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问题，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是个举世瞩目的问题。世界各国，至少是相关国家的政界、军界和商界，国人和海外华人，都把它当做了解世纪风云变幻的窗口和认识中国问题的晴雨表。在香港回归祖国之际，总结一下香港割让的历史教训和回归的历史启示，对中国人，无论是现在的中国人，还是未来的子孙后代，都将是有益的。
割让——除了屈辱，还有什么？
众所周知，所谓香港地区，指的是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及其附近235个大小的岛屿。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于1840年8月打到天津白河口，在禁烟运动中动摇不定，但鉴于“银荒兵弱”的局面被迫禁烟的道光帝，在将林则徐革职查办的同时，派琦善赴广州与英军谈判。谈判中，英军开始提出割香港岛的要求，并于1841年1月6日，突然袭击并占领了珠江口的大角、沙角炮台，对琦善施加压力。软弱的琦善屈服于压力，于1月20日上书，代英方请求道光帝将香港岛让给英军“泊舟寄居”。道光帝阅奏后大怒，认为这有损大清帝国尊严，痛斥琦善的行为是“遗臭万年之举”，下令将“辜恩误国”、“丧尽天良”的琦善革职锁拿。同时，改派奕山到广州主持军事，要求他收复香港，“以伸国威”。结果，无能的奕山战败，被迫求和。英军为了迫使清廷就范，又北上攻入长江沿线。当英军到达南京长江江面时，道光帝屈服了，密令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按英驻华全权使臣兼商务监督璞鼎查提出的要求议和，签订《南京条约》，正式割让香港岛。这是英国占领香港地区的第一步。
为了扩大在华的侵略权益，英法联军于1858年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时的咸丰帝，曾有过收复香港的举措。1858年3月7日，他密令钦差大臣黄宗汉借助民力，趁英法联军赴广州之机，“捣其香港巢穴”。结果呢？不但未能收复香港岛，反而被英军强行占领了九龙半岛的南端。英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强迫两广总督劳崇光将九龙半岛南端和昂船州租借给英国。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清政府被迫与英签订《北京条约》，正式将九龙割让给英国。这是英国占领香港地区的第二步。
1889年，帝国主义国家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英国趁机扩大对香港地区的侵占。1889年4月就展扩香港界址问题，中英双方在北京总理衙门谈判。中方代表李鸿章一开始便表示：如果展扩范围不大，可以“同意”。如此软弱的谈判基调，自然刺激了本来就胃口很大的侵略者的野心。英方代表、英国驻华公使窦纳德根据本国政府的指令，提出要求将大鹏湾到深圳湾一线以南，包括九龙城及许多岛屿在内的大片领土和水域，皆在展扩范围之内。这大大出乎李鸿章的意料，他表示拒绝，提出保留九龙城的管辖权和英国不得在此租界内修筑炮台的要求，作为租借的附加条件。窦纳德听后，拍案咆哮：中国租借广州湾给法国，威胁了香港的安全，如果你能废除广州湾之约，我的要求可以全部撤回。李鸿章只好屈服，于1898年6月9日，与英国签订了中英《展扩香港界址专条》，租期为99年。这是英国侵占香港地区的第三步。
从英国侵占我国领土香港的屈辱史实中，可以吸取什么历史教训呢？
首先，自然是弱国无外交的沉痛教训。当人类步入你争我夺、弱肉强食的时候以后，等待弱小国家的必然是被侵略、被吞噬。平心而论，道光、咸丰这些清代帝王，都还是重视国家领土完整的，从香港被侵占的史实中，人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并不是一味出卖国家的主权的，还是有所抗争的。包括那个曾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李鸿章，也是如此的。可是，最后他们又都以屈辱而告终。这说明当一个国家的政府腐败，又不敢依靠和发动人民抵御外辱的时候，哪怕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外交活动中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侵略者要你回答的只有“允”或“不允”，而你自己能回答的也只能是“允”。这就是强权时代的外交法则，你愿意不愿意，都只能如此。所以，总结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只能怪腐败的清政府，把中国弄到这步田地，糟蹋成这个样子。如果要吸取历史教训的话，那就是政府千万不能腐败。政府腐败，国家、人民就要遭殃，领土、主权必然沦丧。如果政府不腐败，在外敌入侵时依靠人民、团结人民一道同仇敌忾地反侵略，是可以打败侵略者的。这在世界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先例的。19世纪的90年代，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就曾在其国王孟尼利克的领导下，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打败了意大利入侵者，迫使入侵者签约退出被占领的领土，并赔款1000万里拉。而这时的中国清政府却腐败不堪，甲午战败，割地赔款，任人宰割，以致香港一再被蚕食，笔者在前面赘述了香港被侵占过程的三部曲中的某些细节，不正是说明了这种腐败现象吗？
一个政府腐败了，必然会导致国家贫弱；一旦国家贫弱，必然出现弱虎受犬欺的现象。这时碰上外敌入侵，在外交上你还有什么发言权呢？弱国无外交在强权时代是不可避免的规律，香港地区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宰割的历史就是证明。
其次，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滞后。才造成在半个多世纪里香港地区累遭蚕食。就政治体制而言，顽固的封建君主专制，压制民意，压制忠言，压制进步，更谈不上一星半点民主，导致国家落后。世界历史有着巨大的变化，德意志、意大利通过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统一战争，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俄国、日本通过19世纪60年代的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它们的政治体制就在旧瓶中装上了新酒，即原来的封建君主制未改变，但都允许新兴的资产阶级参政。这样，就使得这些本来也落后的国家，跟上了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然而，中国的清政府呢？林则徐的主张不能容忍，洋务派的主张也受到制约，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则统统格杀勿论。上述情况，两相比较，足以说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政治体制，不仅不能与英、美、法比，与俄、意、德、日也不能比。封建君主专制容不得任何一点进步的东西，挨打、被侵略、割地则成为必然。就经济体制而言，封建体制保护下的封闭式的经济体制，在拼命地抵制着新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这种落后的经济体制，使中国无法形成像俄、德、意那些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开展工业革命的局面，但是与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日本幕府统治时期的情况却相差并不很大。可是，日本在认识到国家的落后状况后，除了幕府将军、高级武士和大名之外，朝野上下都是一片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各阶级、各阶层联合起来推翻了落后守旧的幕府统治，开展了明治维新，为新经济体制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并未形成这种联合势态来扫清经济体制改革的障碍，掌权的封建顽固派那拉氏们不愿进行任何经济体制变革，历史留给中国的位置自然是落后挨打、割地、赔款了。
再次，中国的落后挨打局面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应该归罪到明朝的八股取士。科举制度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自明朝实行八股取士后，使之走向腐败，把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引向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死胡同，培养出来的大多是奴才、蠢材，使光辉灿烂的中国科技文化变得暗淡无光。而这时的欧洲，却蓬勃地开展着文艺复兴运动，创立起近代科技文化的根基。人家的文艺复兴运动与反封建神学为中心来创立近代科学技术，而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又反过来促进新生产力的发展，使欧洲大多数国家纷纷跨上世界先进行列。而中国的八股取士，则是被用来强化日趋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扼杀科技的发展，失去了促使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中国怎能不落后。明朝后期把澳门丢在葡萄牙手中，应该说这是敲响了中国落后挨打割地的丧钟，可是这并未引起泱泱大国的重视，它依然我行我素，照搞八股不误。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落后，造成了后来的中国历史的一系列落后，才产生了割让香港的悲剧。因而，狠抓科技教育不放，千方百计促进第一生产力发展，应是在香港被侵占问题上，给炎黄子孙刻骨铭心的又一教训。
回归——除了洗刷耻辱，还有什么？
历史时针转到1997年7月1日，租期99年已满的香港，该正式回归祖国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香港回归，洗刷了中国历史上的奇耻大辱。但是，除了洗刷耻辱之外，在香港回归问题上，人们还应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
首先，新中国实力的增强，国际威望的提高，是香港回归的坚实基础。众所周知，清政府无法收复香港；北洋军阀政府不敢过问香港；国民党政府也收复不了香港。纵观历史，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妥善地把香港问题解决了，使之顺当回归。就新中国而言，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20世纪50年代不行，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更不行，只有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才能成为现实。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使中国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威望日益提高，彻底改变了弱国无外交的历史，迫使英国政府不能不考虑中国收回香港的正当要求。
其次，政治家们有胆有识，审时度势，既原则又灵活的韬略，是香港回归的成因。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宣布废除一切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有关割让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自然也在废除之列。此时，人民解放军完全可以武装进驻香港，收回主权。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并未这样做。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时，赫鲁晓夫曾以此挖苦中国，说中国在自己家门口有个香港都解决不了。中国政府也并不为其所激。中国对香港问题的态度是正确的，这有利于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包围、封锁，可以以香港这个“自由港”打通对外联系，也有利于香港的稳定。到了20世纪80年代，为了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政治家们，尊重历史和现状、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这既有利于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又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判时，阐述了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提出了主权问题不能谈判，香港一定要按期回归的方针，维护了祖国的主权尊严，终使香港问题合理解决。
再次，香港问题的解决，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也是有关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其中第三世界的崛起，形成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成为抗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为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而斗争，大家互相支援，互相帮助，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终于摧毁了殖民主义体系，使亚、非、拉原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统统都获得了独立，使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强加在亚、非、拉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也一一废除。这样的国际大环境，对中国解决香港问题是有利的。这一客观实际启示人们：一个国家领土主权问题的解决与国际环境是分不开的；要很好地解决本国的主权问题，必须与一切愿意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团结起来，特别是要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与团结，共同反帝反霸，才能改善处理本国主权的良好国际客观环境。
香港回归的历史启示内涵是很多的，但最核心的是“一国两制”构想的实现，既为和平统一祖国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科学理论基础和方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也为国际上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