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友林 鲍星时
平北东部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根据地自1940年6月创建后，像一把尖刀深插在伪满洲国和伪华北统治区的接合部上，成为敌人的心腹大患。因此，在日本华北方面军1941年秋抛出的《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计划》中，把“扫荡”丰滦密根据地作为实施该计划的开端。同年秋，伪满也在其以制造“无人区”为中心内容的《西南地区肃正工作实施纲要》中，将丰滦密长城沿线山地列为实施“肃正计划”的重点区域之一。于是，1941年10月4日(农历八月十四)，伪满和伪华北统治区纠集了万余日伪军联合对丰滦密根据地发动了为时两个月的毁灭性大“扫荡”，开始制造“无人区”。
敌人采取“分进合击”、“纵横扫荡”、“梳篦清剿”等多种新战术，由东向西，由南向北，对八路军十团和抗日政府曾经驻扎活动过的每一个地方都交插反复地“清剿”，甚至连当地百姓也不常去的险僻山沟都不放过。“扫荡”中施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把百姓的粮食、牲畜、衣物全数掠走，家什用具捣毁殆尽，房屋草棚一概烧光，连百姓在逃避时丢到河里的物品也捞上来烧掉。尤其残忍的是疯狂捕杀抗日干部群众，以骇人听闻的残暴手段制造了一系列血腥惨案，日军曾先后两次将“扫荡”中捕到的抗日群众带到下营村集体屠杀，第一次杀害群众31人，第二次又杀害了47人。日军还把孟思郎峪村27名老幼妇女驱赶到一个场院全部枪杀，并焚尸灭迹。10月28日，日军又将在井儿峪抓到的8名群众押到双窝铺，推入地窖内用手榴弹炸死。据不完全统计，敌人仅在“扫荡”的两个月里就屠杀干部群众300余人，抓走近500人。
日伪为实现其“民匪隔离”、彻底消灭抗日力量的目的，从万人“扫荡”后期开始推行“集家并村”计划。首先在我十二、十三、十六区，继而又在长城沿线的一、五、七、八区北部大搞集家并村。在这些地区敌人驱赶百姓到指定的村庄居住，四周修筑起一丈多高的围墙，只留前后两个门供人出入，门上建岗楼，墙内四角建炮楼，驻有军警特务。他们称这种用炮楼和高墙围起来的村庄为“部落”，百姓进入“部落”便失去了生产、生活、言论、行动的一切自由，只能像牛马一样任敌役使和宰割，因此，百姓又愤怒地称之为“人圈”。到1942年3月底，仅5个月时间敌人就在我一、五、七、八、十二区修建了四合堂、对营子、大甸子、大峪、白庙子、东西湾子、番字牌、司营子、榆树底下、大沟、牛圈子、上下西仓峪、大北沟门、东石门子、白马关、南化石岭、石湖根、黄梁根、上下窝铺、彿牛沟、火石岭等29个“部落”，并宣布每个“部落”外十里范围内为“无住地带”，只许耕作不许居住，耕作限制在上午十时到下午四时之内进行；十里范围外为“无住禁作地带”，不许居住也不许耕作，这些地区统称为“无人区”。
日伪的“集家并村”遭到了丰滦密人民的激烈反抗，许多人逃进深山誓死不进“人圈”，有的村庄原来是两面村，这时也断绝了与敌人的来往成了抗日一面村庄。于是在1942年，日伪又以6000兵力在丰滦密长城各口和山边山内要地广设据点，使丰滦密地区敌伪据点总数增到了37个。然后以各主要据点为中心，把“无人区”划分成若干小块，指定一个或几个据点反复“扫荡”一块地区，并配备机动兵力在各块之间穿插配合，以进一步“肃清”抗日力量。这一年日伪对“无人区”较大规模的“扫荡”就有32次，中小规模的“扫荡”有1554次之多，全年累计“扫荡”时间长达8个月以上。又有431名抗日干部群众被杀害，1111人被捕，损失粮食3634石、牲畜2124头(只)。同时，日伪还派遣大批特务、密探侦察中共军政机关和山里群众的隐蔽地，发现目标即秘密调动军队长途奔袭。1942年日伪进行有目标的长途奔袭共达40次，造成很大损失，其中伪满讨伐队4月8日突然奔袭密云臭水坑，使丰滦密联合县县长沈爽、八路军十团供给处长乔宇等30人牺牲，县财粮科长李昨非等45人被捕，制造了震惊平北的臭水坑惨案。以后敌人又利用臭水坑事件进行欺骗宣传，胡说什么“丰滦密彻底肃清了”、“县政府被消灭，县长被打死了，科长全部抓获了”等等。在敌人的欺骗宣传下，部分群众抗日信心发生动摇，离开山区迁入口里口外的敌占区，甚至连抗日工作基础最好的五区张家坟一带也有一些群众走出山沟，领取“良民证”归入了敌人指定的“部落”，一些党员和村干部也进“部落”向敌自首。
伪华北方面敌人还从1942年4月开始，强征5000多青壮劳动力，沿着山边突击挖掘“治安沟”(即“封锁沟”)。10月底，“治安沟”挖成，西起昌平的桃峪口，途经丰滦密九区的平义分、北宅、白厂，四区的红螺镇、范各庄、流水庄，六区的康各庄、卸甲山、署地、坟庄，二区的北白岩、尖岩、庄户，三区的董各庄、燕落、不老屯、学各庄、石匣，东至潮河岸边的辛庄止，总长180华里，宽3丈6尺，深1丈6尺。沟边每隔一里建一炮楼，大炮楼驻日伪军，小炮楼由沿沟各村保甲棍团监守。接着，敌人将大沟以北、长城以内地区宣布为“非治安区”，严禁居住耕作，把百姓统统赶往沟南，沟北民房全部拆除或烧毁。为限制八路军在大沟两侧活动，还沿沟烧山并村，先后将沟北牛盆峪、东沟门、大关上、马营、河北、西峪、高家岭、沙峪里、秀才峪、柳树沟、转山子、庙沟梁等村的山林全数烧毁，又把沟南的一些丘陵小村，如二甲峪、恒河西山、穆家峪西沟等强行并入了大村。在敌人的淫威下，沟北大部分群众不得不搬往沟南，另有少部分群众躲进了深山，“治安沟”以北遂成为荒芜地带。这样，在丰滦密联合县内就形成了东自半城子、西至渤海所、南从白道峪、北到于营子、东西南北各长约120华里的山地“无人区”。
“部落”群众的生活处境非常凄惨，他们不但终日受监视，服苦役，而且经常遭受敌人的打骂凌辱，稍有反抗便会招来杀身之祸。“部落”内实行“米谷统治、碾磨封锁”，一切粮食果品统归大仓，不许群众私留和买卖，否则即以“经济犯”、“运输犯”、“国事犯”等罪名严加处罚。白庙子“部落”原村长王金鼎，仅因摘了自家果树的一点果子，就被判为“经济犯”惨遭杀害。部落在生活上实行配给制，每人每年只配给少量混合面、1盒火柴、半斤盐和3尺布，经过层层克扣，到百姓手里已所剩无几，有的“部落”每人每年仅实得9寸布。百姓长年吃野菜，穿衣更困难，许多成年人只在腰间围一块布，有的全家仅有一条裤子，谁外出谁穿，姑娘、媳妇穿不上衣服，只好在家里墙角挖个深坑，有外人来时就蹲到坑里遮羞。“部落”卫生条件更为恶劣，多是几家人挤住在一种用柴草搭的“马架房”里，房外到处是粪便垃圾，夏天臭气熏天，瘟疫疾病流行，成批群众染病身亡；冬天身上缺衣，腹内无食，很多人冻饿而死，据1942年资料记载，这一年每个“部落”最少也有七八十人死亡，白庙子“部落”仅400口人，这一年就死了160余口。
日伪为了彻底断绝“无人区”军民的生路，除了在“扫荡”中大肆烧杀掠抢外，还从1942年开始连续三年对丰滦密“无人区”施行“割青”政策。每当庄稼吐穗灌浆的时候，日伪军就进行“割青扫荡”，驱赶大批敌占区百姓手持镰刀进入“无人区”割青苗。仅1942年7月，敌人一次就割毁了地处“无人区”内的二区、五区、七区三分之一的青苗，其中莲花瓣、化石峪、大牛圈、西口外、黄峪口、孟思郎峪等村的庄稼被全数割光。
秋收季节，日伪军又进行抢秋“扫荡”，驱赶大批百姓进入“无人区”抢割庄稼。为保住即将到手的粮食，抗日军民一面突击抢收，一面开展游击战打击抢秋之敌。群众在护秋斗争中表现得非常机智勇敢，1942年秋收时，日伪军到张家坟抢割庄稼，把割下的谷穗堆放在一起，然后又到别处去割。隐蔽在附近山上的张家坟村群众见敌人离去，马上冲下来把谷穗全搬到山上藏了起来。日伪军返回运庄稼，见大堆谷穗不翼而飞，气得往山上胡乱打枪，毫无办法。秋收以后，日伪军又疯狂地下乡“扫荡”抢粮。1942年12月初，石匣据点百余名日军到“无人区”内古石峪村抢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