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云“五十始著书”，这是一种敬畏和虔诚。愚尚未臻天命之年，却要面对自己即将出版的文字，不禁有临深履薄之叹。博士毕业已近六载春秋，我仍不太愿出书，即因于此。然书稿终将刊行，我只能在这里叙说些正文内尚未阐尽的理念，以弥补所阙而已。
本书主题为“玄响寻踪”，主要致力于在历史、世界、人生的幽邃处寻找精神的隐秘故乡。何谓“玄响”？《说文》：“玄，幽远也。”《玉篇》：“玄，妙也。”《广韵》：“玄，寂也。”玄响，即谓幽远、玄妙、寂静之音。“玄”形虚性寂故近“天”，《释名》：“天，又谓之玄。”玄、天微妙难知而近“道”。故天、玄、道常并称。“玄响”即重在标明“究天人之际”的“言说”，我们对这种言说“踪迹”的追寻，就是为了逼近“大音希声”、“道不可言”的无言之沉默。
副题为“魏晋玄言诗研究”，玄言诗的“言”，以“玄”为修饰，暗示玄言诗的语言并非日常言谈，而是最接近“道”的“道言”。玄言诗的“玄言”，以“诗”为旨归，明示我们走向“道”的“言”只能是“诗”。这似乎暗契海德格尔式的思索——“诗的本质是语言，语言的本质是诗”。
我们研究玄言诗，就是要从历史中走过的为我们熟悉抑或不熟悉的“诗人”的具体行迹中去寻找他们曾经执著的精神故园。因此，结构虽然看似庞大，然而，万川归海，却都在时代、诗人、作品、读者、活动、纷争、差异……中指向文学的终极性主题“回乡”，回归生命的家园。
人类已经为离乡和回乡作出了太多太多的诠释。我只想寻找这诠释的秘密以领悟生存的真意。人是大地的漫游者，作为历史记忆和承担的主体，“我”在“他乡”又如何寻得那在“别处”的故园，而实际是更远的“他乡”？“我”在不断走向“他乡”而成为“异乡者”。“我非我”岂不是人生永远迷惑的主题？
因此，我们的离乡漂泊，就不是无目的的漫游，而是因为有所寻求，就是“我非我”的绝对“他性”的寻找。儒家将这“他性”实在化为“德，功，言”。道家却将其虚化为“无何有之乡”。前者是入世的，后者是超世的，前者是当下的，后者是未来的，作为有限而又智慧的诗人走的或许就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中道。
诗人就是大地上的漫游者，就是立足于此在的乡土，而永远面向梦幻、他人和存在之真的行吟者。魏晋玄言诗人就是这样一群游子，他们深深理解了人的现世此在的“异乡”状态而渴望“回乡”，回归“道”的家园。他们追寻先代圣哲对于“玄道”的吟唱，为我们唱出了生命当下的异化，而当朝向未来的回归。
魏晋玄言诗人的“生命自觉”，就是在王纲解纽，士人独立，在冲破政治闭锁空间以在山水、亭园、寺庙的开放空间中实现的。这种因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独立所赢获的开放空间为他们打造一种中国传统稀有的“文化人格”创造了条件，魏晋诗人遂成为后代人们钦羡的“名士”范本，他们的风姿、风神、风采、风华、风貌、风格，遂成为中国文学传统中一个极具魅力的“形象品牌”，从而深远地影响着后世的人们。
魏晋玄言诗人打造了“身体”的“形象”，而又超越了这“象”，他们在“以玄对山水”中领悟了“山水以形媚道”的“精神”和“气韵”。或许，他们的玄言诗篇并不见得比传统的抒情诗篇卓越，然而，他们最大的超越，就在于超越了两汉以前太过注重“身体”、太过注重“现实”的“中国传统”，从而让中国文学获得了“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虚静”与“空灵”。作为人的和艺术的超越性形象，我们还敢提出哪个时代来和这个时代媲美？
然而，魏晋诗人又非完全凌空蹈虚的，以儒家的“仁”缔造“此岸”的伦理，以道家的“道”缔造“彼岸”的伦理，就构成了魏晋文学中伦理精神的双重维度。我始终认为：人性只有指向神性，世俗的爱只有指向神圣的爱，才可能实现这个社会的伦理奠基。“道”就是爱的象征性起点，从而也是伦理生活的起点，人只有回溯“道”的故乡才能发现自己的位置，从而确定走向神圣的路。魏晋诗人在执著于那永远不能被人唱出的“道”之歌吟中，最终有了“言不尽意”……
道不可言，言不尽意，魏晋诗人着意于言道，着意于以象喻道，这又是何等的困境？魏晋诗人的勇气即在于，明知不可言而尝试言，以在“可言”与“不可言”间寻找那逼近秘密的崎岖的路。魏晋就是这样一个奇特的时代，遗落人间俗务，而以其追踪远代“玄响”的热情唱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独特的“歌声”。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确定这样一个选题，就是因为被魏晋这批热情又冷静、狂歌又低吟、风流又落魄、高蹈又沉沦的玄谈名士和玄音戾天所吸引；而这种吸引是和我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因着“庄子”研究所引发的持久的玄学趣味有着密切关系的。老庄的“玄趣”在世人看来无疑是远离人间的，然而，在我看来却是游于人间而又超越人间的。
因着《庄子》，我得以继续追踪《老子》和《周易》，而“易”、“老”、“庄”就是魏晋人合称的“三玄”，是魏晋“玄响”的隐秘渊源和思想土壤。魏晋玄言诗就是以“三玄”为旗帜的思想运动和文学运动结合的产物。在本书中，笔者尝试探讨了以下相关问题或命题：
追溯玄言诗的远源，突破了视玄言诗为“老庄义疏”的陈说，指出玄言诗是玄学思维突破和超越通感思维的艺术结晶；提出魏晋“三极文化结构”的重要命题，突破了那种遵循地主—农民、剥削者—被剥削者的简单二元划分方法，指出了魏晋时代的独特性就在于皇权、世族和平民鼎立的三极文化结构；分析了魏晋玄言诗学与传统抒情诗学的差异，突破了传统诗学“情感—表现”与“道德—讽谏”的双层结构模式，指出了玄言诗学所具有的“玄道—体悟”的形上超越向度。
总体说来，本书是在对玄言诗研究的学术史进行认真梳理和回顾的基础上，尽量吸收相关研究成果，以期望另辟蹊径，期望从魏晋时代由于世族文化崛起而改变了传统两极文化结构的角度来诠释玄学及玄言诗现象，从而对玄言诗的价值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新的论述。不敢云发前人所未发，亦不敢说自成一家，然而务必做到视野开远，将所关涉论题置于整个中国文化的观照下，以尽量做到宏观与微观结合，理论与个案融通，这始终是笔者的用意所在。
何光顺
2011年10月31日
于广州白云山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