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舞台剧协会理事长张英
1996年暮春一天晚上，我正在家中看电视。重庆市话剧团演员胡珂，风风火火地叩门而入，她未及坐下就说：“明天中午，有位台湾客人请你们夫妇两人赴宴。”事出突然，我请她先坐下来。胡珂说：“我刚接到电话，请客的叫张英，是干戏的。”我对办事常常有些稀里糊涂的胡珂说：
“你听错了吧，这位请客的我不认识，怎么好去赴宴。”胡珂急了，她说：
“人家说得清清楚楚是请石曼，抗战话剧史专家。这位张英是演过《包得行》中包占云的。”我立刻高兴起来：“什么！当年演《包得行》中的包占云来了，这位张英我要见一见。”1939年春，抗日战争进入十分艰苦阶段，在郭沫若主持的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工作的洪深先生，办了个教导剧团培训班，为军中演戏培养戏剧干部，张英就是教导剧团首届学员。半年后，洪深先生创作了一个剧本，写四川农民坚决上前线打鬼子的故事，剧名《包得行》。洪深的这批学员都是四川人，乡镇农民急需接受抗日救亡的鼓动，洪深把《包得行》这出戏，交给这批学员用四川话演出。八月间，他们从巴县土主场出发，经北碚、合川、铜梁、潼南、遂宁、乐至、简阳至成都。每日步行数十里后，即在乡镇万年台上为农民演出，洪深亲自参加步行带队。这种不避艰苦为农民演剧之举，轰动大后方。张英就在《包得行》中扮演主角包占云。后来，《包得行》又在成渝两地大剧场演出几十场，辉煌于大后方戏剧界于一时。
宴会上，张英请我在主宾位子就座。那年，他已是78岁高龄，仍然精神饱满，风度翩翩。他担任台、港两地南海文经集团机构董事长，兼任台湾中国舞台剧协会理事长，香港南海电影公司董事长等十几项职务。席间，他叙述前几年应中囯戏剧家协会邀请来大陆，会见曹禺、刘厚生、吴雪等师友的情况，格外动情，由此转入正题。他说台湾一批从大陆去的戏剧工作者，健在者尚有二三十人，都已年逾古稀，他们不忘抗战戏剧。然而，半个世纪前的事，虽都是亲身经历，也难有准确完整的记忆。此行来四川，专为寻访旧地，搜集抗战戏剧史料，因此执意请我这位素未谋面者赴宴。我回答说：“我知道你，你是1939年10月17日，在重庆国泰大戏院演《包得行》中包占云的。”我一语道出，他大为惊讶年、月、日说得这样清楚，请我尽快安排时间与他长谈，满足他这趟万里行的心愿。
晚间，张英老人停下他在渝对亲友的拜访。宾馆里，我们两人作了3个小时的畅谈。
我首先向他探询，抗战胜利后，中国剧坛上不见了他们的踪影，怎么去的台湾。他不无诙谐地说：“我是富顺人，演《包得行》，说四川方言得心应手，说国语，泡菜味十足，难以在知名剧团立足。1946年到上海，谋职困难，改行学导演。”1949年，张英为上海国泰影片公司导演故事片《阿里山风云》，到了台湾。上海解放，他们滞留在台湾。四十几年间，张英在台湾导演的话剧与电影上百部。
“大陆著名老戏剧家旧作，连抗战戏剧都没有在台湾演出过吗？”这是我至为关心的问题。
他摇头说：“两岸隔绝四十年间，台湾只演出过吴祖光的《正气歌》。
最近几年，我们才上演了曹禺的《雷雨》、《原野》、《北京人》。”“《风雪夜归人》总可以演吧，反封建的内容，艺术成就又高。”“我们演出过秦瘦鸥的《秋海棠》。”他说。意思是说和《风雪夜归人》内容差不多。
我慨叹地说：“你是过来人，许多写抗日的好戏，台湾应该能够演出。”他兴奋起来：“演过。那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我们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九一八以来》。三个抗战独幕剧串起来演。
我们一批大陆去的抗战剧人，激动极了，难得过了一次演抗战戏的瘾，敲锣打鼓地高兴了一番。”我问他大陆去的影剧界人士在台湾的情况。在重庆抗战剧坛上活跃过的王豪过世了；原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死于车祸；在孩子剧团、囯立剧专待过的王生善颇有成就，获得美国某大学终身教授的荣誉。同时，意外地获知，当年和白杨、吴茵在影人剧团一起入川的刘莉影、周曼华都在台湾。
“台湾出了本《中国话剧史》写得怎么样？”张英先生听我提到这本书就气愤异常：“这本书怎么能叫中国话剧史，大部分是写台湾演剧的事，作者对抗战戏剧似无所知，他们的资料也少。”时间已过去一个多小时，该我来满足张英先生的愿望了。
张英说，他在台湾有一本《抗战戏剧》合订本，第一卷，可称为至宝，其他几乎再没有什么。
我说：“《抗战戏剧》杂志1937年冬在武汉创刊，记武汉时期演剧事，留存到今天，也称得上是至宝。重要的是抗战八年间的重庆，公演了250多出话剧，创造了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留下了一大批传世之作，培养了一大批影剧人才，包括现在在台湾从大陆去的影剧工作者。”至于资料，我说：“抗战时期的重庆，仅大型戏剧杂志就有《戏剧岗位》、《戏剧月报》、《戏剧时代》等，报刊上的戏剧资料多达数千篇。另有剧本、演出说明书、广告、剧照等，不及一一道来。50年来，我搜集的抗战戏剧资料，不敢说应有尽有，重要的都有一些。”张英听到这里，连声说：“太难得，太需要了。”我坦率地说，讲这段历史，虽三五日也讲不完。经50多年来的搜集与整理，最近我完成了《重庆抗战剧坛纪事》书稿，从1937年7月7日至1946年6月，凡是剧坛大事都有记载。就戏剧演出言，剧目、编剧、导演、演员、舞台工作者名单以及剧场、演出起至日期尽列其中。张英在重庆参加演出《包得行》、《乐园进行曲》，我都写在书上。我说：“台湾戏剧工作者，既然如此不忘抗战戏剧，我愿把这部十八万字书稿，送张英先生一份，转致台湾同好。另外，我编辑的《重庆文化史料》，刊有数十万字的抗战戏剧史料，一起赠送。”张英先生接过我的赠品，连声说：“太宝贵了，太感谢了。”我说还有一件令你高兴的事，我收藏有1938年10月“中华民国”第一届戏剧节演出《全民总动员》海报一种，复制一份给你。这在大陆已是珍品，在台湾更是难得。至于演出说明书、剧照种种，选择、洗印工作浩繁，以后再陆续交流。
张英先生问我，他在台湾能为我做些什么？我说，我这本《重庆抗战剧坛纪事》，希望有助于大陆去台湾的戏剧界朋友，共忆团结抗日往事，携手共促两岸统一大业。假如方便的话，把那本台湾出的《中国话剧史》，寄给我一本。
张英先生回台湾不久，就给我带来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印行的《中国话剧史》。翻读这本话剧史，却给我带来莫大的惊喜，且看这本书对抗战话剧和进步话剧是怎样评价的，书中哀叹说：“大陆之沦陷，亦话剧之过也！”妙哉！斯言。此亦予我辈话剧工作者最高奖赏也！
此后，张英又来过重庆与我相见，寄报刊上发表他的文章和他写的书给我。得知他从1951年到1988年，在台湾导演了《郑成功》、《汉宫春秋》、《木兰从军》，《红楼梦》、《花田错》、《洛神》等60多出话剧，拍摄过国语、台语影片50余部。1993年12月4日，金马奖影展三十年，张英获资深电影有功人士终身成就奖。
《高山青》原唱者张茜茜
1997年7月15日夜晚，北京王府井大街南口一条小巷的旅馆里，住着五六十位不寻常的客人，一个个都年逾古稀，满头白发，却又精神奕奕，朗声笑语不断，有时还响起一阵抗战歌声，冲击着地下室房间的闷热。他们是抗战时期著名的孩子剧团的团员，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来的，纪念剧团成立60周年。
这时，今天上午在团中央会议厅举行会议开幕式，下午分组活动时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上午，主席台上坐着建团初期领导过孩子剧团的陈乃昌和郑伯克，两位都是年逾八旬的老革命；台下第一排坐着来自台湾的王生善和来自香港的张茜茜，两位都曾是孩子剧团团员。下午分组活动时，王生善忙于接待媒体的采访。张茜茜身边围满了旧识新知的团员们，他们谈笑风生地回忆当年孩子剧团在重庆的生活。那时吃的是发霉的米掺杂着稗子、石子、沙子、老鼠屎的“八宝饭”，穿的是东补一块、西补一块的百衲衣。偶尔，有谁从亲友手中得到点接济，就买上一大捧盐水煮花生，大家围在一起剥着吃，这就是至今难忘的当年生活中最高的享受。谈到这些地方，一个个开怀大笑。这哪像常说的忆苦，倒好像在思甜。张茜茜高歌一曲人们熟知的《高山青涧水蓝》，引来大家热烈的掌声。她却幽默地问大家：“我的歌声还有四川泡菜味吧？”张茜茜，重庆江北县人，原名张素云，1927年生。抗战爆发，日本鬼子的飞机狂轰滥炸重庆，郊区的江北也没有幸免。炸弹炸毁了她父亲开的店，也炸断了她父亲的腿。张素云跟随母亲流浪到重庆，住在百子巷，生活极为困难，常常捡菜帮子当饭吃。1940年，张素云考进了孩子剧团，她的母亲答应了，四川话孩子与鞋子同音，以为孩子剧团是学做鞋子的，后来知道是演戏唱歌的，她的母亲要反对也没法了。张素云嗓子好，唱歌得行；演起戏来却不会说普通话，她勤于练习，上厕所也自说自话，很快就有了较大的进步。1942年，张素云借给中国万岁剧团参加大型话剧《江南之春》的演出，许多孩子都羡慕不已。这时期，孩子剧团常驻赖家桥全家院子，周恩来伯伯和邓妈妈都前去看望过孩子们。周恩来教导她要为抗日、为革命练好本领，至今她仍然记在心中。
张素云与蓝天虹，抗战期间演话剧结缘，1945年10月在南京结婚。
1948年底，夫妇两人随上海国泰影片公司的《阿里山风云》外景队到台湾拍片。电影尚未拍完，上海即将解放，外景队50多人都想回上海，但是只有15张返回上海的飞机票，只得拈阄决定去留。他们夫妇二人不可能都得到飞机票，只得滞留台湾，张素云易名张茜西。
《阿里山风云》摄制组留下来，只有全力拍好这部电影以求生存。在这部影片中，张茜西扮演女主角山地姑娘美西。片子的主题歌曲《高山青》，是大陆人士吸收台湾阿美族音乐而作，词作者是重庆长寿人邓禹平，曲作者张彻也是大陆人。摄制组中所有演职员中，唯张茜西嗓子好，在孩子剧团受过音乐训练，《高山青》主题歌由她来唱。张茜西不仅嗓音优美，又因为深入阿里山中，唱出来的歌声极富台湾情调。因此许多人把这首歌曲误认为是台湾歌手唱的台湾民谣。
一曲《高山青涧水蓝》不仅流行在台湾，并且由张茜西唱到了东南亚各地，以至于海外凡有华人的地方，都有《高山青涧水蓝》的歌声。
同时也流传到大陆广为传唱。
《阿里山风云》是台湾电影史上全部在台湾摄制完成的第一部电影，由此发展出台湾电影界第二代、第三代人才。张茜西也走红台湾戏剧电影界，她先后演出了《黛绿年华》、《香岛春梦》、《新红楼梦》、《十二金钗》、《锦上添花》等话剧，拍摄了《锦绣前程》等电影。1959年后，她自组剧团，演出轰动一时的《清宫怨》。自组电影公司，首部拍摄的电影《白云故乡》，曾在美国上映。张茜西为创造台湾话剧、电影的业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然而，台湾在蒋介石的“戒严法”统治下，张茜西在大陆曾是孩子剧团的成员被暴露了，她受着每周要到有关当局报到的折磨。虽然她也利用著名演员的身份，和国民党上层人物“立法院”院长张道藩以及蒋经国夫人相交往，甚至于和蒋介石一起照过相，以保护自己，但是终究难免遭受政治迫害。1973年，张茜西定居香港，易名张茜茜。此后，她来往韩国以及东南亚各地，途经桃园机场，只能过境，不能入境，无法再到台湾。
张茜茜到香港后，虽然不再从事戏剧与电影活动，但她与文化界人士来往不断，并兼及大陆、香港、东南亚等地商贸工作。她因政治原因被迫离开台湾后，台湾出版的《台湾话剧的黄金时代》、《留住话剧历史的表演艺术家》等书中，仍然记载着她在台湾戏剧、电影事业上的功绩。辟出专项写她的章节，刊登大量剧照。张茜茜关心大陆在香港放映的电影，演出的戏剧、曲艺。尤其是川剧的演出，她不仅自己场场都看，还请了许多朋友来看她的家乡戏。严良堃应邀到香港指挥音乐演唱会，是张茜茜最高兴的事。她说，严良堃是我们孩子剧团唱歌的小指挥，现在他是大音乐指挥家，世界上都知名。严良堃到香港后，音乐会主办方问他给香港哪些人送票。严良堃说，我有个幺妹张茜茜在香港，请你们一定要把音乐会的票给她送去。
1977年，张茜茜到了北京，她的第一个愿望，就是会见孩子剧团战友。很快，她看到了相别多年的老团长吴莆生、许翰如，已是著名作家的陈模，名扬海内外的音乐指挥家严良堃以及其他战友们。因为她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海外华人有广泛联系，廖承志接见了她。因为张茜茜是重庆人，她连任三届四川省政协委员。
1984年，张茜茜以特邀代表身份，到北京参加了国庆大阅兵。外事人员征询她的观感。她说：国威军威振奋人心。不过，天安门广场播送《高山青涧水蓝》这首歌时，怎么说成是台湾民谣呢？这首歌是我在台湾最先唱的，是电影《阿里山风云》中的插曲，词曲都是大陆人所作。张茜茜这一番话很快就在《人民日报》刊登了，《高山青涧水蓝》这首歌曲才被正名。以后这首歌又名列中华百年经典歌曲，更加广为传播。
最近二十年来，张茜茜常来重庆，每来就找我谈孩子剧团，谈抗战戏剧，重返孩子剧团在回水沟、赖家桥、土主驻地，以及国泰大戏院、抗建堂演出场所。她看到我协助红岩纪念馆建成了“抗战戏剧陈列馆”，里面有孩子剧团活动和演出照片，她高兴极了。她说：“我这一辈子，只因为唱了《高山青》这首歌，有了名气。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演话剧。在重庆孩子剧团的日子，是我最幸福的时期。那时有周恩来伯伯和邓妈妈领导和关怀我们，我永远不会忘记！”她一再跟我说：到了孩子剧团建团70周年，我请孩子剧团的同志们，到香港去，举行团庆纪念会。
亚洲导演莎剧权威王生善
1997年7月15日晚上，台湾来的王生善，坐在北京和平宾馆一座套房的客厅里很高兴。今天，既和孩子剧团的同志们欢聚一堂，又有《人民日报》的记者采访了他。年已76岁的王生善，以资深戏剧学者、戏剧教育家、莎剧导演权威的名声，在中国台湾、韩国、东南亚、美国、法国各地接受过媒体上百次采访，然而都比不上今天北京《人民日报》的采访对他重要。从80年代起，王生善就和大陆有了往来。1990年，他在台湾执导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1991年，北京、上海、重庆、成都等地原国立剧专校友，在江安演出他的话剧《两代间》，以纪念余上沅校长铜像揭幕，当地党政领导热烈欢迎他重返江安；以后有很长一个时间，他在大陆拍过电视故事片。今天《人民日报》记者对他的采访，他理解这是大陆对他40几年间在台湾戏剧艺术业绩的肯定。
50年代初，王生善在台湾参与建设戏剧教育体系，并且致力于台湾戏剧教育四十余年。在台湾影剧界，他的学生最多，许多著名人士张永祥、贡敏、郎雄、钱璐、曹健、刘华、邵玉珍等，都是他培养出来的人才。他创作的话剧、电影、电视剧多达50多种，而且在海外演出最多，菲律宾、马来西亚、加拿大、美国、法国都有他的作品演出、放映。他导演成功享有盛名的话剧有《蓝与黑》、《天长地久》、《两代间》等多种，他更被誉为台湾导演莎剧的权威，导演过《李尔王》、《马克白》、《凯撒大帝》等莎士比亚作品14部，是亚洲导演莎剧最多的第一人。
晚上，王生善从与会的孩子剧团成员住的地下室旅馆走出来，特邀我到他住的宾馆去畅叙。路上，他向我表示，对于让孩子剧团这些年逾古稀的老头、老太太们，住在闷热、潮湿的地下室里，大为不满。他说，到会的官员们，既然把孩子剧团的功劳说得那样大，要全国戏剧界重视，要永留青史。假如这不是说空话，讲重视就要具体，为什么不拿点钱出来，让老人们住得好一点？王生善告诉我，来北京的前几天，他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正式退休了，校方为他举办了“惜别感恩会”，到会的有他老、中、青三代学生和朋友们二百多人。大家为王生善唱歌、祝福，感谢他教育之恩，又为他演出了一出舞台剧，十分温馨感人。校方和他的学生，有的送礼，有的送钱。
“送钱？”我有些不适应地问道：“你也收下吗？”“收下啦。”他坦然地说道：“我教书教得好，他们感谢我，付给我一份特殊的报酬。”当时我想，王生善长期生活在美国和台湾，又是美籍华人，这大概是海峡两岸人思想的差距。将近十年后的今天，大陆已有上百万元奖给卓有贡献的科学家的盛举，再看当时王生善收钱，也就无所谓了。
当我和王生善在和平宾馆1601室坐定时，王生善拿了几张台湾媒体有关他的报导复印件递给我，他一边说，我一边看。这些报导对王生善好评如云，我目不暇接。有一篇去年他欢度75岁生日宴会上，他即席讲话，颇为感人。他说：“我教了五十年的书，可能在座我的学生，每一个人都有车子、有房子，我至今依然头顶一片天，脚踩一片瓦。我唯一感到安慰的，只有我的学生有好的成就，这就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与回收。”他的这番讲话获得最热烈的掌声。
王生善告诉我，有位神秘的嘉宾也出席了这个宴会，这就是硬底子演员、1996年在谢晋导演的电影《鸦片战争》中扮演洋买办何敬容的台湾影帝郎雄。当时，郎雄走出席桌，走到王生善面前深深的鞠一躬，语重心长地说：“要不是王老师，我不会有今天。”当年郎雄演出王生善的话剧《春晖普照》，王生善发现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带着他和中国电视公司签约，为他写了长篇电视剧《长白山上》，郎雄自此一炮打红，郎雄饮水思源，不止一次地对人们说：“我到美国拍戏，外国人只记得我在《长白山上》演独眼龙那个角色，王老师是我这一辈子的恩人。”谈到恩人，王生善转换了话题。他说，他八岁丧父，母亲带着他们四个子女生活，历尽人间艰辛，因此，他一生最重人间真情。孩子剧团给了他与戏剧的机缘，后来到了国立剧专，洪深是中国话剧编、导、演全能，要他努力读书，悉心学习。他在国立剧专毕业，正面临就业困难时，洪深带他到军委会军中文化研究班任教官，这对他这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来说，是破格栽培，让他怎么不感激涕零。洪深亲自教导他编剧与导演的技能，从洪深深厚的、浩瀚的学识中，他学到了从来未知未闻的东西，奠定他以后几十年间展露才华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洪深这种“有教无类”的教育精神和“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王生善铭记在心，贯彻到他在台湾教学当中去，加倍地照顾、爱护、培植他的学生。在对王生善的“惜别感恩会”上，许多他教过的学生，带着自己的另一半，带着自己的儿孙，来向他献花、献诗、感恩往事。王生善对我说，这都是他承受洪深恩师影响的结果。今天他邀约我来的目的，请我告诉他，洪深最后几年在大陆情况，请我给他找一张洪深的照片，终身珍藏。
1949年10月以后，洪深任职在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领导岗位，工作繁忙。从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审稿，到友好国家赠送的动物生病，都要他管。但他没有忘情文学戏剧，仍然导演了《法西斯细菌》和《四十年的愿望》两出大型话剧，后者正是我参与创作的作品，我得以和他相处半年之久。当时，在剧本创作和导演艺术上的见解，必须从属于政治、必须听命于某些文艺界领导，这是洪深很不适应的。演出一出反映现实生活的戏剧，不等于写工作总结，在我们那出反映修建成渝铁路的剧本中，歌颂了钢铁工人保证了钢轨供应，有的领导还要编导在剧本中加上军工、民工修铁路的贡献。剧本中，党委、行政领导生产很重要自不必说了，工会、青年团、妇女工作也要有一笔。诸如此类的意见，让洪深很苦恼，他不照办，于是“剧坛霸主”，“不听党的话”之类的批评，就加到他身上来了。
接着，我告诉王生善，洪深先生患肺癌辞世于1955年8月29日。辞世前，他有一件事放心不下，特地把夏衍和阳翰笙两位知心好友请到他的家里去。洪深说，他的大儿子新中国成立前就在台湾，他希望这个问题不要影响他女儿的政治前途。还有两件可以告慰洪先生的事。一是，这一年正值纪念周信芳、梅兰芳舞台生活50周年，洪深精通戏曲，上台客串过京剧；他和周信芳、梅兰芳相互仰慕，又是同庚，都属马，他希望“三马同台”演一场京戏，表示他告别舞台。4月11日在北京饭店三马共同演出了《审头刺汤》，十分成功。洪深如愿以偿。二是，洪深病危的最后一天，周总理从正在开会的会场急忙赶来，握着洪深的手，洪深睁开眼睛深情地久久看着周总理。周总理忍着悲痛安慰他，要他好好养病，他的妻子和孩子，党一定会照顾好。周总理一走，洪深立即拔掉氧气管，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王生善一直聚精会神、脸色凝重地倾听我的叙述，听到最后我讲的两件事，他的脸上才欣慰地露出些笑意。这时他急切地问道：“洪师母和家人还在北京吗？”我告诉他，洪师母常青真已迁往上海，身体还好，和小女儿洪钤住在一起。王生善叹息着说：“恩师洪深病重，我未能亲奉汤药，深以为愧。”我安慰他说，洪先生的照片我有，我回重庆后，给他寄往台湾去。
抗战期间，王生善师从洪深先生奠定了戏剧的基础。之后，他又去美国堪萨斯大学与哥伦比亚学院戏剧系深造，然后到台湾应聘为中国文化大学永久教授。王生善既参加了抗日救亡戏剧运动，为创造中国话剧黄金时代尽了自己力量；到台湾后，他又和抗战剧人张英、彭行才、王珏、张茜西、蓝天虹、崔小萍、曾芸、井淼、房勉、宗由、田琛、王平陵、袁丛美、龚稼农等一起，创造了台湾话剧的黄金时代。兴旺时期，他们在台北每年上演过16出话剧，上座率最高的《汉宫春秋》，卖过45天满座。抗战时期重庆话剧一票难求的景象出现在台北。
王生善最乐于向我称道的，是他导演的莎士比亚戏剧。王生善继承了原国立剧专把莎士比亚戏剧作为毕业演出的传统，带到了台湾，虽然这种演出只是在校园舞台上的演出。他每次排演一出莎剧，要用8到12个月时间，大约200个小时，他和戏剧系师生共同设计剧中的场景、灯光、道具、服装。王生善对我说：“我要每个学生掌握戏剧演出的细节，从在舞台上学钉钉子开始。”对于《李尔王》演出的要求，王生善说：“不在于表面惟妙惟肖，而在于剧中人物心理层面刻画的真实。每个演员要深入到角色的个性里，捭阖自如。因此，我对所有细节，长时间不断地排演。”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的《李尔王》，是公认为莎剧中难以排演的剧目，对导演是极大的挑战。王生善所以要排《李尔王》，他认为莎士比亚戏剧除了是西洋文化的瑰宝，莎剧的思想也符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李尔王》中重孝道，就和我国儒家学说相呼应，应该发扬光大。他的这番谈论，使我马上想起，他是台湾戏剧界誉为最孝顺母亲的人子。
1921年，王生善生于湖南益阳，他的字孝先，真是一种巧合。他八岁丧父，从小就体验到母亲带大他的辛劳，暗下决心一定要孝顺母亲。不料，他中年丧妻，母亲因高血压而瘫痪在床十八年。这十八年间，他亲自侍奉母亲，喂饭、洗澡、便溺都是他亲手照料，上课、排戏完毕就赶回家中，十八年如一日，未曾稍懈，从无怨言，直到母亲八十高寿去世。他的孩子也是他自己带大的，孩子从慈父身上懂得了孝道，今年大的50，小的也42岁了。
1968年，《李尔王》在台湾演出，获得热烈的回响和赞誉。中国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盷看演出时，感动得流泪说：“一剧胜读十本关于孝道的书。”当场捐出大笔款项资助演出。翻译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梁实秋教授，撰文称赞王生善是“最成功地把莎士比亚搬上舞台的导演”。更有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戏剧博士生候选人陈淑芬，根据王生善是两岸中国人导演莎剧最多的一位，写成《王生善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博士论文。
王生善还有不忘报师恩的事。1991年4月，江安国立剧专余上沅校长铜像揭幕，他赶回大陆，献出他的创作的剧本《两代间》，并资助大部分演出资金。北京、上海、武汉、成都、昆明、杭州、重庆各地校友赶来参加演出，著名演员温钖莹担任剧中主角。王生善在首演式上致词说：“母校是我从艺的摇篮。我是喝过江安的水，吃过江安的粮和菜成长的。我不过是一根幼小的苗，没有乡亲的哺育，没有师友的教诲，即使是一棵树也会枯死。今天我有幸在上沅师长灵前呈献自己的习作，感到无比欣慰，总算没有向母校交白卷。”四川电视台和宜宾电视台都作了报导，并转播了话剧《两代间》的演出，成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佳话。1993年10月，为支援国立剧专广州校友通讯刊物《南雁》印刷费用，王生善带领他的热心戏剧事业的学生，捐献1100美金。
王生善正式退休以后，实际是退而不休，比以前更忙了。他除了在台湾文化大学等院校，教授编剧学和戏剧导论外，还奔波在中美之间和海峡两岸，尽自己一份余力，推行戏剧运动。他在台湾、在美国都曾打电话到重庆来给我，询问抗战话剧演出史上一些人和事，我以我所知答复他，或请他查阅我撰写的《重庆抗战剧坛纪事》某年某月所载，他每次都诚恳地一再地表示感谢。我也以诚相见地告诉他，我只是在搜集、整理抗战话剧史料上，下过一番工夫，对戏剧编、导、演艺术，尤其是台湾戏剧知之甚少。
因此，他不怕麻烦，给我寄来《台湾话剧黄金时代》、《剧专同学在台湾》等书，以及台湾报刊登载的戏剧演出评论。寄件皆细心包装，可见他的至诚。
1998年3月27日，王生善从香港打电话给我，约29日上午9时在重庆扬子江饭店见面。这次他要重温历史、捡回他走过的足迹，再看一看孩子剧团在巴县赖家桥、土主驻地，国泰大戏院、抗建堂演出场所。
“你是1942年2月到江安国立剧专报到入学的。”一见面我就把他个人档案背给他听：“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梁寒操副部长批准的，时在民国三十一年三月八日。不过孩子剧团是先送你入学，再作报告。”王生善十分惊诧我说得这样详细。我说，这既有我在收集话剧史料下的基本功一面，1987年我在南京第二档案馆，查抄了大量史料；也有我调皮的一面，昨天晚上我又翻阅了有关孩子剧团的史料。说罢，我们两人哈哈大笑起来。我说，有一点你可能不知道，你这份请长假读剧专的报告，用的是国民党派到剧团来的政治指导员李清灿名义报上去的，这样既给了指导员面子，又容易批准。这是当时剧团团长、中共地下党员林犁田（即许翰如）的巧计。
当天临近中午时分，我们到了巴县土主场，这个抗战时期孩子剧团驻地的庙台还在，只是破旧不堪。睹物思旧，王生善想起他的处女作剧本《后台》、《孩子军》，就是在团长小林（林犁田）支持下，在这个庙台上排练的，从此奠定了他写剧本的信心，他至今仍然十分感激林犁田。住在这个大杂院的人群中，竟然还有两位年逾八旬的老爷子，他们说在这个庙台上看过孩子剧团演戏。王生善越发高兴了，在这里左一张、右一张地拍了不少照片。他流连在这里几乎忘返。索性，我们在场上一家饭馆，吃了豆花饭，要了清蒸腊肉、麻辣豆腐、鱼香肉丝几个菜，这可是他当年在孩子剧团时，垂涎三尺而不可得的佳肴。吃得他津津有味，连声地说，不虚此行，甚至于想买一块农家熏的腊肉带回台湾去。
下午，我们的车开进赖家桥全家院子，王生善首先看到那棵标志性的又高又大的白菓树还在，他走过去抚摸、仰望着转了几个圈，好像向它招呼说：“我回来了。”在这座大院子里，他记起的事太多太多：哪里是他住过的宿舍，哪里是郭老住家的地方，他们在哪里开饭，他们又在哪里唱歌。
他没有忘记一天夜半孩二队从川南演出归来，行李没有运到，孩子们就倒在院内麦草上睡着了，早上醒来，一个个身上盖着带着露水，五颜六色的毯子、被单、大衣的故事。这都是郭老倾其家中所有，悄悄地替孩子们盖上的。讲到这里，他的眼眶湿润了。
我发现王生善这个人满怀都是感情。到了国泰大戏院，我讲了1941年中华剧艺社开张之日首演《大地回春》，演职员们穷得晚饭都没有吃的，饿着肚子也要上台演戏。周恩来发现了这件事，叫南方局工作人员张颖送去两大筐包子、馒头作贺礼；爬上抗建堂高坡，我说抗战时期周恩来不避山高坡陡，七看《风雪夜归人》演出。王生善不断地喃喃自语说：“这才是真正的伟大！”看完两个剧场，他没有叫我送他名剧名演员的照片，只说希望我洗一张孩子剧团演出的《乐园进行曲》剧照给他，纪念他和当年小伙伴们的友情。
王生善这次到重庆来，还为了却一项心愿。明天，他要为一位剧专同学去扫墓。这位同学叫冯维，是地主的儿子，在同学中比较阔绰。在校时王生善穷，许多人不愿接近他，他也不愿接近那些人。唯这位阔绰的同学不歧视他，接济过他。几十年来，他都想报这位剧专同学的恩。这次来重庆，王生善已经和这位同学的子女们取得联系。明天晚上，他要宴请国立剧专在重庆的所有同学。他告诉我说：“不论欢迎我的，不欢迎我的；认识的，不认识的，我都通知到了。人说同船共渡还有三分缘，何况是老同学。”次日晚间，我也在被邀之列。春风、明月、树影直扑酒楼窗棂，室内灯火辉煌，包下来的三桌酒席坐得满满的，洋溢着和谐、温馨、欢乐。王生善站在中间大吊灯下，高举酒杯开始他充满人间真情的致辞。
台湾影人寻根金刚塔
1998年11月18日，第七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在重庆举办。台湾电影代表团李行、王珏、薛惠玲一行十三人来重庆。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驱车来到枇杷山公园市话剧团后门，用手机把我找到，急切地请我带他们参观中国电影制片厂旧址。我住的重庆市话剧团就是原中国电影制片厂，我带他们看了“中制”的老黄桷树、防空洞、原办公室、技术科、放映室的所在地。他们每看一处就拍照、摄像。王珏是重庆“中制”老演员，他在这个厂的《东亚之光》、《日本间谍》等七部故事片中扮演过角色，走完了话剧团，他都说不像是当年的“中制”厂房。我对他说：“你且莫着急。”我带他去看百年不变的建筑物，纯阳洞街旁的金刚塔。看到这座藏经塔，他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一下子欢呼起来，用重庆话说：“对头，对头。”他四面打望，指出哪里是抗建堂，哪里是摄影棚，哪里是原来的大门，还说从江边挑水上来就从这个大门出入。
抗战时期，话剧精英聚集重庆，就以王珏所在“中制”的中国万岁剧团来说，挂头牌的男演员就有陶金、项堃、陈天国；女的有舒绣文、章曼苹、杨露茜。更有史东山、王瑞麟、贺孟斧、杨村彬等随时可请来的著名导演艺术家，王珏在这样好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到了1945年《风雪夜归人》第二次演出时，他也演上了主要角色苏弘基。在表演上，王珏一再告诉我，他没有忘记老演员舒绣文对他的帮助。1949年，为数不多的影剧工作人员到了台湾，开展演剧活动，他们一方面是备极艰辛，一方面是大展身手。
王珏又导又演《秣陵风雨》、《密支那风云》诸剧。1958年，王珏以他魁梧健硕的外形，丰富的表演经验，进军国际影坛，在与意大利合拍片《万里长城》中站稳了脚跟。王珏擅长扮演酋长、恶霸之类角色，他与一些国际知名女明星合作，连续拍了五十多部外国电影，成就卓著。
王珏回忆抗战时期的“中制”，他坦言对我道：“重庆戏剧、电影界，‘左派’是主要力量。他初当演员，就是舒绣文教他怎样演戏的。”他说：“周总理在制片厂小礼堂给我们讲过话。有两句话，电影要为抗战服务，要为群众服务，至今我还记得。”我对他这位去了台湾的演员，至今记得当年周恩来对他的教导，并以周总理相称感到欣慰。
这时我问他，后来在台湾当了“中制”厂长的袁丛美，原来说要来的，怎么没有成行。王珏一声叹息：“袁老是重庆人，今年已是91岁高龄，他临来前的几天太兴奋了，一不小心摔断了腿，现在还躺在医院里。”言毕不胜唏嘘。
我接过话来说道：“你们魂牵梦萦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抗建堂，临拆毁前我都拍有照片。我还收藏有您演过的电影《日本间谍》的剧照，我将送给您，作为纪念。”王珏喜出望外地连声说：“感谢石兄。”话匣子既然打开，一时间许多年来不解的事都涌上心头。我们的谈话触及“中制”的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导演何非光。抗战时期何非光在“中制”厂编导了《保家乡》、《东亚之光》、《气壮山河》、《血溅樱花》四部故事片。他和史东山是“中制”这一时期编导故事片最多的两位。那时候导演能够拍片很不容易，一寸胶片一寸金，厂方交8，000呎胶片给你，每个镜头都要一次过，用完胶片必须拍完整部戏。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电影导演，新中国成立后，影坛上再不见他的踪影。因为他是台湾人，以前常来往于日本、台湾和大陆之间。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转业后想回电影界却不被收留。原因是电影界有权威人士说，何非光是特务。这以后传奇的事更多了，电影界盛传他已不在人世。台湾那边说，何非光参加了解放军，结果被枪毙了。台湾《联合报》“光复50周年特稿”上，也说他已经死了。大陆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有一个杂志，上面写到何非光，说何非光去了台湾，结果给台湾当局枪毙了。
台湾代表团的先生、女士们，欲问其祥。我告诉他们说：“1949年以后，何非光的人生道路确实坎坷。他参军转业后，当过地方剧团的导演，却无缘于电影事业。晚年受聘于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和统一事业作贡献。1997年9月辞世。”台湾电影资料馆的薛惠玲女士，热切地希望把我收藏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国万岁剧团、抗建堂的剧照、说明书供她拍摄，并请我讲解供她录音。尤其令她喜出望外的，我收藏有原“中制”厂长郑用之与郭沫若、阳翰笙，1940年1月欢送“中制”《塞上风云》西北摄影队远征塞北的照片，这对她是太难得了。那时，郑用之已因车祸死于台湾。
率队来重庆的李行先生，抗战时期在西安从事戏剧活动，现在是台湾电影界领袖人物，著名电影《汪洋中的一条船》的导演。和他同来的夫人王为瑾，抗战时期在重庆巴蜀学校读书。为此，李行对重庆更增加了几分亲切。他对磁器口的麻花、嘉陵江边的石头都感兴趣。对抗战时期重庆的演剧运动更喜欢侃侃而谈，看得出他当年是多么心向往之。当我把我的《重庆抗战剧坛纪事》一书送给他，他翻阅之后说：“这本书是下了大工夫的。太不容易、太宝贵、太感谢！”接着马上和我互相记下地址，表示要互相通信，互相交换信息。他言辞恳切地对我说：“海峡两岸人民都盼望祖国早日统一，我们两岸电影、话剧工作者，首先要把中国电影、话剧史工作统一起来，这有待我们共同努力。”以后，大陆每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李行都是应邀而来的贵宾。我们函电往来至今。
台湾抗战影人来渝寻根，他们不忘抗日救亡，不忘中国电影制片厂，不忘抗建堂。这之中就蕴涵着，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的重大意义。记录在这里，作为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