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制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过渡，在隋和唐初已有转化的迹象，到宋代才完成这个转化过程。
经过隋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又经过唐初统治者有意识地提高功臣勋贵的社会地位，旧的宗族门阀，虽在社会上仍保持着世代遗留下来的特权和声望，实际上，他们的势力已趋于下降。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庶族地主的势力却在不断上升，这对思想界不无影响。
在唐代，思想界基本上是儒、道、佛并立的局面，有些思想家想重新恢复儒学的正宗地位，在反对佛、道的同时，或明或隐地吸取了佛学思辨哲学的若干方面，在这点上，韩愈堪称代表。这种思想倾向开启了后来宋代理学的先河。
隋唐之际，佛学盛行，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宗派。它们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特色，是中国佛学的宗派。其中继承南北朝佛学的统绪而发展的有三论宗和天台宗。与这两大宗派兴起的同时，北方的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翻译了《十地经论》等典籍，南方的真谛翻译了《摄大乘论》等典籍，而各自形成了以研究《地论》、《摄论》为主的流派。这些流派是唐初唯识宗和华严宗的前驱。
武则天当政时期，华严宗和禅宗兴起。禅宗纯为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其教义是简易的，虽然也有一些宗教哲学，但并没有烦琐的理论说教，因而更易于为普通老百姓接受。禅宗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学艺术都有很深的影响。
与佛教中国化的同时，在唐代思想论坛上曾经展开过关于“天人之际”的理论探讨。儒者韩愈，以及佛学对于“宇宙”（天）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而当时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柳宗元和刘禹锡也简洁明白地阐述了他们对于“天”，以及“天”与人相互关系的观点。柳宗元作《天说》“以折退之（韩愈）之言”，刘禹锡以为尚不足以尽“天人之际”，作《天论》三篇“以极其辩”，柳宗元又作《答刘禹锡天论书》，对刘禹锡的《天论》重加审订。大约与此同时，元稹也写了一首《人道短》的哲理诗，可算是这一次天人问题论辩的余波。此外，柳宗元的《封建论》、《贞符》、《非国语》、《天爵论》、《时会论》与《断刑论》，以及柳、刘友人吕温的《古东周城铭》、牛僧孺的《善恶无余论》、《讼忠》等篇，都探讨天人关系。这些论辩给我们留下了关于理论思维的丰富资料。
唐代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它研究吸收各种外来的文化，无论是文学、医学或是艺术都取得了丰硕的果实。从佛学的中国化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善于吸收消化外来的文化。大医学家孙思邈吸收了儒、佛、道的思想，在药学理论方面借鉴了印度医药学的论点，认为“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斯乃大医。”（《千金翼方·药录纂要·药名》）在艺术方面，中国绘画在唐以前以线条为主，从吴道子开始以源于印度的凹凸法渗入人物画中，山水画亦别开生面。总之，唐代是中国文化思想高度发展的历史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