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杨浩涌说话就能了解这个人的性格多开朗，他愿意结交朋友也重义气，到了大学这种性格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慢慢地多了些稳重和宽容，高中打架的那些事情反映出他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该做决定的时候能果断行动。这是硬碰硬的紧要关头，要是碰到小人，他就没那么冲动，宽容之心使他能够很快从不愉快中摆脱出来。套用心理学上的词汇，也就是能够自我调节。不过，就说在耶鲁大学最后那一年的第一个学期，这个中国小子就被高丽人黑了一下，由此引起的心理地震使他终身难忘。要知道那时的功课有多紧张，原来60多公斤的体重一下子只剩下了49公斤。在做课题的时候连续要熬一两个星期的夜，睡眠都是零零碎碎地进行，生物钟一下子就紊乱了。为了那几个学分他付出了极大代价。中国学子在外打拼通常一定要经过从群体意识到独立面对的过程，孤独有时使杨浩涌有些彷徨，那次老师布置期末课题后他竞一个人站在教室的窗口呆了一个多小时，硬是目送着像一个个安静的古董那样的塔松后面灿烂的红云变成青色的斑块。他似乎有种不祥的预感，但是这种预感指的究竟是什么他并不清楚。屋子也黑了下来，这时他的大脑才又开始照常规旋转：到旁边的小店要了两个汉堡和一杯奶茶，在阅览室看了一夜的书。当那些塔松又一次明快起来，他的头沉沉地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在美国期末作业的安排很灵活，这一次，是布置大家在一起写代码，两个人一组，那个韩国入主动找到杨浩涌要求与之合作期末作业，浩涌一直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人，他也没有多想什么，他并不觉得那个平时很少打交道的韩国人有什么值得怀疑，反正作业分两半，各自编制代码然后凑到一个整体的程序上来。又是一个星期的苦熬筋骨，才将这个学期的最后战役清扫完毕，他长出了一口气：“现在可以轻松一下了！”
于是就由那个韩国学生交到老师那里，自己一身轻松地回宿舍睡觉去了。那一次是他来美国的一次没有任何负担的睡眠，整整睡了半天又一宿。
然而，当他早把考试这件事忘了的时候，老师突然找到了他说：“杨浩涌，你的期末学分为零，你的那些代码根本挑不通。”
顿时，脑袋下沉，“嗡”地一下，大脑里一片空白。
“不对！我最后还仔细地校对了一遍，完全通行。”他最后想，于是要求看看自己的卷子。
当老师拿出卷子给他看时，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原来那个韩国人在自己的那部分签上了他的名字。
“老师，这张代码表才是我的。是他冒用了我的名字。”杨浩涌急着辩解道。
“可是，杨，这能说清楚吗？我又不是法院的判官。”老师解释。杨浩涌顿生气愤，心里骂着这个韩国小人。老师看看也意识到可能出了问题，就说：“再给你一次机会，到我那里取一张代码表重新编码。”
当老师给自己记上学分时，积压的委屈使他跑到了空荡荡的宿舍，号啕大哭起来。这次的韩国人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在异国求学的日子积累了太多的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