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老子和道家学派
《老子》这本书，也称为《道德经》、《老子五千言》，是道家学派的主要经典。这本书的作者是谁？是什么时期的人？西汉初年就有三种说法：一说是春秋末的李耳，与孔子同时而年长于孔子；一说是春秋末的老莱子，也与孔子同时；一说是战国中期的太史儋，在孔子死后129年，太史儋曾会见过秦献公。司马迁认为《老子》的作者是李耳，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李耳的生平。但他也没有完全排除另外两种说法，附带把二、三两说记录下来。当代学者对《老子》这本书的作者及其时代作了很多探讨，仍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
根据《史记》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曾任东周王室管理藏书的官吏。据说老子看到东周王室衰微的形势，便离开东周西去，至函谷关被关令尹喜挽留，著《道德经》五千言，然后出关而去，不知所终。
《史记》还记载了老子与孔子的会见以及彼此的印象。会见时孔子向老子请教关于礼的问题，老子讲的却是人生哲学，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你所说的那个时代的人早已死了，连骨头也已经腐朽，只有言论还留传下来。君子生逢盛世就驾着车从事社会活动，生不逢时就应该像断了根的蓬草那样随风飘荡。善于做生意的商人把珍贵的货物藏起来，像是什么也没有的样子。身有盛德的君子外貌像是个傻瓜。去掉你这股旺盛的精力吧，去掉你这多余的欲望吧，去掉你这进取的神态吧，这些全都对你自身没好处。《史记》记载老子的这几句话十分传神，活生生地刻画出了一个心灰意懒，消沉颓丧的人的精神状态。不过老子却没有窒息自己的头脑。相反，他在思辨中发挥了极大的积极性，从更高层次上探讨人生，探讨宇宙，企图追求一种更加合理的现实。在这些方面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孔子的印象是，老子这个人高深莫测，不可捉摸。孔子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见老子，其犹龙邪！”能飞的鸟，可以用箭来射；能游的鱼，可以用丝绳系上鱼钩来钓；能奔跑的野兽，可以用网来捕捉。至于乘风云而上天的龙，就没有办法抓住它了。老子给人的印象就是像龙一样不可把握。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与《老子》书中的“贵柔”、“无为”思想颇能相合，有助于我们对《老子》一书的理解。
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西汉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称老子、庄子为道德家，列为先秦至汉初六个重要学派之一，《汉书·艺文志》称之为道家，列为先秦至汉初九个学术流派之一。后来人们把老子、庄子并提，因而又有老庄学派之称。老庄学派是道家的主流派。战国时还有四个学派与道家思想接近，可以名为道家别派。这四个学派是：杨朱派；宋、尹文派；彭蒙、田骈、慎到派；黄老学派。这些派别在当时和西汉初年曾发生过很大影响。
第二节 《老子》书中的“道。”
“道”是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全书81章中，直接论“道”的有37章，“道”字出现74次，运用形象、概念和推理的方法，从不同层次解说“道”。运用形象的方法从低层次对“道”作粗浅解说的，例如：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老子》六章）
天地之间，其犹橐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五章）
这是用“玄牝”和“橐”两个具体事物作比喻解说“道”，说明“道”空虚而又能产生出万物，作用是无限的。前一个比喻与原始宗教的女性生殖器崇拜有关，用“玄牝”比喻“道”，强调“道”有两个特点，一是空虚，二是具有产生出万物的作用，因为空虚没有死亡所以又叫做“谷神”。后一个比喻没有提到宗教，用“橐”（风箱）比喻“道”，其粗俗的形象说明方式则与原始宗教的思维方式一致。
运用概念从较高层次对“道”作解说的，例如：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一章）
这里用来解说“道”的概念是“无”和“有”。内容也和第一种解说一样，说“道”是“无”，即认为“道”是空虚；说“道”是“万物之母”、“众妙之门”，即认为“道”具有产生万物的作用。“有”和“无”“同出而异名”，是对“道”的不同称谓。这句话帛书《老子》写本中写作“两者同出，异名同胃（谓）”，含义更加显豁。“有”、“无”是两个不同的名称，所指的对象则是同一个“道”。失去“有”的性质，“道”就不能与万物联系；失去“无”的性质，“道”就下降为万物中的一物。用“有”、“无”两个概念来解说“道”，标志着《老子》一书的抽象理论思维已经具有相当的深度。
运用推理对“道”作再高一层次的解说的，可以从下面的话来看：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
这是讲的宇宙生成过程。老子认为任何事物都有阴阳两种性质（或两个方面），阴阳激荡变化而产生万物。阴阳合体的“一”是“道”赋予的，而“道”却不是“一”；如果“道”是“一”，“道”就具有了阴阳两种性质（或两个方面），失去了空虚的含义。“道”不是“一”，但它能生“一”；“道”无阴阳，但它能赋予“一”以阴阳。《庄子·天下》篇说老子的学说“主之以太一”。“太一”是“道”的别称。“太一”大于“一”产生“一”。这是说，老子的“道”是宇宙生成过程中的根本。
“道”究竟是物质还是精神？是物质或精神本身？还是物质或精神的规律？具体分析《老子》各章的文字，可知“道”有两种含义：
“道”的一种含义是指精神性的宇宙本体。这在下面的引文中说得很清楚：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中有真，其中有信。（《老子》二十一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老子》二十五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四章）
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古本作“成之熟之”），养之，覆之。（《老子》五十一章）
“道之为物”和“有物混成”的“物”不是物质的物，只是说有那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有精”、“有真”、“有信”，确实是存在的。这个存在的东西又是“视而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的，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老子》十四章）这种存在着的东西与物质世界的关系是：它“先天地生”、“似万物之宗”。“天地”、“万物”就是物质世界。老子认为物质世界有开始，在物质世界开始之前，“道”就存在着；它经过一个发展过程才产生出物质世界。物质世界出现以后，“道”也并没有消失，它继续养育万物，使万物得以生长成熟。“道”对万物“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五十一章），这就是“道”的性质（“德”）。这些都说明老子的“道”是一个精神性的世界本体。
“道”的另一种含义是指规律性。由于“道”的规律性作用于万物，才产生了万物的规律性。而万物的规律性又体现着“道”的规律性。老子说：“反者道之动。”（《老子》四十章）“反”是一个总规律，事物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而发展到了相反的方向以后，又要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就是返回原初的状态。因此，“反”具有对立转化和返本复初两个含义。老子说：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通行本作“高下相倾”，据帛书《老子》甲、乙本改。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
这些都是讲对立转化。在老子看来，对立是永恒存在的，转化是无尽止的，发展是返本复初的循环。他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老子》十六章）归根复命是芸芸众物的规律，本质上就是“道”。《老子》25章直接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道”是“周行而不殆”的，“周行”就是循环运行。下文接着说：“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先天地生的这个物，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勉强给它取个名字就是叫做“道”，再勉强给它取个名字叫做“大”。它包含着大、逝、远、返的含义。因为“道”是“众妙之门”，所以大；因为“道”生万物，从空无变成实有，万物之生就是“道”的“远”；一切事物生长变化的结果又“各复归其根”，这就是“道”的“返”。由此可见，“道”具有规律的含义，这个规律的具体内容就是万物的对立转化，循环不息。
指出老子的“道”的唯心主义和循环论，并不意味着否认它在思想发展史上的贡献。第一，老子在中国古代思想上第一个提出作为哲学范畴的“道”。西周金文中开始出现“道”字，作（《貉子卣》）或（《鼎》），含义为道路。《左传》中“天道”的“道”是把天象和占星术结合起来的一种迷信。《论语》中讲“天下有道”、“天下无道”的“道”，指的是孔子理想的政治局面或孔子的政治理想。这说明老子以前的中国思想还没有超出人生和政治的范围而真正进入哲学领域。老子提出哲学范畴的“道”，探讨宇宙本原，且有了理论体系，这说明中国哲学思想开始脱离婴儿期而进入了青春期。当老子又回到人生和政治问题的时候，他就能从更高层次上作宏观审视。第二，老子完全否定了宗教世界观。老子以前，作为世界创造者的观念有“上帝”、“祖先”、“天命”、“鬼神”。西周末到春秋时代，宗教世界观动摇了，但是还没有完全被否定。怨天、骂天本身就是以承认天的主宰地位为前提的。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最多不过是一种存疑态度。《诗经》、《左传》、《国语》中还没有人敢于否定人格神“天”的存在。《老子》书中所说的“天”都是指自然而言，人格神的“天”在《老子》书中销声匿迹了。
第三节 《老子》“柔弱胜刚强”的人生哲学
在老子的宇宙观里，天、地、人都效法“道”，而“道”的作用之所以无穷无尽，是因为它的本性是柔弱。运用到人生方面，老子提出“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章）的观点。其基本含义有两个方面：
其一，主张柔弱，反对刚强。他说：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老子》七十六章）
他以人的质体为例，说人活着的时候，质体柔弱；死了的时候，就变得僵硬。又以草木的质体为例，说草木欣欣向荣的时候，质体是柔软的，花凋叶落以后，就变成枯硬的了。进而推出一般结论：“坚强”的东西都已失去生机，“柔弱”的东西则充满活力。这是从事物内在状态来说的。若从事物与环境的关系来说，他认为只有“柔弱”的东西才能够承受外力，坚强的东西则容易摧折。“木强则折”的“强”，有高大和坚硬的意思，高大坚强的树木容易引人砍伐，遇到大风会被摧折，而柔弱的小草却能随风飘摇，永远不会折断。他又说经过锤击显出锋利的东西就不能长久地保存自己。老子又以水为例说明柔弱的作用：
天下莫柔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
世间没有比水更加柔弱的了，但要冲击坚硬的东西，却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水。老子叹息说，这种弱胜强、柔胜刚的现象，天下没有人不知道，但没有人能从中得到启迪，真正认识到柔弱对人生的意义。人们自我表现（“自见”），自以为是（“自是”），自我夸耀（“自伐”），自我矜持（“自矜”）都是逞强。“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四十二章），老子把这句话作为教人处世的警语。
其二，主张“处下”、“不争”，反对“为天下先”。老子以江海作比喻，说明“处下”、“不争”的好处：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民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六十六章）
江海处于低洼的地方，所以能容纳百川之流，百川都汇归江海。“圣人”具有“处下”、“不争”的品格，所以能够处于人民之上，而人民并不感到负累受害，乐于拥戴他而不厌弃他。因为“不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够和他争。“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八章），有了“不争”的品德，就不会招来怨恨和罪过。“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老子》六十七章），因为不敢居于天下人之前，所以能成为万物（“器”）的首长。“处下”、“不争”的人生态度，也叫做“守雌”：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常。（《老子》二十八章）
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老子》六十一章）
在雄雌的对峙关系上，老子认为，人们对“雄”的一方有透彻的了解，而宁愿处于“雌”的一方，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老子》书中反复申述这一主张，如说委曲反而能保全，屈枉反而能伸张，低洼反而能充盈，破旧反而能新生，少取反而能多得，贪多反而迷惑。又说善于作将帅的人不逞勇武，善于作战的人不激怒，善于战胜的人不对抗，善于用人的人对人谦下（见《老子》二十三章，六十八章）。所有这些讲的都是“处下”、“不争”的人生哲学。
《老子》十五章给人们勾画了一个善于处世者的仪态和心境。“涣兮若水之将释（帛书《老子》甲、乙本作”涣兮若凌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这是善于处世者的“柔弱”的仪表：像消融的冰块那样涣散，像未经雕琢的材料那样淳厚，像山谷那样空旷，像浊水那样混沌。“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容”。这是善处世者谨严的心境：像冬天涉足江河那样谨慎，像提防邻国进攻那样警惕，像作宾客那样拘谨严肃。这种思想人格与庄子笔下的那种胸襟宽广、舒畅自适的“真人”何等不同啊！
在“柔弱”与“刚强”这对矛盾中，能够看到“柔弱”的作用，这是老子的独到之处，也是他的深刻之处。这是他观察自然和社会，从许多事物的转化例子中看到“柔弱”反而能战胜“刚强”的道理。他从“反者‘道’之动”的发展观出发，抓住了“柔弱”的作用。但是，他把转化看成是无条件的，因而把“柔弱”的作用夸大了、绝对化了，这是一种片面认识。因而老子的人生哲学从总体上看是退守的、保全自己的，而不是积极进取的。
由于老子强调“柔弱”的作用，所以他不了解积极认识事物的意义。他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老子》四十七章）甚至主张“绝学”、“弃智”，并对一切道德理论观念持否定态度。他说：“上德不德”。这里说的“上德”是不要任何道德观念，完全顺应自然。他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这里主张彻底抛弃伦理道德，以为各人都能“独善其身”、“清静无为”，天下就可以太平了。
第四节 《老子》的“无为而治。”
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是指卿士、诸侯把一切大事都办得很好，天子已经无事可做了。这是春秋时“无为而治”的一般含义。当时的现实情况并不是什么“无为而治”，所以孔子主张用礼、乐、仁、义治国。但老子却从“道”的学说出发，对“无为而治”作了系统论述。提出“为‘无为’则无不治”的政治思想。老子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
这是说，“道”效法“自然”，天、地、人直接或间接效法“道”，所以，天、地、人也都效法“自然”。
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老子》十七章）
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老子》二十三章）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五十一章）
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
统治者的作为不干扰人民而顺乎人民的需要，事情办成功了，人民觉得是事情自然发展的结果，一点也不觉得受到外来的干预。总之，少施政教、法令，才合乎自然。这是老子的理想政治。在他看来，苛烦的政令犹如飘风骤雨，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它不合乎自然。“道”和“德”之所以尊贵，就在于它不干涉而顺任自然。一般人追求声色货利，政教礼法，实在是一种过错。理想的统治者——“圣人”应该从这种过错中解脱出来，顺任万物自我发展而不要“有为”。以上这些文字中所说的“自然”与“无为”是同一的含义。只是“自然”主要是对天地万物而言，而“无为”则主要是对人的活动而言。
除了《老子》第三十七章中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是以“无为”描述道以外，其他章所讲的“无为”都是指政治问题。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老子讲“无为”是针对“有为”的。在他看来，“有为”政治带来的祸害非常严重。他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五十七章）防禁越多，人民越陷入贫困；法令越森严，盗贼越增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子》七十五章）统治者征收大量赋税，造成人民饥饿；统治者越是强作妄为，人民越是难以管理。对“有为”政治的批评，以第五十三章的话最为激烈。这一章里写道：
大道至夷，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大路很平坦，君主却喜欢走斜径。朝政腐败了，弄得农田也全部荒芜，仓库十分空虚；统治者还穿着锦绣的衣服，佩带锋利的宝剑，吃厌了精美的饮食，搜刮更多的财货。这样的统治者简直是强盗头子，多么无道啊！这里确实描绘了春秋时期的一些社会景象。那么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老子的答案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主要指的是消除独断的意志和专断的行为，含有不妄为的意思，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正面的说法叫做“好静”、“虚静”，是一种顺乎“自然”的行为状态。老子认为这样做没有办不成功的，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含义。
老子的“无为而治”是以他的历史观为理论基础的，他认为社会不是前进而是倒退的。这从他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可以看出来。他说：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三十八章）
老子说的“道”、“德”、“仁”、“义”、“礼”是五个思想范畴，也是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老子是用思想范畴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人类社会最初阶段是“道”统治的，一切纯任“自然”，是完全的“无为”。第二阶段是“德”统治的，分为“无为”又无心作为（“上德”）和“无为”而有心作为（“下德”）两个时期。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都是“无为”的。所以老子不反对“德”。第三阶段是“仁”统治的，“为之”却出于无意。第四阶段是“义”统治的，“为之”且出于有意。第五阶段是“礼”统治的，“为之”却得不到响应，于是就伸出手臂来使人强就，即用强力使人服从。第三、四、五阶段都是“为之”的，都是“有为”的。老子在这里只说到“上仁”、“上义”、“上礼”的状况如此这般，没有说到“下仁”、“下义”、“下礼”的状况又是怎样的，无非是说在“有为”的几个阶段最好不过如此，不好时更不堪设想了。老子对社会历史的这种描述，反映出古代思想史上的“德”、“仁”、“礼”、“义”几个基本范畴产生的历史顺序，客观上是一个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每后一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离“无为”越远，美的善的东西越少，丑的恶的东西越多，离他的政治理想越来越远。
由此，老子提出这样一个理想社会：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
在这样的社会里，不发展物质生产和社会文明，却希望人人能得到甜美的饮食、华丽的衣服、安适的居处。老子这个舍弃文明而守其朴素的社会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