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邦良
台湾的李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看见坏的我要说，不让我说不可以！"倘把这句话放在王实味身上，我看也是十分贴切的。王实味的尖锐、敏感、刚正，在他的两篇文章《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中得到充分的表露，而正是这两篇文章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整风检查工作动员大会在全院召开，副院长范文澜主持会议，他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并号召大家向院领导提意见。随后，罗迈发言作补充，他提出六点具体意见，其中后两点是：院长、秘书长及各研究室主任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赞成出墙报，但必须有组织地进行，而且，共产党员在党内不应匿名。罗迈讲完，因身体不适提前退席。他没想到，他的话引起王实味等人的激烈反对。
罗迈离开会场后，王实味第一个发言，他说"罗迈的补充意见，活现了他过去家长制的作风。这是比猪还蠢的作风。"“1”王实味还认为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应实行民主选举，选到谁就是谁，另外，王实味还谈到整风中要检查每个人的骨头，凡是敢向"大人物""上司"提意见的就是至大至刚，否则，就是软骨头。王实味的话赢得热烈的掌声。但这掌声却让我想起一句不祥的话：杀君马者道旁儿。
3月23日，为配合整风出版的壁报《矢与的》创刊。王实味将自己的发言加工整理成两篇文章，发表在壁报的创刊号上。他措辞激烈的文章理所当然引来他人的反击，一场争论由此展开。3月28日，王实味在《矢与的》发表一篇回应文章，在文章里，他还特别谈到了他的"骨头"问题：
"三附带谈一谈我的骨头
一个人做人的骨头，要由了解他的广大群众来鉴定。一个党员政治上的骨头，要由中央组织部来鉴定。一切关心王实味的这两种骨头的人，不管从善意或恶意出发，都请去详细调查研究一下，正面站出来说话。
用谣言中伤人是最卑鄙龌龊的手段。王实味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为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2”
我丝毫不怀疑王实味无论是在做人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一个罕见的硬骨头。正如一位作家说的那样，王实味是那种以挑战权威为乐趣的人。然而，当王实味于1943年4月被押送到中央社会部看守所接受审查后，他的骨头似乎不再像以往那样硬了，至少，他有过几次软弱的表现。
1943年夏末，毛泽东邀请一个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由王震陪同参观访问。记者团曾要求会见王实味，负责接待的王震立刻就答应了。几周后，王实味被带到记者团面前，关于当时的情形，记者团中的记者魏景蒙有如下一段记录。
"当王实味与我们正面相对时，他一本正经地宣称：'我是个托派'。我在他几乎毫无表情的脸上唯一察觉到的情绪是恐惧。
他重复说，'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我应当被枪毙一千次。但毛主席宽宏大量，他不希望我死。他让我工作。我勤奋地工作，这才了解到劳工神圣的伟大。我对他的仁慈感激不尽。"“3”
1944年夏初，又有一个中外记者访问团访问延安，其中成员之一是北大毕业生杨西昆，于是由范文澜任会长的北大同学会邀请杨西昆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座谈会大概四十余人参加，当介绍王实味时，杨西昆相当吃惊。王实味在发言中说，他犯了错误，但生活很好，而西安为他开追悼会后，说是被迫害致死。这样，如果他的亲友知道了，该是多么焦急难过？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他无法与家人通信，希望杨西昆作为校友，利用自己的方便，帮助他说明真相，他将非常感激。另外，《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在他的《延安一月》中就曾有过这样的描写："一个脸呈死灰色的青年，让丁玲带着，出来背书似地向记者们痛骂自己。"“4”
以上几次谈话，表明昔日激烈、刚正的王实味完全变了，变得那么胆怯那么温驯。当然，也有人认为，王实味以上行为完全是或言不由衷或身不由己的表演。"可以看出，王实味无论是在记者会上的发言还是在与记者们的座谈，他的讲话的内容都是早已安排好了的。"“5”我同意这一看法，但问题是，昔日桀骜不驯的硬汉子为什么会如此驯顺，服从上级的"安排"呢？
人是复杂的，王实味也不例外。王实味有刚正、直率的一面，也有自私、偏狭的一面。王实味脾气火爆，性格古怪，他的人生之舟的不断转向乃至最终的倾覆，与此不无关系。
1926年，北京大学文学院有一个支部，属于中共北京地下党市委系统。王实味是支部成员之一，期间，他爱上了同一支部的湖南女子李芬，而李芬在老家湖南已订亲，无奈之下，她把此事告诉了支部书记段纯，想通过段纯之口委婉地回绝王实味。而此前已爱上李芬的段纯闻听此事后勃然大怒，决定在湖南会馆召集一次北京西城部委与北大支部的联席会议，解决王实味事件。
段纯在会上"强调王实味之所以入党，只是为了更方便地追求李芬，根本不是来参加革命的。又说在此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时候，在此党的领导人遭遇大难，斗争万分紧张与异常困难之际，身为党员的王实味非但不化悲痛为力量，以行动答复镇压，却拼命追求女同志，干些无耻勾当，实在荒唐之至。他主张会议通过决定，给王实味以严厉的党纪处分，纵然不开除党籍，也该留党察看。其他到会的人都发了言。大家都批评王实味，其中尤其以陈清晨的批评最为厉害。他完全以大哥的身份来责备这位'小弟弟'，说他不该如此胡闹。但是谁都不支持段书记的'卑鄙动机论'，没有一个人主张把王实味开除或给以严重警告结果给了王实味一个正式批评，要他不再给李芬写信。"“6”
王实味后来没再找李芬，但却和段纯大吵了一架。段纯骂他无组织无纪律，不接受党的批评，威胁他若再闹就把他开除。王实味则梗着脖子吼道："你是支部书记，你有这个权！但是你不要以为你利用职权把我开除出组织，就能开除掉我头脑中的共产主义理想。"本来，如果王实味能恪守古训：退一步海阔天宽，忍一时风平浪静，那事情也就过去了，而现在恶吵了一顿，王实味也只能脱离组织了。
一言不合，拂袖而走，人生的苦酒由此酿成。1932年冬，一天，王实味赶到中华书局交译稿并准备签订下一部译稿。在查看自己此前交出并由编辑编发的一部分译稿时，王实味发现编辑对自己的译文有改动，有些地方竟然改错了。他大怒之下和编辑吵了起来，最后闹得不欢而散，和书局签订合同的事也理所当然地告吹了。由于气恨难消，当天晚上，王实味竟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
王实味到延安后，他的火爆脾气不仅没改，反而有变本加厉趋势。一九八三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中，不少人回忆起王实味的贡献。但在那时，王实味不准人修改他的东西，负责审稿的柯柏年每改动一下他的译文，都被他找上门吵，吵到一脚踢翻窑洞里的砂缶。王实味的同学何锡鳞对王实味也无好感，谈到王实味，何锡鳞说："此人性格十分不可爱，大部分人都讨厌他，我们那时候吃中灶（连王若飞也吃中灶，只有中委吃小灶），还有小鬼打饭，质量不错。王实味不拘小节，他不顾自己有肺结核，吃菜尽挑里面的瘦肉。"“7”
王实味喜欢安静，讨厌唱歌、跳舞等一切娱乐活动，一次，他当胸一把抓住俱乐部主任金紫光，指着下面隐隐有乐声传来的礼堂，恨恨地说："再跳，再跳我就找颗手榴弹来把你们全炸死！"
1941年冬天，中央研究院在发棉衣时，王实味没有领到干部服，他就跟副院长范文澜从前山吵到后山，从山下闹到山上。最后，范文澜把自己的棉衣给了王实味，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8”
在做人处世方面，王实味并非白璧瑕，而且可以说缺点多多，所以，一旦被拘捕之后，经过教育，经过洗脑，他恐怕很难理直气壮为自己辩护了，既然自身有自私、偏狭的一面，自然也就会有一种原罪感。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这种原罪感就会"浮出水面"。我以为，也许，正是这种"原罪感"促使王实味认罪服软的。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
王实味虽然性格古怪，但却是个家庭观念重，亲情意识强的人，王实味认为，赡养父亲应放在革命工作之前，所以，他的妻子刘莹，一开始并未打算发展他入党：
"那时他们都刚刚得知李芬的牺牲。王实味恨得切齿捶胸，只想立即找到党组织，为烈士报仇。刘莹那时尚未接上关系，不能贸然介绍。然而，就在她日后已经与王实味结婚，并且正式参加党组织生活的时候，也没有打算再发展自己的丈夫入党--她不是对他的忠诚有所怀疑，只觉得他觉悟太低：心急如焚的王实味告诉她，入党之前，一定得先挣一笔稿费给父亲养老，然后再全心全意投入斗争--他实际上也这样做了--刘莹认为将赡养父亲摆在革命工作之前这种思想，无论如何也不够共产党员标准。"“9”
"1932年7月，王实味从家信中得知父亲患病卧床，他心急如焚，对刘莹说他要回去看望老人。其实，王实味此时也正打算回家一趟。当年，他与刘莹结婚时就表示在自己重新参加革命前，要拿出一笔钱给父亲养老，然后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奉献国家。几年的辛勤笔耕，加上从东北带回来的200块银圆，他们手头上已有了400块大洋。王实味自己做了一只铁皮箱，装上400块银圆，匆匆启程了。
回到家里，王实味侍奉父亲的病床前整整一个月，父亲病愈后，他又准备返回上海。行前，他对父亲说：'这一个月就算是儿子尽孝了，以后我要把自己交给国家，全力尽忠，望父亲多保重。'"“10”
正因为王实味是个很重亲情的人，所以，当囚禁中的他听说西安为自己开了追悼会，他就十分担心这样的假消息会给老家亲人带去难以承受的打击，这样，他就需要记者将他活着的消息报道出去，"帮助他说明真相"，免得家人担忧，当然，要想达到这样的目的，他必须听领导的话，服从上级的安排。我认为，这，也可能是王实味公开认错（或曰表演）的一种潜在原因。
王实味桀骜不驯，敢批逆鳞，但他身上洋溢的革命热情却不容否认，也不该低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实味对毛泽东的崇敬与爱戴无可置疑。我认为，王实味在记者会上的"认错""服软"也有可能与他对毛泽东的热爱、感激有关。
我们知道，国民党曾利用王实味事件在西安演出了一幕当时被称为"活人追悼会"的闹剧，毛泽东针对这一事件发表了一通讲话：
"整风审干改造了人，我们有一条，叫一个不杀方针，是教育人。王实味是托派，又是特务，我们也不杀。今天是民国33年某月某日，某人在这里说了，如果杀了一个，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王实味也变了，有进步。西安给他开了个追悼会，还说延安杀了好多人。现在我们把王实味的照片一登，送给他外面的朋友。"“11”
王实味虽然不承认自己是"托派"，但他还是能听出毛泽东这番话的善意，也能掂量出毛泽东这番话的份量的。我认为，也有可能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敬和感激，王实味才在记者会上违心地"认错""服软"的。
有个细节耐人寻味，王实味虽然公开在记者会上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是托派，但在后来的审讯，他又不断说自己没有参加过托派，自己不是特务。王实味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知道，所谓托派，就是和毛主席作对的那一派，承认自己是托派，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在攻击毛主席，而王实味虽然看不惯当时延安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但对毛泽东本人，他还是真心崇敬和爱戴的，所以，说什么他也不肯承认自己想攻击毛泽东，这是他不肯承认自己是托派的根本原因，尽管他的有些观点与托派相似。
弄清王实味到底因为什么才肯在记者会上服从上级的安排，做一番认错的表演，也许并不重要了，问题的关键是，一个自称"骨头从为软过"的硬汉竟当众说"我应当被枪毙一千次"，且不遗余力到在记者面前"痛骂自己"，这说明，一个人要坚持自己的信仰有多难！也说明当时延安的"中央社会部"是多么"善于"做思想工作，哪怕像茅坑里的石头那样又臭又硬的家伙也要让你洗心革命、脱胎换骨！
注释：
“1”“2”“3”“7”“8”“10”“11”引自黄昌勇著：《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175、236、100、101、73、237页
“4”“5”“6”“9”引自戴晴著《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99、238、61、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