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毛泽东的第三位“接班人”：王洪文
王洪文已经成为中央第三号人物！
王洪文突然成为接班人，成了与会代表讨论的热点。
江青闻讯跑来紧握马天水的手：“马老，你讲得好，讲得真好！”
面对着硝烟，王洪文不愿当通信员，又向领导提出到乐队去吹喇叭。
王洪文的心凉了半截，幻想顿时破灭。
“哪怕是当个副科长也不错！”王洪文坐在二楼的办公室，望着窗外想道。
1967年1月2日，王洪文接到张春桥的电话，要他马上进京。
果然，几天后，毛泽东更详细地向张春桥询问王洪文的情况，但没有说明意图。
十大主席台的“新秀”
1973年8月24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当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时，会场欢声雷动，代表们长时间地热烈鼓掌，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向代表们挥手致意，来到主席台中央就坐。他的一侧是周恩来，另一侧则是王洪文。
从这张148人组成的名单上看，王洪文已经成为中央第三号人物！
与年迈的毛泽东、重病缠身的周恩来相比，38岁的王洪文步履轻捷，充满活力。他仍然穿着军装，但比出席九大时多了领章、帽徽。
毛泽东主持了大会。在他用湖南话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始”后，周恩来拿起政治报告，念了起来。
十大的政治报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分三个部分：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的反革命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虽然报告的基调仍是肯定“文化大革命”，但在批判林彪集团时用了颇为形象的话：“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周恩来念完政治报告后，留着小分头的王洪文成了1200多位代表目光聚集的焦点。他开始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王洪文在报告中，完全肯定中共九大，只是说九大党章中那段关于林彪作为“接班人”的话必须删掉。
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话，“这次全部删去，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党叛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结果……”
王洪文在报告中，强调了“反潮流”：
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许多同志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经几次出现过错误路线的统治，在民主革命后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要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那些错误的东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开幕式后，大会安排四天时间分组讨论。王洪文突然成为接班人，成了与会代表的讨论的热点。
在这个节骨眼上，上海组有人作了长篇发言，盛赞王洪文，给了王洪文有力支持。这人便是“老干部”马天水。
马天水历数“造反司令”王洪文在上海的“造反”功绩，竭尽吹捧之能事：
“我和洪文同志相处工作多年，我觉得他看问题、想问题很全面，有组织工作、领导工作的能力，不是一个只会冲冲杀杀的人，这一点我可起誓！”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长期在中央，上海是洪文同志主持工作。我觉得，洪文同志至少比我强得多……”
这一席吹捧，倘若出于张春桥、姚文元或者王秀珍、徐景贤、陈阿大之口，也许“感染力”就差了许多。由久经沙场的“识途老马”说出，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江青闻讯跑来紧握马天水的手：“马老，你讲得好，讲得真好！”
“造反司令”伪装进步混入党内
1935年，当王洪文在长春郊区出生时，飘扬在那里的已是“红蓝黑白满地黄”的“满洲国”的五色“国旗”。长春已成了“满洲国”的“首都”，改名为“新京”。
王洪文十多岁的时候，父亲病死。他的母亲拉扯着四个孩子，日子过得十分艰辛。王洪文常常去钓鱼，给家里增加点鲜活菜肴。
1951年4月，16岁的王洪文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他来到朝鲜战场。先当警卫员，后又在某师通信科当通信员。
他爱睡懒觉，爱游山玩水，爱下河摸鱼，松松垮垮，散散漫漫，因而在部队点名时，受到机关协理员的批评，但他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当场跟协理员吵起来了，显露了他的“造反”精神……
当年与他在一个部队的战士回忆说：
“一次，领导派他去电台送命令，他怕路上遇到敌人，竟赖着不去。又有一次，部队机关在一个山沟里遭到敌人炮击，他不顾首长和机关的安全，炮声一响就吓得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五次战役后，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一次，机关驻地落下了一些带菌物，广大干部战士都忙着打扫、清洗，而王洪文怕沾染上，不参加打扫，后来看到大家清洗干净了，才装模作样赶到现场……”
面对着硝烟，王洪文不愿当通信员，又向领导提出到乐队去吹喇叭……
他离开朝鲜战场后，凭着能说会道，显得十分“进步”。他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他当兵五年半中最大的“收获”，也成为他日后政治生涯中的重要资本。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阿混”
1956年，21岁的王洪文复员了，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
他拿着复员军人证件和党组织转关系的介绍信，踌躇满志地跨入上海国棉十七厂很气派的大门。他想，自己既是复员军人又是党员，在这个工厂里当个官儿，是不成问题的。
报到后，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单身宿舍里住下来，等待着分配工作的好消息。
他梦想着在办公室里翻翻报纸，看点公文。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厂里分配他到该厂的第二纺织工厂当保全工！
王洪文的心凉了半截。幻想顿时破灭。
从此，在他的心中，埋下了对厂党委不满的种子。
他穿上蓝色的工作服，成天与满是油泥的纺织机打交道。
郁郁不得志的王洪文，上班不离烟，下班不离酒。
但他还是眼巴巴地盯着党支部书记的位子。他想，一旦当上支部书记，就可以脱产。
然而遗憾的是党支部改选的时候，他只被选为支部委员，还得干那又脏又累的保全工。
于是，他成了个“阿混”，混一天算一天。
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1964年，王洪文被调到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当保卫员。这下，他在进厂八年后，终于有了一张办公桌。因为他是复员军人，厂里还让他担任基干民兵连连长，负责训练厂技校的学生。
这时的王洪文又巴望着保卫科科长的位置。那时，保卫科科长的位置空缺，仅有一位代科长。
“哪怕是当个副科长也不错！”王洪文坐在二楼的办公室，望着窗外想到。
这个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已席卷中国大地……
1966年6月12日，王洪文贴出了号称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开始了其“造反”生涯。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31岁的王洪文挤在红卫兵的行列中见到了“心中的红太阳”。回到上海之后，他成了国棉十七厂造反派组织“永光队”的头头。
1966年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王洪文当上了“司令”。
“王司令”率领1000多工人“上京告状”，在上海远郊的安亭车站拉车卧轨，切断沪宁线20多个小时。正是在安亭事件中，王洪文得到了已升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的赏识。
1966年11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之后，对安亭事件作了“终审判决”，他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毛泽东对安亭事件的认可和支持，承认了张春桥培养的“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也等于承认了“工总司”和王洪文的地位。
安亭事件以后，王洪文又在上海造反派中间拉帮结派，铲除异己，终于坐上了上海造反派第一把交椅。
造反急先锋
1967年1月2日，王洪文接到张春桥的电话，要他马上进京。当天，王洪文带着陈阿大、廖祖康飞向北京，住进聂元梓的据点――北京大学招待所。
很快，张春桥、姚文元便选择了一个很不显眼的地方――北京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二楼，同王洪文见面。
自从在安亭和王洪文结下“战斗友谊”后，张春桥就把王洪文作为手中的一颗棋子。在《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中，“工总司”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张春桥满意的是，王洪文对他言听计从。
“上海的桃子，不能让陈丕显摘去！”张春桥听了王洪文关于上海的情况汇报后说。姚文元坐在一侧，望着初次见面的“王司令”。在他看来，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似乎理论水平太差。
“上海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张春桥说着，“大乱而后大治。上海这个烂摊子、乱摊子，陈丕显是收拾不了的。1967年的1月，将是上海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的历史性时刻。”
张春桥还向王洪文透露了重要信息：“明天，我就和文元同志飞回上海，投入上海的决战！”
“太好了！上海群龙无首，正巴望着你和文元同志前来挂帅！”王洪文立即迎合。
“你也不要在北京久留，尽快回上海。”张春桥关照王洪文，“明天，作为上海夺权的先声――《文汇报》先走一步，由革命造反派掌权。”
1月4日上午，当张春桥、姚文元在9000米的高空朝上海疾飞之时，上海千家万户收到了面目骤变的《文汇报》。《文汇报》创办于1938年1月25日，原以孙中山手迹拼成“文汇报”三字作报头，沿用近30年。可是，在1967年1月4日，忽然换黑体字“文汇报”作报头。头版头条位置，还套红刊登了毛泽东为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所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意味着对旧《文汇报》的彻底否定和批判。
此时的张、姚十分忙碌：会见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朱永嘉等“秀才”；会见《解放日报》造反派代表；1月5日上午，会见刚从北京回来的“工总司”司令王洪文……
上海局势剧变。
自从1月5日上午，王洪文、潘国平来到兴国路招待所会见张春桥、姚文元后，王洪文全力以赴，忙着准备第二天召开的大会。
第二天，上海飘着雪花，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变成银白世界。
在主席台上王洪文双眼充满了血丝，不住地打着呵欠。一想到他精心炮制的三个“通令”将在大会上露面，他又精神焕发了。
“曹老头儿”成为打倒的对象，被拉上主席台挨斗。
陈丕显也高高地站在一个木箱上，“低头示众”。《工人造反报》在第二天刊登了“镇压工人运动的罪魁祸首陈丕显低头认罪”的照片。
王洪文代表“工总司”，作了《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的长篇发言。
王洪文以安亭事件“造反英雄”之口气，在话筒里叫喊道：
“我以万分愤怒的心情，向大家揭发陈丕显、曹荻秋一伙在安亭事件中，反对毛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围攻张春桥同志的反革命罪行……”
王洪文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春桥同志指出”。他一次又一次引述张春桥的话，为“工总司”辩护。
王洪文在“批判”有人讲“多数派的老工人对党感情很深”时，又来了个“春桥同志指出”：“不能说造反派工人对党就没有感情。”
更妙的是，王洪文在“批判”有人说：“‘工总司’搞乱上海”时，还引了张春桥的辩解词：
“今天上海之所谓乱，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司令部才乱的，不能因果颠倒，因为乱才有司令部，不是因为有了司令部才乱。承认这个组织不仅是宪法上已有规定的问题，还有个对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
最后王洪文对上海市委下了如下断言：
“十分明显，安亭事件集中暴露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早已变质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市委书记处到党委，没有一个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没有一个人支持中央文革，没有一个人支持张春桥同志。对于这样一个受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动路线指挥的司令部，我们革命造反派就是要打倒它，就是要砸烂它！”
王洪文振臂高呼口号：
“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王洪文之后，每一个发言者都按照当时的“标准程序”发言――先念几条“最高指示”，然后以慷慨激昂的声调念稿子，最后高呼口号。
大会的高潮，在于宣读三个“通令”。
这三个“通令”，虽是王洪文一手炮制，但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名义发出。还于当天以急电形式发给了毛泽东。
王洪文在由群众组织召集的大会上，居然可以对中共上海市委及其负责人发出“通令”，堪称“史无前例”。
王洪文挺直腰杆，威风凛凛，因为有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他们坐在兴国路招待所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上海电视台转播的大会实况。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67年2月5日下午，上海人民广场水泄不通，百余万人聚集于此，举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
第二天的《文汇报》，如此描述大会的“盛况”：
这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盛大的节日！
大会以响彻云霄、巨人般的声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旧上海市委、旧市人委被无产阶级革命派砸烂了！
上海人民公社，是20世纪60年代，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通过自下而上地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建立起来的地方国家机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组织形式。
上海人民公社是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和其他革命工人、革命学生、革命干部的造反团体发起成立的……
大会由“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任执行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张春桥发表讲话，他说：“战友们，同志们，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我们下决心，在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同上海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做上海人民的勤务员……”
作为“勤务员”之一的王洪文，成为上海“万人之上，两人之下”的大员。
他以高亢的声调，念着“上海人民公社”发布的“通令”：
“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
“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
大会结束后，盛大的游行开始了。
下午5点半，坐落在外滩的上海市府大厦前，正在举行特殊的“典礼”：长达几米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木牌被摘下来，浇上汽油，化为黑炭，挂上披着红绸的“上海人民公社”牌子。
王洪文对记者说出了一番心里话：
“我们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自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
的确，从此以后，王洪文的“腰杆子挺起来了”，他已成为上海的“首长”了。
从50年代末开始，《人民日报》在上海发行航空版。每天，当北京的早班飞机抵达上海，便把当天的《人民日报》纸型运来。又由专车急送解放日报社印刷厂。下午3时左右，上海的街头就卖当天的《人民日报》。
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第二天即2月6日下午，《人民日报》成为上海读者关注的热点。因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人民日报》报道，配发社论，表示庆贺。《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它的报道和发表社论，表示中央对此地方新政权的承认。但是，2月6日的《人民日报》却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一个字也没提！
2月7日、8日、9日……《人民日报》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只字不提。
张、姚、王开始紧张。
上海街头又出现新的引人注目的大字报：
《一问上海人民公社》；
《二问上海人民公社》；
《三问上海人民公社》；
……
问号迅速增加到《八问》《九问》《十问》！
因“炮打张春桥”受到镇压的“红革会”，放出空气：“上海人民公社未请‘红革会’参加，所以《人民日报》不登！”
有人直言不讳：“张春桥讲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是错误的！因为‘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数人搞的，所以中央不承认！”
耿金章再度成为反对派们的领袖。虽然他上了主席台，可他很快发觉，实权在王洪文手中，“上海人民公社”的“常委会”一次也没请他这个“常委”参加。
耿金章与“大联委”的成员们暗中计议成立“第二上海人民公社”，与“上海人民公社”相抗争……
耿金章又一次扯起反叛旗帜，使张、姚、王坐立不安。
2月12日，张春桥与姚文元飞往北京。据张春桥临行时再三声言，“是毛主席要我们去北京”。
张、姚一走，上海的反对派们更加活跃，集中力量猛攻王洪文。
“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的大标语覆盖了“欢呼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红色标语。
以“二兵团”为主力，联合“一兵团”、“三兵团”以及那个“工三司”发誓要打倒王洪文。
耿金章还来了个“卡车大游行”。各工厂大卡车，装上人，边开边喊“打倒王洪文”。几百辆大卡车出现在南京路、淮海路，上海轰动了。
王洪文不断拨电话到北京，向张春桥与姚文元探听消息。张、姚去京后，《人民日报》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理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