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始终把“知”看做是战略谋略的核心基础。因为，孙子认为，只有“知”才能够使人们在实践中明势识变，只有“知”才能够为人们提供进行战略环境分析的依据，只有“知”才能够帮助人们从全局和整体上决策定谋。在进行战略环境分析和从全局、整体上决策定谋时，“知”的功能就在于它能帮助人们识辨分析、审时度势、机变创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所以，《孙子兵法》在整个战略谋略中，首先强调基于“知”而谋，同时强调在“知”中要注重“知势”而谋胜负趋向和“知变”而谋应形处置及其重要意义。
第一节 依“知”而谋用兵方略
“知”，是《孙子兵法》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基本内容。据统计，在大约6 000字左右的《孙子兵法》中，光“知”这个字，就出现了近80次，因此，可以说“知”是整个《孙子兵法》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孙子兵法》中所讲的“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它除了有我们一般所说的了解、知晓，认知的意思之外，还有对事物从本质上、规律上、总体上进行探索、把握和认识的意思。例如，《孙子兵法》讲“知”，不仅要求“经事”即了解、掌握事物各方面的情况，而且还要求“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校”和“索”就是要求从事物的本质上、内部联系上去深刻地进行探索。又如，《孙子兵法》讲“知”，不仅要求“察”即了解、掌握事物表面的各种现象，而且要求了解、掌握深层次的“道”，并且要求认识“兵者，诡道也”，“道”、“诡道”就是要求按照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去真正地把握事物。再如，《孙子兵法》讲“知”，不仅要求了解、掌握自己的状况，而且要求“知己知彼”、“知天知地”，知“彼己”、知“天地”，就是要求从事物的总体上去全面地认识事物。
《孙子兵法》为什么要如此重视“知”呢？因为，“知”是认识的基础，是分析问题的前提，同样也是进行谋略的基础和前提。一切战略分析只有在“知”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所有战略谋略也只有在“知”的基础上才能确定。所以，孙子特别提醒人们，要高度重视“知”的作用，他甚至语重心长地对用兵者说，“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用兵或竞争就是首先看是否以“知”为基础，是否真正做到了“知”，从而“知胜负矣”。因此，按照《孙子兵法》的要求，用兵（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竞争）的战略谋略必须以“知”为依据，必须做到因“知”而谋。
《孙子兵法》所要求的“知”，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整体，它包括“知情事”、“知利害”、“知胜败”、“知用间”、“知彼己”、“知天地”，而且还要求“先知”。所谓“知情事”，就是要求明确需要知情的对象，了解大局的整体情况，深知当前面临的情况，掌握竞争双方各方面的情况，以及弄清与此有关的各种事情，即孙子所说，“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所谓“知利害”，就是要求对用兵进行全面分析，从全局上权衡利害关系，把握用兵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知道怎样用兵有利、怎样用兵不利，即孙子所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所谓“知胜败”，就是要求懂得军事，会分析主客观条件，知道怎样进行作战准备，了解各种战胜敌人的方法，也了解用兵经常出现的错误，即孙子所说，知“胜之道”、知“败之道”。所谓“知用间”，就是要求了解情报的重要性，深知只有到敌人内部才能搞到真实的情报，知道用聪明灵活的人去充当间谍，熟悉各种用间的方法，即孙子所说，“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所谓“知彼己”，就是要求用兵之前既要把握自己的情况，又要了解对手的情况，这种把握和了解不是片面的，而应该是全面的，即孙子所说，“知己知彼”。所谓“知天地”，就是要求懂得并会分析天文地理的情况，能分析各种客观条件的利害关系，知道如何利用天象和地形，即孙子所说，“知天知地”。所谓“先知”，就要求预先了解掌握上述各种情况，预先掌握信息情报，在时间上必须抢在敌人前面掌握各种情况，即孙子所说，“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其实，在一切竞争领域中也是如此，一切竞争的战略谋略也都同样需要全体的“知”。如，“知情事”，就是要明确当前的政策要求和发展形势；“知利害”，就是要权衡利害关系分析目标实现的可行性；“知胜败”，就是要认识规律把握目标实现的可能性；“知用间”，就是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和信息情报；“知彼己”，就是要弄清竞争各方的详细情况；“知天地”，就是要了解现实环境和客观条件。对上述情况，谁能“先知”，谁就能抢先做出战略分析，谁就能在竞争中掌握主动，从而保证处处领先一步。
需要明确，《孙子兵法》强调的“知”，是为了“谋”，因为，依“知”而谋可以致胜。在是否用兵的问题上，《孙子兵法》曾经特别提出警示，即“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用兵一定要“慎之”，“警之”。曹操认为，孙子提出这个警示，就是要告诉人们，“不以己之喜怒用兵也”，其目的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轻易用兵、盲目行动，一旦决定用兵就要保证行动取得成功、取得胜利，以达到“安国全军”的要求。要保证实战中用兵取得成功、取得胜利，首先就要谋划好用兵方略，而要想谋划好用兵方略，又必须全面了解情况、深刻认识本质、正确把握规律，把谋略建立在“知道”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可能谋划出多样性巧妙的用兵方法；也只有这样，才可能用谋略来保证用兵取得成功、获取胜利。用孙子的话说，这就叫“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如果什么都“不知”，那就不可能有明确的目标，也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方向，更不可能有针对性强的致胜谋略，当然它也就谈不上用兵取得胜利。所以，为了保证用兵取得胜利，《孙子兵法》对于用兵谋略专门提出了几项要求：
第一，用兵谋略必须知情事。孙子要求，用兵谋略必须“经之以五事”，“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在此基础上要进行比较分析，能够说明“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及有关问题。关于孙子的这个要求，曹操曾解释道：“谓下五事七计，求彼我之情也。”同时，孙子还要求经过“五事七计”后，还要“多算”。因为，“多算胜，少算不胜”。孙子说，用兵谋略，“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第二，用兵谋略必须知利害。孙子要求，用兵谋略必须懂得“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关于孙子的这个要求，曹操也曾解释道：“在利思害，在害思利，当难行权也。计敌不能依五地为我害，所务可信也。即参於利，则亦计於害，虽有患可解也。”这就是说，从谋略的要求讲，考虑问题必须要兼顾利害。要知道，处于不利情况时能考虑到有利因素，会坚定完成任务的信心；在情况顺利时能考虑到不利因素，会帮助我们提前预防、限制、降低或解除一定的危害。
第三，用兵谋略必须预知胜败。孙子要求，用兵谋略应该明确，实战中“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同时，孙子还要求用兵谋略应该时刻警惕，“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孙子认为，用兵谋略不仅要知道，而且要十分清楚，“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因此，用兵谋略还要注意防范误走“败之道”。
第四，用兵谋略必须知己知彼。孙子要求，用兵谋略必须深刻认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的规律，时刻牢记“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的笺言，遵循“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的作战规律。只有充分了解自己的情况，同时也全面掌握敌人的情况，才能形成作战没有覆军杀将危险的谋略。
第五，用兵谋略必须知天知地。孙子要求，用兵谋略要特别注意天象地情，要知道“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关于这一点，《司马法》也曾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吾民也。”用兵谋略，不知道天象地情或者不考虑天时地利与作战的关系，等于是忽视了客观条件，那是不行的。
第六，用兵谋略必须先知。孙子要求，用兵谋略必须抢先获取各种信息情报，所以他说：“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孙子指出，用兵谋略要贯彻一种观念，即“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才能动而胜人。
第七，用兵谋略必须知用间。孙子要求，用兵谋略须知敌方真情，因此，必须用间，而且要善于用间。因为，间者是“知敌之情者也”，没有间者提供的准确情报，谋略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孙子提出：“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悖而动也”。关于这一点，曹操曾专门加注：“战必先用间，以知敌情也。”以示用间的重要性。
在《孙子兵法》中，作为用兵谋略的基础之“知”，除上述的几条具体要求外，实际上还包含着深知用兵之因，尽知躯兵之危，详知征战之地，全知胜败之道，察知条件之变，明知屈伸之利，心知人情之理等一些普遍的要求。不仅如此，《孙子兵法》还特意在多处专门提醒人们注意，对于一些十分重大的情况，用兵者“不可不察也”。孙子强调的所谓“察”，就是要求调查了解、实地勘察、仔细观察、认真琢磨，把情况弄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子兵法》要求对一些重大情况“不可不察”，也是为了保证在用兵前谋略和在用兵过程中谋略，能够真正做到将谋略完全彻底地建立在“知”的基础之上。
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孙子兵法》关于“知”的思想，实质是一种充满智慧的谋想。其关于“知”的智慧表现为，着重强调了解情况、掌握信息、弄清事实、透彻分析、准确判断，主张在“已知”的前提下或在“尽知”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分析、深刻的探索、细致的策划，以形成用兵的整体谋略。这一点，其实正是《孙子兵法》最核心的战略性竞争谋略思想。这一战略谋略思想，不仅奠定了整个《孙子兵法》的基础，而且是贯穿《孙子兵法》所有篇章和一切内容的根本原则。
第二节 知“势”而谋胜负趋向
《孙子兵法》作为战略谋略，必然包含着对“形势”的分析、认识和把握。这一点提醒我们，孙子要求谋略以“知”为基础，这个“知”实际上还包含了对“形”和“势”的认真分析、全面认识和深刻了解。明确这一点，有利于深入理解《孙子兵法》为什么要特别重视分析说明“形”和“势”的问题。《孙子兵法》对“形”和“势”的阐述，不仅表明了孙子认为“形”和“势”是“知”的重要对象，而且表明了孙子对“形”和“势”及其作用的看法，即孙子认为认识、了解和把握“形”和“势”，对于用兵谋略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所谓“形”和“势”，一般是针对事物发展而言的，主要指发展过程中主观状况和客观状态的某种情况，同时，它又是由发展过程中的有利因素或不利因素构成的当前局面。在《孙子兵法》中“形”和“势”是分两个篇章来分别论述的。其中，“形”主要是指面对外部条件而力求发展的主观自身状况及其外在表现，“势”主要是指有利于或不利于主观自身发展的客观外部条件和趋向。就一般对于事物的发展而言，我们说，在客观上“形”和“势”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但是，为了更深刻、更具体地了解、认识和把握面临的“形势”，我们在分析“形势”时所采取的辩证逻辑方法，往往是“分析综合”的方法，即通过思维抽象先把“形”和“势”暂时分割开来，以便更清楚地、更充分地了解发展所面临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在这个基础上再把两者综合统一起来，从思维总体上获得对“形势”的比较深刻的、具体的认识。所以，当我们主观表述对“形势”的看法时，经常是一方面说清楚客观的条件；另一方面说清楚主观的条件，再综合主客观条件从总体上说明当前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笔者认为，《孙子兵法》对“形”和“势”的阐述，包含有上述方法论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孙子兵法》要说明的不是一般的“形势”，而主要是用兵中必然涉及的“军形”和“兵势”两个不同的问题。
《孙子兵法》之所以提出“形”和“势”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让用兵者知道，知“形”谋“势”才能对自身和环境进行诊断，从而全面把握自身发展的战略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知“形”、“势”又是战略谋略的必然要求。在《孙子兵法》中，“形”主要指的是“军形”。孙子认为，战略谋略必须要“知”应该组成什么样的“军形”才有可能取胜。曹操读《孙子兵法》时曾认为，“军之形也，我动彼应，两敌相察情也。”也就是说，“军形”是在运动中敌我双方能够互相观察到的军队状况。在孙子看来，让对手能够观察到的军队状况，应该包括“内力”和“外显”两个方面。知“军形”作用而去谋“军形”，就要求从这两个方面着眼。着眼于“内力”，就要提高自身攻守作战的能力、完善取胜求战的措施、强化管理整治的方法、增强实力对比的砝码，等等；着眼于“外显”，就要灵活应对，根据情况的需要而用不同的方式表现自身，或从正面直接表现自身，或用伪装表现自身。因此，谋略时必须充分考虑主观自身的状况和自身实力的灵活表现，这些都属于“军形”问题，同时它又是取胜的重要因素。但是要注意，谋“军形”主要的作用在于通过军纪、军力，从而严整军容、显示军威，增强自身的“优势”。然而，用兵仅仅停留在“军形”方面，还不足以完全说明战胜对手的“压倒之势”即“胜势”。
所以，在《孙子兵法》中，孙子不仅要单独说明“形”，而且还要阐明“势”。《孙子兵法》中的“势”，主要指的是“兵势”，即取胜的态势。曹操解读《孙子兵法》时曾认为，“兵势”是指“用兵任势也。”也就是说，用兵要充分利用客观的条件和因素，形成对己有利的趋势、造成有利的态势，同时还要利用主观的条件和因素，去激发亢奋高昂的气势，形成排山倒海的架势，构成泰山压顶的战势。这是孙子所要求的“兵势”。
《孙子兵法》在阐述“兵势”的时候，具体涉及几个问题：其一，“治众如治寡”、“斗众如斗寡”；其二，三军之众“必受敌而无败”；其三“兵之所加，如以？投卵者”；其四，“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许多人不理解，认为孙子讲“兵势”时，为什么要讲这些看似与“势”无关的问题。笔者认为，孙子讲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恰恰都是关于“兵势”的问题。例如，讲“治众如治寡”、“斗众如斗寡”的问题，就是要说明通过“分数”、“形名”去发挥队伍集合内力的优势；讲“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的问题，就是要说明通过“奇正”变化去调整战势；讲“兵之所加，如以？投卵者”的问题，就是要说明“以卒持之”，造成压倒一切的气势；讲“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的问题，就是要说明利用“天地”条件，顺势造成有利的实势。笔者认为，孙子讲这些问题是为了告诉人们，知“兵势”实际上是不容易的，因为“兵势”包括多种因素。所以，用兵首先要知“兵势”，才可能去谋“兵势”。所谓谋“兵势”，就是去“谋”用兵取胜所需要的“势”，即前面所说的优势、战势、气势和实势，以形成自身不可被战胜而又能战胜敌人的“胜势”。《孙子兵法》讲“兵势”，是要求“知”能胜之“势”，“谋”能胜之“势”，这种“兵势”我们不妨把它叫做“胜势”。孙子要求谋“胜势”，就是要求用兵者在战场上能够把握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排山倒海之势压倒对手。所以他说，激流冲走石头，主要是靠水流形成迅猛的水势；鸷鸟迅速捕杀鸟雀，原因在于抓住瞬间的时机。用兵作战，同样需要类似的积力强劲、动作迅猛和时机恰当的态势。这种态势必须像张开的弓弩一样蓄势待发，一旦时机到来，它能够瞬间即发，以集中、快速、猛烈的方式打击对手，就能致胜。因此，“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弩，节如发机。”
《孙子兵法》要求谋能胜之“势”，说到底，是为了能通过谋略在客观上造成胜负的整体趋向。孙子始终认为，用兵谋略，既要考虑知“势”而用兵，同时，又要考虑用兵必乘于“势”，因此，用兵作战必须造成一种能胜的“兵势”。孙子所说的这种能胜之“兵势”，就包括前面所说的用兵取胜所必须具备的优势、战势、气势和实势，以及总的态势和趋势，即治理形成的自身优势、奇正相生的有利战势、同仇敌忾的作战气势、条件成熟的情况实势，以及综合形成的有利态势和不可阻挡的胜兵趋势。孙子认为，用兵重势，是自古以来用兵取胜提供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他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这就是说，从前善战的人，总是先造成不可被战胜的形势，来等待对方有可能被战胜的时机；造成不可战胜的形势决定于自己，提供可以战胜的时机取决于对方。曹操说，这叫“自修治，以待敌之虚懈也。”因此，用兵要特别注意观察“军形”，运用“兵势”，注意运用变化调整战势、造成我实敌虚的情势、实力比较的优势、一往无前的气势和战则必胜的态势，等待有利的时机出现，一举击败对手。孙子认为，用兵中能有不可战胜之“形”，又能形成必胜之“势”，就完全有可能彻底战胜对手。因此，能否造成“胜势”，是《孙子兵法》在用兵谋略问题上，判断胜负趋向的一个重要依据。
同时，《孙子兵法》还认为，用兵时能否造成、借助或利用能胜之“势”，最终还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作用的发挥。因此，一方面要“求势”；另一方面要“择人”。孙子首先要求，“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求势”，就要注意发挥自身的优势，等待对手的衰势，顺应变化的趋势，创造有利的局势，调动将士求战的气势，这需要做好各个方面的工作，所以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要去“求”。但是，在这个时候又要注意，千万不能把眼光仅仅放在主观因素方面，还要更多地把眼光放在能否形成、利用有利的客观形势上。当能胜之“势”基本形成或成熟的时候，就要注意“择人而任势”。“择人”，就是要挑选懂得如何形成“胜势”，并且能够掌握“胜势”的领军人才。这样的领军人才去指挥士卒作战，他们就会因势利导，乘势而发，并且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和形势，恰当地指挥部队行动，并且能使自己的行动“其徐如林、其疾如风、动如雷震”。如此用兵，就能像山顶积水突然往下猛冲那样势不可当，在迅猛的冲击中不仅表现出自己力量的强大，而且能使被冲击的对手兵败如山倒。所以，孙子说：“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关于这一点，曹操读后深有体会地指出，“求之于势者，专任权也。不责于人者，权变明也”，择人能“任自然势也。”
不仅如此，孙子还提醒，在谋能胜之“势”时，要特别注意其中的士卒作战气势。因为，这是用兵取胜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带兵之将，一定要注意调动、鼓舞下属的士气。孙子说：“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勇与怯表现的是气势，强与弱显示的是实力，勇则弱也强，怯则强也弱，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就是士卒的作战气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战胜对方的有利形势出现的时候，当战胜对方的时机比较成熟的时候，能不能形成战胜对方的高昂气势，实际上就成了能否取胜对手的关键因素。所以，用兵作战，就要设法激发全体将士同仇敌忾的士气，形成勇往直前的气势，才能最终战胜对方。孙子指出，要知道，“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其目的，就是为了鼓舞士气，形成气势。
《孙子兵法》关于知“势”而谋略思想，不仅进一步强调了尊重实情、重视条件、根据趋势、加强指挥、提升士气、善用奇正、乘势而发的“胜势”观点，而且着重地强调了一切运筹帷幄必须建立在审时度势基础之上的谋略主张。这种求“知”谋“势”的兵法思想，自然成为《孙子兵法》关于战略谋略的一个基本要求。
第三节 知“变”而谋应形处置
《孙子兵法》的战略谋略，从总体上看，不仅要求知“势”，而且要求知“变”。所谓“变”，一般就是指变化。所谓知“变”，就是要求知道客观事物的变化，包括一般变化和具体变化。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变化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一切皆有变化，一切随时都在变化。变化总是无条件的，即在一切条件下都有变化，因而是绝对的；静止总是有条件的，即在一定条件下才保持相对静止，因而是相对的。同时，变化的形式和外在表现还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孙子兵法》也有类似的辩证思维，它重视“变”，不仅是要求用兵者知道变化，更重要的是要求用兵者树立“变”的观念、精通“变”的术法。因此，孙子指出：“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在孙子看来，变化是无穷的，事物的结构要素之间的组合方式与形式正是因为“变”而具有多样性和无限性，因此人们必须要能看到变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及其不可穷尽性。《孙子兵法》之所以如此强调知“变”，原因在于孙子认为，战场上兵法战术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变化，用兵者只有知道战势变化常在、变化形式无穷，才能在头脑中树立起“变化”的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在两军对垒、敌我相持时把握住应敌分析的关键环节。曹操研究《孙子兵法》时，非常赞同孙子要求用兵者知“变”、通“变”的思想观点，因而他敢于断定，“将知其变极，则胜也。”
正因为《孙子兵法》对于战势之“变”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它要求一切谋略都必须认真分析并且把握变化。孙子认为，要分析和把握变化，首先要高度重视两点：其一是对手的变化和自己的变化。战场上为了战胜对手，就要分析和把握对手的情况及其变化，并且要根据对手的变化，变换自己的应对方式。在应对对手变化的过程中，对手情况的变化是自变量，自己应变的变化是因变量。战场上如果能够始终正确把握这种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就能做到“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其二是环境的变化和手段的变化。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用兵作战，往往要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来保全自己并战胜对手。能够根据不同的具体环境条件，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去用兵作战，就能做到“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孙子为何如此重视把握对手的变化和自己的变化，掌握环境的变化和手段的变化呢？原因在于，全面分析和切实把握这两方面的变化，是《孙子兵法》用兵谋略的根本要求，也是用兵中“知己知彼”、“知天知地”要求的具体体现。换句话说，了解对手的变化和自己的变化，方能真正落实“知己知彼”；掌握环境的变化和手段的变化，才能具体贯彻“知天知地”。能具体做到“知己知彼”、“知天知地”，就能面对一切情况谋划出利用条件、变通应敌的具体策略。
因此，孙子在用兵谋略时坚持主张，运用兵法必须“变”字当头，要知“变”，还要会“变”。孙子认为，用兵无非是为了竞争取胜，而要想在竞争中取胜，就绝不能一成不变、墨守成规、照搬教条、机械呆板。要知道，用兵打仗从来都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作战取胜从来都不能、也不可能限制使用某种不变的方法。因此，孙子指出：“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用兵打仗，一定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和条件去具体分析，灵活处置，只有这样，用兵者才能将兵法运用得出神入化。为此，孙子特别强调，用兵者用兵，既要知情用兵、修形保全、乘势而发，又要善于识别变化、改变常势、料敌应形。为此，孙子特意指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通观《孙子兵法》，几乎处处都贯穿着注意变化、观察变化、因敌变化、主动变化的要求。这就告诉人们，要知“变”，要知道实际中运用兵法必须随势而定、相应变通、临机处置、机动灵活。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用兵作战就必须了解用兵的根本特点在于变化，高度重视并且具体掌握应变、权变、转变、治变、自变等奥妙。
第一，要了解变化。战场上两军对垒，为了最终制服对手，往往要使用奇正相生、虚实结合的手段，以便不断调动对手，引诱对手。而为了引诱和调动对手，又往往要采取声东击西，假象示形，佯动试探，微型较量，利至害避，速进快撤等各种手法和各种计策，如“三十六计”等。要看到，战场上的情况总是分合不断，千变万化，机会稍纵即逝，其变化极为快速、频繁、紊乱，有的还十分隐蔽，甚至出乎意料。战场上情况的不同变化，实质体现了作战人不同的企图和意向。这一点，决定了用兵时必须注意变化、正视变化、应对变化。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用兵的特点是“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因此，战场上要求用兵者对一切细微变化的反映，必须十分敏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用兵者深入、全面地了解战场变化，从而更好地进行用兵谋略。
第二，要善于应变。战事情况总是处在变化之中，从来都没有预先安排好了的固定模式和不变方法。既然兵家争胜没有固定的模式和不变的方法，那么用兵作战就只能根据现实的敌情变化来寻找、探讨并决定应敌的方法。正因为如此，孙子在强调应对敌人时，要求必须做到“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意思就是，要善于以敌变化来求自变，即根据敌情的变化，根据敌情变化所暴露出来的意图，根据直接相敌的具体条件，主动调整自我，包括主动调整兵力部署，主动调整战略战术，主动调整战时处置方法，以此加强用兵的针对性，具体运用各种特殊手段和方法，灵活机动地调集和使用兵力，做到因敌制胜。《孙子兵法》所讲“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强调的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要长于权变。战场上多变的情况，决定了用兵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战术方法。在各种各样的战术方法里，不存在一种适用于一切情况的普遍的具体战法，世上也没有所谓绝对最好的战术方法和绝对最坏的战术方法，一切只能随条件而制定。因为，一切都在变化，时间、地点、条件不同，战事的具体情况就不同。正如古希腊先哲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切皆动，一切皆变；德国近代哲人莱布尼茨也说过，“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切皆有其特殊性。用兵作战也是如此，用兵者如何用兵，只能依据具体的情况和条件，凭借有利的因素，来制定临机应变的策略。所以，《孙子兵法》一开始就强调“兵家之胜不可先传”，而要求做到“因利而制权”。笔者以为，这正是孙子在其兵法中强调权变，因而不求谋术而求谋略的奥妙所在。
第四，要力求转变。在实战的过程中，要想争取主动，首先就要夺取制胜条件。然而，在争夺制胜条件的过程中，又往往会碰到道路曲折迂远、条件极其不利的情况。因此，只有设法把曲折迂远转变为近便直接、把不利条件转变为有利条件，才有可能战胜敌人，达到取胜的目的。战场上实现“转变”，是《孙子兵法》中的一项重要谋略。孙子认为，在战场上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根据情况及时调整策略，并通过用“形”和“利”来调动、引诱敌人，从而改变原先的不利条件，做到“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最终取得胜利。在战场上根据情况及时调整策略、调动敌人、改变条件、实现转变，这种谋略在《孙子兵法》中叫做“迂直之计”。孙子指出，“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意思是说，率先了解和运用以迂为直之计的用兵之人会取得胜利，这是两军争夺制胜条件的一般法则。因此，谋略知“变”，还必须知实现“转变”之利，掌握实现“转变”的方法。
第五，要精通治变。用兵，还需要掌握影响部队士气、心理和战斗力的方法，善于用士气高昂对付士气懈怠，用心理稳定对付心理不安、用精力充沛对付疲惫不堪，随时掌握机变处置。所以，《孙子兵法》指出：“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勿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这就告诉我们，要注意削弱敌军的锐气、动摇敌军的意志，使其丧失信心。善于用兵的人，总是避开敌人的锐气，等待其士气懈怠时发起进攻，这是把握士气的用兵方法。以严整有序对付敌人的混乱无序，以沉着冷静对付敌人的喧哗不安，这是掌握心理的用兵方法。以靠近战地等待敌人远道而来，以休整安逸等待敌人的奔走疲劳，以粮饷充足等待敌人的饥饿不堪，这是把握军队战斗力的用兵方法。不去攻击旗帜严整的队伍，也不去攻打阵容强大的队伍，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掌握机变用兵方法的善战者。
第六，要主动自变。掌握机变用兵方法的人，必须通晓在不同条件下灵活用兵的道理，就能主动自变、应形于无穷。《孙子兵法》中强调：“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知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按照《孙子兵法》的要求，领军之将，必须通晓圮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等各种情况，要顺应视情况而主动变化的要求。能根据情况，借助条件、临机处置、变通应敌，才能算是懂得用兵。所以，孙子严肃地指出，领军之将，如果不知九变之利，哪怕是熟悉地形，也不能取得地形之利；如果不懂得在各种条件下临机处置，哪怕是知道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这五个要求，那么，他也不会懂得如何充分发挥将士的战斗力。
《孙子兵法》强调知“变”的思想，就是告诉用兵者，谋略要求知道、通晓、领悟、清楚战场上变通应敌、随机处置、灵活权变、创新出奇的重要意义。坚持知“变”而谋略，这也是《孙子兵法》贯穿始终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第四节“求知”而“明辨笃实”
以“知”为基础和前提来阐述用兵之道，充分体现了《孙子兵法》在分析判断方面的战略智慧。这种战略智慧的关键就在于，要求把一切“不知”和“未知”的因素转化为“知”的因素，把各种隐秘的情况转化为透明的情况，从而在“知”的基础上提升“智”的因素，以“智”化“谋”，让自己能够在看清环境大势、整体大局、变化大体以及各种情况的条件下，分析比较、判断推理、筹算预测，并且做出适应要求的、有针对性的、合理的部署和规划，用正确的策略去争取获得胜利。
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参与竞争并且在竞争中谋求发展，也需要《孙子兵法》所提供的战略智慧去进行竞争战略分析。这种战略分析，是对市场竞争各方面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其中包括组织的自身诊断和对组织内外环境的分析。然而，一切战略分析都是以“知”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为谋求发展进行战略分析，必须先“求知”。“求知”，首先就要明确，什么为“知”，为什么“求知”，怎样“求知”，以及如何用“知”。
“知”，一般的解释，就是了解、知道。孔子在《大学》中说：“知本，此谓知之至也。”“知本”说明，“知”不仅包括了解、知道认识对象的表面现象，而且包括了解、知道认识对象的根本（本质或规律）；了解、知道认识对象的根本，表明“知”达到了认识的最高境界。关于“知”，理解起来并不难，但真正做到却很不容易。因为，它往往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方面，要“知”的事物，其本身有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的区别，其存在、发展、变化都与环境和条件相联系，因而其中必然又有某些因果关系以及必然和偶然的联系。另一方面，“知”又首先从感觉开始，产生感性的认识。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不可能把握认知对象的本质内容，也不可能深入了解结果之因，更不可能透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性。所以，感性之知又必须到达理性之知。理性之知，是经过思维抽象所达到的对认知对象的本质之知、规律之知，是把握因果必然之知。感性之知和理性之知的统一，才能不仅知现象，而且知本质；不仅知形式，而且知内容；不仅知结果，而且知原因；不仅知偶然，而且知必然。《孙子兵法》对于谋略所要求的“知”，应该就是这样的“知”，是真正的了解、完全的知道、深刻的认识、本质的把握。所以，古代贤哲认为，“知”应该是对认识对象即事物全体的全面反映。能够达到全面反映事物全体的“知”，标志着人达到了聪明睿智。因此，在中国古代贤哲那里，“知”也代表“智”。如，《论语·为政》就指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是知也”表示的意思为“是智也”。又如，《庄子·外物》也说，“心彻为知”，强调心灵透彻为智。“智”被解释为了解情况、知道深远、非常聪明。
“知”和“半知”、“不知”相比较而言，其认识问题的程度和解决问题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知”既然是真正的了解、完全的知道、深刻的把握。因此，“知”，能使人获得对事物的充分认识，能使人做到“知晓事情”、“知情达理”、“知人善任”、“自知之明”。而“半知”，只能使人对事物“一知半解”，从而在认识效果上产生“自以为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知”，是对事物完全不了解、完全不知道，“头脑一片空白”、“两眼一抹黑”，这必然会产生认识和行动上的盲目性。《孙子兵法》要求的是“知”即“知己知彼”，而不是“半知”即“不知彼而知己”或“不知己而知彼”，同时要求防止“不知”即“不知彼不知己”。所以，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有必要注意，《孙子兵法》所要求的“知”，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要获得“知”，首先要主动“求知”，依知谋计还必须“先知”，并且要想方设法让敌人“不可知”。
“求知”，是指人们主动去观察、了解和认识事物。其目的是为了使人聪明，使人得智，使人遵循规律行动，使人有效改造对象。如前所述，“知”固然可以使人聪明，使人得智。但是，人不可能天生就一切皆“知”，因此，要想获得“知”，还必须去“求”。《周易·系辞上》说：道及其本性“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这就告诉人们，既全面又深刻的认知，在现实中很少有人能完全达到，人们要想使自己的认知更全面、更深刻一些，对“知”就要去“求”。要想“求知”，一方面需要找到正确的途径和方法；另一方面需要自己愿意为此付出努力。以前有句俗话说，“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那主要是指通过读书能够“求”得“知”。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读书“求知”求得的是前人或别人积累起来的经验，这样的“求知”对于求知之人来说，只是获得了一些间接经验，而不是当前的直接经验。要想获得直接经验并解决当前的问题，求知之人还必须亲身参加实践，在实践中直接接触事物，在实践中具体分析和认识事物，在实践中把握事物及其变化规律。所以，“求知”要经过自身学习、亲手实践和有意识地实验，要把读书和实践结合起来。《孙子兵法》对“求知”也有类似的要求，如，在“求知”的途径和方法问题上，孙子就再三强调，要通过经验、观察、用间而“求知”。他要求吸取前人的经验、知“黄帝之所以胜四帝”，这需要通过读书学习去了解；他要求对当前事物仔细观察，特别是对“不可不察”之处“谨复索之”，这必须通过自己在实践中直接接触事物，才能获取；他要求用间索情，强调“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这要求用有智之人的直接实践获得对事物深入准确的把握。在“求知”的问题上，孙子对个人必须付出的努力也有要求，《孙子兵法》明确指出，用兵者对兵者之事“不可不察”，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要“尽知”，要“庙算”，要“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这实际上就要求，“求知”者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要主动看、尽量想，认真分析、仔细比较，努力探索本质、深入把握规律，尽可能地去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
关于怎样“求知”和“求知”以后有什么作用的问题，孔子曾经在《大学》中讲得很明确。孔子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孔子已经告诉人们怎样“求知”，那就是“格物致知”。同时，孔子也告诉了人们“求知”的作用，概括地说，它能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孙子兵法》对用兵作战时怎样“求知”、怎样“格物致知”，讲得更加具体，那就是“经度”、“校计”、“慎察”、“复索”，甚至是“策度”、“佯动”、“形示”、“角力”、“用间”。用兵作战时“求知”的作用，就表现在它能够保证“动而不迷”、“举而不穷”、“胜乃可全”。
《孙子兵法》主张“求知”，并且要求“尽知”和“先知”。所谓“尽知”，就是要求完全了解、全部知道，对一切“不可不察”。它包括知用兵利害，知胜败之道，知人善任，知敌我双方，知利用条件。用孙子的话说，知用兵利害，即“尽知用兵之利”、“尽知用兵之害”；知胜败之道，即“知胜之道”、知“将有五危”、知“败之道”等；知人善任，即“择人而任势”、“能以上智为间者”；知敌我双方，即“知己知彼”；知利用条件，即“知天知地”。一句话，全都知道，就是“尽知”。当然，人的认识不可能穷尽事物，也不可能绝对全都知道。《孙子兵法》提出“尽知”实际上是一种认识上的要求，就是要努力做到尽可能知道得更多一些，尽可能知道得更全面一些。要求“尽知”，是为了全面掌握实在可靠的情报，是为了详尽比较明辨胜负的情况；“尽知”，是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尽知”，才能收到西汉时“韩信潍水破敌”、三国时“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效果。用兵不仅要“尽知”，而且要“先知”。《孙子兵法》强调的“先知”，着重强调的是时间，而不是先天。“先知”强调时间，具体包括两个要求：其一是谋略要预先知情。即要求进行谋略之前必须先进行调查研究，弄清楚各方面的情况，然后才能进行比较分析，进行各种数据测算，进行各种巧妙设计，形成有针对性的谋略。强调预先知情是谋略决策的依据。其二是要比别人先知情。要求在获取情报的时间上抢在所有人的前面，即在别人都不了解情况的条件下就已经获得情报，在别人都不知情的条件下就已经对情况了如指掌，并形成了制胜谋略。强调“先知”的目的，是为了“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孙子兵法》认为，这是用兵制胜的根本要领和深刻奥秘。
《孙子兵法》要求用兵制胜必须“求知”、“尽知”和“先知”，同时还要求尽量使敌人“不可知”。《孙子兵法》认为，要做到使敌人“不可知”，就要在与敌人周旋时，让敌人看不出形迹、不了解意图。这样，敌人就“不知其所守”，“不知其所攻”，“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反过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就能“攻其所不守”，“攻而必取”；“守其所不攻”，“守而必固”；“我专而敌分”，“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
《孙子兵法》关于“知”的阐述，表达了其依“知”进行战略分析并形成谋略的思想智慧。这种依“知”进行战略分析并形成谋略的思想，首先要求从整体上了解、认识涉及全局的“势”和“变”，其中包括分析认识具体环境和发展趋势。分析认识具体环境，包括分析认识用兵竞争双方的内部环境和双方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即双方的民意、基础、条件、能力、管理等，以及宏观的环境大势及其发展对双方中的哪一方更为有利，等等。其次要求从整体上了解和把握竞争全局及其发展的趋势，要求详细、快速、有效地确认各个方面的问题，以形成提高竞争力和取胜几率的长期谋略。概括起来，依“知”进行战略分析并形成谋略的思想，就是着眼于全局长期发展的“势”和“变”，寻求符合实际、务求胸中有数、力求明辨秋毫、企求针对要害、期求获得实实在在的、能够全胜的战略谋略思想。这就是《孙子兵法》中关于“知”的制胜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