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水浒》是1979年整理出来的旧文之一。
其时，我在乡间卫生站工作。因此文由南方日报社关振东先生转寄《学术研究》杂志主编林文山（牧惠）先生审阅，林先生建议合作，约我共同讨论修改，遂有第一次省城之行。讨论后，我写出二稿，再寄由林先生定稿并改题为《关于鲁迅对＜水浒＞的评论》，于次年在《文学评论丛刊》第三辑发表。
林先生有政治家思维，作文顾及大局，但因此，文中多处联系“评《水浒》运动”中的“阴谋评论”，这在我于“地下”完成的初稿中是没有的。此次编入，最后一段据原稿略作删改。其余一仍其旧。
谨以此纪念故去多年的林文山先生。
关于衡人论文，鲁迅从来主张实事求是，顾及全篇、全文与社会状况，反对根据某种需要而取舍、抑扬，抹煞了其文其人的真相。他曾说过：“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在评论《水浒》中，一些涉及到鲁迅与《水浒》的文章，却往往违背鲁迅的这种主张，通过“摘句”以及别的一些手法，把鲁迅的观点弄得面目全非。这些文章的作者硬是要人相信，仿佛他们对《水浒》的种种论述，就是鲁迅的真意；或者说他们的观点，四十多年前就已经为鲁迅所赞赏。因此，要正确地评论《水浒》，有必要细察鲁迅评论《水浒》的全部文字，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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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水浒》，鲁迅是否全盘否定？对于《水浒》的人物，鲁迅是什么态度？从鲁迅的著作中并不难理出个头绪来。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些学术专著中，鲁迅着重介绍水浒故事的源流，版本的比较，对小说的内容亦略有评价。从这些评论中，我们看到，鲁迅肯定《水浒》是一部深受人民群众喜好的小说。他说：
明季以来，世目《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为四大奇书，居说部上首，比清乾隆中，《红楼梦》盛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称于文人。惟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
在另外一些文章中，鲁迅一再谈到《水浒》在人民群众中的广泛流传和深远影响。在《五猖会》中，鲁迅介绍了《陶庵梦忆》详细描写的明代赛会时人们为了扮水浒人物而分头四出寻觅合适人选的情景，并惋惜这种盛举的消逝。为什么人们那样喜欢《水浒》？鲁迅在《叶紫作〈丰收〉序》中说，这是为了社会还有“水浒气”的缘故。
什么是“水浒气”？有人认为，鲁迅提到“水浒气”，“显然是批判性的”，并说“水浒气”“就是还有宋江这样的奴才，还有宋江所宣扬的‘忠义’等孔孟之道”。因而得出鲁迅否定《水浒》的论断，认为《水浒》的流传，是“忠义已成为一种麻醉人的毒剂，在社会上流毒很广”的表现。
鲁迅这篇文章，指出《丰收》这部小说集的好处，在于它“极平常，所以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关系”，它的价值就在于它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产物。正如“契诃夫、高尔基的书”一样，因为“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因而仍然保有它的现实意义。鲁迅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谈到“水浒气”的。他说，中国所以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就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
就文章看，这里讲的三国气和水浒气，无非是说这两部小说仍然能引起今天读者的共鸣，同契诃夫、高尔基的书一样，仍然“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并没有什么批判的意思在内。
在《学界的三魂》中，鲁迅针对国家主义派的《国魂》杂志骂反对章士钊、杨荫榆的人为“学匪”，曾戏称自己为“学匪”，表明自己坚决站在同章士钊这些“官”们对立的“匪”一边。他认为，在中国的国魂里，除了官魂之外，还有匪魂，即同情和拥护反抗、造反的精神。所以，“社会诸色人等爱看《双官诰》，也爱看《四杰村》，望偏安巴蜀的刘玄德成功，也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这种“匪魂”，同鲁迅讲的“水浒气”应当说是一致的。人们之所以爱看《水浒》，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有水浒英雄所处的时代的类似情况，有贪官污吏，有土豪恶霸，有压迫，有剥削。人们痛恨那些压在头上的邪恶势力，喜欢那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水浒英雄，因而“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同情匪类”。当然，《水浒》也确曾宣扬着一套忠义的说教；但是，能感动人心的，是那种“打家劫舍”的造反精神。鲁迅并没有讲过人民群众喜欢《水浒》就是因为它宣传忠义，也从来没有认为“孔孟之道关于忠义的说教”在人民群众中竟然有那样广泛的市场。
鲁迅历来都非常肯定这种体现“匪魂”的“水浒气”。就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指出；同情匪类“是人情之常；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岂不就成了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在给姚克的信中，他反对布克夫人把英译《水浒》定名为《皆兄弟也》，“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也就是说，梁山泊的英雄们同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并不是什么兄弟，他们彼此之间进行着阶级斗争。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又指出；《三侠五义》等侠义小说，虽然说流出于《水浒》，“不过《水浒》中人物在反抗政府；而这类书中底人物，则帮助政府，这是作者思想的大不同处”。《三侠五义》同《水浒》比，“仅其外貌，而非精神”。鲁迅对于这种反抗政府、劫富济贫的精神在文艺作品和现实生活中的消失，感到非常遗憾。他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就当时土匪的情况说：“梁山泊劫富济贫的事，已成为书本子上的故事了”。
这些论述，观点是很清楚明确的。可是，一些评论《水浒》的文章，却往往“各取所需”地撷取其中的片言只语。鲁迅在讲到“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而不是讲到它的思想内容时，曾讲到在明代因为有过都察院的刻本，“世人视若官书”，才得以收进书目中，好些文章抓住“官书”这两个字大做文章，似乎鲁迅也认为《水浒》是官书。鲁迅关于“反抗政府”与“帮助政府”的“大不同处”被抹煞了。硬说鲁迅认为宋江同黄三泰、黄天霸之流所差无几，甚至“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一路贷”，甚至宋江更坏些，“表演得要更充分”。鲁迅给姚克的信被解释成为指的是鲁迅看到起义军中有“替天行道”的代表人物宋江，也有不“替天行道的”李逵、吴用和阮氏兄弟等革命造反派，存在着不平等的阶级关系。把这些与鲁迅思想毫不相干的观点强加到鲁迅头上，好象是抬高了鲁迅，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对鲁迅的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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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谈及《水浒》，大体有两类文章。一类是专门论述《水浒》的学术著作，一类是涉及《水浒》的杂文。对前一类著作，只需要准确地理解它的全部含义，不要歪曲引伸，就可以说代表了鲁迅对《水浒》或《水浒》人物的观点。至于后一类杂文，鲁迅常常是取类型以砭锢弊，撷取《水浒》或《水浒》人物的一个方面作例子来说明问题，远非对《水浒》及某个人物的全面评价。例如说，对于李逵，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就对他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有所非议，说“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淹得他两眼翻白”。在《流氓的变迁》里，鲁迅对李逵劫法场的乱砍看客也有所议论，并说水浒英雄“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对于打方腊，他又说“乡下人却还要看《武松独手擒方腊》这些戏”，有予以肯定的意思。能不能由此得出鲁迅就是肯定接受招安、打方腊，否定李逵等水浒英雄的结论呢？能不能因为鲁迅说过这样的话就认为必须跟着否定李逵、肯定打方腊呢？一个郑重的、实事求是的文学评论工作者，当然只能得出否定的结论。
《流氓的变迁》本来就不是专门评价《水浒》的论文。鲁迅在这里抨击的是当时在中国社会里孕育出来的形形色色的流氓。为首的是以蒋介石为头目的卖国流氓政府。他们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但在帝国主义面前却显出了奴才的本相，他们豢养了一批“尽力地维持了治安”的刽子手和皂隶之流。此外，又不定期有一批在革命高潮时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在白色恐怖下成了这个流氓政府的奴才，“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还有一此依然挂着“革命文学家”的招牌的才子加流氓。他们都“终于是奴才”。鲁迅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事例，包括《水浒》事例，宋江的事例，生动地揭示了中国社会流氓的由来和发展，狠狠地鞭挞了那些投靠中外反动派的大大小小的流氓。
但是，由于这篇文章讲到《水浒》的梁山好汉的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终于是奴才，不少人就把它说成是评论《水浒》的文章，并把它捧到简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似乎是仅仅这一句话就道出了《水浒》的全部实质，代表了鲁迅对《水浒》的全部观点。
其实，如果我们全面地探讨鲁迅的著作，完全可以看出对于《水浒》，对于宋江，鲁迅除了谈到招安平方腊之外，也肯定他们“反抗政府”，“虽打家劫舍，而劫富济贫”，认为这种反抗心是同万劫不变的奴才的区别。对于宋江们的被杀戮，也有过同情的表示。应当说，鲁迅讲的“终于是奴才”，只是宋江等人思想性格的一个方面，就象他讲述李逵的乱砍乱杀，也只是李逵思想性格的一个方面一样。目的是用宋江们的终于投降来揭露那些假革命的流氓本质。把完整的一段对于《永浒》的一个方面的评论，只取其中的一句话大事渲染，而无视其余的评论，距离实事求是的要求实在太远了。
当然，就象对于李逵的乱砍乱杀的态度一样，鲁迅对于宋江们终于受招安的批判是正确的。问题在于，鲁迅并不因此而全盘否定宋江，更未因此而全盘否定《水浒》。鲁迅曾经在另外一些地方谈到起义农民的局限性。他说：“我虽然也是被谥为‘土匪’之一，却并不想为老前辈们饰非掩过。”他指出，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并常常被利用为“三五热心家”推倒皇帝，过皇帝瘾。他认为不能把《水浒》的反抗精神同现实的革命划等号。对于《水浒》的招安等问题，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作了具体分析：
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时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
鲁迅一方面对宋江们的受招安持批判态度，同时又指出小说的这种描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宋末元初，居住在中国边远地方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侵中原，民族矛盾尖锐。这时，抵抗“外寇”是人民的愿望。农民起义军接受招安，抵抗入侵，是为当时的人民群众所称道的。作品反映的，体现了人民的这种希望。这种意见应当如何看，可以讨论。鲁迅在这里肯定招安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因而并未对招安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是比较清楚的。有的文章连这样明确的意思也加以曲解。他们在引用了这段话的开头之后，笔锋一转，竟说什么“这就把《水浒》放在特定环境中进行剖析，从而看到，宋代人民被迫起来同官兵作战，常常把官兵打败，统治阶级的文人便想出招安农民起义军的主意”。用这种观点来冒充鲁迅的观点，而还居然讲是“历史唯物主义”，实在可笑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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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流氓的变迁》一起当时很被注意的，还有据说是鲁迅非常不满金圣叹腰斩《水浒》而写的那篇《谈金圣叹》。
三十年代初，林语堂等人办了一个《论语》半月刊，提倡所谓“幽默”、“闲适”，大写那些“无关社会意识形态鸟事，亦不关兴国亡国鸟事”的小品文。他们提倡的其实是为统治者所利用的帮闲文学。金圣叹也成了他们小品文的话题。林语堂带头大谈金圣叹，写什么《金圣叹之生理学》，介绍金圣叹认为“两肾专主忆持（记忆力）”之类的奇谈怪论。鲁迅曾在《“论语一年”》中坦率地说：“他（林语堂）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最有名的金圣叹，‘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虽然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但总之：一来，是声明了金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二来，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我们只有这样的东西，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把“论语派”拉出金圣叹来大谈“幽默”的实质揭露得很透彻。
《谈金圣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并非全面评价金圣叹的一篇杂文，其主要锋芒，是把金圣叹做话题讲“幽默”的“论语派”。因此，如果要论及鲁迅对金圣叹的态度，对金圣叹评、改《水浒》的看法，当然得参照鲁迅的其他文章，参照鲁迅对于这一类问题的完整的观点。
对于金圣叹与《水浒》，鲁迅是既有肯定，也有批判的。他肯定金圣叹对《水浒》的修改，“字句亦小有佳处”，也认为后面的二十几回“结末不振”，“确如金圣叹所说”。鲁迅反对金圣叹，是他“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
为什么说金圣叹昏庸呢？鲁迅在这篇杂文中很明确地指出，是由于他“究竟近于官绅”，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痛恨‘流寇’”。因为在老百姓看来，“宋江据有山寨，虽打家劫舍，而劫富济贫”，他们不会同意金圣叹那样处理，让宋江们“在童贯高俅的爪牙之前，一个个俯首受擒”。这里丝毫也没有涉及到接受招安这方面的问题，而且对宋江分明持同情态度。鲁迅曾经批判过《荡寇志》，认为它把事情说成是“山寇宋江等，一个个皆为官兵所杀。他的文章，是漂亮的，描写也不坏，但思想实在未免煞风景”。金圣叹的昏庸，同《荡寇志》的煞风景，性质是一样的。
梁效却带头把鲁迅这篇文章说成另外一个意思。在那篇《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中，他们硬说：
金圣叹从反动立场出发，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鲁迅对此非常不满，就是因为砍掉了这一部分，便失去“原作的诚实之处”，掩盖了宋江搞投降主义的丑恶面目。
鲁迅《谈金圣叹》中讲到金圣叹的批注小说传奇的毛病，曾经讲过：“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是批注小说传奇，不仅仅指《水浒》，同砍掉后二十几回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对于腰斩《水浒》，鲁迅曾经讲过，“这大概也就是受了当时社会环境底影响。胡适之先生说：‘圣叹先生生于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般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强盗是不应该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这话很是。就是圣叹以为用强盗来平外寇，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不愿听宋江立功的谣言”。可见他的着眼点仍然是金圣叹反对招安，而不是什么“掩盖了宋江搞投降主义的丑恶面目”。
对于鲁迅原意的歪曲，罗思鼎那篇《〈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代》走得更远。那是一篇借题以挥，为他们的主子服务的热昏的胡话。为了把他们的主子说成是鲁迅，他们捏造了一个三十年代的“不大不小的《水浒》热”，把这股“《水浒》热”说成是同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并行的文化“围剿”——用《水浒》来参加对革命和革命者鲁迅的“围剿”，而鲁迅之所以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就是因为他写出了《流氓的变迁》，“在同竞相吹捧《水浒》的反动文人的斗争中百炼成钢”。一九二九年鲁迅写的文章，竟然是为了同三十年代的“《水浒》热”作斗争而发的，据说又还确实“顶住了这股反动潮流”，岂不滑天下之大稽！他们在从《国际歌》到样板戏这个“空白”中竟然还留下一个鲁迅，原因之一是他们还要“吃鲁迅”，把鲁迅歪曲成他们所需要的样子，用来作棍子打人。
把鲁迅拉进“评《水浒》运动”，是长期利用鲁迅的众多例子之一。与其说这是鲁迅的悲哀，毋宁说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事实证明，他不可能被权力者所收编；他是独立的，自治的，拒绝融化的。他的思想是批判的思想，他的作品，无论如何割裂它，扭曲它，把它塞进意识形态的各种容器，都是不合适的。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把自己同权力和权力者分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