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丝》虽然力图表现出反抗的精神，慢慢地，却有了疲劳的颜色了。《现代评论》的小圈子不是鲁迅愿意涉足的，其中多是名人，可是灰色的调子很明显。《京报》的有些周刊多载关于花草或旦角之类，已入于无聊庸俗一流了。于3月间创刊的《猛进周刊》倒不失其勇，而谈论新闻政治的文字却又太多。北京的出版物，屈指数来，使鲁迅真正满意的似乎还没有。
他这个人，生来是不会听命于人的。作为文艺运动的战略家，他的工作必然带有开拓的性质。这时候，一个新的计划在他的心里酝酿成熟了，就是：由自己着手办一种刊物，作为《猛进》的友军。
设想中的刊物，当然不能等同于《语丝》。他认为，最大的特点应当是，把青年的力量摆到首要的位置上。无论编者和作者，都必须是青年。青年单纯、热情、敏锐、大胆，没有太多的人际纠葛和精神负累，因此战斗起来也就无所顾忌，不易妥协。虽然，其中也有保守分子，但世界的新锐力量，毕竟只能在这部分人中间寻找。在北大，前些年支持新潮社和春光社，基本上是出于这种动机，只是那时候，培养文学新人的成分要更多一些。现在，白话文学基本上取得了对复古派的胜利，比起思想革命的任务，制作一些小说诗歌之类，实在已经算不得很急迫的事情了。所以，应当有更多的刊物起来，造成战线，开展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
他曾给《猛进》的主编徐旭生写信说：“现在的各种小周刊，虽然量少力微，却是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还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较之看见浩大而灰色的军容，或者反可以会心一笑。”那么，未来的刊物自然也不必求大，而以类似的“小周刊”为宜。
4月11日夜间，鲁迅买酒邀高长虹、向培良、荆有麟、章衣萍五人共饮，大醉方休。他难得这般畅快地喝酒；平时醉酒，几乎都是赶上极苦闷的时候。正是在这次酒会上，他们共同决定了一个刊物的命运，从而使鲁迅的设想现实化了。
《莽原》诞生了！
事情的进行本来没有这么快。当它还只是一种计划的时候，有人向邵飘萍透露了消息，他就立即把广告给登了出来，并且夸大得厉害。报人的手眼来得特别快，这使鲁迅非常气恼。第二天，他草拟了另外一份广告，硬令登载，且不许改动。邵飘萍添了几句不相干的按语，便一同发表了。
鲁迅在预告中这样表明刊物的宗旨：“总期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不管“将来”是否有这么大的诱惑力，他总是喜欢使用它。
邵飘萍为了改革《京报》，扩大它的影响，除聘请孙伏园主编副刊外，还请各文学团体和学术团体代编了一些周刊或半月刊，随《京报》附送，广告说明，由鲁迅编辑的刊物，将取代原来的《图画》周刊，作为《京报》的第五种周刊，于每星期五出版。
刊物的名目叫“莽原”，也是采用《语丝》的办法，从字典上随手翻捡得来。报头是找一个八岁的孩子写的。鲁迅十分喜欢那歪歪扭扭的笔迹，而以幼稚为佳兆。“莽原”二字也不错，有大旷野的精神，意义比《语丝》要好得多。
为了对外联络的需要，他们把荆有麟在西城的住址定为莽原社的社址。其实，除了办刊前的那次酒会外，莽原社并无其他集会和任何组织章程。他们是散漫的一群，不需要什么纪律之类的约束。自由结合才是重要的原则。鲁迅被推举为编辑，只是出于思想的凝聚力，比起他们，显得更为老练和能干而已。
《莽原》出版不久，向培良往河南办报去了，章衣萍平时又不大做文章，所以具体的编务和撰稿工作，主要落到鲁迅、高长虹、荆有麟三人身上。
高长虹出身于山西的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他从小养成孤僻和反抗的性格，敢于叛逆自己的封建家庭。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在教员们的严厉监视下剪掉了辫子。十五岁时，父亲要他到天津报考法律学校，遭到他的断然拒绝。可是，他却服从了祖父之命，跟一个没有文化而且缠足的乡下女子结了婚，更不幸的是接着有了一个令他终生眷恋的孩子。袁世凯复辟称帝时，他还在中学读书，偏不肯参加学政界开提灯会的劝进活动，还写了一首《提灯行》的诗，对山西的复辟势力加以痛斥。这样，他当然要受到学校当局的压迫，不得已逃离太原，回到孟县老家。
1924年下半年，高长虹离开山西，来到北京。在一条僻静的胡同里，他创办了《狂飙月刊》；在这以后，又创办了两种周刊：《世界语周刊》和《狂飙》周刊，积极从事“狂飙运动”。
10月初，他带了两期《狂飙月刊》和一首新诗《离魂曲》，拜会了孙伏园，他表示希望得到支持，使诗作能在《晨副》发表，并且谈了争取出国深造的打算。孙伏园热情地接待了他，愿意给予资助。但不久，孙伏园辞去了《晨副》的职务，《离魂曲》不能发表，他的出国计划也便随之落空了。
当孙伏园起手办《京副》的时候，高长虹再次访问了他。他告诉高长虹说，前些天跟鲁迅、王品清等一起吃饭时，鲁迅曾经问起“长虹”是谁；接着，大家打听鲁迅对《狂飙周刊》的印象，鲁迅回答说是好的。
高长虹听到这个消息，精神极为振奋，决定找机会拜访鲁迅。
是将近岁暮的大风的夜晚，高长虹第一次来到西三条，携着他编辑的几份《狂飙》。
据高长虹后来的回忆，这一次，鲁迅的精神特别奋发，态度特别诚恳，言谈特别坦率。此时，鲁迅正在《语丝》上发表“野草”系列，长虹则在《狂飙》上发表“幻想与做梦”。对于“野草”，长虹十分惊异于它的深邃，意象与辞采。谈起这方面的创作来，鲁迅说：“‘幻想与做梦’光明多了！”这句话留给长虹的印象相当深刻。但是，长虹也毕竟体会到了彼此思想的不同，觉得同《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亚拉藉夫与绥惠略夫会面时的情形相仿佛。
高长虹以绥惠略夫自况，亚拉藉夫自然是鲁迅了。可是到了后来，鲁迅却被诅咒为“无灵魂”，“倒卧在青年脚下的绊脚石”，“用捣鬼与造谣而假装其若有权威者”；而亚拉藉夫则始终是“理想家”，“为爱做了牺牲”。这是很有戏剧意味的。
也许如高长虹感觉的那样，鲁迅是一个“直觉力很好的人”。他几乎一开始就确定高长虹是安那其主义者，因此谈起话来，多有意见不合的地方。高长虹有才气，很能作文章，至于文章的晦涩难解倒在其次，艺术这东西也不必一定求同。重要的是不失为旧轨道的破坏者。在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研究系，批判传统的文化观念，改造国民性，提倡世界语等方面，彼此大的方向还是颇为一致的。至于有点骄傲，鲁迅想，青年人大约总是难免的吧？但也不要求之太苛；他还在发展的途中，谁能估计他将来不会改掉这些呢……
对于《莽原》的工作，高长虹是肯干而且能干的。不论个人事务如何繁忙，也不论刮风还是下雨，他总是在刊物截稿的前一天将稿子送去。《莽原》几乎每期都有他的作品，有时甚至同期刊登好几篇。此外，他还约请了尚钺、高沐鸿等人撰稿，扩充刊物的实力。
《莽原》的出版，是没有编辑费和稿费的。鲁迅知道高长虹困难，所以特地关照出版者，破例每月单独付给他十元左右的酬金。在鲁迅个人，也会送给他一些书籍，或者资助他一点旅费。总之，应当设法保证一个人最起码的生活条件。人是要反抗的，而生活总是宁静些为好。
作为莽原社同人，鲁迅与高长虹之间的来往颇为亲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两人会面不下一百次。高长虹经常是一个人到鲁迅的家里来，只是鲁迅不知道，暗暗地，他竟也爱上了许广平。
尚钺原来是鲁迅所熟悉的学生，只是没有直接交往过，他第一次到西三条，是由高长虹陪同前往的。
有一次，严重的气管炎刚刚好转，尚钺便带着在病中写的几篇短稿，一个人跑到鲁迅家里去。经过这次造访，对于鲁迅，便不复有先前的敬畏之感了。
鲁迅早已得悉他卧病的消息，所以他一进门，便马上问起疾病的情况。尚钺仔细地诉述了在气管炎以后，又得神经衰弱症时，鲁迅安慰他说“研究文学的人，最易患神经衰弱，以后只要不再深夜读书写稿子，也许会好起来。这一回，你恐怕是受了气管炎的影响，需要充分的休整。我有一个治神经衰弱的方子，曾经试验有效的，你买来试试看。”说着，开了一个药方，又从抽斗中取出三块钱交给尚钺，叮嘱道：“大病才好是不宜多走路的，还是坐车吧，大概有三块钱也就差不多了。”
不久，轮到鲁迅病了，虽然他常说自己不会生病。星期五的下午，尚钺到北大一院上课，看见鲁迅请病假的条子，下课立即赶到高长虹那儿，探听了病情以后，径直跑到西三条里来。
鲁迅正端坐在书桌前，静静地看稿。
尚钺走进屋内，很注意看他的面孔，发现那脸色比平日红润了许多，眼皮却有些微肿，该不是发烧的现象吧？问起鲁迅，他却说：“没什么，大约是感冒，休息两天便会好的。”
“先生怎么不休息呢？”
鲁迅沉吟了一下，摩挲着手头的样稿说：“这是这一期《莽原》的校样，前天就拿来了，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动手。”
“让我和长虹两个校对好了，先生多休息两天。”尚钺取过样稿，自告奋勇地说。
鲁迅又从桌面上取出一叠原稿交给尚钺，说：“好吧。仔细一点。要知道文章上的争执，常常因为一个字的错误，引起很大的误解。”停顿了一下，才又微笑着说，“校对和创作的责任是一样重大的。”
尚钺一面点头回答，一面打开样稿来看，发现头一篇就是自己的，而第一页已经校对完了。鲁迅凑过来说：“这一页已经校对过了，你没有校对过吧？有错误就照着这样子改。……不过，最好明天能校完。”
尚钺从来不曾校对过，看见这个校样，心里非常不安。现在，他才知道自己的潦草字体是怎样地令先生烦恼，消磨着先生的宝贵的时间和生命。而先生呢？却从来未曾要求他把字体写工整，或者重抄一遍稿子。
“先生早就应该叫我把稿子重抄一遍的。”尚钺赧然地说。
“青年总有一个时期要草率一点的，”鲁迅笑道，“如果预先规定了一种格式或一种字体来写，恐怕许多好文章都写不出来，要消灭到格式和字体中去了。目前的问题，只是写，能写，能多写就好。”
这时，尚钺忽然记起前不久许多朋友在这里闲谈的情景来。
鲁迅曾经幽默地提出稿子字体的比较问题，并且随手拿出在座许多人最近的稿子来排名次。大家跟他开玩笑，都说他的字体要列入最坏的等级，他就笑着指着尚钺，提出抗议说：“还有他的，我的还不能列到最劣等。”大家听了大笑，一致承认了他的看法……
当时，尚钺只当先生说笑，所以并没有引起注意，现在看了校样，才深深地感觉着罪过。
第二天，他把校完的样稿送给鲁迅。鲁迅接过以后，又按照原稿找出几个错字来，温和地说：“你昨天走后，我忽然想起这几个错字来。我虽然在顶上点出来，但并未改。本来是想等作者来，问一问是否有特别的用意再改的。现在时间来不及了，都给他改正好了。”
事实上，尚钺校对时并没有看出错字，自然连错字顶部注的小点也没有看见。这时候，他虽然按照先生的意见一一改正过来，心中却惭愧万分：自己太不负责任了！而先生为了使自己认识错误而又不伤害一个青年人的自尊心，却是曲折婉转地绕尽了圈子！……
接着，鲁迅从校对问题谈到创作的态度。他说，无论创作或翻译，都同校对一样必须十分精细，此外并无窍门。
尚钺笑着说了一句：“霹雳火秦明要是也来写小说，做翻译或者当校对，一定要失败的。”
鲁迅抓住这个机会，随即提出“忍耐”两个字。尚钺觉得，好像这是特意针对自己说的，因为先生曾经几次提到过自己性情急躁的毛病，于是怀着感激，仔细地聆听他就这两个字所做的出色的发挥。
他说，无论创作长篇或短篇，第一个问题当然是思想，而能使思想充分表达的便是“忍耐”。忍耐是一个锻炼的过程。只有忍耐，才能对问题或材料有着敏锐的观察和周详的思考；只有忍耐，才能深入开掘，由皮肤直进入到血肉里边去；也只有忍耐才能使浮游在意识中的字句，恰当地运用到人物的动作、背景和情感表现上面。如果作者缺少了深切忍耐的功夫，人物便会出现二重或多重人格的分裂现象，严重的，还会因作者的复杂经验而互相对立起来，比辜鸿铭在北大讲皇恩更加使人感觉不调和。这样，一篇作品的全貌，便因一句一字而使人感到灭裂了。文字虽然是小缺点，影响却是很大的。
他一面说，一面在尚钺过去的作品中举例说明，最后恳切地鼓励说：“你有你的特殊作风，只要努力，这些小障碍是不难克服的，现在，你已经比写《黎明》那时候进步得多了。”
尚钺告辞出来，顿然觉得世界光明了许多。一个从来不曾感受到人间的挚爱而为苦闷和孤独困扰着的青年，一旦受到一位他所敬爱的长辈的充满期望的抚弄，他的心，便由于某种自信的启示而突然变得平静起来，一如无风的春水。过去所经历过的一切，此际都如游丝一般在上面浮动：破败的家庭，学校，朋友，时时的梦想……只是刹那间换了一种颜色，沐浴在一片清朗的阳光之中了……
夜饭过后，几个青年朋友在老虎尾巴小聚，谈关于《莽原》的问题。
鲁迅说，外来的稿件并不少，可惜大多都属“言中无物”之类；只要言中有物，即使文字技巧差一点，也当非常欢迎的。因为《莽原》本身，就并不是什么“纯文艺”或具有什么崇高水准的刊物。
但有一点，大家的观点同鲁迅是一致的，对于“脂粉骷髅”式的小说或散文，以及“祖母教训”式的新诗，即使作者的名望很大，也不得不表示奉还的歉意。《莽原》所追求的不是什么优美与空灵，如果不能保持它的粗糙泼辣的青年态度，它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
“名气”这东西是不能照顾的。鲁迅谈着，顺便提出一位发表过很多文字的作家来。
这位作家第一次投稿当然使用原名，看罢之后，鲁迅认为不必借重，便把稿子退回去了。不久，他变了名字，又投来了一篇。鲁迅认定稿子是他做的，但是为了他的热心，不得不多看几遍，结果还是决定：《莽原》不需要这种“光荣”。
接着，大家便把这位作家搁到一边，由文学家的问题胡乱扯开去。从托尔斯泰到高尔基，从西洋文学到林纾，还有文学史上的各种轶事趣闻，谈得津津有味，尚钺向鲁迅提出问题说：
“文学史上许多文学家为什么大多都要前一辈的老文学家来提拔？好像拔萝卜一样，即使拔起来，许多根须都被拔断了，就算被拔出头也很痛苦呵。”
这个比喻精彩极了。大家深有同感，好像每个人一下子都变成了萝卜；而鲁迅，正是一个专拔萝卜的人。他带病给长虹校稿，直至咯血也不肯休息。荆有麟的稿子，发表前必定经他过目与修正，甚至有时候想不出的字词，也都空出格子来由他代为填写。他很欣赏朱大枬，连续发表他的作品，可是在文坛上，有谁会认识这个十八岁的小青年呢？……
鲁迅笑着回答：“萝卜所以要拔，还是因为他有块茎，如果没有这点块茎，”他说着，双手向上一提，做出拔萝卜的样子说，“像那位作家一样，提起来只是像所有的草一样的一点细根，谁又肯费这个气力？”
这时候，座中又有一个发问道：“像林纾有那样的文字技术，为什么不创作几本中国名作，而偏偏去做西洋名作呢？”
鲁迅幽默地说：“如果没有一个‘西洋通’做助手，给他设计取材，恐怕林先生做的西洋名著也很难出版，至于这些名著的作者是谁？还得有‘考古癖’的人去研究一下。”
突然，女工拿着一张名片走进来。鲁迅一看，立刻把片子交回给她：“说我不在家。”
他继续说道：“林先生所以要做这些西洋名著，大概是想到了什么危言，才连带想到利用某些中国人自庚子以后的崇洋心理。”
女工又手擎片子笑着跑进来说：“他说他下午看见先生回来的，有事要见先生。”
鲁迅立刻沉下脸来，拿过片子走到门前去，提高了嗓门向女工说：“你再去对他说：我说不在家是对他客气。”
这人是谁？也许是哪位作家吧？或是别的什么名人？大家都在猜想。可是，见鲁迅回来后改变了脸色，便也没有谁提出询问。
鲁迅站到窗前，背着大家，没有说话。
窗外。枣树傲兀地刺向天空……
《莽原》出版后，立即成为北京青年热心的读物。冬芬在《京副》上发表《读过〈莽原〉》一文，充分说明了它在青年读者群中的影响。
文章说：“盼望，盼望了好久，有几个带着多少呆气的青年叛徒，揭起竹竿，举起投枪，对于伶俐地领着柔顺的一大群绵羊的聪明人，即是在虚伪、卑贱、微弱和欺诈的中国国民性里面抬头的聪明人，也即是以保守为稳健，以中庸为达道，以泥古为博学，以圆到为得体的聪明人，起了一个大大的反动，或说是打得他们落花流水，最好是斩草除根。我的盼望，如果是一部分有朝气的青年所共有的话，那末，我要跳跃着告诉他们我的盼望已有了归宿了！因为思想界的‘梁山泊’已发现在‘首善之区’的北京了，他们那‘没有什么宗旨’，‘只在道出自己’的告白，已开始贴在青年人的心底里了！简单一句话，在我们中国的思想界，已有了一伙青年底的叛徒了！他们的头领，却不是专爱招降的宋江，那是一个偏爱打人的李逵。你道他们的窠穴是什么？原来就是我们早已读到的《莽原》——伏着青年叛徒的《莽原》！他们的头领是谁，就是被学者骂过的鲁迅先生——不爱妥协的鲁迅先生。”
随着鲁迅离京，《莽原》解体，周围的青年开始背叛他。其中，反对最力者就是他最为爱惜的高长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