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初的一个晚上，在外地出差的我们得知了李开复离开谷歌，自己创办创新工场的消息后，给李开复发了条短信表示祝贺。一分钟后，我们的电话响了，电话那头的声音慢条斯理但充满激情：“我是开复，林军，你在北京吗？来参加我的新公司新闻发布会吧，我们也很久没有好好聊一聊了。”当得知我们在外地出差无法赶到的时候，李开复和我们约定一个时间进行电话交流，于是有了下面关于创新、关于互联网、关于从心开始的对话。
林军：我记得第一次和你深谈，是2000年秋天，你从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的位置上卸任，即将离开中国，回到西雅图，我和你当时讨论最多的是美国和中国哪里的机会大，哪里会有更多的可能。
李开复：对啊，我还记得你和我讨论出国的问题，我还以为你当时想让我写推荐信来着（笑），我记得当时我就说过，中国的机会，特别是高科技领域，中国有很大的机会，你还和我谈起了互联网可能存在的机会，当时正值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前夕，大家都很怀疑。
林军：我记得你当时感慨，你是一定会回来的。不过，当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你还是谈了你对。NET的一些设想和你对互联网发展的一些展望。
李开复：是的，我一直对互联网有很强的兴趣，我很希望能在互联网上做出一些创新性的应用出来。对了，你的新书《沸腾十五年——中国互联网1995—2009》卖得怎么样了，我看了全书，很棒的一本书。我还想找时间和你再讨论互联网呢。
林军：我也很想和你继续讨论你和互联网之间的故事，半年前（2009年4月）在清华科技创业园谷歌的办公室里，我们更多讨论的是谷歌的这四年，没有和你更深入地讨论你和互联网之间的渊源。
李开复：我接触互联网蛮早的，如果从发email开始算起，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就开始用互联网了，如果从浏览器时代起，那应该是1993年前后吧，那时还没有航海者（Navigator），我记得我在苹果期间还给过安德森（网景的创始人）所在的伊利诺大学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NCSA）一些资助，因此，对浏览器开启Web时代，我算较早的那一拨人。
你（也许）不知道啊，当时在硅谷，网景是怎么样地迅速崛起，它给了微软很大的压力，也就是网景的表现，让我意识到互联网可能给世界带来的颠覆。
林军：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你？
李开复：在之后我服务的每个公司里，互联网项目在我的计划中总是位于最前端。
林军：你从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毕业后的第一个公司是苹果。
李开复：对，苹果，但不是博士一毕业，是做了两年助理教授再去的苹果。那时苹果虽然乔布斯不在，但依旧是世界上最好的计算机公司。在苹果期间我主导开发了著名的Quick Time，这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多媒体开放架构，能够处理许多的数字视频、媒体段落、音效、文字、动画、音乐格式，以及交互式全景影像的数项类型。简单地说，可以用Quick Time这一互联网上功能强大的数字媒体技术架构做直播以及其他应用。
林军：那在SGI呢？
李开复：我在SGI领导一个研发团队开发了一个非常酷、非常棒的三维浏览器，这个真的很棒，直到今天，这个产品和相关的技术还具备相当的领先性。你一定知道，这个是很棒很酷的应用。
林军：但在苹果和SGI，你的这些很酷很炫的应用都没有拯救公司，之后你去了微软，帮这家公司建立了中国研究院？
李开复：对，微软和苹果、SGI都不同的是，它的研究和产品开发是分开的，它有自己的研究院，而我也觉得自己擅长做研究，而且我又想回到中国，于是，我回到中国帮微软做中国研究院。
林军：你也和我分享了你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美好日子，那是你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可以这么说吧。
李开复：这的确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让人终生难忘。
林军：你离开中国（即被微软调回西雅图）之后，是不是一直很想回来？
李开复：是的，我离开前的感觉还不是特别强烈，但离开得越久，我的感觉就越强烈，每次有同事从北京或上海回微软总部述职，我都会请他们吃饭，和他们一起分享中国的进步和变化。
林军：你还给中国的很多大学生写信。
李开复：因为我发现，让我最割舍不下的就是中国的大学生们，他们足够聪明，也很勤奋，但他们在认识自我和看待外面世界的时候并不总是那么有智慧，因此，我想把我的一些经验，通过写信的方式传递给他们。
林军：你预想没预想到你会如此地受欢迎？
李开复：没有想过，我只是希望能更好地帮助他们，我后来写书、办“我学网”、到大学里演讲，都是不求回报的，我更多的是想帮助他们，他们（大学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是中国成为一个创新国家的基石。
林军：你2005年来到谷歌中国，也与这份对中国的情感有关。
李开复：是的，这里面的故事很多，你上次问我的时候，我也和你讲过一些，但这些纷争之外，回到中国的渴望和更好地帮助中国大学生的愿望是我离开微软、加入谷歌的重要因素之一。
林军：回到中国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李开复：给谷歌中国选址。之前有计划要把中国的总部设立在上海，我听完后把这个决定给修改了，把总部设在北京。
林军：为什么呢？上海也不错啊。
李开复：上海很棒，现代化程度很高，生活起来很不错。但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在政府关系方面有地利。北京有更多的高校，有更多的人才。在北京，我们有两个选择，清华科技园和融科资讯中心，融科当时已经有联想和英特尔入驻，我觉得与联想和英特尔做邻居也挺酷的，但到底还是离清华和北大的学生远了一些。我发现，清华的学生一听是去英特尔的话都不怎么感兴趣，因为“打车麻烦”。
林军：的确，如果在清华创业园里，那很方便，走几步路就到了。
李开复：清华科技园还开出了一个让我当时无法拒绝的条件：Google在清华科技园的办公楼里将会有一间厨房。所以当施密特问我“是清华，还是融科”的时候，我的回答是：“首选清华，但是如果只有一个地方给我们厨房的话，我首选厨房。”
林军：回到（谷歌）中国后，想没想过要遇到这么多挑战？
李开复：遇到的困难的确很多，最困难的是2007年4月雅虎邮件门事件，美国国会山不仅要雅虎去听证会，谷歌也要去听证，当时的压力的确很大，最疯狂的说法是当时要放弃中国，关掉谷歌中国的分公司，再加上之前的牌照问题。我去找CEO施密特，施密特说，如果到了最极端的情况，谷歌也会在中国建立一个工程研究院，将当时招募来的诸多优秀工程师转到这个机构里去。
林军：我采访过很多谷歌中国的工程师和员工，他们都说，开复的沟通能力是谷歌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关键所在。
李开复：这更多是因为我很重视，也知道怎么样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沟通吧。我们经常把工程师从北京派到美国去，同时也经常请一些工程师从美国到北京来工作，这个在初期频率很高。我自己也经常是两地飞，谷歌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思考问题的模型，但这些模型未必能在中国适用，所以，我们需要从中做很多解释，这很难。但其中也是有技巧的，你可以提供多个选择，引导对方按照你的逻辑选择出你想要的那个结果。重要的是，你知道美国那边是怎么想的，而中国这边最优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中间的路径选择并不是最难的。
林军：我们还是来谈一谈你的新工作——创新工场吧，这是不是一份很让人兴奋的工作啊？
李开复：是啊，很让人兴奋，我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
林军：是为什么？是因为创新？还是因为互联网？还是因为能帮助很多年轻人？还是……
李开复：都有吧，但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我所做的事情在中国还没有先例，没有成功的先例，而对于中国来说，这又很需要，我做的事情看上去是天使投资，但不完全是，更多是孵化器的概念。在（创新工场）里，我可以把有想法、有技术能力的年轻人的各自特点组合起来，做出好的产品，然后帮他们找CEO，帮他们谈投资，谈合作，引进商务资源和公共关系。
林军：你不当他们的CEO，而是帮他们找CEO。
李开复：我做不过来（笑），我帮他们找，也可能本身就是另外一个团队的leader（领导人），也可能从外面找。
林军：这几天给你递商业计划书的人很多吧，有哪些是你比较喜欢的商业计划书项目呢？
李开复：哦，需要声明的一点是，我不投已经成熟的项目，我只招募希望独立自主创业的人和团队，我欢迎带着想法和创意而来的创业者来和我谈，但我不是投项目，我是投人。
林军：很多知名的企业家和创投家参与你的这个计划。
李开复：刘环宇、郭台铭、柳传志、俞敏洪，他们都很支持我。
林军：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情，把你之前在高科技领域三十年的从业经验，把你在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三个公司苹果、微软和谷歌所做的创新实践，把你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累积的对中国国情的理解，把你在中国大学生里所积累的声望，把资本对创新的追逐，以及中国即将成为一个创新国家所迸发的势能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你从“心”开始的一个选择，这让你能更好地找到自我，也能更好地改变世界。
李开复：谢谢，希望未来的创新工场会不断给你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