审理此案后，为什么还要“固表去位”呢？高宗为什么要对他的这个行为表示赞赏呢？很值得思索。从“无所同异”四字看，说明作为主审官之一的高智周，并不能按照案情实事求是地审理，只能和其他审判官一样，按事先定好的调子办事，他本人又不愿承担诬陷太子的责任，所以才辞去官职，以表示自己的清白。从高宗对高智周人格的赞赏态度看，说明高宗对此事也有完全不同的态度，但又不能按自己的意志办，可见大权已经旁落了。
其次，李贤杀明崇俨实为诬陷。因为凡记载此事的史籍大都说没有捕获凶手，甚至说“或以为（明崇）俨役鬼劳苦，被鬼杀之”（张《朝野佥载》卷3）。这种说法当然不可信，但也说明此事确实与李贤无关。唯有《御史台记》说刑部郎中郑仁恭负责审理明崇俨被杀案，“旬余，果获贼矣。朝廷称之”。这段史实见于《资治通鉴》卷202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四月条《考异》，由于史料中没有说明捕获贼是何人，所以司马光没有采用，而是仍然坚持贼无所获的说法。尽管如此，这条史料也证明了杀死明崇俨者并非李贤指使。至于赵道生供称的他受太子指使杀死明崇俨的记载，极可能是逼供的结果，连武则天自己也不真正相信，不敢公布于众。她在谈到李贤的“罪状”时，也只是说“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指的是皂甲之事，并无涉及杀明崇俨的罪行。从常理分析，对李贤地位造成威胁的并非明崇俨，杀死他对巩固自己的地位毫无助益，反而会打草惊蛇，引来更大的祸患，李贤身为太子，聪明过人，怎么会干出如此愚蠢的事呢？
李贤被废后，其弟李显被立为太子。永淳元年（682），唐高宗与武则天驾幸洛阳，留太子在长安监国。
（四）谁是杀害李贤的凶手
李贤被废后，先关在长安宫中囚禁，后迁往巴州安置。据《旧唐书·章怀太子贤传》载：“文明元年（684），则天临朝，令左金吾将军丘神往巴州检校贤宅，以备外虞。神遂闭于别室，逼令自杀。年三十二。则天举哀于显福门，贬神为叠州刺史，追封贤为雍王。”从这一记载来看，似乎是丘神擅自做主，逼死了李贤，而武则天事先并不知情，所以才追封了李贤，并处罚了丘神。
然事实并非如此。另据同书《丘神传》载：“高宗崩，则天使于巴州害章怀太子，既而归罪于神，左迁叠州刺史。寻复入为左金吾卫将军，深见亲委。”《新唐书》本传所载与此相同。《新唐书·章怀太子贤传》亦载：“武后得政，诏左金吾将军丘神检卫贤第，迫令自杀，年三十四。后举哀显福门，贬神叠州刺史，追复旧王。”这里所谓的“旧王”，即指李贤原来的封爵雍王。另据《资治通鉴》卷203武则天光宅元年（684）二月条载：“太后命左金吾将军丘神诣巴州，检校故太子贤宅，以备外虞，其实风使杀之。”同年三月条载：“丘神至巴州，幽故太子贤于别室，逼令自杀。太后乃归罪于神。”根据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杀害李贤的元凶应是武则天，丘神不过只是一个帮凶而已。
为什么武则天要在此时杀死李贤呢？原来在此之前，唐高宗死后，太子李显即位仅仅一月有余就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另立相王李旦为皇帝，居于别殿，不得预政，武则天则临朝称制。此举使天下震动，重臣刘仁轨以汉朝吕后事相劝诫，禁军飞骑中有人散布不满情绪，被捕获诛杀。与此同时，又贬逐了一批宗室，如李上金、李素节、李重照等人，都是在此时贬逐的。为了防止有人借拥立李贤之名反对武则天临朝称制，所以她才急忙遣丘神赴巴州除掉李贤。后来徐敬业举兵造反时，曾找了一个相貌与李贤相似的人，然后对其众说：故太子李贤并没有死，逃亡到此，现就在城中，令我等举兵反武，“因奉以号令”（《资治通鉴》卷203）。可见武则天还是有先见之明的。
神龙元年（705），武则天垮台，唐中宗李显复位，追赠李贤为司徒，并派人将其灵柩从巴州迁回，陪葬于乾陵。唐睿宗李旦即位后，又追赠其为太子，谥号章怀。
四、高宗之死
（一）从上官仪被杀说起
武则天在摧垮了长孙无忌为首的政敌后，开始积极地干预朝政了。而高宗性格懦弱，无法加以控制，早在显庆四年（659）就已经出现了“自是政归中宫矣”的记载（《资治通鉴》卷200）。自显庆五年十月起，高宗因为患有风眩头重之疾，犯病时往往目不能视，因此百官奏事多委武后决断。“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同上）这样就给了武则天名正言顺地参与朝政的权力。在此后长达二十年的生涯中，武则天一步步地加重自己的权势，而唐高宗则大权旁落，宫中号为“二圣”。
武则天入宫之初尚能够“屈身忍辱，奉顺上意”，高宗对其非常满意，于是才力排众议立其为皇后。当皇后之初，虽然也频频干预朝政，但尚不敢公然违背高宗的意志。等到她铲除政敌，拥有了自己的政治势力后，便开始作威作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资治通鉴》卷201）。当时有个道士名叫郭行真，经常出入宫中，为厌胜之术。宦官王伏胜遂将此事报告了高宗，高宗大怒，密召西台侍郎（即中书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商议此事。上官仪乘机进言：“皇后恣意专权，海内多有议论，不如废之。”高宗表示赞同，于是命上官仪起草废后的诏书。这一时期武则天已经在高宗左右安插了自己的心腹，于是马上有人将此事报告了武则天。武则天见事情紧急，急忙赶到高宗居住的宫中。这时起草好的诏书尚在高宗面前，“上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他又担心武则天怨怒，便说：“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资治通鉴》卷201）把责任全部推到了上官仪身上。
上官仪早年在故太子李忠为陈王时，曾在陈王府任谘议参军；王伏胜则在李忠为太子时，在其宫中做事。于是武则天认为他们二人都是李忠的死党，遂指使许敬宗诬告上官仪、王伏胜与李忠勾结，谋大逆。于麟德元年（664）十二月，将上官仪下狱处死，上官仪之子上官庭芝与王伏胜皆被诛杀，籍没其家。接着又将李忠赐死于流放之所。右相刘祥道并未参与此事，因为与二人关系密切，而被贬为司礼太常伯。又将左肃机郑钦泰等一批朝官，或贬官，或流放，原因就是他们与上官仪关系较为密切。
从此以后，高宗每次坐朝，武则天则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资治通鉴》卷201）上元元年（674）八月，高宗称天帝，武则天则称天后。次年三月，高宗的病情进一步加剧，朝政完全归于天后。高宗还打算下诏令武则天摄国政，由于中书侍郎郝处俊的进谏而未行。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病死，遗诏太子李显即皇帝位，同时规定：“军国大务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
客观地说，由于高宗身患重病，朝政多依靠武则天决断，而武则天果敢明敏，颇有政治才干，使得唐朝的国事得以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社会生产得以顺利发展，这一切都与武则天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虽然数次换易太子，而高宗也确实数次令太子监国，可是除了章怀太子李贤尚具有一定的政治才干外，高宗的其余诸子皆才能平平，包括后来的中宗、睿宗皇帝在内，皆是如此。因此，李唐皇室有武则天这样的成员，从保持皇室内部的稳定和平安的角度看，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不幸；如果从保持国家政事的正常运转和社会的稳定发展的角度看，则是大幸。
（二）魏国夫人死亡之谜
武则天的姐姐韩国夫人早年守寡，生有一男一女，其子即贺兰敏之，其女即魏国夫人。韩国夫人与武则天一样皆以美色而著称，由于她与武则天是姐妹关系，所以经常以大姨的身份出入宫廷，得到高宗的宠爱，她去世时，高宗非常哀恸。
韩国夫人的女儿也与其母一样美貌，被称为“国姝”。韩国夫人去世后，她遂被封为魏国夫人，也经常出入宫中，同样受到了高宗的宠幸。高宗一度还想把她纳入宫中，正式封为嫔妃，因为担心武则天反对，所以一时决断不下。此事使得武则天妒火中烧，非常生气，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她决定对其采取断然的行动。
乾封元年（666）八月，武则天终于等来了一次良机。前面已经说过，武士彟的前妻所生的儿子武元庆、武元爽以及武士彟兄之子武惟良、武怀运等，在武士彟死后皆对其后母杨氏及其女儿非常刻薄，杨氏也对他们非常怨恨。武则天当了皇后后，杨氏被封为荣国夫人，武惟良从始州长史升为司卫少卿，武怀运自瀛州长史升为淄州刺史，武元庆自右卫郎将升为宗正少卿，武元爽从安州户曹参军升为少府少监。荣国夫人曾置酒宴，对武惟良等人说：“颇忆畴昔之事乎？今日之荣贵复何如？”谁知武惟良等竟然不买账，口出不逊之言，使得荣国夫人非常不高兴。此事被武则天知道后，于是请求高宗将武惟良等人放到偏远之州任职，“外示谦抑，实恶之也”（《资治通鉴》卷201）。致使武惟良等人皆被外放到偏远之州任刺史，武元庆到任后忧虑而死，武元爽因事被流放到振州而死。
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时，按例诸州刺史都要到泰山参加大典，并朝觐皇帝，武惟良、武怀运参加完大典后跟随皇帝到了长安。于是武则天在武惟良等所献的食物中置毒，让魏国夫人食之，致使其丧命，然后又归罪于武惟良、武怀运，将二人诛杀。武则天此举一箭双雕，既除了与她争宠的年轻外甥女，又报了曾经欺凌过她们母女的堂兄弟之怨仇。事情至此，武则天母女还不解恨，又将惟良等改姓为蝮氏。武怀运之兄武怀亮早亡，其妻善氏当年对荣国夫人最为无礼，于是将她没入掖庭为奴，终日鞭打，直至肉尽见骨而死（《资治通鉴》卷201）。
此事做得非常诡秘，连高宗也被瞒过了，他在伤感之余却也无可奈何。武则天虽然报了私怨，但却造成了武士彟没有后嗣的结局，于是在奏请高宗同意后，将其姐之子贺兰敏之立为武士彟之后嗣，改姓武氏。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尽管武元庆、武元爽已死，但其子侄仍然存在，却让一个外孙来继承宗祀，于古代宗法制度颇为不合。也许武则天认为他们已改为蝮氏，不足以继承武士彟之后嗣。高宗对魏国夫人之死非常伤感，出于对贺兰氏的怀念，也就同意了这种安排。
不过，武则天没有想到的是，贺兰敏之并没有因此而对她感恩戴德。魏国夫人刚刚死亡不久，高宗见到贺兰敏之时悲伤地说：“我出去坐朝之时她尚无恙，退朝后已经救之不及，为何如此之快！”贺兰敏之只是号哭而不说一句话。武则天见此状况，心想“此儿疑我”，“由是恶之”，产生了铲除贺兰敏之的想法（《资治通鉴》卷202）。
贺兰敏之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美少年，曾与其外祖母荣国夫人有过不正当的关系。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当时年幼，往来于荣国夫人之家，尽管有宫女随行，贺兰敏之胆大妄为，竟强逼欲行不轨之事。荣国夫人死后，他不但不悲伤，竟然拥妓奏乐，还将用来造佛像为荣国追福的大瑞锦私自隐没，引起了武则天的不满。司卫少卿杨思俭的女儿有美色，高宗与武后选为太子李弘之妃，已经开始筹备婚礼了，却被贺兰敏之强行奸污。于是武则天上表请求对贺兰敏之严加处罚。咸亨二年（671）六月，颁敕将贺兰敏之流放雷州（今广东雷州），并恢复其本姓。行至韶州（今广东韶关西），以马缰自缢而死。
贺兰敏之死后，遂将流放到岭南的武元爽之子武承嗣召回，拜尚衣奉御，承袭了其祖父武士彟的周国公爵位。
（三）高宗之死与营建乾陵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四日，唐高宗死于洛阳宫的贞观殿，终年五十六岁。同月十一日，太子李显即位于柩前，尊武则天为皇太后。
关于高宗之死因，司马光认为，武则天应负很大的责任。这年十一月，高宗病危，头痛难忍，目不能视，召侍御医秦鸣鹤诊治。秦鸣鹤请求刺头出血，其病可愈，武则天在帘后大怒说：“此可斩也，乃欲于天子头刺血！”司马光在这里强调了一句，点明武则天阻止的原因，“不欲上疾愈”。高宗说：“但刺之，未必不佳。”于是用针刺百会、脑户两个穴位，高宗的眼睛马上复明，头也不痛了。为了掩饰自己，武则天亲自拿出彩绢百匹赐给了秦鸣鹤（《资治通鉴》卷203）。秦鸣鹤此举虽然减轻了高宗的痛苦，但并不等于根治了病患，一月后，高宗终于撒手而去。
关于高宗的患病情况，前面已经论到了，他自显庆五年（660）患病以来经常复发，且情况一次比一次严重，因此高宗是因病而死，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至于武则天是否有意拖延不治，致使高宗病情加重，不治而死，史料缺乏，不好论定，只好存疑待定了。
高宗死后葬于何处，在朝廷中是有争议的。高宗在临死之前曾对侍臣说过：“上天若能延长我一二月之命，得还长安，死无所憾。”可见高宗是有西归之意的。新科进士陈子昂认为，关中人多地狭，又遭饥荒，田地荒芜，不能供给千乘万骑的食宿，也不堪凿山采石的劳役；东都富庶，地灵人杰，是设置陵寝的最佳地方。武则天还是坚持按照高宗的遗愿，决定灵柩西返。
我国古代帝王陵墓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堆土成陵，一种是因山为陵。所谓堆土成陵，就是在平地上掘坑，下葬后垒土成丘，以为坟垄，如著名的秦始皇陵就是如此；所谓因山为陵，就是凿山为窟，以山为冢，汉文帝的霸陵和唐太宗的昭陵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武则天认为因山为陵坚固牢靠，高大雄伟，决定营造这种陵墓。
此事决定后，武则天遂派卜陵使前往关中勘察地形，选定陵址。古代帝王的陵墓大都在都城的北面，唐高祖、唐太宗的陵墓也均在渭水之北，于是便把注意力集中在渭北山系。经过认真的选择比勘后，最后选中了梁山。梁山位于长安西北，海拔1047.9米，位于唐太宗昭陵的所在地九嵕山之西，武水环其西，北连丘陵，南接平原，孤峰突起，为形胜之地。由于其地处长安西北的“乾”地，所以取名为乾陵。
武则天命吏部尚书韦待价为山陵使，征发兵民十余万动工营建乾陵。由于组织得法，督促甚急，经过半年的日夜施工便基本完成了这一巨大的工程。乾陵的建筑包括地下宫殿和地面城阙。地面建筑主要有城墙、城门、献殿、寝殿、游殿、阙楼等，主要用于保护陵寝和祭祀之用。地下宫殿则用于安放棺椁和殉葬品。城墙分内外两重，内城保护地宫，以夯土筑成；外城是陵园的外部屏障，周长四十公里。乾陵的内城四门外有石狮各二尊。神道两旁有华表二、翼马二、朱雀二、仗马二、翁仲二十、碑一。在朱雀门内献殿稍前两侧，立有六十一尊宾王石像。
在外城西南部还建有下宫，以象征死者的离宫。在外城西部建有临川亭，以供死者“游幸”。在外城南六里建有乾陵署，由陵墓的管理官吏居住和办公。
文明元年（684）五月十五日，高宗的灵柩在其子睿宗李旦（此前中宗李显已被废）及群臣的保护下离开了洛阳。武则天本人则留在洛阳主持政务。六月，到达长安，由于乾陵尚未营建完毕，遂殡高宗灵柩于太极殿之西阶，供长安官吏吊谒。直到八月十日，方才将灵柩移到乾陵安葬。
五、中宗为何被废
唐中宗李显生于显庆元年（656）十一月，次年封为周王，授洛州牧。这种官职对幼小的皇子来说，均为遥领，并不莅职。仪凤二年（677）改封英王，改名李哲。章怀太子李贤被废，遂立其为太子。高宗死后，即皇帝位于洛阳，史称唐中宗。
嗣圣元年（684）正月，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同时将韦后父亲韦玄贞自普州参军升为豫州刺史。仅仅十天，中宗又要任命韦玄贞为侍中，即宰相，还要授给中宗的乳母之子五品官。时裴炎受高宗遗命，辅佐中宗，他认为这样做很不妥当，遂出面力争。中宗怒曰：“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资治通鉴》卷203）裴炎退出后，马上去找武则天，商议废帝之事。
裴炎主张废帝，是因为担心得罪了皇帝将会对自己不利。可是他胆敢公然去找皇帝的母亲商议此事，说明他已摸准武则天的心理，知道这样做不仅不会有任何风险，反而会得到皇太后的大力支持。为什么武则天会同意废去自己亲生儿子的帝位？这在常人完全是不可理解的，可是对武则天来说，则是难得的好机会。武则天虽然早在高宗时就已控制了朝廷大权，其子即位后并不能影响她控制朝政，她之所以同意这样做，根本原因就在于她并不满足于垂帘听政，而是要从后台走向前台，最终登上皇帝的宝座。
有一件事很能反映武则天此时的心理变化情况。高宗死于去年十二月四日，遗命太子于柩前即位。可是直到七日，仍未有新帝举行即位仪式的消息。宰相裴炎心急如焚，急忙去找武则天，要她下令中书、门下两省尽快举办典礼，使新帝早日即位。这月十一日，太子才得以即皇帝位。武则天在新帝即位问题上的这种态度，说明并不希望有一个新皇帝出现，她在等待局势出现某种变化。可惜的是，此时的条件尚不成熟，拥戴她当女皇的势力尚未完全形成，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让她即位当皇帝以代替高宗之子。
客观地说，中宗李显并不是一个才干突出、励精图治的皇帝，应该说他在一定程度上算得上是一个比较昏庸的皇帝。他在即位之初就不顾一切地提升其岳父的地位，毫无疑问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不过，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弄到废去其皇帝之位的程度，而且武则天完全有权纠正他的决定，但是武则天并没有这样做。
这年二月六日，武则天以皇太后的名义召集百官于乾元殿，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等率禁军入宫，宣布太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扶其下殿。中宗还不服气，质问道：“我有何罪？”武则天斥责说：“你欲将天下送与韦玄贞，何得无罪！”就这样，中宗仅仅当了一个多月的皇帝，就被自己的亲生母亲赶下了台。
不久，流放韦玄贞于偏远的钦州（今广西钦州东北），迁庐陵王于房州安置。
六、为什么说睿宗是傀儡
中宗被废后，武则天遂立其幼子豫王李旦为皇帝，史称唐睿宗。李旦是唐高宗的第八子，龙朔二年（662）六月生于长安。初封殷王，领冀州大都督、单于大都护、右金吾卫大将军。乾封元年（666）改封豫王，总章二年（669）改封冀王，仪凤元年（676）改封相王，仪凤三年（678）又改封为豫王。初名李旭轮，后又改为单名李轮、李旦。
李旦虽然登上了皇帝宝座，但政事仍决于皇太后，李旦居于别殿，不许过问朝廷任何政务，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
据史书记载，李旦自幼刻苦学习，书法水平较高，善写草书与隶书，他还喜爱训诂之学，应该说李旦要比他的哥哥李显强得多。而且他很有见识，知道形势对己不利，懂得韬晦之术。既然母亲不让自己过问政事，索性乐得清闲，绝不结交臣僚，也不上殿坐朝，并且率王公百官向其母上尊号，表示自己很有孝心。正因为睿宗一味地退让，武则天也就放心地临朝理政了，史载：“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惨紫帐以视朝。”（《资治通鉴》卷203）
武则天的这种做法在朝臣中还是有不同意见的。武则天令刘仁轨留守长安，将关中政事完全委托给他。但是刘仁轨并不领情，他上书说自己年老恐怕不堪重任，并且以西汉吕后专权导致覆败之事为例劝告武则天要吸取历史教训，还政于睿宗。武则天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命秘书监武承嗣带玺书前往安抚，大意是说：“今皇帝居丧期间，不便理政，所以我才代其辛劳。吕后之事被后世所笑，您以此为例，劝诫于我，忠贞之操，劲直之风，古今罕比。我初闻此事，也深震惊。静而思之，确实应该作为借鉴。公乃先朝重臣，希望以江山社稷为重，不要以暮年请辞。”为了安抚人心，她还提拔了拥立睿宗的刘祎之为宰相，对程务挺等老将也屡给赏赐，使得局面得以稳定下来。
正是由于睿宗一味采用了韬晦之术，才使其生命得以保全。在他任皇帝期间，武则天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为自己能最终登上皇帝之位而不遗余力，睿宗不仅没有表示丝毫的不满情绪，反而率群臣带头劝进。当然这种行为也有不得已的因素在内。办完高宗的丧事后，为了平息舆论，武则天假意让睿宗临朝理政。睿宗因为有其兄的前车之鉴，如何敢于接受此事，遂马上表示自己能力不足，于是武则天便可以有理由继续执政下去了。武则天当上皇帝以后，睿宗被降为皇嗣（即太子）。即使如此，李旦也不敢有丝毫的怨言。
尽管睿宗对武则天百依百顺，可是武则天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对他的监视与猜忌。宰相刘祎之对武则天临朝称制很不满意，曾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凤阁舍人贾大隐，谁知贾大隐竟是一小人，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不惜出卖同僚。他将此事密告武则天，遂将刘祎之下狱问罪。刘祎之初下狱时，李旦知其冤枉，上书为其辩护。刘祎之的亲友知道后都向他表示祝贺，刘祎之深知武则天的秉性，便说：“这是促我速死也！”果然，武则天见书大怒，下令处死了刘祎之。刘祎之临死前神色自如，自草谢表。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称赞了其表文几句，就被武则天贬到偏远之地任职。
不仅如此，李旦的后妃也不免遭到杀身之祸。其后刘氏，早年嫁给李旦为妃，生宁王及寿昌、代国两位公主。李旦即皇帝位后，立刘氏为皇后。武则天称帝后，她又被降为妃。长寿二年（693），她与李旦的另一妃子窦氏一同被召入宫中，从此以后便失踪了，再也没有回来。原来她们二人被户婢诬告，说她们挟蛊道祝诅咒武则天，因此才被召入宫中杀害，然后秘密埋葬。窦氏生了唐玄宗及金仙、玉真两位公主，李旦为相王时纳其为孺人，当了皇帝后进位德妃。由于其亲生子李隆基后来当了皇帝，所以在睿宗死后，追尊其为皇太后。唐睿宗再次即位后，为了寻找其遗骨花了很大精力，始终没有找到。只好招魂葬于东都之南，取名靖陵。唐玄宗在其父睿宗死后，便将其母窦氏与刘氏一同祔葬于睿宗的桥陵，当然也只能是招魂葬之。
七、武则天是怎样当上皇帝的
（一）镇压反叛
武则天废去中宗另立睿宗之后，改元文明。虽然她一再声称自己是代皇帝执政，同时又吸取与李贤斗争的经验，立李旦妃刘氏为皇后，立李旦长子李成器为太子，但她又对宰相班子进行改组，提拔了一批新人，所以这一切都没有平息人们对她的疑虑，尤其是唐宗室人人自危，朝廷内外疑云重重，气氛非常紧张。不久就发生了扬州起兵之事，公开打出了反武的旗号。
这次起兵是徐敬业领头干起来的。他是唐朝功臣李的孙子，李原名徐世，因功大被唐朝皇帝赐姓李，因此有的书也称徐敬业为李敬业。徐敬业少年时善于骑射，走马如飞，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且富于胆略。他曾随祖父作过战，以勇敢著称。入仕以后，历任太仆少卿、眉州刺史等，袭爵英国公。由于其敢作敢为，引起了祖父对他的忧虑，曾经说过：“破我家者必此儿。”（刘《隋唐嘉话》卷中）
嗣圣元年（684），徐敬业坐赃被贬为柳州司马，其弟徐敬猷时任盩厔县令，也受牵连而被免官。兄弟二人与前盩厔县尉魏思温一同南下，在扬州时遇到了被贬官的前给事中唐之奇、詹事府司直杜求仁及临海县丞骆宾王等。大家熟人相见，又同病相怜，越说越气愤，越说越感到前途渺茫，于是决定以匡复庐陵王为名，起兵反对武则天。
他们设计以谋反罪名抓了扬州长史陈敬之，而后徐敬业乘官驿车而来，冒充新任的扬州司马，声称奉密旨讨伐高州刺史冯子猷。他们打开府库取出财物，放出囚徒，驱使丁役和铸钱工匠等数百人为兵，占据了扬州。
扬州地处南北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距出海口也不远，是当时国内外重要的交通枢纽，经济十分繁荣，有“扬一益二”的说法，也就是说富庶发达程度，扬州为天下第一，成都则为第二。隋唐两代长安与洛阳的粮食与物资主要依赖扬州转运供给，控制了扬州就等于控制了唐朝的经济命脉。
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后，北面有楚州司马李崇福领导的山阳、盐城、安宜三县起兵响应，楚州唯一没有响应的盱眙县，不久也被徐敬业部将尉迟昭攻陷都梁山，这样就打通了苏北邗沟段的运河。在十余日内，徐敬业就聚集了十几万人的军队，声势浩大，对武则天形成了极大的震撼。
徐敬业的起兵性质属于军事反叛，他们这一批人大都是政治野心家，起兵的目的并不在于讨伐武则天，扶持庐陵王，而是想搞分裂割据，因此完全是一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动。为了获得舆论的支持，由骆宾王起草了一篇著名的《讨武曌檄》，文章文采斐然，很值得一读，其中写道：
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师，无废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裂山河。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旧唐书·徐敬业传》）
这篇极尽谩骂攻击之能事的檄文，在当时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武则天看到之后，竟丝毫没有动怒，反而询问作者是谁。当她得知为骆宾王所撰后，竟说了一句：“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资治通鉴》卷203）她的这一宽宏大量的行为，千百年来竟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面对突发的战争，宰相裴炎认为时机到来了，他要利用徐敬业起兵的机会迫使武则天归政，扶持睿宗上台。当武则天召他入宫征询消灭叛乱的办法时，裴炎提出皇帝年长，不亲政事，使得此辈得以为借口。如果太后归政，则叛乱不讨自平。武则天听后怒火中烧，认为裴炎与徐敬业勾结，里应外合，于是下令将裴炎抓起来，并将其处死。然后她命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殿中侍御史魏元忠为监军，率兵三十万南下讨伐徐敬业。
这一时期叛军内部在选择发展方向方面产生了分歧。徐敬业的主要谋士魏思温主张渡淮北上，直攻洛阳，这样将会获得更多不满武则天统治的人的支持，并认为这是最好的上策。但大多数人认为不如先占据金陵，南取常、润等州，以长江为险，可以建立割据基础的所谓霸业。这一战略方向的错误选择，从而使这批野心家走上了失败的道路，同时也给武则天调动军队，做好军事讨伐提供了充分的准备时间。
战幕在都梁山拉开，官军初战失利，调整部署后击败了叛军，最后在高邮与徐敬业所率的主力进行决战。经过艰苦的战斗，击败了徐敬业的主力，斩首七千余级，溺死者不计其数。徐敬业、徐敬猷、骆宾王等逃到了江都，想渡海出奔高丽，因为风阻不能出航。而朝廷大军日益逼近，徐敬业的部将见势不妙，遂将他们斩首后投降，余党唐之奇、魏思温等也被捕获，传首东都。此次叛乱前后历时四十多天，虽然来势汹汹，但却未造成大的破坏，从而使武则天度过了一生中最大的一场军事危机。另外，此次平叛战争的胜利，避免了再次出现南北分裂割据的局面，使唐朝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不至于中断，从而为日后开元盛世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武则天面临的另一场叛乱，便是以越王、豫州刺史李贞为首的李唐宗室的起兵。在此之前，武则天给自己加上了一个“圣母神皇”的尊号，虽然她尚未公然废去睿宗的皇帝地位，但是几乎所有的李唐宗室都已看透这是“潜谋革命”终将改朝换代的一个信号，因而惶惶不可终日。为了保住李唐王朝的江山不至于落入他人之手以及身家性命的安全，在他们看来，除了起兵反抗外已经别无良策。
首先密谋起兵的是唐高祖的第十一子韩王李元嘉。他的母亲是隋朝大将宇文述的女儿，很得高祖的宠爱。李渊的元配窦氏夫人死后，李渊在称帝后一直没有再立皇后，曾打算立宇文氏为皇后，但事情没有办成，从而使李元嘉失去了成为“太子”的可能。由于他在宗室中辈分极高，所以武则天在临朝称制时封其为太尉，位极人臣，但却外放为绛州刺史，不使其在朝中掌握实权。徐敬业起兵时，武承嗣曾建议除去韩王及其同母弟鲁王李灵夔，因裴炎的阻止而未成。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使他们饱受煎熬。武则天在革唐之命的道路上得寸进尺，使韩王觉得不能再等待了，必须尽快举兵，迎还中宗。垂拱四年（688）七月，韩王之子李致书于越王李贞，鼓动其早日举兵。他又伪造皇帝玺书给李贞之子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北）刺史琅玡王李冲，称睿宗已被囚禁，诏诸王前来救驾。李冲也伪造皇帝玺书，命博州长史萧德琮招募士卒，并分报韩、鲁、霍、越、纪等王，各自起兵，共赴东都洛阳。
除了以上唐朝宗室外，参与此事的还有唐高祖的女儿常乐公主及其丈夫寿州刺史赵瓌、越王李贞的女婿汝南县丞裴守德、唐高宗的女婿太平公主的丈夫驸马都尉薛绍及他的两个哥哥薛、薛绪。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宗室都积极地参与了起兵，比如李贞的叔伯兄弟、鲁王李灵夔之子范阳王李蔼便是其中的一个，他不但没有积极参与起兵，反而向武则天告密，从而使事情过早地暴露了。
于是琅玡王李冲在没有准备妥当的情况下便匆忙地起兵了。李冲于八月十七日起兵，其父李贞于当月二十五日举兵响应。由于其他诸王尚未准备充分，事出仓促，只好暂时按兵不动。越王李贞父子虽然举事，但兵力寡弱，人心不齐，与武则天一方比较，实力相差悬殊。得知越王父子举兵的消息后，武则天命清平道大总管丘神和中军大总管麹崇裕各率大军征讨，迅速平定了叛乱。李冲本人被其部下所杀，李贞不愿被俘受辱，饮药而死。事后穷治越王余党，牵连而死者达两千余人。
事平后，武则天命酷吏周兴审讯宗室诸王，将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黄公李、常乐公主等全部抓到洛阳，然后逼迫其自杀。又将虢王李凤的儿子申州刺史东莞公李融、薛、薛绪、薛绍、江都王李绪、殿中监裴承先等处死。其中薛绍因为是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的丈夫，杖一百，饿死于狱中，总算落了个全尸。霍王李元轨被流放到黔州，行至陈仓时死于半途。
武则天对李唐宗室的这次胜利，证明已经无任何强大的政治力量可以和她抗衡，在改唐为周的道路上已经不存在大的障碍了，剩下的事便是如何弹压反对者，大造舆论，安排程序，风风光光地准备登上皇帝的宝座了。
（二）酷吏政治
武则天想要顺利地登上女皇宝座，来自朝廷内部的反对声音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有的人以灾变要求武则天交权，有的人不愿自己的亲人“事女主”，有的谋划如何迎归庐陵王。正因为如此，所以武承嗣提出“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时，武则天也没有表示反对（《旧唐书·武承嗣传》）。如何才能铲除反对者，除了出兵讨伐公开的反对者外，对于分布在全国各地及朝廷中的反对者，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利用酷吏，采用残酷镇压的办法了。
从文明元年（684）废中宗为庐陵王起，武则天就开始推行酷吏政治，大规模的滥刑开始施行起来了。这年二月，中宗刚刚被废，有十余名飞骑军士在一起饮酒，其中一人大发牢骚，说早知道废掉中宗没有赏赐，还不如拥戴庐陵王。其中一人马上出面报告，武则天命令捕杀了这十几个人，除了发牢骚者被处以死刑外，其余人等属于知情不报，也被处以绞刑，告发者却得到了五品官的奖赏。这一事件发生后，告密之风由此而兴起。
垂拱二年（686）三月，武则天在朝堂上设置了铜匦，名义上是征求对朝政得失的意见，主要目的却是接受天下密奏，以了解民间之事，显然是为了加强政治控制。她还规定：“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资治通鉴》卷203）这一政策推行的结果，使得四方告密者蜂起，形成了百官人人自危，重足屏息的恐怖局面。
告密制度实行的结果之一，就是物色了一批酷吏。仅《旧唐书·来俊臣传》就罗列了二十七名酷吏的名字，他们是刘光业、王德寿、王处贞、屈贞筠、鲍思恭、刘景阳、丘神、来子珣、万国俊、周兴、来俊臣、鱼承晔、王景昭、索元礼、傅游艺、王弘义、张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止、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备、陈嘉言、唐奉一、李秦授、曹仁哲等。他们有的人各网罗无赖数百人，到处打探，专以告密为事；有的人编写了《告密罗织经》一书，用来教授下属如何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使人无法辩白；还有的人诉讼一人，马上能牵连上百人，致使监狱人满为患，冠盖如云。他们还创置了各种各样残酷的刑具，用来拷问囚犯，有所谓“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魂胆”、“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等名目。“讯囚引枷柄向前，名为驴驹拔橛；缚枷头着树，名曰犊子悬车；两手捧枷，累砖于上，号为仙人献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后拗之，名玉女登梯。”（张《朝野佥载》卷2）这些骇人听闻的酷刑，使囚犯见者往往汗流浃背，望风自诬。来俊臣在洛州牧院和皇城丽景门内设制狱，“每鞫囚，无问轻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瓮中，以火圜绕炙之，并绝其粮饷，至有抽衣絮以啖之者。又令寝处粪秽，备诸苦毒。自非身死，终不得出”。因此丽景门竟被称之为“例竟门”。当时公卿上朝，必与家人告别，“不知重相见不”（《旧唐书·来俊臣传》）。由于酷吏滥用刑拷，所以其所办案件绝大多数都是虚枉不实的冤案，所谓“及其穷竟，百无一实”（《资治通鉴》卷203）。
这些酷吏们先后办了许多大案，如章怀太子李贤案、宰相裴炎案、徐敬业起兵案、刘祎之案、杨初成案、李孝逸案、冯元常案、郝象贤案、越王李贞等宗室起兵案、蹇味道案、鄱阳公李案、纪王李慎案、徐敬真案、魏玄同案、黑齿常之案、嗣郑王李璥案、韦方质案、江融案、范履冰案、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案、裴居道案……这许许多多的大案，每起案子都牵连了大批人员，被诛杀者不计其数，使一大批皇室宗亲、衣冠之族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虽然沉重地打击了一些武则天的反对者，然而更多的却是一大批无辜者受到了伤害。其中有些案件前面已经略有提及，有的则没有详细论述，为了反映其中的荒唐之处，有必要列举其中一二案。
如李孝逸案，就是一宗地道的冤假错案。李孝逸本是镇压徐敬业起兵的功臣，得胜归朝后威望很高，引起了武承嗣的不满，遂指使人诬告李孝逸，说他自己曾言“名中有兔，兔，月中物，当有天分”（《资治通鉴》卷204）。武则天认为这是谋大逆之罪，但却念其有平定扬州叛乱之功，减死除名，流放到岭南儋州（今海南儋州西北），后来死在了流放地。同时，有一批与李孝逸往来密切的官员受到牵连，如崔知贤、董元昉、裴安期等，也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再如韦方质案，其人时任宰相。载初元年（689）一月，韦方质患病在家，武承嗣、武三思等前往探视。当时韦方质卧床不起，左右劝他起床相迎，说“踞见权贵，恐招危祸”。韦方质倒是一个颇有骨气的人，回答说：“吉凶命也，大丈夫岂能折节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也。”（《旧唐书·韦方质传》）果然因此而得罪了武承嗣等人，于是被酷吏周兴、来子珣所诬陷，流放儋州，并且籍没其家。同时，也有一些人受到了株连。
从武则天临朝称制到正式登上皇帝宝座这一时期，虽然诛杀了大批公卿大臣，但是最主要的目标还是对准了李唐宗室，其中高祖、太宗、高宗这三代皇帝的儿子们，凡在世的除李显、李旦外，其余的基本被诛杀殆尽了。至于这两人能被留了下来，一则因其是武则天的亲子，另一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们都对武则天构不成威胁。尽管如此，李显还是被流放到了房州，李旦实际上被软禁在别殿，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武则天虽然任用酷吏，但并不是完全放任不管，且通常只给他们执法权，却不给其执政权。在他们闹得实在不成样子时，武则天也会诛杀一批酷吏以平息舆论。因此，武则天时期的酷吏真正有好下场的并不多，尤其是那些为恶甚剧者。在武则天当上皇帝后，仍然延续了这种酷吏政策，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是在其晚年时期，尤其是她重新选定李显为太子后，为了缓和紧张的气氛，才逐渐放弃了酷吏政治。
（三）拜洛受图
为了证明自己争当女皇符合“天意”，武则天在这方面搞了许多活动，拜洛受图便是其中之一。我国上古时代有一传说：伏羲氏继天而王，有龙马负图出于黄河，乃据其文字，以画八卦，称之为“河图”。后来大禹治水有功，神龟背负书出洛水，以成九畴，谓之“洛书”。后人认为龙马负图、神龟负书，都是圣人出现的标志。汉代大学者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和谶纬神学，经汉武帝大力提倡后，这些学说逐渐占据了思想界。在唐代人们更重视祯异灾祥之类的东西，即使像唐太宗这样英明的皇帝也不能避免，尤其是其晚年时期。武则天为了顺利登上皇帝宝座，自然也乐意借助于此类东西，营造出一种天意归之、民心所向的热烈气氛。
垂拱四年（688）四月，武承嗣命人在一块白石头上凿了“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字，又用紫石杂药物填之，伪造出一种古朴的样子，称之为“宝图”。然后命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给了武则天，谎称得之于洛水。武则天大喜，唐同泰因献宝有功，被任命为游击将军。五月，武则天下诏宣布，将要亲自拜洛，接受“宝图”，并且下令要求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在拜洛典礼前十日齐集洛阳。七月，大赦天下，“更名‘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其神为显圣侯，加特进，禁渔钓，祭祀比四渎。名图所出曰‘圣图泉’，泉侧置永昌县”（《资治通鉴》卷204）。命令修筑拜洛坛于“圣图泉”以北，并制定了拜洛受图的相关礼仪，武则天还亲自撰写了《大享拜洛乐》十四章。
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后，这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洛水之滨举行了场面宏大、隆重而庄严的拜洛受图典礼。事后，洛阳父老刻碑于拜洛坛前，号“天授圣图之表”。朝臣们上了热情洋溢的贺表，朝野上下一片热闹的场面。这些活动都为武则天正式登基大造了舆论，增添了朝野一致拥戴的气氛。
（四）大享明堂
武则天经过长期的经营，人们都以为她应该黄袍加身了，可是她仍然认为时机还不够成熟，还需要再等待，再创造条件，而大享明堂便是她走向皇帝宝座的又一个里程碑。
垂拱四年（688）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武则天拜洛受图之后的两天，由她的男宠薛怀义主持修建的明堂正式建成了。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武则天所建的这座明堂，高294尺，方300尺，有上中下三层，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气势非常宏伟。那么修建明堂有什么意义及作用呢？武则天花费了巨额钱财兴建它要达到什么政治目的？这就需要认真分析了。
我国自古以来，帝王以能在明堂布政为美，许多朝代的帝王也以能兴建明堂并在其中居住和施政为理想。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帝王来说，兴建明堂只能是一种美好愿望，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对明堂制度不甚了了，很难具体实施兴建计划；二是由于明堂规模宏大，没有丰足的财力是很难承担修建所造成的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即使像唐太宗这样英明伟大的君主，也没有兴建明堂，甚至连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也没有做到。唐朝到武则天统治时期，经过前期六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实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使武则天有条件兴建明堂。当然也有人对此举提出了批评，认为武则天浪费了巨额的钱财，兴建明堂奢侈过度，是劳民伤财的一种行为。不过武则天坚持兴建明堂并不仅仅是为了改善处理军国大事的办公条件，而是想通过此举来证明自己的伟大与高明，人为地创造出一种国富力强的氛围，为了最终登上皇帝宝座营造气氛，争取民心的拥戴。在明堂建成后，武则天曾说过：“夫明堂者，天子宗祀之堂，朝诸侯之位也。开乾坤之奥策，法气象之运行，故能使灾害不生，祸乱不作。眷言盛烈，岂不美欤！”（《旧唐书·礼仪志》）从这种夸大明堂作用的言论中，可以体会到武则天之所以兴建明堂的某种目的。
为了庆贺明堂的建成，武则天下诏大赦天下，赐宴群臣，改河南县为合宫县，并给这座宏伟的建筑起了一个很气派的名字，叫做“万象神宫”。为了展示自己的丰功伟绩，她又下令开放明堂，让东都的妇女及诸州父老进入参观。甚至有吐蕃及许多少数民族的使者，也因此长途跋涉来到洛阳，向武则天祝贺，从而使她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永昌元年（689）正月一日，大享明堂的典礼如期举行了。武则天身穿礼服，率领睿宗、太子及群臣在明堂举行规模宏大的祭祀昊天上帝与唐朝历代皇帝的典礼活动。在这次典礼中，武则天为初献，睿宗为亚献，睿宗的长子李成器（时为太子）作为终献。他们依次向昊天上帝、唐高祖、太宗、高宗、武士彟（当时尊为魏国先王）以及五方帝座等帝王和神祇礼拜，并献上祭品。然后驾临则天门，大赦天下，改元。
武则天花费了巨额钱财兴建明堂，绝不仅仅是为了举行这次祭祀神祇的典礼，而是具有极明显的政治色彩。由于明堂既是祭祀之所，又是布政之地，这种双重性质的存在，也就使它成为最理想的替天行道场所。大享明堂的活动使武则天代表天意的形象更加高大丰满，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武氏家族的社会地位。接着武则天布政于明堂，受群臣朝贺，大封武氏诸祖，整饬风俗，改诏为制，改革文字，积极为正式登基做好最后的奠基工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座花费了大量百姓血汗钱而修建的宏伟建筑，在天册万岁元年（695）竟被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因为争风吃醋而放火烧毁了。
（五）利用佛教
为了进一步借助神佛的力量，为自己顺利地改朝换代服务，武则天又利用佛教制造舆论。在唐代流行的各种宗教中，影响最大的为佛、道二教，道教已被李唐皇室尊为国教，极力抬高道教的地位，武则天要革李唐的命，自然不能利用道教，而只能利用佛教了。
武则天利用佛教主要想解决一个女子称帝的问题。因为在中国还从未有过女子称帝的先例，无法比附，而中国儒家的经典中也没有女子可以称王的相关内容，也无法加以利用，但是佛教经典中却有女子可以称王的说法，这也是武则天选择佛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大方等无想大云经》中，有这样一段说法：
尔时众中，有一天女，名曰净光……佛告净光天女言：汝于彼佛暂得一闻《大涅槃经》。以是因缘，今得天身。值我出世，复闻深义。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所统领处四分之一……汝于尔时，实为菩萨。为化众生，现受女身。
是天女者……为众生故，现受女身……尔时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阎浮提中，所有国土，悉来承奉，无拒违者……如是女王，未来之世……当得作佛。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至隋唐时期佛教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无论是士大夫还是普通百姓，都有大批的信众，因此用佛教经典中关于女子称王的说法来证明武则天改朝换代的合理性，应当说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
由于《大云经》中有女子可以称王的说法，所以武则天非常重视此经。为了使这种说法能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如何宣扬《大云经》便是一个必须要认真解决的问题。首先，她指使一些僧侣出面，宣扬这种说法。武则天的男宠僧薛怀义“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旧唐书·薛怀义传》）。东魏国寺僧法明也上表，“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资治通鉴》卷204）。其次，由这些僧侣向武则天进献《大云经》四卷，然后由武则天颁敕规定两京及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一所，藏《大云经》，并命高僧升座讲解此经。为了更好地宣扬《大云经》，她还指使一些僧人为此经作疏，进行发挥，使得女子可以称王的思想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关于这一点，敦煌所藏的《大云经疏》残卷中有明确的记录：
经曰：“即以女身，当王国土。”……今神皇王南阎浮提一天下也。
经曰：“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阎浮提中，所有国土，悉来承奉，无拒违者。”此明当今大臣及百姓等，尽忠赤者，即得子孙昌炽……皆悉安乐……如有背叛作逆者，纵使国家不诛，上天降罚并自灭。
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宣扬“佛”授命圣母神皇，改朝换代，统治天下，并告诫不得违背佛的意志，违者上天降罚的政治色彩。
（六）臣民请愿
经过一系列的活动和努力后，武则天终于完成了改朝换代的全部工作，马上就可以登上女皇宝座了。在全国到处一片颂扬声中，武则天本来可以宣布建立大周王朝，可是她还觉得戏做得不够，还需要再添一些民意的色彩，于是一场场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又拉开了幕布。
据《资治通鉴》卷204武则天天授元年（690）九月三日条载：“侍御史汲人傅游艺帅关中百姓九百余人诣阙上表，请改国号曰周，赐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许，擢游艺为给事中。”我国历代凡权臣篡位，都要演一出禅让的把戏，而且还要三让三辞，然后才接受陈请。武则天也不例外，所以她自然不会马上接受傅游艺的请求，但是却又马上提拔了傅游艺的官职，显然是鼓励他的这种行为。司马光接着写道：“于是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合六万余人，俱上表如游艺所请。”可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动员的人力越多，场面越热闹，越会讨到即将登基女皇的欢心，这一点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为了各自的利益，争先恐后地投入这场活动中去。当然也有人参加不是为了捞取政治上的好处，而是为了避祸，如李唐宗室就属于这一类人。还有睿宗李旦也是此类人，他也赶紧上表，请求放弃帝位并改姓武氏，毕竟保住性命要比帝位重要得多。
上引《资治通鉴》的记载不算详细，据时人陈子昂的说法：第一次是傅游艺组织的九百人的请愿，第二次是洛阳父老、僧尼道士一万二千人，第三次才是文武百官、四夷酋长、皇帝宗亲以及沙门道士五万余人（《全唐文》卷209）。前后参加请愿者共计六万余人。他们不仅仅是表示一下便散去，而是“守阙固请”，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只好顺应民心，勉为其难了。
仅有臣民的请愿还不够，还必须有改朝换代的祥瑞出现。九月五日，“群臣上言：有凤皇自明堂飞入上阳宫，还集左台梧桐之上，久之，飞东南去，及赤雀数万集朝堂”（《资治通鉴》卷204）。
至此，所有的关于革唐为周的戏全部演完了，武则天于是命令有司准备改朝礼仪，要粉墨登场了。这年九月九日，适逢重阳佳节，洛阳城中喜气洋洋，一片欢腾气氛。武则天登上了则天楼，宣布改唐为周，以洛阳为神都，改元天授，大赦天下。又宣布降唐睿宗李旦为皇嗣（太子），赐姓武氏，其名依旧为轮，迁居东宫。对李旦而言，一切又都回到了从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