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大造反，解放运动火连天；
艾克政府害了怕，千方百计搞欺骗。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并没有接受失败的教训，而是打着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的幌子，大肆进行侵略扩张，填补所谓“政治真空地带”。正如中东地区一些公众舆论所指出的：“艾森豪威尔主义是一个奴役新近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国家的人民的大规模计划，是地地道道的殖民主义，是一种新的侵略工具。”
艾森豪威尔在他的连任总统的就职典礼上惊呼：“新兴力量和新兴国家在全世界崛起进行斗争。从北非的沙漠到南太平洋的岛屿，1/3的人类进入了一场争取新的自由——摆脱极度贫困的历史性斗争。”尤其是苏伊士事件使艾森豪威尔惨痛地认识到，第三世界对美国的重要性。他告诉美国同仁说：“没有人能独自生存，如果第三世界的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它就要变成共产党。如果其他国家不繁荣，美国的繁荣甚至也不能维持下去。”他要求民主党和共和党必须正视现实，采取适应当前斗争的新的对外政策。艾森豪威尔最关心的是，如果第三世界“赤化”，西方将得不到原料，美国的经济也将受到严重的削弱和影响。
1956年7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这一举动，在西方世界引起了震惊。为了对埃及进行报复，三 个西方帝国主义大国英国、法国和美国，抛开它们之间的矛盾而纠合起来了。美国统治集团认为，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这是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挑战，是对摇摇欲坠的殖民主义体系的又一次打击。资产阶级报刊议论说，谁能担保其他国家不会仿效埃及，谁能担保整个殖民主义体系的环节不会发生“连锁反应”？而这种反应按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华尔特·李普曼的说法，将使“整个殖民主义体系彻底崩溃”。《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撰文说：埃及的例子“会推动其他有可能抓住现今世界自由贸易的孔道的小国也采取这样的行动。例如，叙利亚和约旦就可能会要求中断经过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到地中海的石油管输油的权利。西班牙就可能会要求封闭直布罗陀海峡的权利，而巴拿马就可能会考虑为什么它不能封闭巴拿马运河。这会带来数不清的灾祸”。
由此可见，孤注一掷的不仅是处于英法两国控制下的苏伊士运河的前途问题，而且也是近东一切帝国主义势力的前途问题。《纽约时报》在1956年10月露骨地写道：“英国失去什么，我们也就失去什么。英国并不仅仅是我们主要的盟国。它和我们分享着近东丰富无比的石油财富的主要部分。”
《纽约先驱论坛报》在1956年8月7日写道：“苏伊士仍旧是西方在中东的威力和影响的标志。”英法两国的报刊也这样写着。法国《世界报》指出：苏伊士运河……这是个标志。一旦这个标志倒塌，那么堤坝就将溃决……国有化将一个跟着一个接踵而至。所有的石油公司都将遭到破产……这就是对西方威望的最后一击。
就在西方报刊厚颜无耻地把运河称为“西方的标志”的同时，埃及纳赛尔总统在8月12日广播说：“苏伊士运河标志着帝国主义，标志着外国的势力，而埃及正是为反对这一点而斗争的。”
在西方列强对埃及所采取的这种恐吓和威胁的政策中，发起者是美国。一切指望用威胁迫使埃及放弃自己的主权并取消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计划，都是在华盛顿制定的。美国国务卿8月16日至23日，在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伦敦会议上，提出的所谓“杜勒斯计划”，其实质在于禁止埃及管理运河并把运河永远交归某种国际机构管理。其目的是恢复近东殖民主义秩序的稳固，为冲突制造借口。“杜勒斯计划”遭到埃及的反对，纳赛尔说：“对苏伊士运河的国际管制，这是一种新式的帝国主义，集体的帝国主义。”
当“杜勒斯计划”显然已经遭到彻底失败时，在华盛顿又制定了一个挑衅方案，即建立“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来接收苏伊士运河公司的一切权利，同时，美国声明它要参加这个“协会”。这同美国政客们所谓美国只是与苏伊士问题“无利害关系的调停人”这种令人作呕的言论，是有着惊人的矛盾的。
成立“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的方案，与臭名远扬的“杜勒斯计划”一样，又制造了一个同埃及冲突的借口。杜勒斯所建议的对埃及的经济制裁，规定了对苏伊士运河实行抵制。这种抵制打算用两种办法实现：第一，减少从近东供应西欧国家的石油，而相应地增加从美洲大陆上美国领土供应石油；第二，减少通过苏伊士运河输送的石油到最低限度，而利用绕过非洲的迂回路线。无须特别解释就可以明白，这些措施只对美国有利，对其余的一切西方国家却带来了巨大损失。西欧国家的收支已不平衡，它们的黄金和美元的储备已消耗殆尽，又从哪里去取得美元呢？正如美国报纸《每日新闻》所供认的：华盛顿背着它的同盟者并靠损害它们的利益来准备“把中东大部分经济事务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
由此可见，美国一切关于所谓“和平”解决苏伊士问题的建议，其实质就是用威胁手段迫使埃及放弃自己的主权，取消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国有化，以便在对运河实行“国际管制”的幌子下达到美国独占的目的。但是，埃及政府不畏强暴，坚决拒绝了西方列强关于由外国建立对运河管制的一切要求和最后通牒。埃及政府强调指出，诸如此类的管制都是损害埃及的主权、剥夺它的独立的。纳赛尔总统在揭露美国“国际管制”计划的实质时说：
“难道在独立和不独立之间能够折中解决吗？”埃及《人民报》写道：“埃及坚持它的立场，因为真理在它这方面，而威胁和恐吓的策略必遭破产。”
为了维护美国垄断阶级的利益，1957年3月9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国会所通过的美国对中近东的政治纲领，它的具体内容就是所谓“艾森豪威尔主义”。艾森豪威尔在致国会的咨文里，企图把它说成是美国对外政策中一个新的、“被迫”采取的步骤，是为了“保证”和平和自由免受所谓“共产主义的威胁”而由美国政府承担起来的沉重“负担”。其实，这个政策是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斗争中的一个新阶段。在美国的扩张计划中，中近东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美国近东问题专家霍斯金斯，早在1954年出版的一本书里就说明了美国对待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他曾露骨地宣称：中近东各国人民的政治趋向，对于任何想夺取世界霸权的集团说来，都是一个首要问题。
近东对美国所具有的意义还在于，这个地区不仅拥有资本主义世界石油蕴藏量的2/3，而且地处欧亚非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了夺取这一地区的石油资源，美国和英国的垄断组织之间，早就进行着剧烈的斗争。美国统治集团很早以来就梦想在近东的主要阵地上将英国排挤出去，取代这个老牌的殖民国家的地位，建立自己的独占统治。
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纲领规定：第一，“同中东一般地区的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进行经济合作和援助”以发展他们的经济；第二，“对这个地区希望获得军事援助的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执行军事援助的计划”；第三，在近东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以“保护”这个地区的国家免受“国际共产主义的侵略”。为了这个目的，美国拨出两亿美元由总统支配。艾森豪威尔宣称，美国“对于任何其他国家人民并不谋求建立政治或经济的统治，而只是关心中近东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只是对他们提供援助”。
美国渗透中近东的历史事实证明，美国对于这个远隔几万公里的地区兴趣的增加决不是偶然的，决不是关心近东各国人民的“自由”和“安全”。这个兴趣的发生不仅由于本地区的巨大的地下资源，这些资源使石油垄断组织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去，也出于帝国主义的战略考虑。
中近东的石油资源确实巨大。这里拥有资本主义世界所已发现的石油蕴藏量的70%。而问题不仅止于此。近东石油对于帝国主义重大的意义还有其他方面。
首先，资本主义垄断组织花费在近东石油开采上的代价是特别低廉的。这是因为这里的油井生产率很高。每口油井平均每天可产石油4000桶（每桶约合135公斤），而在委内瑞拉为230桶，在美国仅为11桶。此外，由于对当地工人加强剥削的结果，石油垄断组织在劳动力上花费的代价非常低廉。当地石油工人通常每昼夜工作10—12小时，而所得工资则是美国石油工人的1/7.如果石油垄断组织每年从每个美国工人身上剥削4000—5000美元，那末，例如，在科威特的油田上，它们每年可从每个工人身上剥削40000美元，即几乎多了9倍。
这就是近东石油开采成本低廉的原因。当时，每吨石油开采的成本在0.75美元和2.40美元之间，而每吨售价则平均在15美元左右。由此可见，石油垄断组织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近东能取得那样高额的利润，它们在近东开采石油，每吨的利润竟是成本的400%。
美国垄断资本，为了获取最大利润，不仅关心石油的有利开采条件，而且也关心有利的销售条件。《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指出：“近东的石油是如此之多，问题不仅在于对它的开采，同样也在于运输和销售。”向西欧国家销售石油可获取最大的利润。那里的统计资料证明，西欧国家自近东进口的石油占其需要量的85%。例如，法国自近东进口的石油在1955年占其需要量的94%。正如美国垄断组织的机关刊物《华尔街与商业研究杂志》所供认的，“中东石油对于欧洲是绝对必要的”。
当“艾森豪威尔主义”刚出笼的时候，美国垄断组织在近东拥有的石油资源总值计2750亿美元，为了开发这些资源，美国垄断组织已向近东国家投资20亿美元。美国垄断组织从其投资中攫取的巨额利润，比之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的石油公司的利润要高出好多倍。石油垄断组织获得的利润，在美国为10%，在南美为25%，而在中近东则为75%。正因为如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东地区给予特别的关注。
在50年代，中近东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这对艾森豪威尔的对外政策方针不能不产生影响。美国在这里的政策，首先是由美国石油垄断集团的利益和该地区对世界的重要政治军事意义所决定。巨大的石油蕴藏量、苏伊士运河、这个区域直接靠近苏联和东欧的地理位置，所有这些都像磁体一样，吸引着美国的注视。
艾森豪威尔还在担任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时，就着手和积极探讨中近东的对外政策问题。
1951年4月29日，摩萨台政府在伊朗执政，并做出了石油开采工业和石油加工工业实行国有化的重要决定。这是整个战后时期对帝国主义大国在中近东的石油利益的第一次沉重的打击。美国曾公开试图利用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来“填补”由于英国丧失在该国的阵地而出现的“真空”。但是，美国控制取代英国控制的前景并不符合伊朗人的意愿。美国统治集团占领英国在伊朗丧失的阵地的愿望，未能取得成功。美国担心民主运动进一步发展，便与英国人联合起来，共同投入了反摩萨台政府的斗争。
丘吉尔认为，伊朗事件具有国际性质，因为它开创了一个损害帝国主义大国在第三世界“合法”经济权利的不合西方世界心意的先例。不到北约司令部办公室去要求保护自己的“权利”，还能到哪儿去？1951年7月5日，丘吉尔要求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向美国发报，请求支持英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在英美策划共同制裁伊朗国有化的运动过程中，艾森豪威尔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这是他在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岗位上最初的行动之一。
但是，摩萨台政府并没有停止不前，毅然采取了像同英国断绝经济和外交关系这样的果断措施。这一行动之后，伊朗不得不向美国请求经济援助。美国方面则给予了坚决回绝。艾森豪威尔对本国的立场做了如下的解释：“我拒绝为了使摩萨台摆脱贫困而把更多的金钱投入一个混乱的国家，因为他处境烦恼的根源在他拒绝与英国商订一项协议。”
受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伊朗国内反动派，于1953年8月得手，推翻了摩萨台政府。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这个行动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具有亲西方倾向的伊朗新政府立即就从美国得到了价值45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艾森豪威尔写道：“在这次危机中，美国为支持国王做了一切能做的事……在国王凯旋归国时，我向他发了电报。”
伊朗争取石油国有化的斗争，虽然遇到了挫折，但这一斗争却在中近东引起了巨大反响。该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力量不断壮大。正如事态的不断发展所表明的，1952年埃及革命的胜利意义尤为重大。这一切都迫使美国采取紧急措施，联合帝国主义大国和当地反动政权的力量来共同对付进步力量。
在文森豪威尔政府积极倡议和策划下，1952年2月，产生了被称之为巴格达条约的新的军事集团，参加该集团的国家有英国、法国、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伊拉克。美国与巴格达条约的有效范围相距很远，为避免声誉受损，没有公开参加这个目的在于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集团。文森豪威尔当局的算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将来更能随心所欲行动。美国参加这个集团还可能妨碍它今后实现另一个打算：占据在民族解放运动压力下英法在这地方丢失的地盘。
伊朗和埃及事件，仅仅是中近东民族革命进程积极发展的开端。后来又发生了一些极深刻的社会政治变化，发展下去会根本改变这个广阔地区的整个面貌。特别是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事件，更引起西方的严重震惊。当时在中近东，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已经开了头。以色列开始跃跃欲试，想在阿拉伯东方充当国际帝国主义反动派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突击力量。以上这些情况，就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出笼的总背景。
美国统治集团竭力想利用英法两国地位的削弱而在近东出现“力量真空”的借口来为自己的侵略政策辩护。按照这种理论，如果在世界某一部分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因为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而被迫撤退，那就会形成一个空白地带，即一种“真空”。为了保持西方世界的势力，美国就应当来填补这个“真空”。每当需要为美国的侵略意图寻找论据时就提出这种理论，这是美国殖民主义的明显反映。正因为如此，中东各国人民才把美国的“真空理论”看作是对自己的最大侮辱，是对他们内政粗暴的干涉。
因此，“艾森豪威尔主义”一出笼就像瘟疫一样遭到中东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埃及《政治局刊》主编鲁兹·优素福著文说：“艾森豪威尔主义是建立在美国的陈旧的‘皮鞭和蜜饼’政策原则上的，这个政策早就破产了。现在大家知道，美援不仅不会带来利益，而是相反地会破坏接受美援国家的经济，就像在土耳其、伊朗那样。”叙利亚议员豪拉尼说：“阿拉伯人民坚决反对损害他们独立和主权的军事和经济的援助。”他进一步指出，“美援计划的目的是煽动侵略、破坏中东的一切稳定。”不论美国的政客们怎样巧妙地为美国的侵略政策辩护，对中东各国人民来说，美国政策的帝国主义实质却是十分明显的。要想对那些数十年来为美国垄断组织的油田做牛马并为他们的业主带来巨额利润的阿拉伯人掩盖“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实质，是很困难的。他们知道，这个侵略性的“主义”，既不是为了保护中近东各国人民，也不是为了帮助他们。
美国的政客们把艾森豪威尔给中近东国家以“援助”的诺言提到了首要地位。他们指望，刚取得政治独立的阿拉伯各国人民都有着尽快消除自己经济落后的愿望。埃及总统纳赛尔说：“我们的主要愿望就是提高我国人民的经济生活水平，反对外国的奴役和剥削。”
美国统治集团对“保持独立”这个规定所硬加的含义，杜勒斯在国会讨论“艾森豪威尔主义”时曾加以说明：“我们这个规定是指同共产主义作斗争。”这样，提供美援就是以政治条件或者更确切他说是以军事条件来决定的。美国政府就是用这些手法再次来完成石油垄断组织的任务的。这些垄断组织，正如1956年1月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给艾森豪威尔的秘密信中所强调的，要求给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能有助于“将来我们可能会面临的任何军事任务的完成”。美国企图以此迫使阿拉伯国家放弃和平共处的政策，放弃他们所坚持的符合“万隆精神”的积极中立的立场。
由此可见，实施“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最初的企图证明，这是一个圈套，美帝国主义想以空谈“援助”为掩护，引诱阿拉伯各国人民落入这个圈套，以便对他们建立起自己的统治。
美帝国主义者，不仅在中东，而且用同样的方法来保持自己对受其支配的在拉丁美洲的领地，以及在亚洲一些国家的统治。对于1954年的危地马拉事件，人们记忆犹新。当时美帝国主义者对奋起为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人民进行了镇压。总计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北美洲垄断组织的阵地，对拉美国家组织了100多次武装干涉。1950年7月31日，美国国务院公报发表的材料表明，从1832年到1932年的100年内美国在亚洲进行了43次武装干涉。
美国殖民史上的丑恶事实，迫使美国资产阶级教授罗伯特·马凯维尔在他写的《更完善的联盟》一书中作了如下有趣的自白：“在东方国家，生活着世界人口的大部分，它们在国际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长。这些国家不信任我们的友谊，也不相信我们的话，因为在我们的国家里，对待这些国家代表人物的态度远不像在他们国家里对待任何一个美国人的态度……对待他们就像对待下贱的人一样。”这就是华盛顿想输往国外的大肆吹嘘的美国式的“自由”。
实际上“艾森豪威尔主义”允诺给各国人民的是什么呢？它所允诺的是使国际局势更加紧张，挑起新的军事冲突，在近东建立新的战争策源地。它威胁着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所已取得的伟大成就。阿拉伯国家人民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一致谴责确凿地表明，英法者殖民者的可耻命运，正等待着力图在中东、在世界建立自己统治的美国帝国主义。
欲知艾森豪威尔对亚洲对中国的所作所为，且看下文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