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平
近几年来，人民币汇率一直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而且针对人民币币值应否重估的争论还有持续升温的势头。从表象上看，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是由我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顺差状态、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等原因造成的。但实际上，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日趋加重的部分深层原因则蕴涵于我国转型期的经济体制之中。在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呼声日趋高涨的今天，重新检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必要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解决经济长期运行过程中所形成的制度性、结构性矛盾。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给人民币带来持续的升值压力。从国际经验看，汇率水平的一时调整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治本”的办法则是采取积极的措施，继续深化我国经济体制及金融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国内消费水平的提高，实现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发展。
一、人民币升值压力产生的国际背景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始作俑者是日本人。2002年12月，日本财务省黑田东彦、盐川正十郎等官员先后公开指称中国在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并将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责任归咎于中国，要求人民币升值。2003年2月，在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盐川正十郎又欲通过一项类似“广场协议”的提案，以迫使人民币升值。在同年7月份的亚欧财长会议上，由于日本不遗余力的鼓动，欧美、亚洲的一些国家开始附和日本人的“倡导”。在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重新评估的问题上，美国国会是积极的呼应者。从2003年开始，美国国会多次召开有关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问题的听证会，指证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声音不绝于耳。相比较而言，美国布什政府开始持有的则是一种静观其变的立场，态度比较温和。因为在“朝核”、“反恐”等国际性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的配合，所以美国政府一直比较低调。但当其制造业就业状况、财政赤字等问题无望迅速扭转的时候，美国政府为了缓解内部经济矛盾、转移国民视线，也开始拿人民币问题“说事”。如美国财政部长斯诺等主要政府官员纷纷公开要求中国调升人民币汇率水平，试图以迫使人民币升值的方式来解决其贸易赤字等问题。
从2004年下半年至今，欧元区经济一直疲弱不振。为了缓解经济增长压力，欧洲也加大了对人民币的施压力度。尽管相对于日本和美国，欧洲的态度始终较为温和，但其目的也很明显，就是将本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部矛盾外部化，以转移区内选民的视线。
这一轮肇始于日本、呼应自欧美等少数发达国家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运动”，以2005年4月6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的、旨在迫使人民币升值的“舒梅尔—格拉汉姆（Schumer-Graham）”提案为标志，形成了一个高潮。该提案声称要求中国政府在6个月内将人民币升值，否则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面临高达27.5%的惩罚性关税。7月21日，随着中国政府关于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措施的出台，人民币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其汇率将参考一揽子货币来确定。至此，这场历时近3年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浪潮”得以暂时平息。
二、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原因分析
从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国际背景来看，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直接理由就是中国有着持续多年的贸易顺差，但导致贸易顺差的部分根源又与我国经济运行中带有体制性及结构性的问题相关联。因此，厘清人民币升值的表象及深层次原因，是寻求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应对之策的前提。
（一）人民币升值的表层原因：连续的对外贸易顺差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加入WTO后，我国对外经济交往日趋频繁，国际贸易额稳步增长。近年来，在净出口乘数效应的作用下，我国就业规模成倍扩大，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出口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巨大引擎。从我国各级政府实施的政策来看，招商引资、出口创汇已经成为它们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出现了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的局面。
1999~2005年的7年中，我国几乎每年都有数百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顺差。而经常项目顺差又主要是由连年的贸易顺差所形成的。从1990~2004年的15年中，除了个别年份外，我国对外贸易基本上保持了连续顺差的态势。其中，贸易顺差的高峰年份是1998年，为435亿美元，其次是1997年，为404亿美元，2004年为321亿美元，2002年为304亿美元，而2005年将有可能创下100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虽然顺差曾经对资金短缺的中国来说是一件好事，但现在它却带来了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形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从理论上讲，我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必然造成市场上外汇供大于求的局面，人民币有潜在的升值要求。同时，从外部来看，我国连年的贸易盈余，已经引起了不少国际贸易摩擦，欧美等国家纷纷拿起汇率“武器”，逼迫人民币升值，试图以此解决它们的贸易赤字问题。目前，在人民币问题上，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压力，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德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外部要求其调升币值的困境极为相似，而且我们的压力依然没有减轻的迹象。其次，造成国内通货膨胀压力，限制了货币政策调整的自由度。一般来说，在国际收支统计中，若没有出现错误与遗漏，也没有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配的特别提款权的情况下，经常项目差额与资本项目差额之和就构成了一国官方结算差额，所以当国际收支出现持续顺差时，官方储备资产的不断增加将是一个必然趋势。近十多年来，我国外汇储备资产不断增加的事实就是一个明证。而按照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规定，我国中央银行是外汇市场上的最终买家。所以，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中央银行必须不断地通过投放人民币或发行票据等方式来吸纳市场上过多的外汇供给，其结果要么是因人民币投放过多而使国内出现通货膨胀压力，要么是限制了央行为适应国内经济发展需要而相机调整货币政策的自由度。
（二）人民币升值的深层次原因：体制及结构性问题
由我国连年国际收支顺差所引发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问题，这只是问题的表象。其实，在这种表象的背后还有体制性或结构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才是引发人民币升值的部分深层次原因。所以，从逻辑上讲，是经济转轨时期的体制或结构性问题引起了我国经济的外部失衡，进而由经济的外部失衡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上升。
1.过度倚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导致外部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疑，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出口也为弥补我国外汇缺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整体国力的不断增强，原来过度依赖外需（靠扩大出口）发展经济的策略并没有及时得到调整，以使经济运行处于内外失衡状态。同时，在外需模式导向下，扩大出口规模也就演变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努力拔高的业绩标杆。由此，造成地方政府行为失范，如地方保护、市场分割，以及人为地阻碍资源与商品在不同地区间的自由流动等。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经济运行中的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现象屡见不鲜，由其导致的某些行业产能过剩，在内需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只能依靠扩大出口来缓解生产过剩的问题。而在国际市场上，为了争抢客户，出口地区或出口商之间相互杀价，恶性竞争的现象时有发生，出现部分出口商品价格低于出口换汇成本、国际市场价格低于国内市场价格等问题。可见，这种“内讧”式的竞争是低水平的国际竞争，靠拼耗国内资源而近乎低价“倾销”的出口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同时，也使人民币的有效汇率被低估。
2.长期以来，国内经济增长主要靠粗放式的投资来推动和维持，国内消费市场的培育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扩大内需只是被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来利用，因而也加重了对外需的依赖。呈现于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两高一低”（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现象，在世界上是极为少见的。我国投资率很高，但消费率却很低。“六五”以来，我国消费总额（包括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虽然在增加，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呈持续下降的趋势。2004年，我国消费总额占GDP的比重仅为53%，不仅低于目前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全球78%的水平。我国消费率在逐渐下降的同时，而投资率却一直在上升。“六五”期间我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平均为34%，现在已达44%左右。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发展报告》，2000年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为21%，中等收入国家的投资率为25%，高收入国家的投资率为22%②。可见，我国是世界上投资比率最高的国家。
经济结构失衡带来的问题是，一方面是供给，甚至是无效供给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通货紧缩随时威胁着经济的稳定发展。除了居高不下的储蓄导致我国消费率过低外，归纳起来，更重要的是，还有以下一些因素制约了我国消费动力难以释放：“三农”问题的恶化、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拉大、就业形势的严峻，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等。“三农”及城乡差距问题使得占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消费能力低下，不能将其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具有购买力的现实需要。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也同样抑制了部分具有一定购买力、却对未来抱有不乐观预期人们的现实需要。因此，要启动国内消费，就需要从提高人们收入水平、解决社会分配不公，以及最终改变人们心理预期等方面着手。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来拉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无奈之举。
3.加工贸易比重过高，对外贸易增长主要靠加工贸易带动，在连年贸易顺差背后，存在巨额的“转顺差”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外出口的迅猛增长与加工贸易出口规模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并且后者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前者。如1990年我国的出口额、加工贸易出口额分别为：621亿美元、254.2亿美元，而到了1996年，则分别增加到1511亿美元、843.3亿美元，其中出口贸易额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6%左右，加工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2.1%，加工贸易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也从41%上升到55.8%。另外，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1547万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仍高达55.28%。
1994年以来，在加工贸易飞速发展的带动下，我国对外贸易从“形式上”保持了连年的顺差态势。这里之所以称是“形式上”的顺差，是因为扣除加工贸易因素后，我国对外贸易顺差额很小，甚至可能转为逆差，而中国近年却因“形式上”的贸易顺差遭到操纵汇率的质疑。加工贸易是一种两头在外的贸易形式，即生产加工贸易品的主要原材料、零部件等都是从国外进口，而加工装配后的产成品又用于对外出口。我国的加工贸易，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新加坡、韩国等东南亚国家，将其劳动密集型产业或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转移至中国而发展起来的。相应的，我国也就成了上述国家出口产品的廉价“加工厂”。而按原产地原则，经由我国加工的产品出口后，其贸易额就记在了中国的账上。由于主要原材料、零部件均来自进口，我国只能从加工贸易中获得份额并不高的加工费。正如1996年9月22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芭比娃娃’玩具，在美国的零售价为9.99美元，而从中国的进口价仅为2美元。在这2美元中，中国只获得35美分的劳务费，其余65美分用于进口原材料，1美元是运输和管理费用。按原产地统计，将这2美元全部计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中国在单位玩具上的出口贸易额被扩大了近5倍，即使加上1美元的运输与管理费，出口贸易额也被扩大了近50%。假设当期中国没有从美国进口玩具，那么在出口单位玩具产生的2美元顺差中，就有1.65美元属于“转顺差”性质的贸易额，即有1.65美元的顺差来自于出口芭比娃娃生产材料的国家，而按现行的统计规则，这一数字也记到了中国的出口贸易总额之中。据估计，2005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有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在加工出口贸易占出口贸易总额比重超过50%，且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下，其中的“转顺差”无疑将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由上述的分析可以发现，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导致了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一直“虚高”不下，一是加工贸易比重过高，而且结构不合理；二是不合理的“原产地”统计原则，二者均使中国成了国际贸易顺差的“二传手”。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因贸易顺差而承受的货币升值压力也是在替人受过。
4.我国金融体系运行效率不高，私人储蓄难以有效地转化为私人投资。根据经济学理论，经常账户顺差是由国内储蓄高于国内投资引起的，所以我国私人部门净储蓄的增加也是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的一个诱因。除了因目前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而为了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人们被迫储蓄外，我国储蓄率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金融机构效率很低，不能高效地按市场机制配置有限的资源。众所周知，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间接金融占有绝对的支配地位，而间接金融又以产权单一的国有银行为主，显然，国有银行的主要服务对象就是国有企业，在贷款融资方面，对广大的中小企业或民营企业存在体制性歧视。改革开放20多年来，非国有企业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得到的银行信贷资金支持却是最少的。另外，诸如金融投资品种少、投资渠道单一、资本市场诚信差，以及传统的文化习惯等也是制约私人储蓄转化为私人投资的重要因素。凡此种种，在我国引致的一种现象就是：一方面是国内有着巨额的资金存量没有得到有效的调动和利用；另一方面又以高额的成本大规模地引进国际资本，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我国到底是一个资金短缺国家，还是一个资金富裕国家？
5.外资政策被扭曲，大量外资蜂拥而至，致使我国资本项目连年顺差，进而造成国际收支失衡。根据“两缺口”理论：在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在储蓄、外汇等方面的有效供给与其相应的需求之间往往存在缺口，即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而弥补这两大缺口的主要办法就是引进外资。同样，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利用外资的目的也在于此。而随着20多年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当时资金短缺的情形已有了很大的改善，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我国已成为净资本输出国。从1979~2004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7453亿美元（包括对外借款与外商直接投资），但到2005年9月底，我国官方外汇储备已经超过7600亿美元，若加上私人所持有的外汇，我国官方与非官方所持有的外汇之和已经接近或超过了外来资本的总规模，所以我国已由名义上的资本输入国变成了实际上的资本输出国。那么在我国高储蓄与高外汇储备的并存的情况下，是否还需要引进外资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但现在引资的宗旨则与当初的目的应该有较大的不同，甚至是根本的不同，如果说开放之初引资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弥补我国资金缺口的话，那么现在引资更应看重的是外资所带来的技术与管理经验。然而现在，一些部门及地方政府是引进外资的热衷者，个中缘由无非是引资规模与其政绩考核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在行政考核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条件下，扭曲的政府行为必然带来扭曲的外资利用模式。虽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市场微观主体仍然没有建立起来（如出资人缺位、经营者或管理者侵害股东权益等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地方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角色也是模糊不清的。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地方政府本应是规则的制定者与执行者，是“裁判员”，但在市场微观主体缺位的情况下，它们自然又当起了“运动员”，这种角色的游离只能带来地方政府行为的扭曲。而在现有的地方官员任命方式与考核制度下，又决定了很多官员的行为必然是短期性。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两大领域：地方基本建设与大规模引进外资。前面已经讲过，我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是资金推动型的，是粗放式的。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时期，“钱随物走”，而现在则正好相反，物资资源随着资金而移动。所以，地方政府引进的资金越多，其能支配的资源就越多，当地经济可能增长的就越快，相应的，地方官员的政绩就越突出。因此，地方政府之间为了争夺外来资本，不惜通过税收优惠、土地无偿使用等手段开展恶性竞争。虽然通过外资投入规模的扩大，能够带来当地经济的增长和就业规模的一时增加，但它却是不惜以侵蚀税基、甚至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换来的，致使长期社会边际成本可能远远超过社会边际收益，这不仅与现实的引资宗旨相违背，也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并最终坐失社会经济改革的良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的部分原因其实是由内部体制性及结构性矛盾引起的，国际收支的长期双顺差状态是与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资和国外市场相联系的。同样，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或某种程度的低估也与我国当前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存在极高的关联度。因此，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对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解决我国经济内部矛盾与外部失衡的根本办法就是要调整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通过相应的措施化解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带有结构性与体制性的矛盾，以求从根本上化解人民币升值的内、外压力。
三、货币政策在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上的困境
由于我国经济的外部失衡是由经济发展内部矛盾引起的，所以解决人民币升值压力问题还须从化解经济中的内部矛盾开始。除了要调整我国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外需的策略外，还要针对我国目前的“两高一低”问题找出具体的对策，由于经常项目盈余是由国内储蓄高于国内投资引起的，所以我们的应对之策也就要从如何降低储蓄，保持适度的投资规模和提高人们的消费倾向着手。而我们可以利用的政策工具主要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那么通过下调利率的货币政策能否起到降低储蓄，提高投资的功效呢？这里虽然不能得到一个绝对肯定的答案，但至少目前货币政策工具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首先，尽管我国汇率正逐渐向更富弹性的管理体制转化，但汇率形成中的市场成分还不是很大，汇率还不能成为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工具，也就是说，在市场外汇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中央银行还得作为最终的买家出现。尤其是近年来，我国连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使得持续冲销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成了中央银行的主要任务，因此，过多的外汇占款可能会成为引发通胀压力上升的隐患，而此时再降低利率更有火上加油之嫌。其次，与国有银行在内的国有企业改革有关。因为在我国现行的金融体制下，中小企业或民营企业不容易从主流融资渠道获得信贷资金支持，国有银行或国有控股银行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所以，降低利率对本来就得不到主流融资渠道“惠顾”的中小企业来说，并不能起到刺激它们增加投资的作用。另外，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还在改革过程之中，现代企业制度尚待进一步完善，资金成本（利率）的大小并不是国有企业向银行贷款时要考虑的惟一或主要因素，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并不因为银行提高利率就少借款，也不会因为银行降低利率就多借款，其理由在于利润的最大化并不是国有企业惟一的目标函数，所以利率升降对其投资的调节效果并不十分明显。再次，居民对存款利率也不敏感，降低利率也不能起到减少人们储蓄的作用。我国金融市场不健全，效率不高，缺少合适的投资渠道，即使银行存款利率很低，居民也依然认为储蓄是他们最为安全的投资场所，把手中盈余用作它投的比重很小。原因是，虽然我国已经建立起了股票市场与期货市场，但由于相应的市场管理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到位，使得市场的投机成分过浓，风险过大，中小投资者对证券市场信心不足。因此，在银行利率降低后，证券并不能成为居民的投资替代品。与此相关联的是，如果投资者长期对证券市场失去信心，那么，二级市场的疲软必然带来一级发行市场的疲软，最终是企业发行股票融资渠道的阻断，资金盈余部门（包括企业和居民）也失去了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通道。
根据以上分析，在汇率体制改革还不能完全到位、中央银行作为外汇最终买家的重任还不能“卸载”，以及货币手段还不能有效解决外部失衡问题等多方因素的制约下，财政政策可能是更为合适的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手段。
四、财政政策在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上的可为之处
从引发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内在矛盾看，有些问题仅靠财政措施也是解决不了的，如金融机构效率、官员政绩考核等。所以，这里只从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路径等角度，考查财政与税收政策在消除国际收支过度失衡或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问题上的可为之处。
（一）扩大公共消费支出，促进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1.适度扩大政府消费支出是目前增强内需动力的重要举措。一般来说，内需包括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其中任何一方面需求的启动都会对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但从我国以往的经验看，通过扩大投资规模来刺激经济增长更容易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相对而言，除了政府消费外，居民消费由于其具有分散决策的特点，很难在短期内通过政策来刺激它。从理论上讲，居民消费不仅取决于当期收入，更取决于其长期预期收入。改革开放后，尽管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但在“效率优先”的原则下，对如何“公平”地分配收入的问题还重视得不够。目前在我国，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因此，出现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局面，众多有消费愿望的人，却没有相应的支付能力。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居民对现期消费更为慎重。另一方面，从作用经济增长效果来看，虽然投资要好于消费，但在内需的构成中，投资是目前要特别加以控制的。近几年来，由于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等一些行业投资规模增长过快，导致了其上游产品或相应原材料价格涨幅过高，并引发了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为此，200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全面分析我国经济运行状况后，对当前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原则，以及主要任务作了全面的部署，并提出“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以及“要不断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等具体要求。这也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在长达6年的扩大内需政策推动下，我国投资和出口“动力”得到全面释放，而消费需求一直偏淡的情况下，中央对经济发展政策的又一次调整。
可见，为了使中国经济健康、均衡地发展，就必须将扩大内需的重点从投资转向消费。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居民消费是短期内难以对其施加影响的变量，因此，从近期看，扩大内需的重任自然落到政府的身上。从长期来看，社会整体消费能力的提升也有赖于公共财政保障机制的建立。所以，政府支出的增加必将在扩大内需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增加政府支出、建立促进内需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是当务之急。居民现期消费之所以难以启动，是因为居民的未来支出往往具有很强的刚性，而其收入却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要扩大消费需求，就必须从增加政府支出、建立扩大内需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进而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以及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着手。长期以来，我国消费之所以一直疲弱不振，除了政府消费支出不高外，还与居民消费受制于有关基础性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有关，所以必须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出，构建一个良好的、且能很快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社会保障与支撑体系。为此，我们必须对现行的公共财政支出模式作出改革，即在全社会投资过热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应更多地由投资导向消费，尽快地退出竞争性投资领域，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公共产品的生产及服务的提供上。所以，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量部分应重点向以下几个方面倾斜：
（1）投向对经济长期发展具有支撑作用领域，如基础设施、基础教育、科学研究、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这些领域的政府投资对保持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和谐发展至关重要；
（2）增加财政对城市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以期降低城市居民的长期预算，进而降低储蓄，扩大消费；
（3）加强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广大的农村地区。公共财政的支持重点要逐渐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通过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范围，加快县乡镇财政体制改革进程等措施，确实减轻农民负担，并通过直接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等方式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以期启动农村消费存量，由此消化掉部分工业领域的过剩生产能力。
（二）调整现有的外资税收政策，引导外资投向，提高外资利用水平
我国现有的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区域导向性强，产业导向性弱。即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由沿海到内地（从经济特区到经济技术开发区，到经济开放区，再到其他地区），以及由东向西，税收优惠程度是逐渐降低的。与区域导向形成反差的是税收优惠的产业导向性比较弱，即使对高新技术产业或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基础产业有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那么这种优惠也是从属于地区优惠政策的，即在给外资确定适用的优惠政策时，首先看其是否是在“某某经济区”，然后才看其属于何种行业。这种政策导向的结果是：
1.外资主要集中到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资金真正匮乏的中西部地区难以得到外资的“惠顾”；
2.外资主要集中到了高污染、高能耗、劳动力成本相对低的行业，甚至是投机性较强的地产与股票市场，而对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的基础产业，以及能够提升我国经济整体竞争力的行业很难得到外资的“青睐”；
3.外资正在向银行、保险、证券、电信等对国民经济具有控制力的行业集中。
另外，在我国加入WTO若干年后的今天，外资仍然在所得税方面享有“超国民待遇”。在世界各国争取各种平等机会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今天，我们反而自戴“枷锁”，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同时，正是由于外资可以享受许多不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而内资企业只能“望洋兴叹”，所以，许多内资企业纷纷通过寻找境外利益代理人或在境外注册公司等形式，然后投资境内，以享受相应的外资待遇，形成所谓的“假外资”现象。由此观之，目前的外资优惠政策既不利于我国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也不利于提高外资的利用水平，反而因引资过滥，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因此，必须对包括税收优惠在内的整个引资政策进行调整，以提高外资的利用水平，进而减轻资本账户顺差给人民币带来的升值压力。
我们应根据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需要，确定需要重点扶植的产业，凡是进入国家拟定支持产业范围内的外资，不论其在什么地区落户，一律都可以享受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还要辅以区域性税收优惠的政策，但这里所说的区域优惠政策，与过去由沿海到内地税收优惠程度依次减弱正好相反，它强调的是对到经济落后地区投资外资的税收优惠，以鼓励社会资源向落后地区流动。同时，还要加快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工作，使得内外资具有相同的竞争环境。与部分人认为取消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及调整其他有关外资政策会减少外资流入观点相反的是，政策优惠与否绝非是外资来中国投资的惟一或主要决定因素，因此，有关引资政策的调整不一定会对外资造成太大的影响。同时，我们调整外资政策，也是为了拒绝一些低质量外资（只从事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等项目投资的外国资本）的流入，以及“假外资”的再度出现，最终减轻由于外国资本过度流入而给官方带来外汇收购压力，由此，也可以减少国际收支过度失衡与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所带来的压力等问题。
（三）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促进出口与进口贸易的平衡发展
从1990~2004年的15年间，除个别年份外，我国均为贸易顺差国。而2005年1~8月份，我国出口总额为4763亿美元，同比增长32%，进口4155亿美元，同比增长15%，累计贸易顺差达608亿美元，若上半年的贸易顺差态势得以延续，那么2005年全年的贸易顺差有望超过1000亿美元。在中美、中欧贸易摩擦频发的今天，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额对我们来说，不仅不是福音，而且还成了近年来西方国家强压人民币升值的由头。在一定意义上说，贸易顺差的持续与不断扩大，也是内需不足与国内经济降温的另一种表现。未来几年，如果内需不足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的话，那么，净出口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还会上升。届时，人民币升值压力、贸易争端等问题还是进一步增强或恶化。因此，为了减少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以及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我们必须在扩大内需与出口导向之间求得某种平衡。
对于如何转变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着力提高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效益。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控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鼓励进口先进技术设备和国内短缺资源，完善大宗商品进出口协调机制”。在我国诸多支持外贸发展的政策中，出口退税政策具有很强的杠杆作用。出口退税政策自1985年实施以来，对扩大我国出口规模、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就业，以及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随后的20年中，根据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及国内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国家分别于1994年、1999年、2003年对出口退税政策作了三次大的调整，目前的出口退税率共分五档，分别是：17%、13%、11%、8%以及5%。如果说1999年出口退税率的调升是为了通过扩大出口保持国内经济适度增长，以消除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的话，那么，2003年出口退税率的平均下调则意在减轻中央财政退税负担与调整出口产品结构。而今天再提出口退税制度改革问题，则重在通过进一步调低某些产品出口退税率，以求转变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提升出口商品质量，促进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为目的。在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率时，除了像农业、电子，以及通信等一些需要特别保护和鼓励的产业，其出口产品退税率保持不变外，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产品，以及资源性产品，要继续下调其出口退税率，直至完全取消出口退税。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考虑对污染严重和能耗高的出口产品征收出口税。将开征出口税作为一种替代调升人民币汇率的方式加以使用，帮助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无论是对出口退税，还是对出口征税，可以认为都是一种行政性杠杆，既可以用于优化和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也可以用于调整特定时期的国际贸易收支平衡，更可以用于缓冲时下我国所遇到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
（四）开征“托宾税”，限制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
由于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增强，所以很多国际短期资本，尤其是国际游资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云集。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仅2004年就有不少于1000亿美元的国际游资流入中国。因为在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国际游资大多是通过短期贸易融资或侨汇等渠道进来的，所以，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快速增加与国际游资的进入不无关系。
1978年，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中国托宾（JamesTobin）在其发表于《远东经济杂志》的一篇“关于国际货币改革建议”的论文中，提出了对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行为征收交易税的构想，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限制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来稳定国际金融体系。按照托宾的设计，这种交易税是按一定比例在全球统一征收的，只要是两种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交易，都要征收统一税，无论其中是否涉及本国货币。甚至一国居民从另一国居民手中购买货物、服务、真实资产等行为，都要照此征税。由于对货币兑换交易征税是托宾提出来的，所以人们也将其称为“托宾税”。从1978年至今的20多年中，尽管全球发生了多次国际金融危机，但托宾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采纳。不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因深受危机之苦，它们都对短期国际资本的进出采取了相应的限制措施。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些措施都不是原本意义上的“托宾税”，但它们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托宾的建议精神。如巴西曾对一切外国资本的收益（红利、奖金、利息）征收15%的利息均衡税，泰国对外国人征收10%的利息税，智利政府对所有外国借款征收1.2%的印花税。同时，智利、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还通过要求外来资本按比例缴存一定准备金等方式，向外国资本征收间接税，以限制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
为了抑制国际游资进入我国豪赌人民币升值的行为，可以考虑对所有进入中国的国际资本开征“托宾税”，同时，为了对正常的投资和贸易不造成实质性影响，对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资金相对稳定的国际资本实行“退税”。
五、结 论
目前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不断增强，既是我国经济内部与外部发展失衡的结果，也是对我国转型期各类社会经济矛盾的一种折射。首先，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或者外需的拉动，很多出口产品是以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方式生产出来的，而其技术含量与附加值又都很低，形成了“三高、两低”的不可持续的外贸模式。这种只注重内部经济目标，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外部经济平衡发展的做法，导致了我国为了出口创汇而不计成本，对外贸易长期处于顺差的局面。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与我国目前外贸模式相伴随的“显性”经济成本及“隐性”社会成本会越来越大，出口商品的换汇成本有潜在上升趋势，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压力也不可小视。其次，我们还存在许多使内需严重不足的问题，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及时，投资与出口主导型的增长模式没能向消费主导型的增长模式转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农村地区成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瓶颈”；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不断恶化，低收入阶层的内在消费意愿难以转化为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预防性”储蓄居高不下；金融体系效率低下，储蓄不能转化成有效的投资等。如果说贸易盈余是我们曾经在外汇缺口较大时，刻意追求的一种状态的话，那么，通过外需的不断扩大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则成了现时内需不足情况下的一种必然诉求。
由此可见，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因素，既是多维的，也是复杂的。所以，其压力的真正缓解，需要从多个角度去考虑和着手，尤其是要从我国目前所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外资政策、地方政府行为，以及深层次的经济体制及经济结构等层面找原因。上述所提出的财政税收措施只是一时的应对之策，也只能从外围为汇率管理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赢得时间。人民币升值压力问题的最终解决还需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断深化经济与金融体制改革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