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关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初，舒尔茨（Schultz）在探讨美国经济总产出增长快于要素投入增长的根源时，发现教育、保健、在职培训、迁移等投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把这些要素定义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并认为它是某种投资的结果。1962年，《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行了“对人的投资”增刊。1964年贝克尔（Becker）出版了《人力资本》，建立了一套关于人力资本形成的理论体系，并对教育和培训的收益率进行分析。1974年，明瑟尔（Mincer）以学校教育年限S（Years of Schooling）、工作年限X（Years of Work Experience）及工作年限的平方作为解释变量，以个人收入的自然对数值lnW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了收益率方程lnW=μ+βS+γ1X+γ2X2+ε，通过对参数β的估计得到了教育收益率。总之，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个人收入，并促进经济增长。
20世纪7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受到筛选理论（Screening Theory）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的挑战。1973年，斯潘斯（Spence）发表了《Job Market Signaling》一文，成为筛选理论形成的标志。该理论认为，教育不能提高受教育者的劳动生产率，它只是一种反映个人能力的信号装置。即受教育程度越高，说明生产能力越强，雇主可根据这一信号将雇员有效地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并不会直接导致劳动产量的增加，只会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斯蒂格利兹（Stiglitz）的“等级筛选观点”认为，教育确定了个人的生产性特征，从而成为具有工作能力的标志，但未必能保证带来更高的产出。同时期出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可以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工资高，福利丰厚，工作和培训条件优越，就业有保障；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则工资较低，福利较少，培训和晋升机会少，工作条件差，易遭解雇。教育的功能不在于通过提高个人的认知技能来提高收入，而在于决定一个人进入哪种劳动力市场工作。对主要劳动力市场而言，教育与工资收入呈正相关的关系；但对次要劳动力市场而言，这种关系却未必成立。另外，鲍尔斯（Bowles）和金蒂斯（Gintis）认为，某阶层背景的学生的教育和他们最终被雇用的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着“一致的原则”。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年轻人更多地被纳入注重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所需的观念和行为特征的学校中，与那些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所在学校注重的行为和观念相去甚远。这种“前市场分割”使现存的社会经济等级合理化，限制了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机会选择。
人力资本理论也受到了来自实践方面的挑战。弗里曼（Freeman）发现，20世纪70年代，持有大学学历的工人不断增加，结果他们的收入水平下降了。拉姆伯格（Rumberger）的经验研究得出结论：“额外增加的教育不一定能够提高生产力，而且也不一定能够获得高收入。”有些学者将毕业生从事低于其学历要求的职业或经济地位下降的现象称为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并做了大量研究。
对于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过程的解释，主要有四种较有影响的理论模式，即工资竞争模式、工作竞争模式、工作配置理论和劳动力市场搜寻理论。工资竞争模式依据新古典主义劳动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工资水平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只要工资可以灵活调整，劳动力市场就能够持续吸收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并不会引起毕业生失业率的上升，只会导致工资水平的降低和收入差距的缩小。在筛选理论的基础上，瑟罗（Thurow）和卢卡斯（Lucas）提出了工作竞争模式。他们认为两组因素决定了个人的收入水平。第一组因素决定了经济中的工作结构；第二组因素决定了个人在获得工作的队列中所处的位置。工作结构被认为是由技术决定的，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在求职者队伍中就越靠前，越有可能获得较好的工作。高等教育大规模发展的直接后果是文凭贬值和过度教育的进一步加剧。丁博根（Tinbergen）和条林斯（Teulings）创建与发展了工作配置理论。这种理论将需求纳入分析框架，认为某种职业与一定的教育水平之间有一个最优配置的问题，个人的收入部分由工作特征决定、部分由人力资本决定。当劳动力市场上受教育工人的供给大于需求时，个人收入取决于教育与工作的匹配程度；反之，个人收入则取决于教育水平。劳动力市场搜寻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是不充分的，为了获得报酬满意的工作，求职者必须不断地在劳动力市场上搜寻；搜寻时间越长越可能获得一份报酬较高的职业；搜寻者脱离原工作岗位去寻找新工作比保留原有工作同时寻找新工作更有效率，失业是一种寻找高报酬职位的投资；搜寻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搜寻活动是导致失业的重要原因。这对于解释摩擦性失业有较强的说服力。
关于大学毕业生是否属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群体，不同学者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麦青和雷恩（Machin＆Reenen）认为，许多OECD国家对高新技术工人的需求增加、对低技术工人的需求大幅度减少，高技术和低技术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在拉大。而莱格拉斯（Liagouras）等人的研究发现，希腊并不具有OECD国家的上述趋势，其教育水平和失业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非常高。
对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成因的研究，很多学者分别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供给以及供求匹配三个角度展开。从需求的角度，工作岗位的数量与结构存在问题。工作岗位的缓慢增长与大学毕业生的迅速增加形成反差；同时，存在大学生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岗位。这是资本主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因为大学生失业有利于压低技术人才的工资，并提高在岗大学生的生产力。从供给的角度，布劳格（Blaug）等人认为，失业是大学毕业生不愿降低保留工资的结果。加拿大大学与学院协会认为，大学生就业的根本问题是就业能力的不足，大学应该在教学领域对市场需求做出反应，为毕业生获得综合技能提供一种良好的学习环境。从供求匹配的角度，大学生就业的主要问题在于就业信息不对称、缺乏针对大学生的职业指导体系和专业的职业顾问等，就业服务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关键。
有些学者从弹性的角度来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詹森（Johnson）和韦尔奇（Welch）对美国各州的研究表明，受教育较多的工人和受教育较少的工人之间的替代弹性适中（介于1.3～1.4之间）；鲍尔斯（Bowels）指出， 受过一些大学教育与受过8～11年教育的工人之间的替代弹性为202，其他受教育水平组之间的弹性较小，但仍然是可观的（介于6～12之间）；多尔蒂（Dougherty）对美国28个州的研究表明，受教育较多和较少工人之间的替代弹性为8.2；萨卡罗普罗斯和辛奇利夫（Psacharopoulos and Hinchliffe）根据经济水平的发达程度将不同国家进行分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弹性达到了1000，而欠发达国家的弹性则较小，介于2.1～2.5之间。
另一个研究角度是对在校大学生收入预期的研究。贝茨（Betts）关于加利福尼亚大学1269名在校生收入预期的报告、多米尼斯和曼斯基（Dominitz＆Manski）对威斯康星州110名高中生和大学生的收入预期的联合调查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其一致的结论为，学生通常会高估自己的预期收入；收入预期会受性别、家庭背景、学校、专业、年级、成绩、求职信息来源等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很大差异；本科生一般在大四才会形成成熟的收入预期。
社会资本也是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一个视角。波茨（Portes）指出，“被用来解释就业、职业选择等”是现有文献对社会资本关注的三大功能之一。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从社会网络和职业之间的联系来分析社会资本对个人获得一份工作的重要性，并指出通过家族圈获得的密集网络对找工作最为有效。
二、我国关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
目前我国相关的文献很多，主要集中在教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三个领域。
（一）教育学的研究视角
1.关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现状的探讨
谢维和、王洪才在《从分配到择业——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实证研究》中，以1996～1998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对社会需求的总体特征、各专业人才的需求状况作了分析，并对教育部所属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作了描述。瞿振元等用教育部的统计数据对2000年和2001年本、专科毕业生和研究生的就业形势及特点做了分析，并对2003年就业形势进行了预测。很多学者通过直接调查的形式来反映大学生就业的状况。袁宝权等人对北京化工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6所高校展开了就业调查并做出分析。马陆亭的调查结果表明，用人单位看重的主要是素质和能力，不同层次毕业生所从事的职业岗位及其适应性存在差异。金蕾莅等人对北京16所高校就业指导机构和在校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以反映就业指导服务的水平。“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课题组向16所高校在校生、200多家用人单位的历届毕业生和一些高校就业指导机构发放了问卷。《上海高校学生职业发展及就业调查报告》介绍了2006年上海高校学生职业发展及就业的现状，并从可雇用性能力、职业成熟度、就业环境、社会舆论、家庭环境、教育环境等方面分析了大学生职业发展及就业的影响因素。
2.关于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影响的探讨
苗天慧、俞智慧认为，当前人才高消费与低学历人才闲置的现象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杨竹节认为，知识失业提高了教育的社会成本，造成了人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利于社会稳定。吴克明、朱慧丽指出，就业困难不会阻止个人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趋势，它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构优化和质量提高。靳卫东、高波强调，在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中，公务员的收入要高于第一市场的出清工资水平，这使得第一市场的平均工资较高，形成“知识失业”现象；短期内公务员加薪、高校扩招以及政府增加教育转移支付使教育的投资收益增加，从而使教育投资增加；“知识失业”条件下的教育投资增长只是政府政策影响的短期现象，从长期来看，随着大学生失业率的上升，将出现教育投资大幅度下跌的现象。
3.关于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原因的探讨
有些学者将就业难与扩招联系起来。林毓铭指出，大学生就业难与“过度教育”存在一定的依存度。文东茅的调查分析指出，在我国，工资竞争理论、工作分层理论和工作竞争理论等都有一定的适用性，这表明高等教育规模与毕业生就业关系的复杂性。有些学者将就业难归结于高校教育改革的滞后。刘志业、邓光平认为，大学生就业难的本质在于人才培养模式与我国产业发展的不适合。陈伟鸿、宣仕认为，就业难与高校中心工作的错位有着必然的联系。殷朝晖、欧阳红兵认为，我国的“教育过度”实质上是由高等教育的学科、层次等“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过度。
4.关于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对策的探讨
（1）从高校角度的研究。调整培养目标与办学模式。早在1997年，王善迈教授就指出，在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条件下，要实行“以销定产”及“以条件办学”、以微观搞活与宏观调控为内容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谢维和认为，高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模式大致有两种取向：对口，指高校的人才培养与各种岗位之间直接的对接机制，重视技能培养；适应，指人才培养与劳动力之间是一种更宽泛和间接的结合或对接机制，强调合乎整个社会的需求。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应在对口与适应中做出合理选择与组合。丁小浩通过对我国专科与本科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岗位域”的比较指出，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要明晰目标定位和办学特色。黄兆信指出，要构建招生、培养与就业联动的改革体系，从源头抓起，紧跟市场需求来制订招生计划，及时调整专业结构，实行科学培养。陈成文、谭日辉认为，要拓宽专业口径、培养综合性人才。袁敬伟、张军认为，要把握个性与共性、继承与创新、科学与人文等教育的关系，坚持培养目标的多样性，构建新型培养模式。王洪才指出，要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实行选修制基础上的学分制，强化教育评估，以解决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危机。陈海宁、李湘健提出，高校应建立多元化的实践教学培养模式，加强实践教学管理和师资队伍建设，全面渗透素质教育。李志宏等人强调，高职、高专必须树立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理念，培养社会急需的应用型人才。逄晓娟强调，提高大学生就业率的关键是实施“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以实用教育为特色，给予学生对未来工作有直接帮助的知识，不断提高学生的人际技能和技术技能，使学生具有创新意识、合作精神、处理复杂问题的应变和决策能力，以及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事业心与责任感。加强就业指导。钟秉林强调，把招生、培养与就业结合起来，完善以“就业指导中心为主体，培养单位积极配合”的就业指导工作体系，形成齐抓共管的就业指导工作模式。黄益方强调，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应该按“全程化、全员化、专业化、信息化”的要求进行构建和完善。张金华认为，高校应以就业指导课为主渠道，以卫星专网课程讲座为补充，以就业网站为平台，以学生社团为纽带，以校园媒体为重要阵地，以“就业形象大使”为示范典型，以职业辅导活动为载体，丰富就业指导工作。石永昌强调，要以教学安排全程化、教材内容科学化、教学形式多样化、教师队伍专业化、教学机构完善化、教学管理规范化和学科研究先进化为目标，全面加强就业指导课程建设。谢珊试图将企业“体验式”培训模式合理移植到大学生就业指导课中，重视学生的自主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刘余镇强调，开展职业能力测试，保证高校和就业市场之间的信息畅通，可以让学生找出自己的职业锚，从而进行合理的职业定位。王保义从就业指导的观念、目标、方式和人员构成等方面对中西方大学生就业指导的特点进行比较，并对我国大学生就业指导模式提出了一些设想。周红从重视就业指导服务、共享就业信息、创新就业工作合作模式、就业指导服务人员的职业化以及全方位的就业服务等方面，概述了英国就业指导服务的主要特点。范龙运用灰色系统理论建立了大学生择业行为决策模型，揭示出大学生创业选择行为的因素、层次和顺序，为建立大学生创业教育原则提供了理论依据。刘铸研究了省级高校毕业生创业孵化基地的必要性、主要功能、运行模式、工作机制以及建设有效孵化机制的意义。王保义对创业项目的主要来源、选定创业项目需要考虑的因素、创业项目选择的原则、选定创业项目的方法等进行了探讨。
（2）从政府角度的研究。文东茅认为，应调整高等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同时要缩小地区、城乡差别，改革劳动人事、户籍、住房、医疗、保险等制度，加强劳动力的流动性。林蕙青指出，要创建包括科学的就业率公布制度、现代化的信息服务制度、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待就业登记制度、职业培训制度、市场管理制度等在内的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新机制，并制定适当的就业政策与配套措施。万晓玲等人分析了印度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总体特征和模式，提出了解决我国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的建议。
（3）从大学生角度的研究。李孔珍、谢志远等人提出，大学生要积极转变就业观念，提高创业意识。
由于大学生是高等教育的产物，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与教育有关，因而，很多学者对“教育性失业”问题展开了大量探讨。
（二）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李家华、吴庆主持的“北京地区大学生就业现状及对策”课题组连续3年对北京地区的大学生就业情况展开调查。2000年1月和6月，通过对大学生和用人单位的调查，对大学生就业困难程度、就业领域、就业单位、就业途径、就业取胜的依据、最大困难、就业成本、失业情况等方面做出了描述，并对北京生源和外地生源、男生和女生、不同学历的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做出比较，还反映了大学毕业生对就业服务的需求。2001年3月和6月，调查结果通过就业结果、就业观念、就业倾向、就业渠道、就业实力、就业过程、就业服务、违约等就业热点8项指标反映出来，并得出10条结论。2002年3月和6月，调查也通过以上8项指标反映出结果，得出了13条结论，并提出了相关建议。“2000年上海大学生发展研究”课题组的调查结果表明，上海大学生就业形势逐步看好，择业期望呈现多样化和理性化，经济收入和发展前途成为择业的首要标准，市场和关系网络成为最重要的择业途径。2006年孟续铎对北京25所大学的调查结果揭示，当代大学生看重的职业价值观呈现8因子的结构模型，反映了我国青年学生择业标准的变迁。由共青团中央和北京大学合作完成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涉及近百所高校6000名大学本科毕业生，结果显示，男女就业率相差14%，四成学生就业“求关系”，薪金期待不足2000元，大学课程设置遭质疑，专业、区域和能力成为影响就业的三大因素。对北京某大学两届240名隐性就业的大学毕业生的调查发现，他们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但因为没有户口，经常遭遇各种形式的社会剥夺。胡解旺以一名就业指导工作者的身份，考察了地方高校大学生就业的以下几方面问题：一般院校与名校在就业上的差异、贫困大学生的就业困难、人才高消费现象、应试教育与大学生就业能力、失信与人才市场的规范、职业技术教育的作用等。
叶文振等人的调查表明，性别会降低女大学生就业的概率，高劳动成本、统计性成见、重男轻女观念是歧视女大学毕业生的主要原因。贺江平认为，女大学生就业更加困难，是由性别歧视、就业形势严峻、社会保障不健全、大学生自身的就业观念等因素造成的。周晨虹指出，将性别纳入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对于解决女大学生就业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
徐晓军认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我国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双重机制，以本科毕业生为临界值，本科以下，社会资本的就业贡献率大于人力资本，本科以上则相反，本科水平则是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双重并重的状态；随着社会学历层次的提高，社会就业中的人力资本临界值也会由中专、大专向本科和研究生转化。徐莉对社会资本在就业及职业阶梯上流动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资本在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的获得上作用明显。郑晓涛的调查分析表明，网络内弱联系越多，越可能通过关系来获取工作；在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取工作的大学生中，性别在收入水平和离职倾向上的影响是显著的，男性的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女性，女性的离职倾向显著高于男性；在通过关系获取工作的大学生中，人力资本越大，工作满意度越低，强联系越多，收入水平越高，网络资源跨度越大，收入水平也越高。涂晓明的实证分析表明，越是凭借非自主就业方式落实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越难达到较高的满意度；大学毕业生对起薪的期望值和签约工作与专业是否对口也是影响就业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文东茅以全国性高校毕业生的调查为基础，分析了家庭背景对大学毕业生高考成绩、就读院校、毕业去向、就业收入等产生的影响。
龙立荣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需求的特点，突出择业过程中嵌套职业岗位的组织和地区环境的社会生态对个人的价值回报，论证了大学生择业的社会生态模型，对大学生就业困难做出了解释。另外，高桥指出，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人才市场运作规则，切实保护大学生的就业权益。
（三）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赖德胜教授运用工作搜寻模型分析了大学毕业生失业的现象，认为大学生就业难是劳动力市场分割这一特定制度背景下，大学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相互搜寻的结果。大学毕业生面临着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镇劳动力市场，但由于城乡收入差别太大、工作转换成本较高等原因，造成大学毕业生不愿意去农村工作；同时，国有企业较高的解雇成本和高新技术企业较高的聘用成本，使得城镇对大学毕业生的实际需求小于最佳需求，从而造成大学毕业生失业。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是相对的，具有转型和结构性的特点，即在某些大中城市供给量相对过剩，在广大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则绝对不足。因此要深化体制改革，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和西部地区就业，建立全国联网的公共工作银行，转变大学生就业观念，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局面。赖德胜、吉利在《大学生择业取向的制度分析》中进一步指出，在次要劳动力市场，找到高工资单位的可能性小、流动成本高、社会保障落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择业取向，进而导致大学生失业。赖德胜在《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人力资本投资效应》中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加速、教育成本和教育收益的分摊机制不尽合理，使大学生就业难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刺激作用大于打压效果，进一步刺激了教育支出。赖德胜、田永坡在《对中国“知识失业”成因的一个解释》中以扩展的工作搜寻模型为分析框架，认为“知识失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引起的，应逐步消除这种制度性分割，鼓励大学毕业生到西部和农村等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
赖德胜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大学毕业生问题研究”，以2002年对14个省市高校毕业生的调查为基础，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2004年第3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中的5篇论文里。孟大虎认为，拥有专业选择权、专业专用性和职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获得分割性利益，大学毕业生会在职位选择和劳动力流动中表现出强烈的城市倾向和大企业倾向；在转轨经济的不确定环境中，制度必须保证个人选择的质量，并引导个人选择的方向。田永坡认为，人力资本一般性强的劳动力比人力资本特殊性强的劳动力更容易就业；要拓宽专业口径，增加基础知识和技能的比重，并将专业性人才培养和企业培训结合起来。郑洁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大学毕业生的社会资本越高，其推迟就业的可能性越大，越愿意选择企业，期望月薪越高，求职信心也越强。赵宏斌认为，大学生择业过程是根据个人偏好，以职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把职业收益和职业风险成本统一起来的抉择过程。武向荣认为，只有引入风险、“自主择业”才有意义；大学生应具备预见和应对就业风险的能力，学校应调整专业并进行多样化经营，政府应尽快打破市场分割的局面，加强市场流动性，拓展毕业生的就业范围。
曾湘泉教授主持的200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和“十五”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就业战略系列报告”，向首都14所大学50多个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以及北京、广州和上海600家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主管发放调查问卷，并进行统计描述与回归分析。研究报告《变革中的就业环境与中国大学生就业》认为，大学生就业“难”与高校和求职者对市场的反应速度和能力有关，户口、就业协议等就业分配制度也有不利的影响，大学生就业服务工作薄弱，就业激励措施缺乏。报告建议，教育部应制定长期的大学生人才培养战略，短期内从需求政策入手，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完善就业率统计指标和发布制度，探讨更积极的大学生就业吸纳政策，提高高校应对劳动力市场变化的速度和能力，创造充满竞争的、规范的就业环境，将“就业指导”扩大为“就业服务与指导”，借鉴国外一些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策和措施等。
王善迈教授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转型时期教育扩展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研究”，2005年曾对全国大学生就业状况做了大规模的抽样调查，并对北京某高校展开了典型调查，进一步的研究仍在进行之中。本书就是该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他学者的研究相对比较分散，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关于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原因的探讨
（1）从劳动力市场角度的研究。文东茅认为，由于工资机制不完善、信息不充分等原因，劳动力市场存在“失灵”现象，导致毕业生资源的不合理配置。黄敬宝指出，大学毕业生失业既是市场化改革取得进展的体现，也是市场不完善的产物，劳动力市场主体残缺、市场体系分割、市场环境欠佳等因素影响了市场机制配置作用的发挥。武向荣将大学生就业难归因于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参与了竞争。曾之光、沈士仓认为，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导致了交易成本加大，是当前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唐可月、张凤林运用劳动市场信号发送理论，分析了我国高校扩招引发的教育信号贬值的内在机理。扩招降低了进入大学的学习成本，导致了文凭信号作用的贬值。高校不断扩招，会导致信号投资不断攀升，形成信号投资泡沫。杜育红、孙志军基于内蒙古赤峰市的实证研究表明，不仅要加大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更要强调人力资本生产力的发挥，这对于高等教育投资与大学生就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盛世明曾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不平衡性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2）从价格弹性角度的研究。岳昌君、丁小浩认为，高等教育就业弹性大于一般就业弹性，行业间高等教育“相对密集程度”的差异比地区间的差异大，劳动力价格差异是造成受高等教育人员就业行业分布不均匀的重要原因。宋福进分析了研究生、本科生和专科生的初次就业率，并指出就业率之间的差异是由于不同层次毕业生的替代程度和价格弹性不同而产生预期劳动力价格的差别造成的。
（3）从制度或体制角度的研究。刘宇舸认为，大学生就业难是高校出具了名不副实的文凭和政府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结构失衡的结果。周胜良认为，计划和市场两种机制同时存在成为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杨友国认为，我国存在的高等教育过度属于结构性过度，其成因在于，我国高等教育主体公益性引致的低价格供给、国家宏观教育政策的引导驱动、个人非人力资本积累因素的影响及标识信号的失真使社会对于学历教育过度追捧。张远秀指出，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是不合理的，是现行社会继替规则造成的，体制外部门就业空间狭小和体制内部门不合理的职位继替规则，导致不合理的职业继替，低学历占位挤占了大学生的就业空间。
（4）从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或竞争力的角度的研究。迟洪江认为，现在用人单位重视的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力”，但未曾“热身”的毕业生不知道自己的“就业力”在哪里。岳昌君、文东茅、丁小浩的研究结果表明，内因是决定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求职成本对求职结果没有显著影响，但有利于提高起薪水平，学校提供的求职信息对求职结果和起薪水平都有显著的影响。
2.关于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对策的探讨
（1）引导大学生就业地区分布。岳昌君、丁小浩指出，应适当调整工资收入结构，促进就业弹性高、就业效应大的行业的发展，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去生产领域和中西部地区工作。瞿振元指出，要采取优惠政策，改善农村就业环境，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就业。刘济勇认为，鼓励大学生去农村和西部地区不能仅靠政治宣传，应当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利益导向机制，通过就业政策和措施，从根本上消除阻碍大学生就业的体制性障碍。
（2）健全劳动力市场机制。邢亮、王芳认为，建立毕业生市场化配置机制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内在要求。郑守华强调，要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培育毕业生就业市场，按毕业生的实际需要提供就业服务，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创新就业服务。田永坡强调，配置能力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要加强素质教育的力度，对成功就业的学生进行动态跟踪，为在校学生提供工作搜寻经验，增加毕业生的配置能力。刘礼明认为，要坚持市场理念，运用市场营销的4P理论指导高校人才培养和大学生就业，即打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制定合理的就业“价格”、选择合适的就业“地点”、实施有效的“促销”策略，全面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3）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杨伟国、王飞介绍了国外大学生就业的政策支持，对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制定具有借鉴意义。林毓铭认为，面对大学生起薪工资走低的现象，政府应建立全国性就业信息的公开机制，定期公布就业专业预警机制，制定大学生就业工资指导价，完善非正规就业或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任江林指出，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价格指导体系有利于规范毕业生就业市场，政府要定期公布毕业生就业市场工资的指导价格；用人单位要制定科学、合理的薪酬体系，解除大学生的后顾之忧；大学生要正确评价自我，正确认识社会，学会科学“定价”和合理“要价”。
（4）提高就业能力。汪怿认为，政府、高校、用人单位和社会团体、毕业生要共同努力，开发并提升毕业生的就业能力。
综上所述，早期的人力资本理论、筛选理论、市场分割理论以及后来描述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四种模式都不能对大学生失业做出一个圆满的解释（这将第一章详细阐述），大量的实证分析也只能做出某一方面的说明。同时，这些研究大部分是建立在发达国家成熟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上的，与中国的国情存在很大的差距。国内的相关研究虽然很多，但有些是调查报告，缺乏理论分析；有些是对策研究，缺乏实证依据；有些运用某些经济学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做出了很好的分析，但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本书将沿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方向，重新审视高等教育与大学生就业的关系。本书之所以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理由如下：一是大学生作为理性人的假定，即投资于高等教育必然要求回报，而且回报越多越好。因而，对就业结果的评价，是以能否获得货币收益或非货币收益及收益的大小为标准的。二是打破教育同质性的假定，从高等教育这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的实际投资效果的角度，即从高等教育价值在大学生身上凝结量大小的角度，探讨人力资本投资与大学生就业的关系。三是本书的核心概念——就业能力，是通过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来衡量的。虽然涉及招生、培养模式、就业指导等教育问题，但最终这些问题都是从人力资本的视角来看待和处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