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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孙子兵法》的篇章布局与谋略

孙武对《孙子兵法》的阐述,本身就很有思想,很有讲究,这一点首先表现在其篇章结构上。从结构上看,《孙子兵法》编排的篇章顺序,使其对兵法内容的阐述能够有序展开,并且前后关照,逻辑严密,首尾相接,使其谋篇布局独具特色。实际上,这与孙子所主张的用兵谋略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孙子认为,用兵谋略必须考量全局,深思熟虑,富于创造,不可预测。换句话说,就是要想方设法,尽量用智慧战胜对手。但是,这种智慧不是小聪明,也不是一般的智商,而是能观照全局和整个过程的大智慧。所谓大智慧,它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操作性的具体方法和技巧层面,而应该超越操作性的局限,建立在方法论意义的更高层面上,为用兵整体提供全面的远见卓识。笔者认为,《孙子兵法》正是为了说明这种兵法的价值意义,因此在其篇章结构上精心布局,进而表现其全面谋略的整体。这种整体谋略,不仅反映了其全面性和长远性,而且包含着其谋略的总体要求和为“胜”而“谋”的内在逻辑。

第一节 谋略的整体构筑

“谋”是《孙子兵法》的根本特色,明确这一点,对于从整体上把握《孙子兵法》是非常重要的。所谓“谋”,简单地讲,就是出主意、想办法。也可以由此延伸为头脑策划,深思熟虑,运筹帷幄,高瞻远瞩。“谋”,既包括“谋略”,也包括“谋术”。但是,“谋略”和“谋术”是有所不同的。一般来说,“谋略”是谋划全局性的政策策略和指导方针,其所“谋”之计是指导全局的方略大计,是对各种关系的综合考虑和标指,因而它不是解决一城、一地、一情的特殊具体战术;“谋术”是为了解决某种特殊情况下、受某种特殊条件制约的某个特殊问题时所制定的具体策略,它往往表现为具体的、特殊的方法和技巧。《孙子兵法》所提供的,主要是在全局目标的指导下,进行全盘考虑的用兵之道,因此,它的“谋”主要是“谋略”,而不是局限在“谋术”上。有必要注意,这一点正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的根本区别所在。“三十六计”也是讲“谋”,但在它的内容之中,并没有明确的全局目标和完整过程,也不考虑其他因素如政治、经济、管理、环境、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只解释某种具体方法的应用技巧。因此,它只能是三十六个既没有内在联系、又没有社会联系的单项“谋术”,而不是置于社会关系之中、兼顾全局因素的整体“谋略”。

《孙子兵法》的整体“谋略”,首先体现在其谋篇布局方面。《孙子兵法》的整个谋篇布局,基本是按照置于社会关系之中、兼顾全局因素的要求,来进行系统构筑的。并且试图通过全书的篇章结构,来反映其对用兵的整体之“谋”具有既全面深刻,又适用久远的总体特点。

《孙子兵法》的内容共分十三篇,它们分别是“始计”(或“计”)、“作战”、“谋攻”、“军形”(或“形”)、“兵势”(或“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这里顺便提一下,关于十三篇,史书上有不同的记载,学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如,《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吴孙子兵法》是“八十二篇,图九卷”;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称《孙子兵法》为“十三篇”。《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的记载也都是“《孙子兵法》十三卷”,后来《宋史·艺文志》有多种注本的著录均认为《孙子兵法》是“十三篇”,现存的南宋宁宗时版本《十一家注孙子》也认为是十三篇。因此,史书基本认同《史记》关于《孙子兵法》十三篇的看法。但学界也有人认为,所谓十三篇,不过是当年曹操进行考证和研究时,根据自己的需要,削除繁冗,取其精粹而成。但问题是,曹操身处东汉末年,显然《史记》中的表述要早于东汉末年曹操的考证。从这一点讲,简单地认为是曹操主观随意地编纂十三篇的看法,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所幸的是,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证明,出自孙武之手的兵法确实只有十三篇,而与其一起出土的《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均为孙武后学解释、阐发十三篇的增益之作。这些增益之作都被包含在《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八十二篇之内。由此可见,《孙子兵法》的内容,还是应以十三篇为根据。

《孙子兵法》“十三篇”的谋篇布局,从序次来看,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和精心安排。因为,“十三篇”基本是以战争过程和战争全局的统一为时空坐标,以战略决策、战略原则和战略方法为贯穿主线,来规定篇章之间的逻辑顺序和整体结构,从而构成了《孙子兵法》战略性的谋略形式。

首先,《孙子兵法》的谋篇布局,始终坚持战争过程和战争全局的统一。整个《孙子兵法》,从全面长远的“计”谋开始,主张根据政治、经济和现实情况确定“作战”原则,强调作战必须考虑基础、进行充分准备,同时全面计谋“攻守”策略、要求争取全胜,并且指出在实战过程中必须注意借助“形”、“势”,尽量采取“虚实”结合、灵活用兵的方式,力求通过计谋来解决现实“军争”的难题,从而牢牢掌握主动权。当然,要牢牢掌握主动权、争取立于不败之地,还要知“九变”之术变通应敌、知“行军”之要察情应变、知“地形”之利巧于周旋、知“九地”之法克敌制胜,进攻还要善于使用“火攻”等辅助手段,善于“用间”来获取信息,决定三军之动。围绕着“谋略”而展开的整个战争过程和战争全局表现为:战前“定谋”,战时“用谋”,战地“察谋”和战果“取谋”。战前“定谋”,包括“始计”、“作战”、“谋攻”,要求战前了解情况、分析比较,正视政治、经济对用兵的制约和影响;要求运筹帷幄,算计精确,争取上兵伐谋,力求通过权变策略和灵活方针,取得“全胜”。战时“用谋”,包括“军形”、“兵势”、“虚实”、“军争”,要求作战时根据自己面临的情况和现实条件,整肃军容,树立军威,增强实力,认清形势,创造胜势,择人任势,因利制权,切实把握奇正相生、虚实结合,通过改变条件和具体策略,实现迂直之计,牢牢掌握作战的主动权。战地“察谋”,包括由战时不同情况具体引申出来的处于并列关系的“九变”、“行军”、“地形”、“九地”,要求无论在何时、何地作战,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也无论遇到什么条件,都要具体掌握敌情的各种变化,精通不同条件下的不同战法,力求在明察秋毫的基础上,利用各种有利地形,通过不同方式调节心理情感,保证正确而统一的指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战果“取谋”,包括决定整个战局的作战手段和获取对手信息情报的“火攻”、“用间”,要求高度重视作战手段的多样性及其灵活运用,以及准确地获取敌情信息的各种方法,真正明确它们与战争的最终胜负密切相关。按照战前、战时、战地、战果都必须重视“谋略”的要求,《孙子兵法》非常重视篇章之间编排的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如,“作战”和“谋攻”,“军形”和“兵势”,“虚实”和“军争”,以及“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等,充分体现了战争的过程和战争的全局。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孙子兵法》所阐述的是考虑长远、关系全局的战略谋略。

其次,《孙子兵法》的谋篇布局,十分注意战略决策、战略原则和战略方法的统一。在战略决策方面,如,“始计”、“作战”、“谋攻”、“用间”等篇章,都强调谋略在决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且特别安排“始计”和“用间”首尾相接。其中,孙子主要阐述了战争中目标拟订、了解情况、掌握信息、比较分析、总体判断、具体测算、计谋取胜等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用兵之要,确定了作战必须根据“贵胜”的客观要求,达到“全胜”的总体目标。在战略原则方面,如,“军形”、“兵势”、“虚实”、“军争”等篇章,孙子主要根据“贵胜”、“全胜”等用兵的总体方针,阐述了“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总体策略,以及作战中“形”即军容、军威“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和作战中“势”即优势、胜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等作战的总体要求,提出“先胜而后求战”、“修道而保法”、“择人而任势”、“避实而击虚”、“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战略策略,确定了作战中必须遵循奇正相生、虚实结合、悬权而动、应形无穷的战略原则。在战略方法方面,如,“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等篇章,孙子主要根据战场上“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客观情况和兵道规律,阐述了应对敌军各种情况和利用各种条件的机变反应、灵活处置等措施方法,提出战场上知九变之术、明行军之要、察地形之利、懂九地之法、用火攻之器等作战术法,确定了作战中必须掌握“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因敌变化而取胜”、“千里杀将”、“巧能成事”的战略方法。不仅如此,《孙子兵法》中的每一篇谋略,也都贯彻了战略决策、战略原则和战略方法的统一。当然,它所体现出来的明显程度,以及人们所能够直接感觉到的程度,在各篇章中又有所不同。如,在“谋攻”篇中,这一点就体现得比较明显,人们一看就可以直接感觉到。在“谋攻”篇中,孙子首先提出用兵作战在战略决策方面应该充分考虑并力求达到“全胜”;然后,根据“全胜”的战略决策要求,进一步确定用兵作战时要尽量争取采用上策、以谋取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兵刃相见,必须掌握权谋机变的战略原则;根据战略原则的要求,从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发挥能知胜道的将领作用,来采取灵活处置的战略方法。这一篇,应该说,比较完整地体现了战略决策、战略原则和战略方法的统一。又如,在“火攻”中体现的明显程度就稍微弱一些,以至于人们不能直接感觉到。因此,关于“火攻”这一篇,有人认为是专门讲战术问题。对于这种观点,本人不敢苟同。笔者不否认《孙子兵法》在一些篇章中涉及具体的战术问题,但笔者认为,只要深入地体会孙子阐述兵法的整体特点,就不难发现,《孙子兵法》中关于战术的阐述,实际上是为说明总体的战略思想而有所涉及。笔者认为,在“火攻”篇中,孙子提出火攻的问题,更多的是提醒人们注意,战略谋略还要全面地把握作战手段,不要忘记作战时必须兼有主要手段和辅助手段,考虑战略谋略时绝不能忽视辅助手段的多样性和一种手段不同形式的多样性。至于火攻或水攻的选择应用问题,孙子要求,主要依据“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驱动原则,从“安国全军”的大局上深思熟虑,这实际上就是战略决策的问题。不仅如此,孙子还要求根据天象、气候、时节等客观条件以及敌情变化,选择正确的方向相机行事,这实际上就是战略原则问题。至于说,注意选择多样形式或某种形式,注意观察敌情变化,根据情况采取灵活举措,克敌制胜,则是战略方法问题。所以说,战略决策、战略原则和战略方法及其统一,始终贯穿在十三篇的每一篇章之中。

可以说,《孙子兵法》关于“谋略”的战略智慧,主要体现在其谋略目标和谋略方式上,即从战略的角度考虑竞争谋略,从战略的角度阐述用兵之道,使战争的过程和全局统一于整体谋略之中,使战略决策、战略原则和战略方法统一于用兵的谋略之中,从而使其整个战略谋略一开始就能够高屋建瓴、深谋远虑、广开视野、发聩振聋。

《孙子兵法》关于“谋略”的具体要求,还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首先,是未战谋计。孙子十分强调“夫未战”的谋计策划,要求在未战之前做到“知彼知己”,而且是“先知”,即事先考虑如何做到“先为不可胜”、“先胜而后求战”,未战之前谋划怎样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明确必须把握什么要领使自己能“因敌而制胜”。这些,都必须在战前仔细谋划。其次,是实战谋计。孙子提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主张在实战中要考虑如何对“数”(组织编制)、“势”(取胜态势)、“形”(实力显示)进行合理利用,要考虑怎样做到在全局上“能自保而全胜”,要懂得运用“迂直之计”、“避实而击虚”、“以正合,以奇胜”、“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些,都是在实战过程中随时要进行谋划的。最后,是应战谋计。孙子要求考察“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根据“顺详敌之意”的要求进行具体谋划,真正做到“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保证产生“并气积力”、“料敌制胜”、“足以并力、料敌、取人”的作战效果。这些,都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时根据具体分析的成果采取具体的应对措施,这叫“巧能成事”。综上所述,不论是未战、实战还是应战计谋,在《孙子兵法》中都是一个整体。它的整体性,不仅表现在未战谋计必然涉及实战和应战计谋,还表现在实战谋计包含着未战计谋和应战计谋,以及应战谋计包含着战前计谋和实战计谋。

第二节 谋略的总体要求

《孙子兵法》有其整体谋略的构筑,也有其谋略的总体要求。关于《孙子兵法》谋略的总体要求,概括地说,就是孙子所指出的,“运兵计谋,为不可测”。根据孙子在其兵法中的阐述,所谓的“计谋”“不可测”,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对自己而言;另一方面,是针对对手而言。对自己来说,“不可测”是规定自己谋略的标准,计谋要出奇、要巧妙;而对对手来说,“不可测”是使其产生迷惑,使其难以把握的程度。简而言之,就是说用兵计谋必须达到出其不意、设计精巧、能迷惑对手、又不被对手识破的标准,或者说用兵计谋能够让对手产生摸不着头脑、不知所措的效果。

为了使用兵者能够达到“运兵计谋,为不可测”这一谋略的总体要求,《孙子兵法》不断地提醒用兵者随时都要注意这一要求。例如,孙子提出,要学习“明主良将”、要争做“善用兵者”,实际上就是在暗示,明智和善谋这是谋“不可测”之计的前提。同时,孙子又多处提到“智者”、“善战者”、“知之者”、“先知者”、“尽知者”,等等。笔者以为,孙子提出“明主良将”,就是指出“明君良将”他应该是“智者”,即“先知者”、“知之者”;而“智者”即成为“先知者”、“知之者”实际上是对“明主良将”的要求。孙子认为,只有如此,“明主良将”才能通事明理,重视谋略。而“善用兵者”本身就是通晓谋略之“智者”,他既是“先知者”、“知之者”,同时还是“尽知者”、“善战者”,因此,他应该深知用兵“计不可测”的要求和“巧能成事”的道理,在运兵之际能够利用假示、巧妙应对、善于出奇,千方百计运用谋略而行“上将之道”。

在《孙子兵法》中,利用假示是使谋略达到“不可测”的一个基本环节。一般来说,人们的感官是和事物的现象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感官即眼、耳、鼻、舌、身等,这些感觉器官能够直接对外在的刺激物作出相应的反应。而事物的现象是事物外在表现,它可以直接刺激人们的感觉器官。当人们的感官和事物的现象发生直接联系时,人们就会产生感觉。感觉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基础,人们所有的概念、判断、推理都要建立在感觉的基础之上。但是,客观表现出来的现象,往往又有真假之分。真象是与事物本身相一致的表现,假象则是与事物本身不一致的表现,甚至是相反表现。因此,人们在假象面前,如果不能识破假象,就会造成主观上的“错觉”。在错觉基础上形成的概念、判断和推理,不言而喻,肯定是错误的概念、判断和推理。在用兵中也是如此,为了使敌人形成错误的概念、判断和推理,当然首先要使敌人产生错觉。而要使敌人产生错觉,就要把假象呈现在敌人面前,而且还不能让敌人看出来它是假象,即要让敌人以假为真。所以,孙子认为,用兵谋略,必须要有意识地去制造一些假象,目的是为了隐蔽自己,迷惑对手,使对手产生错觉,从而保证自己既能自保又能取胜。制造假象,就要利用伪装,即用伪装来表现自己。这种伪装就是《孙子兵法》所说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伪装,必须保证既能让对手看见,同时又不能让对手识破。这样,对手始终看不到真象,就会把假象当成真象,并且只能根据假象来进行判断和推理,并据此去拟订决策。因此,要做到谋略“为不可测”,就要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做到以假乱真、不显真迹。用兵中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再精明的对手也会在假象面前出现错误判断,或者摸不着头脑,束手无策。

在《孙子兵法》中,巧妙应对也是使谋略达到“不可测”的一个基本环节。应对,是指面对变化了的情况、遇到特殊条件时去具体对付敌人的方式、方法和措施。孙子认为,战场上对付敌人的方式、方法和措施,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因为,敌人的情况不同,所处的条件不同,对付敌人的具体方式、办法和措施也必然是不同的。人们从古人那里或从兵法里能够找到的经验,往往只是在对付敌人方面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指导。而《孙子兵法》能够提供给人们的东西,实际上正是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指导。关于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指导,按照孙子的话说,就是“巧能成事”,即应对必须巧妙,确保“战胜不复,应形无穷”。即要根据敌情进行具体分析,找到敌人存在的薄弱环节,然后灵活地处置具体战事。这样,就会让对手始终感到不可捉摸,从而在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使自己能够争取主动,有效地打击敌人。同时,孙子认为,这种应对的方法,还必须是建立在掌握“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等规律的基础上,并且能够注意始终保持“避高而趋下”的态势,创造“避实而击虚”的条件。不仅如此,巧妙应对,善于应对,还必须懂得对付不同情况的不同方法,做到“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扰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说到底,就是用兵者必须懂得用兵作战从来都是“践墨随敌”,始终都是“因敌变化而取胜”。要做到巧妙应对,善于应对,还要做到自己能够积极求变,即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意图去不断调动对手,设法变迂回为近直,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变优势为胜势,并且能够根据对手的情况,或备之、或避之、或扰之、或骄之,诱之以利、威之以害,迫使对手改变它原来的状况,或使安逸变成疲劳、或使饱食变成饥饿、或使安守变成出动,等等,总之是把对手搞糊涂,让对手始终摸不清楚我方的意图。以这样的方法论为指导进行谋略,对敌人来说当然是“不可测”,而且它也根本无法预测。

在《孙子兵法》中,善于出奇同样也是谋略达到“不可测”的一个基本环节。用兵的目的,在于取胜。但是,战胜对手,特别是在实力相当的条件下或是在实力稍弱条件下战胜对手,往往需要出奇制胜。出奇制胜,就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用人们认为异于传统、不合常规的方法和招数战胜对手。这种方法或招数,说穿了就是实战过程中的自觉创新。在战场上,出奇、创新是为了获取胜利,即在使自己的攻守形迹和决策信息不被对手了解的情况下,在对手不备、不意、不趋的地方,以对手想不到的方式和方法一举攻克对手,从而使自己始终成为战场上决定胜负命运的主宰。《孙子兵法》提出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用兵谋略时考虑出奇制胜的永恒追求。事先没有准备,就是不备;事先没有想到,就是不意;事先没有意向,就是不趋。不备,表现为不思备战而虚弱无攻、不知所守而虚设无防;不意,表现为不知所守是否被攻、不思所攻是否有守;不趋,表现为有些地方无意去攻,有些地方无意去守。正是因为我方所攻的地方、所用的方法、所采取的措施是对手不备、不意、不趋之处,所以才被称之为“奇”。因此,用兵作战时出奇制胜的必然要求,就是要对常规的思路和方法进行认真反思和缜密审查,并有意识地进行错位式思考、反常式思考,使作战尽量做到:攻打虚弱,确保进攻不可抵御;无法攻取,确保防守固若金汤;无法救援,确保奔袭比较顺利;毫无设防,确保如入无人之境;行动迅速,确保撤离无法追赶;渺无声息,确保行动不可先测。这就是孙子所指出的,“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从这个意义上讲,出奇制胜是取得胜利最重要、最有效的方式,也理所当然是谋略达到“不可测”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第三节 谋略的内在逻辑

综观《孙子兵法》,其谋略的核心内容十分明确,即它始终围绕着“能否胜”、“如何战”和“怎样谋”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具体展开。《孙子兵法》在整体上就是以“能否胜”为前提、以“如何战”为主导、以“怎样谋”为中心,来具体展开各个方面的兵法谋略原则,从而深刻阐明了“胜”靠“战”、“战”依“谋”的道理,也从根本上廓清了“谋”为“战”,“战”求“胜”的关系。应该说,这就是整个《孙子兵法》谋略的内在逻辑。

“能否胜”的问题,是一切谋略必须首先解决的最根本问题,也是决定是否能战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这个问题不解决,具体用兵就会失去目标,甚至可能连是否该用兵和该怎样去用兵也无法正确判断。所以,孙子对此十分重视。

《孙子兵法》开篇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这段话,就是为了告诉人们,军事(用兵、战争)不能当儿戏,不可开玩笑,不得敷衍了事,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军中无戏言”。因为,现实中无论是攻击别人还是防止别人攻击,都涉及用兵,用兵则标志着战争。因此,在考虑用兵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认真考察,深入了解,全面分析,慎重对待。考虑用兵问题时,之所以一定要这样做,原因在于用兵打仗关系到百姓的生死、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安危。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再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比得上的头等大事。因此,为了保家卫国,用兵参战之前,首先必须考虑是否能胜的问题。胜,则国保家存;败,则国破家亡。为了最终国保家存,为了防止国破家亡,用兵参战只能以胜为前提。所谓“胜”,就是战之能胜,无论攻击对方还是抵御对方攻击都要能战而胜之。“胜”,是用兵追求的永恒目标,也是为用兵而进行谋略的根本导向。众所周知,用兵总是强者胜、弱者败,但从主观追求上来看,无论强者还是弱者,也无论主动还是被动,用兵追求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设法求胜。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为求败而战的情况发生。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这个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例如,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政治原则即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在军事上实行起来,就是以军事力量保卫祖国,驱逐日寇。为达到这个目的,在军队本身的行动上,就表现为:一方面,尽可能地保存自己。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消灭敌人的力量。何以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每一战争都需支付代价,有时是极大的代价,岂非和‘保存自己’相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正确点说,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这种牺牲,不但是为了消灭敌人的必要,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必要———部分的暂时的‘不保存’(牺牲或支付),是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所必需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是一切军事原则的根据。”毛泽东所说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就是要求设法求胜。正是因为要设法求胜,所以用兵过程中才会演绎出策划谋胜、全力争胜、转败为胜、百战百胜、出奇制胜、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优胜劣、不战而胜等丰富多彩的取胜现象。说到底,“能否胜”,实质上决定了“能否战”和“怎么战”。根据这个兵法规律,《孙子兵法》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以下几点,告诉人们在决策是否战之前怎样才能知道“能否胜”。

第一,搜集掌握基本情况。孙子提出的基本情况分别是“道”、“天”、“地”、“将”、“法”。“道者”,君能迎合民意,与民同心同德,民为此而不畏生死、不怕危难;“天者”,昼夜、阴晴、寒暑等气候时节变化;“地者”,地理远近、险要、界限,以及地势、地形利弊状况;“将者”,领军之人,其智谋、信义、仁爱、勇敢、严明的情况;“法者”,编制、职责、管理的形式和制度,以及制度的执行。《孙子兵法》认为,“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第二,深入比较主要方面。《孙子兵法》提出,在掌握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还要对一些主要的方面具体进行比较分析,才能深入探索到并从本质上把握真实,进而判断胜负。要知道交战双方的国君是否贤明,将帅有无才能,所处条件如何,法令能否贯彻,兵力强弱状况,是否训练有素,赏罚是否分明。孙子指出,“吾以此知胜负矣。”因为,通过具体比较分析,双方的主要差别就显示出来了,同时它也帮助我们做到了知己知彼,这样,“能否胜”就可以大体上预见了。根据可以预知的胜负,采取适当的对策和相应的行动,就可以保证最终的胜利。

第三,用兵计谋因利制权。《孙子兵法》提出,用兵首先要权衡利害,有利而动,不利则止。有利而动,就要根据用兵之道,认真地进行具体谋划,把有利或不利的细节都考虑透彻,做到知己知彼、审时度势、变通创新。用兵计谋,必须遵循“兵者诡道”的方法,在实践中根据多样、易变、真假、虚实等具体情况,去争取有利的条件,创造有利的态势,争取以实击虚、出奇制胜。孙子断言,“此兵家之胜”。它来源于用兵实践,得益于从实际情况出发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第四,庙算胜者得算多也。用兵打仗,在战略上的基本要求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孙子兵法》认为,战争的胜负,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它决定于战前的宏观谋略和具体的经度算计。因此,在双方还未开战之前,即进行策划谋略的时候,一定要权衡利害、深思熟虑、反复测算、设计周全,对作战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各个部分的数据都进行精确计算,才能保证在争取胜利的过程中不出现失误或把失误率降到最低。关于这一点,孙子告诉我们:“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第五,遵循胜道判明结果。用兵打仗取得胜利,不是杂乱无章、没有规律可言,而是有其规律可循的。因此,只要在认识上把握用兵竞争的规律,在实践中尊重用兵竞争的规律,并且切实按照规律的要求去用兵实践,就可以取胜。《孙子兵法》指出,取胜的规律无非是: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孙子明确地指出:“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在《孙子兵法》里,能否正确地判断胜负,能否最终确保胜利,是用兵的首要问题。因此,只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切实清楚了各方面的情况,正确把握了胜利的方向和趋势,真正明确了取得胜利的条件和方法,才能进一步讨论决谋“是否战”和具体计谋“如何战”的问题。否则,用兵就从根本上失去了目标和方向。

“如何战”的问题,是“能否胜”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谋略时必须进一步明确的重大战略问题。它涉及能否在把握战争规律的基础上,按照战争规律的要求,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和战略方针,以达到战必获胜的战略目标。对此,孙子在其兵法中表达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思想。

在孙子看来,战争与政治和经济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孙子认为,无论何时用兵作战,也无论怎样用兵作战,都要考虑战争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孙子兵法》指出:用兵重“道”,同时还指出:“用战也贵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用兵作战,目的在于取胜。但是,如果用兵不重视“道”,就得不到百姓的支持;如果长期远距离进攻作战,就会出现士卒疲惫,锐气受挫的现象。在兵疲锐挫的情况下,攻打城池则战斗力不够,而且国家财力也难以为继。另一方面,疲惫伤锐、力尽财枯,还会招致其他诸侯国乘机入侵。假如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即使是有一些足智多谋的高人,恐怕也难以挽回局面。所以,用兵作战,一定要首先明确战略策略和战术原则。不明确这一点,就是不知道如何战。在《孙子兵法》里,孙子提出谋划远距离进攻作战的战略策略,就是要考虑不宜长期作战的问题。不宜长期作战,首先是为了避免造成财力枯竭、物价腾贵、民不聊生、兵无休整的局面。因此,孙子要求注意做到“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其次是便于在短时间内大量消耗对方,降低自己耗费。因此,孙子要求重视并采取“因粮于敌”、“务食于敌”的策略。这里,有必要注意,孙子确实说了“兵贵胜,不贵久”,其中,“不贵久”,指的是如何通过进攻作战取得胜利的问题,而不是说如何通过防守作战取得胜利的问题。至于说防守作战,拖住对手、消耗对手,逐步扭转战局,最终战胜对手的问题,孙子并没有明说,但在“因粮于敌”、“务食于敌”的策略里,似乎已经有了一些暗示,即对“不贵久”反其道而用之。根据用兵作战的战略策略的要求,在用兵作战的战术原则上,孙子指出:必须遵循“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的作战方针,务必做到:当十倍于敌时要包围全歼对方,当五倍于敌时要全力进攻对方,当一倍于敌时要分割消灭对方,当实力相当时要奋力战胜对方,当兵力很少时要考虑战略转移和撤退的线路,当实力不济时则要回避正面冲突。孙子认为,按照这样的战略战术用兵作战,才有可能保全自己并且战胜对手。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也有类似的主张。例如,在红军反围剿时期,毛泽东就曾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作为游击战和运动战的作战指导原则。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辩证地阐述了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问题。他说:“整个的抗日战争,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拿作战线来说,敌人是外线作战,我们是内线作战。这是一方面的情形。但是在又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敌军虽强,但是数量不多,我军虽弱,但是数量甚多,加上敌人是异民族侵入我国,我们是在本国反抗异民族侵入这个条件,这样就决定了下列的战略方针:能够而且必须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是整个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在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当时双方的具体情况,毛泽东又及时地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可见,根据情况确定战略策略和战略方针,才能明确具体战法,解决“如何战”的问题。对于谋划“如何战”的问题,《孙子兵法》的要求是:明确用兵之法、运用谋攻之法、掌握求胜之法。为此,孙子特别提出了几点要求:

第一,用兵作战准备充分。用兵作战一般有很高的要求,除了要有充足的兵员之外,还需要有大量的车辆、众多的马匹、精良的兵器、坚实的盔甲、充足的粮食、运输的工具、维修的材料、保障的供应、协调的费用等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因此,用兵之前,必须要准备好各种物质条件和物质手段以及其他的军费开支,不打无准备之仗。孙子认为,在此基础上,“然后十万之师举矣”。这表明了孙子的态度,即用兵既不能毫无准备,同时也反对穷兵黩武。

第二,攻城拔寨兵贵神速。用兵打仗的实际消耗和经费开支是十分惊人的。因此,战争如果旷日持久,势必造成人力耗尽、财力枯竭、国库空虚、物价暴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这些都将直接影响作战的积极性,直接危及国家安全。所以攻城拔寨,应力求速胜,以便降低消耗,尽量避免引起大的民怨。历史上从来没有长久地对外用兵而能对国家有利的情况出现,也从来没有见过能够战胜对手而要求拖延征战时日的战争。对此,孙子指出:“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第三,屈人之兵上善伐谋。用兵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战争中,即便是战胜了对手,也会付出流血牺牲的巨大代价。因此,要考虑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去争取获得尽可能大的成功。从这一点出发,战胜对手就不能简单地只顾死拼硬打,夺取城池也不能不顾及将要付出的巨大代价。战胜对手,最理想的方式是不战而胜。力求不战而胜,就要设法以谋略取胜,这是用兵的上策。所以,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第四,将能君信上下同欲。用兵要选择有才华、有能力、敢负责、善指挥的人担任将领,并给予他充分的临机处置权力,使他在战场上能够根据情况,因势利导,灵活应变,具体处置各种问题。君既然用将,就必须充分地相信他,绝不能在不了解情况的条件下拍脑袋、瞎指挥,也不能对战场上的将领处处掣肘、横加限制或盲目干预。只有君和将互信,同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孙子断言:“上下同欲者胜”。

第五,鼓舞士气赏先得者。用兵过程中,鼓舞将士的士气和保护将士的积极性,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要想让将士们英勇杀敌,激发他们同仇敌忾的士气,就要考虑采取适当的方法,借助激励手段,给予将士一定的物质鼓励。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可以鼓励士卒英勇杀敌;另一方面,又能将夺取敌军的物资为我所用,孙子认为,在实际作战中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他专门提出,“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

第六,优待俘虏善而养之。由于用兵作战必然有流血牺牲,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随时增加和补充兵员,显得尤为重要。战场上,要解决随时增加兵员的问题,不仅要想到及时征兵,还要考虑如何将敌军的兵员转化为我军的兵员,如何将敌军的士卒转变成为我军的有生力量,从而进一步增强我军的战斗力。因此,要实行优待俘虏的政策,要用行动去感化俘虏,让俘虏自愿成为我军的士卒。所以,孙子提醒:作战还要注意“卒善而养之”。

孙子把了解怎样才能作战,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作战方式,如何才能保持战斗力,看做是用兵取胜中最重要的因素和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只有深入地了解作战规律,从根本上掌握正确的作战方法,并且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战略策略和基本的战术原则,才能在用兵过程中,在整个作战范围内,为具体作战提供普遍正确的指导原则。

“怎样谋”的问题,是在谋略中将“能否胜”和“如何战”的问题解决之后,还必须深入考虑和认真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因为它关系到能否贯彻作战的战略决策和战略方针,关系到实际作战的一般方法是否得当,关系到具体作战过程中能否在坚持原则基础上做到机变处置,关系到能否应对各种不同的情况及其变化去争取胜利。因此,这一重大问题,成为《孙子兵法》中最为详尽阐释的问题。

在实际用兵的过程中,往往会碰到各种不同情况和面临各种不同条件。如何在不同情况和不同条件下进行具体作战?如何对不同情况和不同条件下的具体作战进行有针对性的谋划?这是用兵时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忽视这个问题,就等于是碰到具体情况时不知道该“怎样谋”,就是不知道碰到具体情况时该怎样灵活处置,不知道在具体条件下该如何运用奇正虚实,不知道该怎样具体地去实现胜利的目标。因此,如何解决“怎样谋”的问题,是兵法谋略的具体运用问题,是关系全局胜负的实战问题,也是关系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当然也应该成为用兵谋略时要考虑的重大问题。围绕“怎样谋”的问题,孙子分别详细地阐述了有关的各个方面,如,该怎样战胜敌人保全自己、该怎样保持神勇压倒对手、该怎样灵活机变掌握主动、该怎样摆脱不利造成有利、该怎样趋利避害灵活处置、该怎样判断敌情针对准确、该怎样根据地形有利于己、该怎样乘敌不备抢占要害、该怎样多种手段打击敌人、该怎样详细准确掌握情报,等等。对于上述方面,《孙子兵法》的谋略,始终遵循一个思路,即从普遍到特殊,从一般到个别,从原则到方法,从策略到措施。具体地说,就是要求用兵谋略时,必须对战争中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或者说最需要谋断的问题,进行全面深入地考虑,仔细认真地策划,先要清楚一般情况下的一般处理方式,然后注意特殊情况下的机变处理方法,才能保证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无论碰到什么情况、无论处于什么条件,都能比较妥善地策划计谋,最后达到取胜的目标。关于一般情况下“怎样谋”的问题,《孙子兵法》的思想,大致可以概括为十个方面。

第一,谋“不败之计”。《孙子兵法》要求,用兵谋略不仅要善于根据战场情况在示形方面谋划远、近、真、假等不同方式,而且要善于预先谋划不可被战胜的内部和外部形势,等待和寻求战胜敌人的时机。善于利用“军形”和“兵势”,防守时就不可被敌人战胜,进攻时就可以战胜敌人。当力量和条件不足时应谋划守势,当力量和条件具备时应谋划攻势,并且要仔细寻找或创造战胜敌人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掌握胜败的决定权,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当然,立于不败之地还必须注意:一方面,注重修明治道,严肃军纪,保持法度;另一方面,正视占地幅度、资源丰瘠、兵员规模、实力对比以及取胜的可能。军有立于不败之形,才能在条件具备时以不可阻挡之势,战胜敌人。所以,孙子说:“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

第二,谋“任势之计”。《孙子兵法》要求,用兵谋略不仅要预先谋划不可被战胜的形势,而且要谋划如何创造各种条件使自己处于居高临下的态势,并且具有绝对压倒的优势。谋划创造有利态势,不仅要注意使内部编制有序、管理严密、旗帜鲜明、号令严肃、指挥有效、一呼百应、统一行动,还要考虑运用奇正结合、避实击虚的方法,做到因地制宜,视情而变,及时根据情况变换各种战法。从实战来讲,有必要选择治军有方、才能全面、善于借助和利用形势的将领去调教、指挥部队,以保证士卒训练有素、英勇善战,使队伍在混战中能够保持严整的秩序运转自如,并设法以形动、利诱的方式,麻痹对手、调动敌军,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形势,形成泰山压顶的态势,造成排山倒海、雷霆万钧的胜势。对此,孙子指出,“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

第三,谋“虚实之计”。《孙子兵法》要求,用兵谋略必须计谋如何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争取在调动与调不动中掌握主动。调动敌人,要考虑巧用利害,诱之以利,使敌人自至,威之以害,使敌人不敢至。调动敌人,巧用利害,要考虑尽量使安逸的敌人变得疲劳,使饱食的敌人变得饥饿,使安守的敌人出现盲动。要考虑让敌人把自己的情况暴露出来,以利于我方了解敌情及其意图,以便于我方攻打敌人防守空虚的地方,以保证我方处于敌人无力攻取的地方。同时,要注意将我方的主要意图和行动计划严格保密。这样,敌人不知道该往哪里攻,也不知道该在哪里守,处处设防的敌军就会变得名众实寡。同时,巧用利害,要注意在调动敌人的过程中了解敌人的诡计、活动规律、薄弱环节和战力强弱。了解这些情况,就能保证掌握主动,使我军能够根据需要,集中兵力,避实击虚、以众击寡,因敌情而制胜。如此这般,我方就能如孙子所说:“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第四,谋“迂直之计”。《孙子兵法》要求,用兵谋略首先要知道两军相争时最困难的问题,在于争夺制胜条件。争夺制胜条件之所以困难,原因在于在这个过程中常常会遇到要将迂远弯曲的道路变为近便直接的道路,要把非常不利条件转化为十分有利条件。要想方设法使迂与直、患与利之间发生相互转化。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考虑如何通过有意绕道迂回去迷惑敌人,如何用眼前的小利去引诱敌人,使敌人步入歧途。能做到这一点,就能比敌人后出动而先到达必争之地,抢先一步夺取制胜条件。当然,要明确这样做也会冒一定的风险。因此,谋略时要充分了解敌人意图,熟悉地形险阻,重视引路向导,尽量蒙蔽对手,避免轻率冒进。同时,要考虑稳定军心、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要用适当的方法统一行动、遵循法则、临机应变、举措得当,保证用兵快速如风、难测如阴、不动如山、发动如雷。如孙子所说:“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第五,谋“变通之计”。《孙子兵法》要求,用兵谋略要根据地形和敌情变化去灵机处置,变通应敌,决不可照搬教条,机械行事,在特殊情况下即便是“君命”也可以“有所不受”,以便避免贻误战机。谋划者必须知道,在征战过程中,险阻沼泽之地不能宿营、四通八达接壤之地注意交友、条件异常险恶之地不能久留、四处易围难出之地尽快离开、已无退路可走之地殊死战斗;要知道有的道路不能通过、有的敌军不能攻击、有的城池不能攻打、有的地方不能争夺。碰到这些情况,知道临机处置、变通应敌,才是真正懂得用兵。同时,用兵还必须利害兼思,在有利的情况下看到不利的因素,在不利的情况下看到有利的因素,要始终立足于自身的充分准备,根据具体的主客观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和行动去战胜对手。用兵谋略必须懂得,用兵时缺乏理性、极端片面、感情用事,就会脱离实际,忽视临机变通,这是最危险的。所以孙子说:“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第六,谋“察用之计”。《孙子兵法》要求,用兵谋略必须能在遇到各种情况时,细致敏锐地观察敌情,仔细分析所面临的周边情况,权衡利弊险恶的具体环境,并对各种症候和现象做出正确的判断处置。行军作战,或处于山地,或处于河川,或处于沼泽,或处于平原,这就要注意不同的地带有不同的作战原则,不能一概而论。行军中安营扎寨,要选择有利于休整养锐、供应方便的地方;行军中经过山势峭峻、四面险恶、荆棘丛生、泥泞易陷、狭窄天险的地方,必须急速通过,并设法让敌人去靠近它。凡是遇到这些情况,都要深思熟虑,要密切注视敌人的所有动向。同时,将帅在取得士卒的信任后,还要注意把仁爱士卒和严明军令结合起来,并用两者结合的方法去训练好士兵,这样战时才能更好地率领全军去争取胜利。所以,孙子说:“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

第七,谋“勘地之计”。《孙子兵法》要求,用兵谋略必须善于观察和利用各种地形,谋划如何尽量争取占据地形的有利条件,以便掌握克敌制胜的主动权。地形是用兵的辅助条件,要注意利用地形的法则,那就是:敌能来我能往的“通形”,要占据势高向阳、粮道通畅之地;可前往难返回的“挂形”,要注意敌无备可击,有备则不可击;敌我出击都不会得利的“支形”,要抗拒引诱,反引敌军前往一半后击之;深山峡谷的“隘形”,我先占就以重兵把守,敌先占并重兵把守则不可进攻,如无重兵把守则可以发起攻击;险要崎岖的“险形”,我先到就要占据势高向阳之地,如敌先到我便主动撤离;相距较远的“远形”,双方势均力敌,要注意不能勉强出战。同时,用兵谋划还要深察“走”、“驰”、“陷”、“崩”、“乱”、“败”等败兵之道。孙子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第八,谋“应对之计”。《孙子兵法》要求,用兵谋略必须针对实际情况权衡利害,并综合考虑人员的心理和情感因素所发生的变化,以便及时调整,专心合力,克敌制胜。谋划时,要知道作战有“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圮地”、“重地”、“围地”、“死地”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情况。因此,用兵谋略一定要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调整策略,采取不同的行动:在“散地”要强调统一意志,在“轻地”要强调首尾兼顾,在“争地”要强调疾速前进,在“交地”要强调严密防守,在“衢地”要强调注意结盟,在“圮地”要强调调整供应,在“重地”要强调迅速通过,在“围地”要强调堵塞缺口,在“死地”要强调拼死决战。作战谋计时,要注意变换思路、更换驻地、有意迂回,让人捉摸不透;要认真考察将士们的心理情感变化,在危难之中要激励将士们协同合作,众志成城,如同一人,英勇奋战;战场上要注意实施超常的奖赏,颁布特殊的号令,以调动将士们的作战积极性;要注意在有可乘之隙时,乘敌不备,迅速行动,抢占要地,战胜对手。孙子说:“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第九,谋“辅攻之计”。《孙子兵法》要求,用兵谋略必须根据现实条件,慎重选择进攻手段,并且灵活利用辅助进攻手段,有效打击敌人。火攻和水攻都是进攻的辅助手段,但火攻的效果更加明显。因为,火攻可以烧毁敌军的人马、粮草、辎重、仓库和隧道,水攻则只能隔断联系、断绝粮道。谋略应要求平时准备好燃料和器具,一旦出现气候干燥的天气时和容易起风的日子,就可以考虑使用火攻。火攻时,要注意利用火攻形式的变化,掌握火攻的时机。当敌营疏于防范内部起火时,应提前从外面发起进攻;当敌营内起火仍表现镇静时,应先耐心观察而不急于进攻;当火势旺盛到了顶点时,应视情发起进攻或停止进攻;当我方能从外面纵火进攻时,就不必等待内部策应。谋划时要注意,从上风纵火,就不能从下风进攻(以免烧到自己)。同时,还要注意白天风起、晚上风止的情况。用兵谋略只要能根据敌情变化,采取相应举措,利用纵火引起敌军骚乱,适时发起攻击,就能扩大战果。所以,孙子说:“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火可以夺”。

第十,谋“情报之计”。《孙子兵法》要求,用兵谋略必须知己知彼,预先掌握准确的信息情报,并依据所获取的信息情报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要懂得,是否了解信息情报对战争的胜负具有重要影响。要想预先掌握敌方的信息情报,必须注意运用间谍。自古以来,凡是有谋的将领,都使用具有智能与才能、并且处事精细的人为间谍,以便获得真实的情报。间谍包括用敌乡的人做“因间”、用敌国官吏做“内间”、用敌方的间谍做“反间”、故意散布谣言使敌间谍上当而真情败露则死的“死间”、能活着回来报告敌情的“生间”。五种间谍活动一起进行,敌人就搞不清楚在什么地方泄露了机密。用兵谋略,要注意同时展开五种间谍活动,以便从各个方面获取情报。要知道,使用间谍最关键是通过“反间”使己明敌惑,这既是克敌制胜的法则,又会使人感到神妙莫测。所以,孙子说:“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

综上所述,“能否胜”、“如何战”、“怎样谋”,就是《孙子兵法》谋略的基本逻辑,也是《孙子兵法》所阐述的主要内容。《孙子兵法》的谋略逻辑和主要内容,完整地说明了重视战略决策、厘清战略原则、掌握战略方法在兵法制定和运用中的重要作用。

第四节 用谋的价值判断

《孙子兵法》不仅全面地阐述了用兵谋略,而且还在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把这个问题概括为用谋的价值判断问题。孙子认为,用兵谋略,不仅要看是否能出谋划策,而且还要看能否对谋略价值进行判断。在孙子看来,如果没有人能对谋略的价值进行判断,那么即使谋略再好,也可能不被人采纳,再好的谋略也发挥不了作用。因此,好的谋略,是提供给具有智慧和超强判断能力的人使用的。孙子在其兵法的开始,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出谋和用谋之间的双向价值判断问题。一方面,用谋之人必须能判断出某种谋略的价值所在,决定是否采纳和应用;另一方面,出谋之人必须能判断出欲用谋之人智慧的价值所在,决定是否出谋。孙子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自己所著的兵法不是提供给那些只顾眼前利益、不懂兵法价值的俗人和庸人使用的,而是提供给那些了解什么是深谋远虑、具有战略眼光、懂得大智慧的王者和统帅使用的。孙子意识到,自己只有在能识谋断略的王者下面,才会受到重用,才能充分发挥出谋划策的作用。孙子的这种意图,不仅是让用谋者对《孙子兵法》进行价值判断,而且也是在考验欲用谋者是否真正具有超人智慧和超常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孙子兵法》提供的是“谋计之人”关于用兵的“计谋”,体现的是“谋计”之人关于“计谋”的智慧。《孙子兵法》在第一篇“始计”中,开宗明义提出了“计”的问题。关于孙子所提出的“计”,根据曹操的解释,就是“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计于庙堂也”。曹操的意思,指出了《孙子兵法》的“计”,包含“计者”和“计”两层含义。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孙子还有进一步的意思。孙子说:“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这句话的意思,代表了孙子关于价值判断的根本观点,即在用兵问题上,谋计之人的智慧和能判断取胜计谋是最重要的。孙子的意思是说,我所讲的兵法,体现了我的用兵谋略,这就是我的“计谋”或者说是“计”。如果你认为用了我的计谋必将取得胜利,那么,这样的计谋你可以采纳,也可以让谋计之人留下来。“留之”,是对整套兵法计谋和谋计之人的一种肯定。因为,“留之”就是要采纳并且运用自己认为是好的整套计谋,同时让谋计之人能够充分发挥他的作用,不断为自己策划谋计。如果你认为用了我的计谋将会招致失败,那么,这样的计谋你可以不听,而且谋计之人也可以让他退去。“去之”,是对整套兵法计谋和谋计之人的一种否定。因为,“去之”是为了说明整套兵法计谋不被采纳,在这种情况下,谋计之人没有必要继续留下来,即使留下来,他的作用也不能发挥,计谋和人应该是统一的。计谋从何而来,来自谋计之人;计谋不好,谋计之人留下来又有什么用?孙子似乎是有意把计谋和谋计之人统一起来,说明没有计谋无所谓谋计之人,反过来说,没有谋计之人就更不可能有计谋。所以,孙子所提供的兵法谋略,应该叫做“孙子兵法”。看《孙子兵法》,不光要看到其中有无好“谋”,更要看到的是是否有“谋”、是否能“谋”,这涉及对“谋”计之人的价值判断。所以,笔者认为,“留之”和“去之”并不是有些书上所说,是特指,要么仅仅指人,要么仅仅指计,而是对包括计谋和谋计之人在内的一种肯定或否定。这句话,也是谋计之人对某种价值判断的回应。也就是说,计谋是“计”,谋计之人是“计者”,听吾计或不听吾计是“用计者”。“计”是一个中介,把“计者”和“用计者”联系起来。“用计者”对“计”的选择,表明了“用计者”对“计者”的价值判断,同时“计者”根据“用计者”对“计”的选择,而对“用计者”进行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是当时孙子为倾自己所有才华创作的兵法专著能够更好地择主而栖所必需的。因为,孙子兵法讲的是“谋略”而不是“谋术”,高瞻远瞩的人虽然也需要“谋术”但更看重深谋远虑的“谋略”。鼠目寸光的人则比较忽视“谋略”,而更看重眼前利益的“谋术”。是否看重“谋略”,使孙子能够直接判断出“用计者”是高瞻远瞩之人,还是鼠目寸光之徒。其实,这也是当年孙武在《孙子兵法》中给吴王阖闾提出的一个双向价值判断的标准。

毫无疑问,孙子当时提出这个判断标准,是胸有成竹,信心十足的。他首先放出话来,在谋略上,你可以权衡得失,并且对“计者”之“计”进行价值判断。想听我的“计”、用我的“计”,就是肯定了我这个“计者”、即肯定了我这个人的价值,那么,我作为谋“计”的“计者”可以留下来为你服务。因为,这说明“用计者”能够高瞻远瞩,我作为“计者”留下来必然受到“用计者”的重用,并且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不听我的“计”、不用我的“计”,那就否定了我这个“计者”、即否定了我这个人的价值,那么,我作为当前的“计者”也只能走,而我所面对的欲“用计者”你可以另请高明。但是,不重视我的“计”中的战略谋略,只能说明你欲“用计者”是鼠目寸光,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计者”也不愿意留下来,同时也没有必要继续留下来,因为我作为“计者”所谋之“计”已被否定,谋此“计”之“计者”再留下来是毫无意义的。这就是《孙子兵法》一开始向欲“用计者”所提出的问题,即:我,是去是留,看你是否认为我的计谋可以取胜,看你是否决定采用我的计谋,看你是否需要用我为你谋计。也就是说,我的去留,主要看你的态度,看你的选择,看你的诚意,看你的行为。这句话,其实说得很直白,很有智慧,也很绝。说明孙子作为谋计之人,在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的问题上,没有给自己和对方留下任何后路。同时,也告诉他所面对的欲“用计者”,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孙子高明的地方就在于,面临吴王阖闾对自己的考查,孙子把球踢给了吴王阖闾,让吴王自己去做决断,同时也为自己是否跟随吴王阖闾进行决断。孙子在当时提出的这个双向选择的价值判断问题,现在看来非常有趣。有趣之处就在于,孙子是谋计之人需要寻求赏识、重视并且能够重用能谋大计之人的人,而吴王阖闾恰恰又是赏识、重视并且愿意重用能谋大计之人的人,所以孙子和阖闾见面沟通交流时能够一拍即合,从而使孙子及其兵法能够在历史上被隆重推出。伍子胥当年七次推荐孙子为吴国大将军,吴王阖闾都没有批准,那是因为吴王阖闾没有看到《孙子兵法》所提供的用兵计谋,因此无法判断孙子作为谋计之人所具有的价值。吴王后来与孙子见面一次,就敢于拍板任命孙子为吴国的大将军,就是因为吴王亲眼见到了《孙子兵法》所提供的用兵计谋,从而判断出孙子作为谋计之人的使用价值。这也使得当时作为一介平民的孙子能被吴王特别重用,并使孙子在吴国称霸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的历史也说明,阖闾的确是吴国历史上最有远见、最开明的一代君主。

那么,当时是什么让孙子这么信心十足地抛出这个问题呢?虽然孙子事先已通过伍子胥知道了吴王阖闾是个贤达开明、求贤若渴的君王,但仅仅这一点,似乎还不是主要的原因。其主要原因,估计是孙子从根本上看到了,任何好的方针大“计”都要靠足智深谋才能形成,任何好的方针大“计”也都要靠有高瞻远瞩的人才能被重用,这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孙子之所以信心十足,原因就是孙子经过长期研究,有了早已成熟在心、足以吸引诸侯列强的深谋远虑,有必然被贤达开明、高瞻远瞩之人重用的充足把握。因此,孙子敢于在明主寻贤和贤寻明主的过程中,大胆地提出问题,进行双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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