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的士人文化在经过魏晋至元长达1100余年孕育后，到明代，终于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了。兰州士人文化形成于明代的主要标志，一是在这一时期，兰州地区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士人群体；二是这一群体开始以文化社群的形式积极参与国家和兰州地区的各项事务，而且对兰州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极大作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明代是兰州经济、文化迅速恢复、发展并取得相当成就的一个时期，也是兰州兵家文化继续发展，多民族的杂合文化初步定型，兰州士人群体、士人文化和民间文化、宗教文化等正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当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割据、频繁的政权交替和少数民族统治的局面被朱明王朝结束，兰州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以及以兰州城区为主要区域的明王朝的藩都正式确立时，整个兰州地区便开始成为士人文化与市井文化的集中展示地。
明代士人之所以能够形成群体，士人文化之所以能够取得相当的成就，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家政治形势有利于兰州士人文化的发展。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相对稳定的封建朝代。明初，朝廷采取奖励垦荒、广开屯田、兴修水利、改换税制等办法，恢复和大力发展国内经济，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农业的发展。随着封建经济领域内商品经济的相对活跃，兰州地区的经济结构为之一变，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被确定并延续下来，兰州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从而为士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条件。
二是朝廷的文化政策对兰州士人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明代的文化，一方面是文化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与资本主义萌芽相适应，出现了一些带有反封建色彩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在学术文化、图书典籍、古典文学等方面，明代学者大规模的整理中国古代文献，使中华传统学术得以保留和不断前进；统治者有组织、有计划调动人力物力，完成《永乐大典》等大型类书的编纂。第三是小说和市民文学兴起并日益繁盛，其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都是久传不衰的名篇佳作。这一切都对兰州士人文化的发展和士人群体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
三是文化交流和西学东渐的影响。明代，特别是明朝前期，在丝绸之路沿线进行的中西文化交流，地域广大，内容广泛，地跨亚、欧、非三大洲，内容包括自然科学、哲学、医学、天文、历法、绘画艺术、体育、音乐、造纸、印刷术等等。受其影响，兰州士人文化在有明一代，也和全国一样表现出了一定的开放趋势，领域扩大，内容增加。
四是明王朝藩都确立的推动作用。唐以后，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关陇士人文化日见衰落，而兰州士人文化却奇迹般地发展起来，而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除了以上几个原因外，最重要的是一个重大事件起了非常重要的直接推动和促进作用，这就是明初肃王移驻兰州，兰州成了明代藩都。这对兰州历史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士人文化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兰州成为了明王朝在西北地区的一个重要藩王驻地，而明初的藩王是拥有兵权的，而且王府中设有自成体系的官属。藩王属地集中了大量的士人，他们的各类文化活动都有力地推动着兰州本土士人群体的形成。
金钰铭先生在《（兰州）市申报名城工作培训班上的专题报告》中是这样描述明代时期兰州历史文化的：“自1399年（明朝建文元年）肃王朱自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迁驻兰县（今兰州市城关区）后，明朝兰州的经济文化获得了很大发展。兴建的藩王府邸、王家园林、宗教建筑使兰州城的面貌为之彻底改观。随扈藩王的人员中有不少饱学之士，为兰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兰州的段氏家族仅在明代就出了4个进士7个举人。段氏家族的段续创制了水车，倒挽黄河水浇灌两岸阶地田亩，大大促进了兰州农业的发展。段坚在兰州创建容思书院，培养儒家人才，为甘肃书院创建最早的一家。历代肃王捐资修建兰州城内外官道，修筑溥惠渠，兴建和修葺寺庙、道观、学宫，也有助于兰州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到明代中期，兰州的城市规模、人口数量、经济水平和文化繁盛已远远超过西部的张掖武威、东部的平凉天水，真正成为全陇中心、‘藩都’所在，被后人誉为‘名藩’皋兰，人口也由元末的4万人增长到8万多人，文化的作用由是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