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行魂未定，便有人敲门。开门相见，两人哈哈大笑。
来访者乃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钱玄同——他的儿子钱三强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钱玄同是文学理论家、文字音韵学家，当年在日本时与鲁迅同听章太炎讲文字学。章太炎即章炳麟，1904年曾与蔡元培发起组织光复会。
钱玄同跟陈独秀一见面，便旧事重提：“仲甫兄，还记得吗？光绪三十四年，我在太炎先生隔壁房间里，跟黄季刚聊天。忽听见有人在跟太炎先生谈话，用安徽口音说及清朝汉学家多出皖苏。黄季刚听着听着，便火了，用一口湖北话大声说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隔壁之安徽人，闻言大吃一惊。这位安徽人，如今居然成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哩！”
两人相视，又一阵哈哈大笑。
陈独秀亦深谙训诂音韵学，曾被章太炎视为畏友。他跟钱玄同都擅长此道，又是旧识，何况思想同趋激进，相见甚欢。
很是自然，钱玄同加入了《新青年》阵营。
钱玄同前脚刚走，又一位教授后脚踏了进来。此人也是在北大文科任教，擅长旧体诗词，又擅长书法，尤以行书著称。一个多月前，陈独秀和汪孟邹来北京时，陈独秀曾特地去北京大学拜访此人——沈尹默。蔡元培知道陈独秀抵京，那“信息”便是从沈尹默那里得到的。
又是相见哈哈大笑。陈独秀拍了拍沈尹默的肩膀道：“想不到，老兄的字已小有名气了！”
“仲甫，你那‘字俗人骨’一句话，我迄今还时时不忘！”沈尹默笑道。
沈尹默跟陈独秀相识，也有那么一番趣事：
那是1910年初，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堂担任历史、地理教员。同校有个教员叫刘季平（又名刘三），喜爱文学，跟陈独秀过从颇密。
一天，陈独秀在刘季平家，看见墙上新悬一纸，上写一首五言诗。陈独秀精于旧体诗词，当即吟诵一番，细品诗意。
陈独秀指着诗末落款问道：“这个沈尹默，何许人也？”
“我的友人沈士远之弟也，排行第二，又唤沈二。”刘季平答道，“前几天士远和他一起来寒舍饮酒，几盅下肚，沈二诗兴大发，口占一首五言诗。翌日，他又将诗写在宣纸上送来，要我指教。仲甫兄。你精熟诗词，请你不吝赐教。”
“这位沈尹默先生住在何处？”陈独秀道，“我当面跟他说。”
“也好，也好。”刘季平把沈尹默的住处告诉了陈独秀。
于是，陈独秀往访沈尹默。刚刚迈进大门，便喊道：“沈尹默先生在吗？”
“在下便是。”沈尹默赶紧起身相迎。
“我叫陈仲甫。”陈独秀跟他一见面，便大声说道：“昨天我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其字俗入骨，可谓‘诗在天上，字在地下’！”
沈尹默闻言，双颊顿红。他从未遇见过如此直爽的人，那火辣辣的话使他很不自在。
受陈独秀深深一刺激，沈尹默痛下决心练字。他跟陈独秀三天两头相聚，陈独秀不仅做诗，还写篆字给他。从此沈尹默刻意钻研书法，先学褚遂良，后遍习晋唐诸名家，对苏轼、米芾、黄庭坚也多所留心，心悟神通，倡导以腕运笔，自成一家，博得书法家之美誉。
如今，陈独秀前来北京大学任职，沈尹默又像当年在杭州一样与他朝夕相聚。沈尹默自然也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一员猛将。
陈独秀进北大之际，刘半农亦应聘担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用现今的话来说，刘半农属“自学成才”的人物：他出生于长江之畔的江苏省江阴县，那里的黄山要塞炮台闻名遐迩。刘半农之父刘宝珊乃一介寒士，生三子，刘半农居长。次子刘天华是中国二胡泰斗，亦是靠自学而步入音乐圣殿。刘半农只读过中学，此后做中华书局的编辑员，靠着自学而使学问渐丰。
从1916年起，刘半农便投稿于《新青年》，跟陈独秀有了文字之交。陈独秀来到北大，便提携刘半农出任预科教授。于是，刘半农亦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
刘半农因无高深学历而任预科教授。曾在北大受到猛烈攻击——其真正原因是由于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系列新思想文章。后来刘半农于1920年留学英法，获法兰西国家文学博士，此是后话。
就在陈独秀进入北大后半年，经他联络、推荐、聘请，那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胡适从大洋彼岸归来，出任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授，使《新青年》又添一员虎将。
胡适原名洪辟，后改名适，字适之。他的父亲胡传是安徽绩溪人，清朝贡生，做过地方小官。胡传曾把安徽茶叶贩到上海，在上海川沙县开了一爿茶叶店，于是胡家落脚上海。
胡传元配早亡，无子嗣。继室曹氏，生三子四女。曹氏死于战乱。胡传四十八岁那年，娶年方十七的农家姑娘冯顺弟为填房。翌年——1891年，冯顺弟在上海生下一男孩，这便是胡适。
胡适在二十岁那年，赴美留学。他最初学农，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两年后，又改修哲学。二十四岁，获康奈尔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然后，他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博士学位。
1917年5月，胡适参加博士学位考试，被评为“大修通过”（但未正式获得博士学位）。6月离美。7月抵沪探母。8月，赴北京大学就任哲学研究所主任兼文科教授。
早在《青年杂志》创刊伊始，汪孟邹便将杂志寄给了胡适。于是，胡适从美国源源不断寄来文稿，后来成了《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与陈独秀信函交驰，联络频繁。
陈独秀刚刚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职，便给胡适去函：“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此信使胡适下定归国之心。
胡适的到来，理所当然，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
就在胡适步入北大校园几个月后——1917年11月，一颗耀眼巨星也进入北大。
此人便是“北李”——李大钊。那时，章士钊辞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职，力荐李大钊继任。
于是，“北李”、“南陈”同聚于北大，共商《新青年》编辑之事。
就在《新青年》不断添翅增翼之际，钱玄同又从北京宣武门外冷寂的古屋里，把一个埋头抄碑文的人，拖进了《新青年》的轨道。此人出手不凡，在《新青年》上头一回亮相，便甩出一篇《狂人日记》，使旧文坛发生了一场不小的地震！
那年月，同乡的概念颇重，北京城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同乡会馆。绍兴会馆坐落在北京宜武门外。据说，那里院子中的一棵槐树上，吊死过一个女人，所以无人敢住，倒是一个剃着板刷般平头的绍兴汉子不信鬼，独自在那儿下榻。他图那儿清静，又不用付房租，就在那儿终日抄录古碑。
地点冷僻，况且抄碑者心似枯井，与外界极少来往，几乎没有什么客人惊扰。只是他的一位穿长衫的老同学，偶尔光临。他俩在日本曾同为章太炎门生，所以攀谈起来，倒也投机。
这位来访者，便是《新青年》编辑钱玄同。那位抄碑者姓周名树人，后来以笔名鲁迅著称于世。
他俩曾有过一番看似平常却至关重要的谈话。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这般描述：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碓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了，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数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借助钱玄同的激励和介绍，鲁迅先是成为《新青年》的作者，继而加入编者的队伍。到了1920年秋，鲁迅应聘担任北京大学讲师，进入了北大。
其实，在与钱玄同作那番谈论之前，鲁迅已经注意《新青年》了。据《鲁迅日记》载，1917年1月19日，他曾给当时在绍兴的周作人寄十本《新青年》。这十本《新青年》，或许是陈独秀所赠，也许是蔡元培所送。
1917年3月，由于鲁迅、许寿裳的推荐，蔡元培决定聘请周作人为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译员，于是周作人从绍兴来到北大。同年9月，周作人成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
钱玄同向鲁迅约稿，鲁迅又介绍了弟弟周作人。于是，周氏兄弟进入《新青年》行列。
在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力主改革，招贤纳士，众星汇聚北京大学，而陈独秀身为文科学长、《新青年》主编，也就把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教授、学者，纳入《新青年》编辑部。《新青年》新增一批骁将，面目一新，战斗实力大大加强。
如沈尹默所回忆：
《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人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注释◆◆◆11”
后来，到了1919年1月，《新青年》6卷1号刊载《本志第6卷分期编辑表》，又稍作调整；
第1号，陈独秀；第2号，钱玄同；第3号，高一涵；第4号，胡适；第5号，李大钊；第6号，沈尹默。
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以《新青年》为阵地，一个崭新的文化阵营在中国出现了。
在沉闷的中国大地，《新青年》发出一声声惊雷：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提倡白话文、白话诗；
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鲁迅的《狂人日记》，举起了反孔教的旗帜；
陈独秀的《有鬼论质疑》，易白沙的《诸子无鬼论》，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的随感录，向封建迷信发起了进攻；
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ishevism的胜利》以及后来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毫不含糊地在《新青年》上歌颂苏俄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