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报纸上读到一则报导，一位近期在上海生活过的日本妇女，回国后准备写一本给中国年青妈妈阅读的书，内容是讲怎样带孩子。这消息看来似乎有些滑稽，中国人口为日本的十倍，尽管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做母亲的中国人若加起来，相信不会比日本总人口少，用得着一位日本妈妈来辅导我们怎样育儿吗！简直笑谈了。
其实，我并不那么沙文主义，但对于外国政客们，动不动在议会里，点名道姓，指指戳戳，一而再、再而三地发难，也挺不耐烦的。还有，那些老外和绿卡持有者，对中国文学说三道四，评头品足，隔靴搔痒，总不中的，还不肯夹紧那张嘴，也很感到讨厌。
但从这则短讯的约略介绍中，我认为这位日本妇女写书，实在是很有见识的举动了。她以一个异国人的眼光，看到她在上海时那些邻居的中国妈妈，在带孩子方面的不足之处。虽然中国是人口大国，但有些习以为常的、理所当然的一些育儿措施，其实并不适合于孩子的成长发育。所以，她才下决心把她的看法写出来，这一片邻国妇女的好意，真是值得称许的。
这本书，写成与否，出版与否，都不得而知。因为只是一则消息，便粗粗看过。但文中所举的一个例子，也就是所谓的“蜡烛包”，才令我关注起来。因为这是上海或江浙一带人才明白的地域性词语，但中国许多地方的人，在他呱呱坠地以后，恐怕都得在这种紧裹着的“蜡烛包”里，度过最初的岁月，这也是事实。
所以，古汉语中有“襁褓”一词，显然，就指的是使那位日本妇女皱眉头的“蜡烛包”了。据新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襁褓”是“包裹婴儿的被子和带子”，这两样东西，便是“蜡烛包”的全部。中国的新生儿，通常都是用被子裹紧，然后用带子扎起，从这个古词汇看，“蜡烛包”有着很久远的历史传统。
我未考证过“蜡烛包”的渊源，但为新生儿营造一个类似在母腹中的生存状态，这种最初始的用意，大致可以想象得到的。不过，好像应该是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才是。类似蚕茧的“蜡烛包”，将孩子又包又裹，又捆又绑，身体不能转侧，手脚不得动弹，就完全失去原意了。然而自古传下来的说法是，所以要把小孩裹在“蜡烛包”里，而且要紧，最重要的理由，是怕孩子自由活动的结果，出现罗圈腿。
报导中的这位著书的日本妇女，正是认为这种给婴儿一出生施加约束的“蜡烛包”，是大可不必的。从医学角度看，罗圈腿，又称O型腿，X型腿，是一种代谢紊乱、骨化障碍的佝偻病症状，与裹不裹“蜡烛包”毫无关系。这种像人犯似的捆绑起来的“蜡烛包”，使刚来到世界上的婴儿，先领教了一番失去自由的滋味，必然会影响其身心健康的。
看来，孔夫子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其实许多看来知之的东西，未必真的知之。以为是真理的东西，倒是十足的谬误，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实际并无任何道理，似乎是育婴的金科玉律，竟然是不科学的喂养方法。于是我不禁思索何以产生误讹的缘由，也许这与中国人在长期的封建思想桎梏下，在小农经济狭隘保守的制约下，习惯于听从真命天子，而不敢质疑的天性有关，就像基因一样，形成人们头脑中因循守旧的习气。因此“照方抓药”，“依样画葫芦”，“外甥打灯笼——照舅（旧）”，这些谚语所反映出的习惯势力，使得人不善于、或不敢于问一声为什么。既然早就有“蜡烛包”，也就依然“蜡烛包”好了。既然大家都“蜡烛包”，我又怎敢例外，不照样“蜡烛包”呢？
于是，用“蜡烛包”裹婴儿的中国母亲，每一位都是理直气壮。这和文坛上的一些前辈、一些有身份的人物，对于年青作家要这样，或不要那样，写什么，或不写什么，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的谆谆教诲一样，同是出于这种怕孩子落下罗圈腿毛病的爱护之心。好像用“蜡烛包”的办法裹起，只露出一张小脸，一对茫然的眼睛注视着这个陌生的世界，那倒是最佳方案似的。
我曾经听一位前辈，对青年作家艺术上的探索，私下里发表过忧心忡忡的看法：“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这位前辈已经故去好几年了，文坛风景似乎依然故我，并没有出现什么礼崩乐坏以至于“怎么得了”的变故，真令人产生“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嗟叹。至于，一些人动辄与年青作家过不去，气急败坏地发难，十分无聊的嫉妒，吹毛求疵的挑剔，歇斯底里的跳踉，完全是那种写不出东西之后的更年期病态，更不足为训了。其实，让婴儿去滚，去爬，跌跌撞撞，摔个跟头什么的，有什么了不得的呢，也许使他活得更结实。
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写到，他领他的儿子去照相，在日本人开的照相馆里拍照，就显得活泼开朗，顽皮可爱。到了中国人开的照相馆里，同是这个孩子，照出来的模样，拘谨呆板不说，而且活模活脱一个小大人，他为此很感慨一番。所以，既不要把自己当作绝对的样板，也不必像唐代那位封德彝先生总担忧人心不古。通过这位日本母亲对于“蜡烛包”的质疑，倒是可以引发我们更多方面的有益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没坏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