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开罗博物馆观察从木乃伊坟墓中挖掘出的现今世界上最古老的草船模型。由于血丝虫病而引起的局部淋巴水肿以及皮肤和皮下组织肥厚肿大，流行于近海岸的热带地区。
要造芦苇船，就必须得有芦苇，因此我们需要纸莎草。可是，到哪儿才能找到纸莎草呢？当然得到乍得湖―沙漠之湖里。但是那个中非的心脏却与周围各地相隔离，没有河流，没有公路，没有铁路。而骆驼商队的载量远远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造船的人当然可以用飞机来运输，但靠空运的纸莎草来造船却远远不够。如果想穿越沙漠，把纸莎草从博尔的芦苇沼泽运送到首都附近的机场，这无异于白日做梦。
到埃及去找怎么样？当然。法老墓室的石壁上画着芦苇船、石头与芦苇、沙漠中的石头和尼罗河上的纸莎草。石头和纸莎草芦苇是大自然赋予古代尼罗河人民的礼物。还有泥浆，源自埃塞俄比亚山脉的尼罗河岸溢出的泥浆。农民靠着这种泥浆维系生活，渔民靠芦苇造船，法老则用石头为自己建造墓室，以期来生。埃及的文人墨客们在这种纸莎草制成的纸上写下了人类最古老的历史。石头被人们装上纸莎草船，而纸莎草船也被人们刻在了石头上，不朽于世。纸莎草花一次次地出现在古埃及的艺术作品中，它是上埃及的民族象征。在神话中，太阳神“拉”之子，鸟头人霍勒斯把它同象征下埃及的莲花联系在了一起，以此象征国家的统一。
要造一只轻便的木筏，就得像当年的印加人一样，钻进厄瓜多尔的热带雨林，寻找生气盎然的多汁树木，以避免吸收水分。同样，要造一只纸莎草船，就得像当年的法老一样，遣人入尼罗河畔的芦苇沼泽，割下新鲜的芦苇。法老想要造船轻而易举，他的造船匠们对纸莎草和纸莎草船无所不知，造船的技艺世代相传。在他的宫殿外，劳动力和造船原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尼罗河两岸的纸莎草沼泽地从地中海开始延伸，遍及法老那位于埃及沙漠中的整个王国。
但这些早已成为陈年往事。
“现在埃及已经没有纸莎草了。”乔治？苏利埃尔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他是一位埃及潜水员，对尼罗河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又补充道：“要是想建造一座金字塔，这里的石头用也用不完。但纸莎草可是稀罕东西，连做一只玩具小船都不够。”此时我们正坐在他驾驶的一艘汽船上，他带着我们驶向河岸，好让我们眼见为实。
尼罗河上帆船往来不断。岸边有棕榈树、沙滩、农田，但偏偏没有一棵随风摇曳的金穗纸莎草。从上世纪的某个时候起，纸莎草就在埃及绝迹了。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委。众神们收回了这个最古老的恩赐，纸莎草好像全被连根拔起。石头还在，山上和金字塔上到处都是。但泥浆也近乎消失，因为本国新的统治者建造了阿斯旺混凝土大坝，使流动的泥浆被截住。纸莎草在尼罗河畔绝迹的那一天，也就是纸莎草船造船术在埃及失传之时。
我们在景色怡人的尼罗河上，时而逆流而上，时而顺流而下；时而骑马、骑骆驼，时而又乘坐巴士、火车，甚至乘船。我们登上那些饱经风霜的小渔船和货船，坐在烈日炙烤的灰色船舱上，啃着阿拉伯面包，不时用手指从酸乳酪上挖下一块送入口中。这么做全都是为了从那些衣衫褴褛的船夫口中探出一点关于纸莎草的消息。他们从不穿鞋，而且几乎从不会在岸上呆上一天，因为他们的家人、家畜等所有重要的物品都在船上，他们自己也出生在船上。眼下这只经过修修补补、船头搭着一个帐篷的木船，就是尼罗河渔人的家，就是他的村庄、他的世界。我们长了好些见识，知道了人们怎样挤在一起，在几乎没有下脚之地的舱面上作息生活；怎样在这易燃的舱面上用土灶做饭；怎样在烈日的暴晒下贮存食物。我们的确收获颇丰。但如果他们知道有关纸莎草的事的话，那恐怕也是从我们这里学到的。他们从没见过一朵纸莎草花，就连在开罗博物馆前的喷泉处那些为游人而栽培的一小束纸莎草花，他们也没有见过。他们从没见过法老墓室的内景，没见过描绘芦苇船的图画，更没有从祖先那里听说过，在尼罗河上，除了他们自己这种木制的小帆船外还有过别的什么船。
但是尼罗河源远流长。它穿过埃及和整个苏丹，发源于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在尼罗河源头的湖泊里，纸莎草顽强地生存着，据说长势非常茂盛，如同在遥远的乍得湖一样。
古代的那些文明族群一定都经历过远途跋涉。统治埃及的几个法老都出生在遥远的埃塞俄比亚―青尼罗河的源头。在黑暗的中世纪，人们彻底地遗忘了这一点，当时的传说认为尼罗河的源头是在神秘而隐蔽的“月亮山”。直到哥伦布时期，欧洲人才如梦初醒。随着尼罗河的上游被意大利和葡萄牙的航海家们重新发现，现代人才第一次知晓，青尼罗河其实源于塔纳湖，它位于埃塞俄比亚中部高原，比海平面还要高。
比起法老来，我们的条件相差甚远。我们得亲自上溯至尼罗河的源头，去寻找纸莎草，而尼罗河是世界第二长河！其实，在摩洛哥和西西里岛也能找到纸莎草，但数量甚少，远远不够造船使用。当时苏丹政局不稳，如果有游客申请入境，理由是要造一艘纸莎草船，当局一定会高度怀疑他的动机而拒签。而埃塞俄比亚则恰恰相反，他们为旅游者大开方便之门。于是我们乘坐预定的航班，准点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着陆。这里海拔一万英尺，是这个自豪的古老王国的心脏。我们降落在苍翠的高原上，茫茫绿野上点缀着黄色的野花，异常美丽。
和我同来的旅伴叫托西，是一位意大利籍的摄影新手，人很消瘦，身材比一般人要高出一头。我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他那细长的身子塞进小小的出租飞机里，一同飞往塔纳湖。他的行李箱里几乎全是喷雾杀虫剂。埃塞俄比亚那绿草覆盖的高山上刮起了阵阵狂风，我们的飞机也随风摆动，就像荡秋千似的。在我们下方，圆形的草屋像蜂房一样，散落在如画的山冈和小丘上。这景致好似一个高低起伏的高尔夫球场，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绿色：浅绿、深绿、略带红色的绿。随后，我们看到了陡峭的悬崖和深深的溪谷，白晃晃的湍流，疾驰而下。之后，我们飞过尼罗河的上游，看到红褐色的洪流在嶙峋怪石间急流勇进，围着曲折的峡谷绕了一个大圈，这正是大自然所写下的苍劲大字。它记录着自古以来，尼罗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相同的道路上将山石咀嚼成泥浆，然后喷涌而出，注入山下的苏丹和埃及的沙漠和平原。自法老时代以来，尼罗河就一直以埃塞俄比亚的山石为食，将泥浆带入埃及，滋润着那里的农田。尼罗河的旋涡书写了历史，并产生出肥沃的土壤，孕育了早期人类的文明。
我们的思绪突然中断了。飞行员猛地拉动操纵杆，飞机突然垂直而下，栽向悬崖，机翼甚至刮到了树尖。尼罗河突然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我们只能看到岩石和树冠。同时，我们听到了震耳欲聋的咆哮声，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涌来，将飞机的引擎声完全淹没。我抓紧座椅，屏住呼吸。我的前胸好像要贴到了后背！突然，在这咆哮声中，尼罗河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整条大河倒竖过来，好像一面巨墙，矗立在我们面前。汹涌的河水冲过悬崖，倾泻而下，激起无数白沫，声响如雷。太阳也躲到峭壁后面不见了。此时，驾驶员再次拉动操纵杆，我们紧紧抓住座椅。借着一阵强大的气流，升降舵带着飞机猛然上冲，我们飞进空中那条绚丽无比的彩虹中。我们仿佛从女巫的锅边轻盈地掠过，河水在这里缓缓流动，突然又一落千丈，垂直向下。然后，尼罗河好像又魔术般地变成了水平方向，看上去焕然一新，缓慢而平静地向前流淌着。它坐落在一片空旷的高原之上，这里见不到任何峡谷和石壁的影子。在这世界屋脊上，层峦叠翠的山上长满了热带常青植物。在一片绿色中，阳光照在平静的水面上，泛起点点银光。
“还要再看看吗？”驾驶员问道，可是还没等我们回答，他就把飞机侧过来，绕着山冈低低地飞了一圈，然后冲向烟雾缭绕的峡谷，让我们再次领略了那惊心动魄的场面。
“铁西萨特瀑布，”当我们的耳朵又恢复听觉时，飞行员说道，“整个尼罗河河面在这里奔流而下。当地部落把尼罗河和这瀑布合称‘铁斯阿贝’，意思是‘冒烟的尼罗河’。”
我们回头看去，立刻明白了这名字的由来。在宽阔的河面突然消失的地方，升起缕缕细雾，被一股气流托上万里无云的天空，好像一堆巨大的篝火燃起的滚滚烟雾。
很快我们就要在巴赫达尔着陆，我们立即拍摄下了这咆哮的峡谷。这是两个世界的分割线，或者说是一个世界的两个层面。我们知道，这里的人们仍然像法老时期那样，划着纸莎草船来来往往。我们期待在这里找到足够的纸莎草，因为从铁西萨特瀑布到青尼罗河的发源地塔纳湖只需一天的时间。我们已经到达了中世纪传说中的月亮山了！
当我们到达河流的源头时，夜幕即将降临。塔纳湖静静地躺在那里，在夕阳的照耀下，波光粼粼，湖面上倒映着山峦、树尖和晚霞。湖湾中，有什么东西在晃动，几条细长的影子好像某种水禽，尾巴向上翘起，在银光闪闪的湖面上游来游去。一会儿它们又全都消失在树木的倒影中了。然而当它们驶入泛着银光的湖面时，轮廓立刻变得清晰起来。六只！有六只纸莎草船在塔纳湖上漫无目的地划行，两岸都是丛林，湖面逐渐呈现尼罗河的形状，向铁西萨特瀑布流去。每艘船上坐着两三个人，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枝细长篙，一边一下地划着，就像划独木船一样。他们或许是在河口打鱼，或许是劳累了一天之后，在平缓的旋涡处玩耍嬉戏，那里正是尼罗河的源头。在远处，一只纸莎草船形单影孤，在白色浪花的拍打下，顺流而下，向大瀑布奔流而去。只见驾船人巧妙地调转一下船头，纸莎草船又向湖面驶回，瞬间，人和船都消失在沿岸寂静的树影中。
这就是月亮山了，高耸入云、直指月亮的山。这正是中世纪的探索者们，穿过遥远的红海，或者跨越埃及平原到达此地时所见到的景象。塔纳湖本身海拔六千英尺，而周围环绕的高山则达到一万两千到一万四千英尺。但湖面烟波浩淼，根本看不到对岸。塔纳湖是黑人僧侣的家。他们居住在富饶的丛林小岛上，离这里还很远，与外界联系的惟一工具就是纸莎草船。虽然相隔甚远，且天色已晚，但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乍得湖的纸莎草船是船头翘起，而尼罗河源头的小船却保留了古埃及的风格，船头船尾都向上翘起，船尾弯成古埃及船的特殊形状，呈半圆形，几乎包住了小船。在幽暗的黄昏中，从尼罗河的源头看去，我们的视线似乎穿越了河流，穿越了时光，进入了历史的长河。
夕阳西下，坠入远处的树林后面，而天色也如剧院中的灯光一样，渐渐地暗下来。随着光线暗去，黑色的群山和湖水定格成一幅永久的画面。柔柔的夜风吹来阵阵香气和神秘的气息。这气息来自湖上诸岛。岛上，时间仿佛仍然停留在中世纪，僧人们一代代承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守卫、保持着中世纪的各种传统。僧袍、礼教、信仰，这些都是中世纪时他们的祖辈带到岛上来的，至今他们仍视若珍宝。尽管岛上遍地树木，但僧侣们从不用树木造船。他们的祖先划着纸莎草船，从远古划到了中世纪，而如今，他们从中世纪一直划进了核时代。我们来到这里，向僧侣们学习有关纸莎草船的经验，因为只有他们最清楚到哪儿可以找到我们需要的大量的纸莎草。
谁是僧侣们的老师呢？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尼罗河的两端，它们不仅都有纸莎草船，而且都曾处于法老的统治之下。中世纪，尼罗河口地区和尼罗河源头之间的联系被切断过，但在此前，基督教曾经从埃及传向埃塞俄比亚。早在公元330年，科普特基督教便由埃及传到了埃塞俄比亚，而在此后的几个世纪基督教才传到北欧。早期的基督教徒们在古代阿克森姆王国定居，生息在塔纳湖北边的高山峻岭之中。后来，为了逃避宗教迫害，很多教徒逃向南方，逃往塔纳湖和兹瓦伊湖的岛上。如今，塔纳湖上的黑人僧侣隐居于此已有七百多年，他们从大陆上寻找新的接班人，然后用纸莎草船把他们送往各个岛屿。
为了拜访这些僧人，查清湖区纸莎草的来源，我们雇了一艘带有发动机的破旧铁船，后面还拖着一条纸莎草船。一个雄心勃勃的意大利人把两艘铁摩托艇运到了塔纳湖，为的是与驾驶纸莎草船的当地人比试比试，看看哪种船能更快地把谷物从岸边小码头运到塔纳湖南北两个大市场去。
我们到达的第一个岛屿的岸边长满了大树，盘根错节，向湖水中伸展出去。我们坐着轻快的纸莎草船，绕过这些根枝上了岸。在第一棵大树的树干后有条小径，有两个僧侣在那里等候我们，他俩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是我们奉他们的命令而来。他们裹着长及脚踝的大袍子，衣襟却敞开着，赤着脚，面色黝黑，蓄着黑须。他们指指胸前的科普特基督教十字架，默默地鞠躬，温文尔雅地示意我们去往山顶神殿的路。一艘艘小纸莎草船靠在洒满阳光的墙上，地上还有成捆的晒干的芦苇。教堂兀自矗立在最高处，看起来就像散布在山坡上的僧侣们的简易居所，只不过高大一些而已。一切都是圆的，墙的柱桩竖得笔直，圆锥形的屋顶铺着厚厚的稻草。有人敲打一块悬挂的厚石板，如同敲锣般发出低沉悦耳的声音。僧侣们纷纷出来散步，许多人看起来和大多数埃塞俄比亚人一样，英俊且高傲，黑皮肤、鹰勾鼻、黑胡子，轮廓鲜明。也有个别人看起来十分瘦弱，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其中有幼童、青年，也有白须飘拂、弯腰驼背的老者。他们都很穷，身穿寒酸的袍子，不是光着脚就是穿着凉鞋。他们一日三餐靠的无非就是那一小片土地上出产的粮食和湖中打捞的鱼。他们除了祈祷、吟唱，就是冥思。
我们感觉自己受到了他们的欢迎，相信一定能获取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两名戴头巾的长者拿出了几个像桶一样的皮鼓，一边用手掌拍打鼓面，一边用沙哑低沉的声音唱起遥远陌生的古代教堂歌曲来。这些歌曲一定是从埃塞俄比亚最古老的基督教徒那里流传下来的。他们的先辈们也一定是唱着这样的曲子，从阿克森姆王国逃到塔纳湖。
这座岛屿名叫科弗朗？加百列。当僧人把我们带入那座茅草做顶的教堂时，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手持利剑的天使加百列。巨幅的塑像矗立在殿堂的正中，周围是一群彩色的圣经人物，装点着中央神殿的每一个侧面。中央神殿类似于祭坛，几乎占满了教堂的整个中央部分，周围仅留出一条走廊。四面八方都开有门。塔纳湖上所有的科普特教堂都十分相似。人们在里面可以看到完整的圣经故事图画，风格朴素而生动，看上去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其中有些甚至更久。僧侣们证实了这一点。在这些画面中，我们看到了法老和埃及军队在红海被淹没的经过，露出水面的只有士兵头上那光亮的头盔和步枪的枪管。
我们脱掉鞋子，穿着袜子，被引入教堂，出来时却带上了几百只教堂旧地毯中的跳蚤。我轻轻地把它们赶走，而摄影师的动作却异常滑稽古怪，原来有几只已经钻进他的袜子、腋下和头发里去了。他狼狈不堪地跑回小船，未加思索就把衣服脱得光光。僧侣们大吃一惊，后来才知道他是在喷驱虫剂。这时，我向僧侣们提出了纸莎草船浮力的问题，奇怪的是，他们对此知之甚少。尽管纸莎草船对这些岛民来说，就像马或骆驼之于贝鲁因人，但是，他们中却没有人测试过纸莎草船在水里浸泡过一天后，还能有多大浮力。每次用过之后，他们便会把纸莎草船拽上岸来，将一头竖起晾干。否则，船就会一直吸水。僧侣们说，吸饱了水的纸莎草船也不会下沉，但已失去了运载能力。船越大，在水面漂浮的时间越长，但船并不是越大越好，因为要把大船拖上岸来晾干非常困难，造一艘巨船实非明智之举。
我们去的下一个岛名叫那嘎岛。这个小岛地势平坦，在浅湾里生长着纸莎草，僧侣们还得用这些纸莎草来更新他们自己的船只。他们说：“纸莎草会腐烂。即使我们每次用完都把船晒干，也必须一年更换一次船只。”岛上矗立着一座长满苔藓的石塔，是孟图阿布女皇在公元250年前建造的。在石塔的拱廊上坐着一个僧侣，一言不发，一动不动。他这样一坐就是好几年，立誓要静坐余生侍奉上帝。他的师兄弟们给他送饭，把他奉为背衬云霄的活圣徒。
我们又赶到与那嘎岛相邻的岛屿上。此岛从湖面高耸而出，山峦叠翠，丛林密布。这是塔纳湖最为圣洁的岛屿，名叫达嘎？斯捷方诺。这个岛如此神圣，任何女性，哪怕是女皇也不得上岛。最后一个试图登上该岛的女性是埃塞俄比亚至高无上的孟图阿布女皇。两个半世纪之前，当她与大臣乘坐一艘巨大的纸莎草船抵达该岛，试图上岸时却被婉言谢绝。于是，她只好驶向那嘎岛，并在那里建造了庙宇和塔楼。
从湖上看去，这座神圣的小岛异常美丽。透过山冈上的树梢，可以看见一个竖着十字架的茅草屋顶。一个衣衫褴褛、患有严重橡皮病的僧人把守在登岸处。他身后的大树上靠着一排小小的纸莎草船。我们满心好奇、无比期待地跳上岸边的石头，踏上这座神圣的岛屿。僧人允许我们研究这些纸莎草船，当我们沿着那条宽阔的土路向山冈走去的时候，他也没有阻拦。一路上陪伴我们的有参天大树、草屋和僧侣。见到我们，他们默默地鞠躬致意，边喃喃祈祷，边在胸前画着十字。当我们问起纸莎草，他们都把手指向巨大的内陆海。在那儿，生长着无穷无尽的纸莎草，他们自己也是从那里取草。我们又问起纸莎草船的浮力问题。他们的回答是八天，最多两周。即便不是因为负载而下沉，用不了两周时间，纸莎草船也会烂掉，浪头拍来就断成两截。纸莎草船必须保持干燥，拖上岸来晾晒。但他们知道的也仅此而已。
我们未获准进入庙宇。它看起来摇摇欲坠，墙壁是用瓦片、石头、竹子和草垒砌而成。寺庙旁边有一座洞穴似的小屋，里面装满了圣骨。两个笑容可掬的僧人把我们请入了屋内。里面阴森恐怖，堆满了白森森的骷髅、破旧的十字架和其他高僧的遗物。最珍贵的要数用布盖着的四口玻璃棺材。揭开盖布，露出四具干枯的埃塞俄比亚国王的木乃伊。他们双手交叉置于胸前，手臂上满是皱纹，在这座圣岛上永垂不朽。当年，送葬的队伍就是驾着纸莎草船，穿过波涛汹涌的塔纳湖，把这些帝王的木乃伊运送到此，就像当年法老的木乃伊渡过静静的尼罗河前去入葬一样。
从黑暗的屋子里出来，我们又回到阳光底下。我们打开小录音机，把我们刚才的录音播放给他们听。听到自己的声音，他们显得大为惊异。很快，他们就活跃起来，人人都想说话、唱歌。他们在宽阔的石级上排成几排，娓娓地唱起了古代科普特赞美诗来。我蹲在他们前面，为他们录音。我身后站着摄影师，由于个子太高不得不弯下腰来给他们照相。突然，他发出一阵咆哮和谩骂声，声音如此之大，引起录音机上的指针一阵剧烈的晃动，然后停在了原点。僧侣们惊呆了，双唇紧闭，双目圆瞪。我回头一看，摄影师正疯狂地手舞足蹈，他踢翻了三脚架，一把脱掉衬衣，然后开始解裤带。
“快给我停下来！”我怒不可遏地朝他呵斥道，“你疯了吗？”
但还是不管用。裤子掉在地上，而狂躁不安的摄影师则用双手抓着自己赤裸的屁股。
“马蜂，”他大声喊道，“马蜂钻进了我的裤子！”
我们离开达嘎？斯捷方诺岛时真是尴尬极了。虽然摄影师疼痛不已，回到船上时坐都无法坐下，但要得到僧侣们的原谅可不是那么容易。当我站在石阶上向他们告辞时，没有多少僧侣留下来同我们道别。不过那些留下来的僧侣们倒是向我们表示了感谢，因为为了报答他们提供的关于纸莎草的信息，并为刚才的一场小闹剧向他们赔罪，我们给了他们一小笔捐赠。
这次拜访让我们深感不安，因为制造纸莎草船的要点在于船的大小要合适，在用过一天之后，能不费力气把它拖曳上岸来晾干。这样一来，我们驾驶纸莎草船穿越大西洋的设想恐怕要泡汤了。我们的确没见过僧侣们在不用船时让它在水中多泡一分钟。为了方便把船拖上岸，塔纳湖上所有的大型纸莎草船都分两部分制造，外边一层是轻薄的船壳，船头船尾都向上翘起，而中间是空的，像个篮子；里边一层是很厚的草垫，塞在船里，不用的时候把草垫取走，分别运上岸来。乍得湖上布杜马人的纸莎草船通常比塔纳湖上的船大，并且更为结实。两者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后者强调在保持古老船型的前提下使船体尽量轻巧，而前者则更突出船的强度和载重能力。
在我们驶向塔纳湖对岸时，途经几个地势较低、长满了灌木的小岛。有五六只河马从小岛上缓慢地游来，潜入水中，再次浮出水面时，已离我们很近了。船员告诉我们，这些河马憎恶纸莎草船，一有机会就会将船掀翻，因为自古以来人们都是从这样的船上投出鱼叉捕获河马的。我们将拖在后面的纸莎草船推得远远的，里面什么都没有，但好奇的河马还是抬起脑袋，喷着鼻子，围着它直打转。
在塔纳湖的西南边，湖岸大部分都未露出水面。在这里，我们终于找到了大片的纸莎草沼泽。船员告诉我们这块地方常有强盗出没，不太安全。摩托艇的船长阿里说道：“有人叫他们自由战士，实际上他们就是普通的强盗，只要你给他们钱，他们就不会伤害你。”船员还告诉我们，强盗的一个头目已经被政府枪决了，那人在湖区横行霸道已有二十三年，杀害了四十九个人。不过这些船员倒是不害怕，因为他们已交过买路钱了。
我们来到无边无际的芦苇荡里，弥漫在湖面上的泥浆在纸莎草间涌动，像是红褐色油画上重重的一笔。这可能是哪条河流的出口。其实，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支流罢了，出口处隐藏在茂密的芦苇丛中。又因为它注入青尼罗河的源头―塔纳湖，人们又把它称做小尼罗河。各种水鸟栖息在此，或静静地立在枝头，或躲于芦苇丛中。通常情况下，只有窄小的纸莎草船才能在小尼罗河上行驶，因为水太浅，摩托艇在水面至多只能航行几百码。不过现在恰逢水势高涨，我们驾驶的摩托艇居然在这红色的小河上驶出了五英里，来到了一个到处都是圆形草顶房屋的小村落。这里是阿巴伊达人的家园。男女老少都聚在岸边，好奇地打量着这艘铁皮摩托艇。阿里解释说，塔纳湖上只有两艘摩托艇，都为他的意大利老板所有，它们以前从未来过这边的小河。
岸上的人们把几只原本斜靠在墙上的纸莎草船拖下水，有的划桨，有的撑篙，向我们驶来。最小的船只，只是用来托着游泳者的身子，是我们所熟悉的象鼻形，叫做“考巴”。它们的制作方法和用途同中非、南美和复活节岛上的纸莎草船完全相同。比这稍大一号、只能容纳一人的小船叫做“马洛甲”。而最常见的船形是由船壳和草垫拼凑起来的，能坐两到三人，叫做“汤夸”。我们见过最大的“汤夸”能坐九人，听说有很多“汤夸”可以载两三吨玉米横跨塔纳湖。有时一艘“汤夸”被风吹走，在水里泡了一个多星期才被船主找到，船上的玉米都发了芽。和僧侣们一样，阿巴伊达人也认为如果“汤夸”在水中泡了两周后就会被水浸透，沉入湖底。空的“汤夸”非常纤巧，就像小虫一样随波蠕动。
我的疑虑得到了证实：尽管塔纳湖上的“汤夸”外形美观、船尾上翘，同古埃及的船形十分接近，但却不如乍得湖上的“卡代”坚韧、结实。
今日的埃及再也找不到纸莎草和会造纸莎草船的人了，那么，最好的办法应当是取塔纳湖的纸莎草和乍得湖的造船者，并以古埃及的壁画为蓝本，建造我的纸莎草船。
在离村落不远的地方，我们登陆上岸，这里似乎荒无人烟。突然，从岸边茂密的芦苇丛中蹿出一个高大魁梧的埃塞俄比亚人，身穿一件无袖斗篷，肩上扛着一枝类似于钓鱼竿的长矛。他一脸傲慢的表情，蓄着尖尖的黑须，轮廓鲜明，看起来还真像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呢。他的小儿子也从芦苇丛中钻了出来，肩上扛着一枝篙，上面挂着一只柳条编的鱼篓，就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因为不懂他们的语言，我就友好地拽着他们，并让他们在芦苇前摆好姿势，让摄影师给他们拍了几张照片。我递给那人一枚小硬币以示感谢，准备跳回船上去，那人却狡诈地一笑，摆出一副屈尊的表情，然后客气地表示希望和我们一同上船。于是，这对模特父子就同我们一道，顺流而下，穿过宽阔的芦苇荡，驶向塔纳湖。一到那里，他们就向我们道谢，准备在这里登陆。这时，阿里显得十分焦虑，让我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钱包，不由分说地从里面抽出了相当于他一周工资的埃塞俄比亚钞票，递给那留胡子的男人。那人谦和地笑了笑，优雅地鞠躬道谢，之后就和儿子一道闪入芦苇丛中不见了。
“那是湖畔一带最厉害的强盗，”阿里松了一口气，向我们解释说，“我每次总得给他点什么，不敢得罪他。”
那天晚上，我们遇到了一场大暴雨。我们把摩托艇绑在岸边的一棵树上，把小“汤夸”顶在头上遮雨。雷声隆隆，乌云压顶，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劈向湖面和树林的闪电刺得我们睁不开眼，一道电光一声巨响之后，只听得喀嚓一声，岸旁的一棵巨树被劈成碎片。瓢泼大雨好似水龙头一般浇在我们头上。我们所有的物品连同白天捕到的鱼一起散落在船的四围，漂浮在湖面上。摄影师进入了梦乡。这样的天气，他不用那喷雾杀虫剂也能安然入睡了。
在埃塞俄比亚的最南边，里普特峡谷被夹在两座山脉中间，沿着肯尼亚的方向由南向北延伸而去。地理学家们已经认定，这条峡谷与红海类似，都是百万年来非洲大陆向西缓慢移动的产物。众多的湖泊如同水珠一般，散落在宽阔的山谷中。其中，兹瓦伊湖以制造纸莎草船闻名。有一条便捷的公路通往峡谷。对于来自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游客来说，其他的湖泊都是他们周末旅游度假的胜地，他们到这里来打猎、捕鱼、游泳。但是他们却从未到过最美的景点―兹瓦伊湖。其中一个原因是无路可通。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那里生长着纸莎草，而这种植物正是可怕的血吸虫眷恋之所。因此，尽管这里风光迷人，但还是没有人敢轻易下水游泳玩耍。
两个来自亚的斯亚贝巴的瑞典人曾向我们介绍过该湖以及湖上住人的岛屿。他们中的一位是民族学家，曾在书本上读到过有关岛上居民的情况。而另一位曾亲自到过湖边，他在埃塞俄比亚以捕鸟为生。我们雇了一辆吉普车，带上充足的物品和露营装备，离开了首都，驶向目的地。开始时公路平坦，渐渐地由不平坦变得坑坑洼洼，最后几乎无法行驶。我们在里普特峡谷东边的山顶上发现了一个瑞典的传教所，在他们的盛情邀请之下，我们在那里驻足，过了一夜。那里有一个叫阿塞法的埃塞俄比亚教员博学多才，给我们充当翻译；还有一个加拉族的黑人小伙子，据说对这一带的地形路线十分熟悉。他们二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第二天一早同我们一起乘吉普车向兹瓦伊湖挺进。前方一条峡谷挡住了我们前行的道路，峡谷里水流湍急，无法通过。无奈之下，我们只得绕道，从一条正在修建的泥泞小路上向南行驶了十五英里。之后，我们离开了公路，越过了一座由巨石和石板铺成的桥，又朝西北方向行驶了三十英里。我们既没有见到公路，也没有发现车轮的印迹，只能沿着狭窄的马道、兽迹和林间空地，时左时右，在稀疏的树丛中穿梭，还得不时下车，走到前方去探路。而我们的“向导”则不动声色地坐在车里，有几次，他倒是开口了，但却指错了路。这里没有野兽，但有很多古墓。我们还不时见到扛着长矛、带着猎犬的加拉族黑人在林中捕猎。我们想找人问路，把吉普车驶到一个男孩跟前，只见他转过身来，警惕地举起手中的长矛，马上以最快的速度跑开，一头扎进稀疏的阿拉伯胶树林中不见了。
当我们到达一座高高的山岬时，天色已晚。山岬高高突出兹瓦伊湖，从上面可以俯视湖的东岸和远处的两个岛屿。山顶上有一个小木屋和一顶大帐篷，这就是瑞典教会的诊所，原来是由一名护士负责，现在她回瑞典度假去了。不过看门的加拉人同意我们借用大帐篷，他的全家都住在附近的一间草房里。低头看去，我们发现悬崖下面有大片的芦苇和沼泽地，向南北延伸。傍晚的阳光照在远处一个黄色的小点上，这是一只纸莎草船，正缓缓驶回那边最近的岛屿。
像剧场里的灯光一样，天色又迅速暗了下来。这里距赤道纬度只有八度，每天黄昏都是如此。接着，演出开始了：猴子在树上拼命叫个不停；河马拖着沉重的身体走上岸，钻入玉米地大吃起来；鬣狗的吼叫声也越来越近。从湖畔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阵阵鼓声。坐在帐篷里，我们可以看到岛上的篝火。阿塞法告诉我们，这是科普特人在预祝他们的马斯卡尔节。我正想偷偷溜出去看个究竟，帐篷外却出现两名手持长矛的黑人。定睛一看，原来是住在草棚里的守门人和他的一个亲戚，他们来问我们愿不愿意去看鬣狗。原来，他们的一头骡子死了，一群鬣狗正围着骡子的尸体贪婪大吃。于是，我们悄悄走进灌木丛，前面传来阵阵揪心的嘶叫和狂吼声，四处闪射着鬣狗凶神恶煞似的眼神，像停车场的路灯一样。我们打开手电筒，刚才的场景全都不见了，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看不见，只剩下那头死骡子躺在地下，浑身被撕得血肉模糊。我们关上手电，静静地等待着。不一会儿，那发光的眼睛又一双双亮了起来，鬣狗们嘶吼着，呻吟着，啃啮着。过了一会，我们听到树杈和灌木的断裂声，于是又打开手电。这次，骡子被分成了两半，下半截身子早已不见踪影。我们在灌木丛中四处搜寻，地上布满血渍，而骡子的臀部和两条后腿已经永远地消失在黑夜中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沿着山坡走到湖边。悬崖脚下的一块玉米地被一头河马糟蹋得不堪入目，一夜之间它竟吞掉了好几百个玉米棒子。很多猴子也匆匆赶来，想把剩下的玉米抢走。种田的老农正忙着把猴子赶走。这时，我们看到湖面上几艘纸莎草船从岛上远远地向这边驶来。我们所站的地方正是一条从芦苇丛中开辟出来的小路，通向泥泞的湖岸上一块窄小的空地，供人停船上岸。这里有一条羊肠小径通向湖面。我们等待着，准备好了斧子、粗绳，还有两根胳膊粗细、两人多高的树枝。我们已经计划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现在只需等船靠岸了。
船陆续靠近了，船形却并不像塔纳湖上的纸莎草船，倒跟乍得湖上的船有几分相似，船尾是用刀削齐的，只有船头微微翘起。这些船太小了，每艘只能容下一个人。
最先到岸的两艘船是从岛上过来同加拉人进行物品交换的，一只船上装着盛有灰褐色玉米酒的陶罐和葫芦，另一只船则装满了鲜鱼。第三只船很快也靠岸了，他们正准备把船拽上岸来，我们赶忙上前拦住了。我们很快同他们达成了交易，把这三条小船租了下来。我们把这三条船并排着用绳子捆在一起，并用两根坚实的树枝加固。这就是我们的行动计划，我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到达湖上的岛屿。因为那里居住着拉基族人―兹瓦伊湖上惟一懂得造船的民族。他们继承了古老的习俗，把船造得尽量小些，为的是避免异族入侵者利用这些船只成批闯入岛屿。
拉基人与居住在湖岸的加拉族人没有亲缘关系。加拉族是典型的以种田和放牧为生的非洲人，他们一辈子都离不开土地，从没有尝试过制造纸莎草船到水上冒险。而拉基族人则完全靠纸莎草船为生。他们也耕种农田，但同时也是捕鱼和贸易的好手。尽管他们的肤色黝黑，但实际上并不属于黑种人。和多数埃塞俄比亚人一样，他们有着鲜明、漂亮的轮廓，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圣经》里的人物形象。与塔纳湖北岸的僧侣们一样，他们也是从尼罗河源头附近的地方迁移过来的。同样，当他们逃到这片孤岛的时候，也带来了制造纸莎草船的技艺。在1520年―1535年间，他们开始了长途跋涉，来到里普特峡谷，并在兹瓦伊湖的岛屿上定居下来。他们带来了全部的宗教珍品和古代科普特基督教的手写抄本。据说这些手抄本被保存至今，因为尽管拉基人和加拉人相互敌对了约四百多年，但“旱鸭子”加拉人从未成功入侵这些岛屿。近些年来，他们已化敌为友，彼此交换产品，有几家拉基人还搬到了湖岸上定居。但古老的习俗依然保留着，到目前为止，湖面上从未出现过一艘除驾船人外还能负载超过一人的船只。船身实在太小了，那可怜的惟一的乘客必须一动不动地坐着，双腿挺直以保持平衡，或者骑在船身上，双脚放在水中，否则就会翻船。
因而，我们为自己的杰作感到自豪，三艘拉基草船捆在一起变成了一只非常结实的大船。当我们收拾好东西准备上船，起程开往那些迷人的岛屿时，却发现一个拉基人正动手解开绳子，把他的船与其他两只分开。他向阿塞法解释道，他到这里来是要拾些柴火，为马斯卡尔大节的篝火作准备，但他突然想到另一个地方有更好的木柴。他很有礼貌地向我们致歉，然后卸下自己的小船，急匆匆地离开了。
直到傍晚时分，我们总算碰到一个驾船沿岸撒网捕鱼的拉基人。这人撒网几乎不会落空，网网都有收获。我们买下了他所有的战利品，一共二十一条银光闪闪的图鲁慕鱼。我们立刻每人烤了一条，大吃了一顿。剩下的当做礼物送给了那个渔人。当然，把他的草船租给我们也是交换条件之一。这回，我们把三只船捆绑好后，就赶紧开船了。我和摄影师带着摄影器材上了船，船稳稳当当地浮在水面上，之后，阿塞法也小心翼翼地爬了上来，继续做我们的随行翻译。
我们周围的岸上长满了灌木，但湖面上却看不到纸莎草的踪迹。湖面泛起波澜，我们飞快地向前划行。陆地渐渐远去，最近的一座岛屿近在眼前。岛上山峦叠翠，当我们靠近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山坡上一座座圆形屋顶的草屋，在绿树的掩映下显得格外诗情画意。我们惊奇地发现湖岬后方有一只小船，正朝着我们的方向划来。划船的是个穿咔叽布制服的男人，双腿泡在水中，一副威严庄重的神情。船上只有他一个人，他飞快地划着桨，然后径直停到了我们的船首前。通过阿塞法翻译，我们了解到，原来这人自称是该岛的“塔戴恰”，也就是长官或头领，他要求检查我们的证件，否则就不准我们上岸。这位动作迅捷的官员于是坐在一捆纸莎草上，屁股全打湿了，制服裤子卷到了膝盖，他竟然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实在滑稽。阿塞法问我有没有证件之类的东西。我从衬衣口袋里拿出一封挪威外交部的法语介绍信来递给了他，这封信原打算在乍得时能派得上用场。其实阿塞法根本就不懂法语，但他却站在船头大声地宣读着。他说的是加拉语，我听不懂，只是听到他一个劲地重复着塞拉西皇帝的名字。阿塞法瞎编的这些东西只有他自己和这位长官才能听得懂。这位严厉的长官于是举手行了个礼，然后就划着那条摇摇晃晃的小船，掉转船头，消失在湖岬后面了。我们则继续朝着绿草遍野、离我们最近的那座小岛前进。
这是一座美丽无比的岛屿，岛上尽是连绵起伏的草地和整齐的玉米地，满眼青翠。光着身子的小男孩们在湖湾钓鱼，女人们穿着自己纺织的衣服，头顶水罐，向码头走去。一个男人肩扛窄小的纸莎草船，正往山坡上走。一群群五颜六色的野鸟，还有许多雏鸡，拍打着翅膀，扑腾个不停。山顶上，簇拥着一群很像宝塔糖的草屋，那里是一个开阔、整洁的小村庄。茅草屋顶高高的，呈圆锥形，低矮的墙壁围在房屋四周，用石头和木桩砌成，并用黏土抹面，上面还画了些简单的图案。几乎每座房子的墙上都靠着草船，或一只或两三只，正放在太阳下晒着。我们被一对面容俊俏、彬彬有礼的夫妻招呼进屋。他们还用新鲜的玉米酒，土语叫“爱依达”款待我们。丈夫名叫达嘎嘎，妻子叫海鲁。屋内是黏土做的地面，踏得很平整。屋里整洁、干净，放着一台织布机和几个密封的大陶罐，不知里面装着什么。歪歪斜斜的屋梁上还吊着几个葫芦和几样手工工具。床是皮制的，枕头用木头制成，稍稍弯曲，极具古埃及风情。达嘎嘎和海鲁两人无忧无虑，虽然没有万贯家财，但却有大量的时间去享受生活。没有电冰箱，也就没有账单；没有汽车，但也没有什么着急的事。还缺少什么，我们也许想不齐全，但他们自己却不觉得少什么。他们目前所拥有的东西正是他们需要的。在不久的将来，当他们可以接触到现代文明时，他们将会从我们这里学到很多东西，而从他们身上，我们认为什么也得不到。然而，这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场悲剧，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拥有的东西最多，是最富智慧、最高贵、最幸福的人，果真如此吗？
我坐在门口的阴凉处，思考着这个人生哲理。美丽的海鲁眨着明亮的眼睛，盛情地款待着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客人。她皮肤黝黑，嘴巴小巧，轮廓清晰，散发着高贵的气质。而达嘎嘎则怀抱一只小羊羔，满心欢喜地让我们喝酒、吃烤玉米。味道好极了！坐在门口，朝座座青山望去，风景美不胜收。我真想躺在皮床上，欣赏这湖光山色、夕阳美景，看着最后一艘草船驶回家园。这时，天空突然划过一道电光，隐隐传来隆隆雷声，空中乌云密布。呀！摄影器材！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了对岸的一个帐篷里。如果想在雷雨到来前赶回去，现在就得赶紧走了。夕阳已接近地平线。屋里没有钟表，生活并不繁忙的他们不需要计算时间。我们看了看手表，不禁吓了一跳。我们大步奔往山下，跳上草船，向前划去。小岛很快就被我们甩在了身后，黄昏中，只能隐约看到它的轮廓。山冈上的几盏灯火依稀可见。最后，雨点落了下来，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们的拉基族朋友也许正坐在他们温暖的茅屋里，悠然地拨弄着燃油灯吧。
第二天是科普特人的马斯卡尔大节。对于埃塞俄比亚基督徒来说，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所有人都要为所谓的“真十字架的发现”而庆祝。我们站在山顶，看到每个岛屿上都燃起了巨大的篝火。我们原本打算再去问问拉基人一些关于纸莎草船的问题，但结果却大失所望，因为一整天我们都没有见到湖上有驾草船的拉基人。又过了一天，只有一两艘渔船在湖中间离岸很远的地方徘徊。说不定这是那位长官想出的办法，不让我们再去访问。
我们只好收拾行装，坐上吉普车，踏上归途。一路上还算顺利，虽然遇到了暴雨，但我们仍然可以辨认出来时留下的车轮痕迹。当我们穿越了大半个平原时，看到了另一辆正在穿过树林的吉普车。那辆车沿着我们留下的车印，朝我们驶来。车上坐着几个肤色黝黑的埃塞俄比亚人。其中一人身材魁梧，比他的同伴要高出半头。两边的人都下了车，互相握手致意。那个高个子身穿一件十分精美的绣花上衣，长长的白胡子垂到胸前，还带了一个很大的科普特十字架，在肚皮上来回晃动。阿塞法吻了那十字架，然后向我们解释说，这位亲切的高个子是埃塞俄比亚教会的大主教鲁克，他现在正准备去兹瓦伊湖看望他的信徒，科普特族的拉基人。主教还热情地告诉我们，他在兹瓦伊湖上还有一种特别的交通工具。他说如果我们下周还来的话，他将在德弗拉齐翁这座最重要的岛屿上接待我们。但这样的话，我们就得从里普特峡谷的另一侧向兹瓦伊湖行进。那里有一所小型的麻风病院，拥有一艘塑料小船。
终于回到了亚的斯亚贝巴。几天后，我们又把新的装备塞进吉普车，沿着向南的旅游公路，顺着里普特峡谷的西侧向前行进。走这条路到兹瓦伊湖要容易得多。但这边的湖岸上看不到纸莎草船，湖上也没有小岛。那所麻疯病院早已关闭，窗门紧锁。一位加拉人坐在台阶上，一条腿因患橡皮病而肿胀得厉害。他告诉我们，那条塑料船送去亚的斯亚贝巴维修了。因此，除了岛上拉基人的纸莎草船“叶弗拉”外，再没有别的船只了。
我们试着驾吉普车朝北开去，却发现此路不通。我们只好又掉头向南走，沿着一条青青小道走了一段，发现一座很小的修道院学校，但也早已关闭。又往前走了一段，我们被一条很深的河流挡住了去路，河水湍急。对岸有一棵参天大树，树阴下有一只河马正探出半个脑袋。岸边坐着一个僧侣，一脸困倦地呆呆地看着河马。
我们问他这里有没有船，他回答说没有，还说这岸上没有人想造船，因为湖里到处都是被纸莎草船上的渔夫们刺伤的河马。去年，一个欧洲人和几个拉基人曾被河马掀翻了船，溺水而亡。我们又问有没有吉普车道，他说在湖的这一边没有。
我们离开兹瓦伊湖，回到大路上，又继续朝南开去。地势豁然开阔，兰加娜湖呈现在我们面前。湖边尽是石头和沙砾，湖上没有岛屿，没有纸莎草，也没有血吸虫，却不乏游泳池、酒店、啤酒和流行音乐。只见前面挂着一块招牌，写着“有塑料船”。我们想租下这只船，带到兹瓦伊湖。但很遗憾，这艘船也被送去亚的斯亚贝巴修理了。我们只好又沿着陆地开回来。夜幕降临了，热带暴雨倾盆而下。我们在阿达米图卢村找了个地方过夜。一个加拉族女人在这里开了一家食品店，出售啤酒和夹着胡椒和肉馅的埃塞俄比亚煎饼。后院有两间小卧室，是用厚木板和陨铁搭成的，地上有一个很深的洞，是用来方便的，屋里还放着一桶水和一个空罐，是为洗澡预备的。
摄影师把他的房门开了条小缝，一只手拿着一大瓶喷雾杀虫剂，胳膊一起都伸了进去。等他再次把门打开时，竟从里面扫出一大堆昆虫尸体，足够开个昆虫展览会了。他躺在床单上，手里还拿着杀虫剂。我找到一个加拉人，留给他一把手电筒，请他帮忙看守吉普车。我自己则把房里的东西全部清理了出去，只剩下一张空空的铁床。然后，我用房东的香木在地上点起一堆火。它烧了一整夜，发出阵阵甜甜的烟味，把所有的六足昆虫全都熏到了窗外。我刚躺到床上，就听到隔壁传来咒骂和吼叫声。摄影师冲出门去，然后就不见了踪影。第二天一早，发现他蜷着身子躺在吉普车里的行李上，被臭虫咬得体无完肤。他说，即使换了个地方，他也一夜不曾合眼，因为有个陌生的黑人整夜都用手电照着他的脸。这时，我请来的那个守卫自豪地报告说，他十分警惕，没让半夜跑来的高个子有机会从吉普车里偷走东西。原来那个陌生的黑人就是他呀！
这个守卫果然不错。他的部落恰好就在兹瓦伊湖南端附近，他对我们保证说，如果有他和我们一起走的话，毫不费劲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于是我们带上了翻译和这位向导。一路上我们在树林和荒地间穿行颠簸，一直把车开到了一条湍急的河流前。这正是头一天挡住我们去路的那条河。不过目前我们所处的位置要比昨天更靠南。几根弯曲的树干上铺着石头和黄土，横跨在河面上，原来是一座可以过牛的桥。我们开着吉普车，一英寸一英寸地往前挪动，好不容易把车开了过去。而后，我们顺着马道、河床、林间空地和玉米田，沿途路过了一个又一个加拉族村庄。村里的孩子们跟着我们的车奔跑，还拆掉各种篱笆，用石头和树枝填满水沟，兴高采烈地为我们开道。这里的景色多变、美丽，各种禽类千姿百态，我们仿佛置身于动物园里。兹瓦伊湖南岸的加拉部族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中，他们没有奢求、不图回报、自给自足，过着自由自在、一成不变、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以土地为生，从没有人想过要造什么船。
我们行进的速度很快，到下午时，最大的岛屿德弗拉齐翁岛已在我们的对面了。岛上山峦叠翠，地势比陆地沿岸的任何一座山峰都要高出许多。我们就这样继续向前走，直到一条宽阔的湖岬把我们同德弗拉齐翁岛隔开了，鲁克大主教应该就在岛上。我们来到一座位于高原上的加拉村落。这里没有船，但人人都知道鲁克大主教现在正在岛上。他搭乘的是一艘特大的“奥布鲁”，这种船是在草船的两侧各绑上一捆纸莎草制成的，所以要比一般的草船宽很多。到目前为止，我们见到的都是普通的草筏，它们实在是太窄小了，稍不留神就会翻船。拉基人把它叫做“沙法特”，但加拉人称它为“叶弗拉”。
我们向他们表示感谢，之后沿着一条弯曲坎坷的道路驶向岸边。我们在湖岸边扯着嗓子喊了很久，终于有个好事的拉基人坐着他的“沙法特”，从岛上划了过来。这里距离岛屿还不到两英里。我们拜托这个人回去报告，说我们是应鲁克大主教之邀而来的，需要一艘“奥布鲁”。过了不一会儿，摄影师和翻译就坐上了大主教那宽阔的纸莎草船，船上有一个拉基划手。而我则坐在一条普通的“沙法特”的后部，和一个拉基族划手背靠背地挨在一起。他用桨维持着草船的平衡，还不时地教我伸直双腿，后背紧贴着他，以避免翻船。还有一只拉基人的“沙法特”用来装运摄影器材。
我坐的这只“沙法特”纸莎草船用半朽的老树皮随意地捆在一起。船行到中流，我试着用双手按住纸莎草，想把屁股抬起来一些，因为我感到它几乎要浸没到遍布血吸虫的湖水中。结果适得其反，两根树皮条一下子就断了，这只“沙法特”眼看就要散架了。三艘船上的划手全都惊恐万分。他们用拉基话大声对我们叫喊着，又相互间招呼着什么，另外两艘船都向我们靠拢过来。我们用胳膊和双脚拼命夹住草船，不让它松开。很明显，如果我们的船沉了，一旦踏上其他两条船，大家必定会全军覆没，因为它们也会立即倾覆。
原本近在咫尺的小道，顷刻间变得遥不可及。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同时紧紧夹住纸莎草，不让剩下的几根树皮条断掉。我觉得屁股渐渐泡到水里去了，一定会招引不少小虫美餐一顿。或许它们正在往我那薄薄的咔叽布裤子里钻。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二十分钟竟是如此难熬。
当我们把这艘松散的“沙法特”残骸拽到岸边的草地，它的生命也就到此结束了。好在我们已经登上了德弗拉齐翁岛，虽然浑身酸痛，倒也觉得不虚此行。一片青草绿地从芦苇荡一直延伸到山峦，草地上矗立着古老的大树，仿佛到了露天公园。我们继续往前走，一块块风化的岩石如同废弃城堡的石柱和平台般高高耸立，上面长满了常青树、爬山虎、仙人掌和奇形怪状的树木。我们迈着轻快的步子，踏着一条隐约可辨的石径向前走。周围除了猴子和五颜六色的野鸟外，再见不到其它生物。我们在小岛南边转了一大圈，也没有看到农田和房屋。这时，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悬崖顶上，下面是一个马蹄形的峡谷，里面是一块沼泽地，郁郁葱葱地生长着纸莎草和其他芦苇，到处都是高大的水鸟和长尾猴。
湖岸上有一座干干的沙堤，在那里我们看到大主教鲁克正带领着一群拉基人建造房屋。走近一看，这屋子原来是用新砍下来的树枝搭建的，看起来像是一个大鸟笼，分为上下两层。大主教见到我们又惊又喜，向我们表示欢迎，又向我们解释说，等抹上泥巴后，拉基人就可以在这房子里迎接来自陆地上的客人们了。我们不禁注视着这荒无人烟的峡谷，远处，一眼热泉正缓缓流向湖中，泉水边升起团团水汽。
大主教急匆匆地打开他的食品袋。他坚持让我们享用他给自己带来的饼干和水果，这使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他掩饰不住焦虑的情绪，向我们解释说，一吃完饭我们就必须动身返程，因为湖区的河马在晚间非常危险。我们则表示希望能在岛上过夜。但我们得到的却是斩钉截铁的拒绝。大主教仍然彬彬有礼，但看来他是决意要打发我们走。
接着我们又提出了一个请求：可否看看这里的古代羊皮书稿？
大主教赶忙和一个高高瘦瘦的人商量了一番。那人眼神锐利，长着鹰钩鼻、尖胡子。两人点头应允。但我们必须跟在这个高个子的后面爬上寺庙，然后再直接回船。我们欣然答应之后，匆匆道别。我们的新向导，这个高个子、细长腿的人叫布鲁？马钦乔，是全体拉基人的首领。在兹瓦伊湖的五个岛屿上大约居住着两千五百名拉基人。布鲁在前头带路，一队拉基人跟在我们身后。我们一口气跑上山坡，穿过大石堆和仙人掌状的大树，终于来到了最高峰，但早已累得精疲力竭，几乎是摇晃着走完了最后一里路。站在最高点俯视湖面、岛屿、对岸和远山，眼前出现一幅壮丽雄伟、气势雄浑的画面。在我们脚下，大概距湖面一千英尺高的地方，可以看到一座小山村，散布着圆顶的草屋。在我们上方，还有一座方方正正的蓝绿色小木屋。布鲁告诉我们，这是新建的寺院，鲁克大主教到访时便下榻于此。看守寺庙的僧侣放我们进去。在一间空房里，我们看到一个破旧的木头书架，书架上放着一大堆用羊皮纸写成的古代手稿和书籍。因为年代久远，书页已经发黄了。有的装订成册，有些全是散页，杂乱无序地摆放着。布鲁十分自豪地说，这些都是拉基人的祖先几百年前从北方长途迁徙时带来的。我随手翻了翻，将最大的一本书抽了出来。这本书足有二英尺厚，书页用处理过的羊皮制成，里面点缀一些古代神父的精美插图。这些神父都穿着色彩鲜艳的外衣，他们的脚都出奇地小。单是书的正文就称得上是一件艺术品：晦涩难解的埃塞俄比亚手稿，附有红、黑二色的装饰图案，再配上精美的卷轴，相信世界上任何一家图书馆都会把这样的艺术珍品锁在玻璃厨中当做宝贝的。
那位看守的僧人还向我们展示了两个很大的古银盘，内面用镂刻的技法雕着基督使徒的形象，这宝贝也是在迁徙时带来的。看到这里，鲁克催促我们下山，太阳已经落山了。我们想在这里过夜，所以有意拖延了一下。我们建议派一艘“沙法特”到对岸的吉普车上取来我们的睡袋和食物。结果，还是被拒绝了。因为现在天色已晚，没有哪个拉基人肯冒险离岛。我们只有回到陆上过夜，第二天再来。
我简直太好奇了！如果这岛上除了鲁克大主教外，不准任何外人留宿，那这里到底有什么名堂呢？现在已是黄昏时分，我对摄影师悄悄耳语了几句，趁着大家乱糟糟地往向山下赶，躲在了一块石头后面，不一会儿，大队人马就消失不见了。周围一片寂静，只能听到风轻轻地吹过，带着树叶沙沙作响。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仿佛置身于非洲之巅。远远地，我瞥见我们的两艘纸莎草船正划向彼岸，远处的低地也蒙上了一层暗影。巨大的湖面吞噬了太阳，水面的红光也像是炙热的金属慢慢变凉，从红色变为深蓝色，又变为黑色。夜幕降临，它从岸边登陆，穿过无边的树林，越过高山峻岭、小溪、山谷，一刻也不停歇，直至世界尽头。非洲的夜晚，我脚下的山村已无法辨别，什么都看不到。山下的村庄传来一阵浅吟低唱，伴随着唱诗班的合声，美妙极了。周围一片漆黑，我只好静静地坐着，伴着花草的清香，聆听那悠悠的歌声。草里有什么东西发出瑟瑟的声响，是蝙蝠吧。突然，一只大手搭在了我肩上。竟是首领布鲁！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抓住我的胳膊，示意要我跟着他走。他抓着我的时候，我感觉到他并无恶意。我就像盲人一样，被他带着在巨石和灌木间穿行。我们一言不语，因为语言不通。翻译也乘船走了，眼下全岛没有一个人能和我交换只言片语。首领对每一步路都了如指掌，他还特别照顾我，不让我磕着碰着。
我们穿过了一群蜂窝似的房子，又下了几级台阶，来到一个较大的聚会用的房子。低低的门道里透出灯光，那美妙的歌声就是从这里传出的。布鲁把我带了进去，来到一群部落长者们跟前，他们坐在靠门的矮凳子或木头上。油碗里点着灯心，在圆形的泥土墙上映出许多巨大、跳动的人影。里面站着一排年轻的女子，穿着白色长衣，一边拍手一边频频鞠躬。当一个人唱歌时，其他人随声应和，没有乐器伴奏，显得有些单调。在白衣姑娘的身后，我瞥见几个圆形的坛子，大得足能装下两个成年男子。屋里还有一口土灶，正燃着小火，但没有烟雾。高高的屋顶由一根柱子和很多分枝支撑着，就像雨伞的骨架。人们围成一个半圆，坐在雕刻精美的凳子上，依照埃塞俄比亚习俗，我和布鲁也加入进来。他们中最年长的一位老人留着长长的白须，颇有摩西的风范。一张小桌被搬了过来，桌上放着一个锥形柳条盖子，下面有一块巨大的“怀特”，是一种类似煎饼的主食，又厚又硬，跟泡沫塑料一般，两层间还夹了一些煎鱼。煎饼中央还有些像可可粉一样的粉末，又甜又辣，可以撕下一块煎饼蘸着这调料吃。在开饭前，大家都一一洗手。布鲁先动手从最好的地方撕下一块给我。顷刻间，其他人都把我奉为上宾。女子们还在翩翩起舞，唱着那奇特的赞美歌。还有一个人一言不发，走来走去地给人们斟酒，先是玉米酒，后来改为烈性的甜酒白兰地。当他们酒性大发时，一个个开始用拉基语滔滔不绝起来。我呆呆地坐在那里，无所适从。这时，我一下子想起自己肩上还挎着录音机呢。
当我把录音播放出来的时候，人们先是一阵慌乱，因为女人们刚刚停下来歇歇嗓子，却听到了自己嘹亮的歌声；而男人们举杯畅饮时却分明听到自己在慷慨陈词。有了这台录音机，这一晚过得非常有趣。它活像一个口技演员，用拉基语和每个人交谈，有说有笑，似乎能听懂每一个笑话，每一支歌曲。
最后，年纪最大的那位长者站起身来，立在那里不动，他可能觉得时间已经不早了。于是，所有的女子站成一排先走出了门外，边走还边小声唱着，声音就像猫头鹰。一出屋门，这声音便四下散开，直到她们回到各家后才听不到了。那首领拉着我的胳膊，把我领到了他的家。他的家和开宴会的房子如出一辙，只是稍小一点。借着微弱的灯光，我隐隐约约地看到有人在收拾衣物，之后把收拾好的东西拿了出去，给我腾出一张床来。尽管我一再推辞，布鲁还是把我按在床上坐下。他的床简直与开罗博物馆里陈列的古埃及法老的床一模一样。床是用木材做床架，用皮条编织而成的。布鲁一家人把席子和枕头都搬了出去，到另一所房子里打地铺去了。他们在我的床上则铺了几张干净的裘皮和一张自家纺织的床单，示意我躺下休息。我脱掉了高筒靴，那位首领坐在床边，叫他的儿子打来一盆水为我洗脚。那孩子认真仔细地把我的双脚洗过、擦干后，冲我深鞠一躬，还亲吻了我的脚趾。之后首领让儿子和其他人退了出去。在德弗拉齐翁岛上，《圣经》里描绘的情节，居然还存在于现实之中。
我和衣躺下，光着一双干净的脚。布鲁和他的妻子在床边低语着，似乎在犹豫不决地商量着什么。他们不时地朝我看看，似乎还要为我做些什么。随后我注意到房间里并不只有他们俩，在床的另一头隐约还站着另一个身影。可是油灯昏暗，又被柱子挡着，实在看不清楚，只知道是个年轻的女子。她身子轻微地侧了一下，衬着墙上柔和的光，我刚好看清了她的侧影，很美。她一定是布鲁的女儿。三个人在那里站了好一阵子。之后，父母鞠躬退了出去。油灯越来越暗，有一阵，我无法确认站在床尾的女子是否还在那里。后来，我又看到她的身影了，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想想看，我躺在首领的床上，他的儿子给我洗了脚，她的女儿像守护天使一样站在床边。这时，从寂静的夜空中，传来了摄影师的声音，他在呼唤着我的名字。我不愿打断这美妙的时刻，因此没有答应。可是摄影师并不甘心，那喊声越来越近。最后，摄影师和布鲁夫妇一起出现在门口。摄影师说放心不下我，就和翻译一道划着大主教的“奥布鲁”，返回岛上来找我了。他们两个也享用到了玉米酒和鱼肉煎饼。主人还在地板上为刚来的客人们铺上了皮褥。
第二天，首领仍把我们当做客人招待。在翻译的帮助下，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答案。兹瓦伊湖上的纸莎草大多生长在不易到达的湖畔，因此想要将大量的纸莎草运走，怕是不大可能。所以，塔纳湖边的沼泽地成了我们惟一的期盼。从拉基人那里，我们还了解到一些其他的信息。人们很容易把他们的“沙法特”“奥布鲁”和乍得、墨西哥、秘鲁的芦苇船联系在一起。但塔纳湖上的“汤夸”却不同，它是埃塞俄比亚特有的。拉基人制造芦苇船并不是因为缺少木材，实际上，这里的木材比芦苇更多。加拉人居住在湖区周围广袤的土地上，却无一人能将我们送往岛上，这说明了住在同一个湖区的人们，并不是个个都会造纸莎草船。造船工艺是由别处传到兹瓦伊湖来的，确切地说，是由来自尼罗河源头的祖先传授下来的，这一点同塔纳湖上的僧侣们类似。显然，纸莎草船作为迁徙民族的一项传统，同他们一道从尼罗河畔来到了这里。
和塔纳湖的僧侣们一样，拉基人也有着不幸的经历。他们每天用完船之后，必须把船拽上岸来晾干。如果把一艘“奥布鲁”或“沙法特”放在水里泡上八九天，最多十四天，这船就不能用了。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埃及。我也弄不清，究竟值不值得把纸莎草船放到大西洋里去试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