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来看，李开复今日在中国学生中拥有的影响力，都与他1998年到中国来组建微软研究院的一个念头相关。
我们曾经说过，李开复来到中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父之名”，因为李开复的父亲李天民希望他的几个子女中能有人“真正为中国做些什么事情出来”。然而，这并不是李开复选择中国作为他职业生涯的新起点的全部原因。
在李开复来中国之前，他曾经列了一个表格来评估来中国工作和在美国创业各自的利弊。他为来到中国列了四条理由：影响中国青年的机会，实现父亲的遗愿，最好的研究环境，有长期承诺的公司。这四个理由缺一不可。
在这四个理由中，前两个理由，即影响中国青年的机会和实现父亲的遗愿多少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在内；而后两个理由，即最好的研究环境、有长期承诺的公司则反映了李开复思考问题的现实一面。这种“平衡”特性或许与他在台湾出生、11岁后到美国做小留学生的经历有关。同时接受了东西方文化教育的李开复会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自然，这个结论也会是“论贯中西”的。
除了中西方文化的平衡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平衡，类似的“平衡”在李开复身上还有着许多体现，比如科学家和经理人的平衡、个人志向与事业发展的平衡，等等。同样，在2005年李开复加盟Google之时，希望回到中国是他所说的一个决定性的原因，但同样他也表示过，如果只是为了回到中国而找一份烂工作，这是他不愿意的。
但是，在中国工作的这几年，他所一直追求的平衡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当李开复在1998年带着“真正为中国做些什么事情出来”的思想回到中国时，究竟要做什么事，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然而，在与中国的大学生的一场场交流后，李开复发现，他在学生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于是逐步把目标放到“成为中国大学生的导师”上来。随着在大学生这个群体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的增加，“影响中国青年”对李开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旧的平衡终于被打破，它甚至改变了李开复的人生轨迹，去创办“创新工场”，更好地为中国的大学生和青年服务。当有记者问李开复为什么离开谷歌，创办“创新工场”时，李开复回答：“离职的原因是我找到了我想做的事情。”的确，如果我们把李开复此次的选择叫做“心的选择”的话，那么在1998年他回到中国可以叫做“心的开始”，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念头，也就没有今天的李开复。
曾经的世界首富、软银集团董事长孙正义曾经这么解释过他的成功秘诀：“我的方法的第一步是要有一个非常大的愿景，有一个成功的景象，然后再决定我要在多少时间里面实现它，制定一个具体的日程表。接下来我再倒推回来，一直回推到今天，从30年后推到20年后，从20年后推到10年后，从10年后推到一年后，每一年该做到什么。不是按部就班地去想一年计划，而是把目标定得尽可能的庞大，然后再回推到今天。这就是我的风格。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你们想在人生中取得巨大的成功，我建议大家不妨考虑我的这个方法。”
人生愿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为你确定自己努力的方向，激励你发挥自己的潜能，一步一步向它靠拢。虽然李开复的人生愿景只是模糊的“影响力”这三个字，相比之下不像孙正义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愿景，但我们能看到的是，对于李开复来说，由于面对的环境不同，在不同的时期，“影响力”这三个字所代表的含义也不一样。李开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提到，在大学的时候，他的想法是做出最好的研究成果；在苹果和SGI工作的时候，他的目标是做出最好的产品；而自从加入微软，他开始致力于成为中国青年的导师。如果说在苹果时期的李开复只能通过做出最好的产品来改变世界，那么，在致力成为中国学生的导师之后，李开复已经找到了如何利用身边的环境改变世界的钥匙。从三十而立到四十不惑（李开复加盟苹果的时候虚岁三十，在给中国学生写第一封信时虚岁四十），随着李开复的能力的提升，他对“影响力”的认识和他实际产生的“影响力”也在逐步变化，这使得他能够找准自己的方向，一步一步向目标靠近。
虽然李开复在每个阶段所做的事情都会有所不同，但是有了明确的人生愿景的指导，在每个阶段李开复都能做出了不起的成就。在做学生的时候，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系毕业；至于学术研究，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读博士时大胆提出的用统计的方法来做语音识别所开发的世界上第一个“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被《商业周刊》授予当年“最重要科学创新奖”，直至今天，在语音识别方面的研究工作仍然是在他当年的研究成果上进行的；在产品开发上，他所主持开发的QuickTime至今仍在iPod、iPhone等风靡全球的数字产品上被使用；在管理方面，他成功地将微软中国研究院建设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研究机构，微软中国研究院也被哈佛大学评为“世界最佳计算机实验室”；在加盟Google之后，在他的运筹帷幄下，Google中国的市场份额逐年攀升，而与此同时，他在中国学生中的影响力又是与日俱增……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明确的人生愿景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