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中国人“思绪含混”，不是说只有中国人才会思绪含混。事实上，作为整个中华民族，他们绝对有能力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独立自主，他们的智力也绝对很高，而且不存在丝毫的衰退迹象。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国人受教育的程度不普遍，那些没有受过完整教育或者从来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运用中国语言的时候，总是容易思绪含混，好像是犯了律师所说的“事前从犯”的罪行。
很多人都知道，汉语的名词是没有格的变化的，它们的“性”和“格”都没有。汉语的形容词也没有比较级。汉语的动词也是一成不变的，所有的“语态”、“语气”、“时态”、“人称”和“单复数”根本限制不了它。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之间也不存在明显的区别，每一个汉字，只要能用，哪都可以用，完全不用担心会出任何问题。如果硬要说中国语言不能用来交流人的思想，或者说想用中国语言把人类的各种思想表达清楚非常难，那也不过分。但是，我们的感受是，这种语言结构，就像夏日的酷热自然就会使人昏昏欲睡一样，它只能引起我们的“思绪含混”。
特别是在与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交谈时，一定要搞清楚他话里的意思，不过这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他的话通常听上去都是宾语，而且这些词复杂地排列着，简直莫名其妙，完全挨不着边。然而，说话的人却认为，没有主格没关系，这样一来，他是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但是听众能不能理解，他不管。非常有经验的专业猜测家，可以为很多的中国人所讲的话补上那些缺失的主语或谓语，并说出这其中包含的歧义，但是他们一定不能说出这些中国人话里的真正意思。还有的时候，整句话中最重要的词往往被卡掉了，你完全找不到任何头绪，简直无从谈起。并且，在谈话中，说话人在改变主语的时候，丝毫不会给你任何态度、音调以及细节上的提示，于是，你会突然发现他已经把话题转移到别人身上了，他不再像刚才那样说自己，而是在说道光年间的他的祖父。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一个谜，我们完全不懂他是如何做到说到这里，又瞬间转到那里，然而，这种成功转换的绝技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而在中国人看来，预先不给出提示，然后从一个主题、一个世纪、一个人跳到另一个主题、另一个世纪、另一个人，简直易如反掌，如同一个人在窗口观察小虫子的同时，完全不转移视线就可以看到远处山坡上的牛群一般。
不可否认，汉语动词没有时态，中国人在讲话的过程中，对时间和地点变化的标记从来不解释清楚，而同时，他们的思绪也往往处在一种含混状态。如果面对这种情况，可怜的外国人对那些一连串瞬间就会消失的想法还是饶有兴致的话，用一连串的询问去获得真正的内容，应该就是最理想的方法，如同一位山区的猎人在没有路的森林里用斧子开辟出一条路一样。“你现在在说谁？”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后，再去问接下来的问题，“你说的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这个在做什么”“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有的问题被你提出的时候，那些中国人可能都会带着一种困惑的表情，或者是一种恳求的表情看着你，好像在怀疑你的五官有问题。不管怎样，沿着这样的线索一直追问下去，你就一定会找到阿利蒂纳的丝线，将人们从绝望的迷宫中解救出来的。
对于从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而言，任何想法都会使他诧异，因为他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他弄不明白，因为他压根就不想弄明白。在他进入状态之前，他需要用相当的时间动一下脑子。他的心灵好比腐朽炮座上的一门锈迹斑斑的旧滑膛炮，瞄准之前需要拼命调整方向，但最终肯定还是哑炮。所以，假如你问他一些简单的问题，比方说“你多大年纪了？”他会茫然地注视着提问的人，反问道：“我？”你回答说：“对，就是你。”他内心一惊，振作起来，回答说：“多大年纪？”“是的，多大年纪？”他沉思了几秒钟，再一次调整焦点，问道：“你是问我多大年纪？”“是的，”你说，“你多大年纪？”“五十八。”他终于明确无误地回答了问题，这一炮总算是瞄准了目标。
心智含混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一种用事实本身去解释事实原因的习惯。“在面包里撒上一些咸盐不是更好吗？”你问一个中国厨师。“我们没有在面包里放盐的习惯。”他这样回答。“你们这个城市里有那么多那么好的冰，为什么冬天里不用点冰来冰东西？”“不，我们这座城市里的人在冬天是不拿冰来冰东西的。”如果那位声称“能够弄明白事情原由的人是快乐的”的拉丁诗人曾经在中国生活过，他肯定会把这句格言改成：“试图去弄明白事情原由的人是不快乐的。”
心智含混的另一个标志是，人们通常在转告一个人的想法时，会出现转告的内容与本意有差错。叫某甲去告诉某乙，再让某乙转告某丙，这在中国是最愚蠢的行为。要么这个信息根本没有传递，因为有关各方不明白这是个重要信息，要么传到某丙时已经有些差错，以至于他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要么就是与原先完全不同了。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机器里，指望三个齿轮会吻合默契，丝毫不会因为磨擦而导致机器停止运转，这种想法非常不着边际。恐怕就算是那些理解能力高超的人，也会感到在听到与复述一个想法时，不添油加醋、不减斤少两，是非常困难的，好比清水之中的一根直棍，折射出来的样子总是扭曲的。
一个善于观察的外国人，会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对一种怪异的行为提出疑问。“就是这样的。”对方通常都会这样简单地回答。那几个常用词，总是会使这种含混不清的回答愈演愈烈，十分令人恼火。“多少”表示疑问，“几个”表示肯定。“你来这里多少天了？”你问道。“是的，我来了好几天了。”对方这样回答。汉语中一切具有歧义的词语中，歧义最大的便是人称（或非人称）代词“ta”，可以表示“他”或者“她”，甚至“它”。说话人有时候只是模糊地指向他所评论的主语的住所方向，或者朝着这个人现在居住的地方指一指。然而，这个单音节的“ta”往往是指一个关系代词，或者指一个指示代词，也可能是指一个限定性的形容词。
透过这些情况去听一位中国人的谈话，就好比英国法庭上证人的证词，一场殴斗往往会被他们描述成这样：“他有一根棍子，他也有一根棍子，他狠命打他，他也狠命打他，如果他打他打得像他打他那样狠，死的就会是他，而不是他。”
“刚才叫你，你为什么不来？”你问一个玩忽职守的仆人。“不为什么。”他的直言不讳估计能让任何人惊讶。
心智含混还会导致许许多多、各式各样地令人尴尬不已的行为，因此，做事井井有条的外国人总是觉得难以忍受。厨师总是想把佐料一次用个精光，这已经成了一种惯例，可是到做下一顿饭时，他连必需的佐料都没用上。问他怎么回事，他会坦率地说：“没有佐料了。”“那你为什么不及时再要一些呢？”“我没有再去要。”他认为满意的解释就是这样。
你同某个人结一笔账，很麻烦地打开保险箱，细心而又认真地算好钱给那个人。然后，你们坐下来聊天，你们乱七八糟地聊了“老半天”，这时，他才淡淡地说：“还有一笔账你没给我结呢。”“刚才保险箱开着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我讲，那样就可以一次付清了嘛。”“哦，我认为这两笔账是两回事。”
还有这样的情况：一家诊所里的医生已经为一位病人诊治了很长时间，可是没过多久，他又回到候诊室。医生对他说，他的病已经看完了，他可以回家了，他却轻松而简洁地对医生说：“我还有一个病没看！”
我们认为最愚不可及的事情，就是延误疾病的治疗，而中国人的普遍习惯就是这样，原因有很多，可能是病人太忙，也可能是不舍得花钱。在他们看来，忍受高烧一遍又一遍地折磨，要比花上十个铜钱（约合一美分）——买一剂肯定能治好病的奎宁来得实惠。我们无数次地看到，因为病人自己的忽视和拖延时间，反而会使病情发展到了致命的地步，而实际上，只要抽出几个小时的时间去看病，病就一定能治好。
有一个人，住在离一家外国医院大约半英里的地方，他在外出时不小心染上了某种眼病，回家之后病情进一步恶化，可是他却天天希望病痛会自动痊愈，两个多星期后，他终于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才去医院看病，结果却是——他的一只眼睛的角膜因溃烂而完全失明。
另外一名病人，每天都去医院治疗他脖子上一块严重的溃烂，但是直到第十八天，他才告诉医生他的腿疼得让他整晚都睡不着。检查后医生发现，他腿上的溃烂已经恶化到像一只茶杯那样大，那样深！原来他是打算治好脖子之后，再说他的腿！
中国人生活中诸如此类的现象，使我们想到查尔斯·里德一部小说中的这样一句话：“人类并不缺乏智力，但在智力上有缺陷——他们头脑糊涂。”
中国的教育，完全不能使受教育者全面地掌握一门学科，并把这些运用到实践中去。西方人普遍相信，有些传教士确实能证实：即使经书上有天花病毒，自己在布道时也不会被感染上。可是在中国，同样的现象却十分怪异。中国的狗不会按常理自己去追捕狼，如果你看到一条狗在一条狼后面跑，那么，一定不会是狗在追狼，它们可能是在往相反方向跑，或者至少是直角方向。还有一些相似事例，中国人在说到某个特定话题时也是这样，他常常会说着说着就离话题越来越远了，偶尔好像是要将话题讨论到底，但最后还是离开了这个话题。说得筋疲力尽，可是话题还是没有说完。
中国的两极分化相当严重，那些富贵的人与穷困的人，受过极好教育的人与愚昧无知的人，都生活在一起。贫困而又无知的人数不胜数，因为他们的眼界狭窄，心智混乱。他们好比是井底之蛙，在他们看来，天空只有黑暗中的一小片光亮那样大。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来没有走到离家十英里以外的地方去看看。他们也没想过要比周围的人过得更富足。在他们身上，我们看不到一切民族都普遍具有的本能的好奇心，似乎他们的这种本能已经消失殆尽了。就算他们知道离家不到一英里的地方住着一个外国人，但他们也绝不会想要打听一下，关于他从哪里来，他是谁，他想干什么？他们全然不在乎。为生存而奋斗是他们唯一关注的事情，除此之外，他们一无所知。人是不是真的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有三个灵魂，还是一个，还是连一个没有，他们统统都不知道。因为这些事情与粮食价格无关，所以他们根本就看不出其中会包含什么意义。关于来世的说法，他们笃定不移，他们相信坏人来世会变成狗或虫。他们也真诚而又简单地相信，人们死后，躯体会化为尘土，而灵魂——要是有的话——也会在空中消失。然而，西方所谓“务实的人”的种种力量，造就了他们这种人，在他们看来，生命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胃，一个是钱包。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实证主义者，因为他根本就不能理解自己没见过或听过的东西，于是，他们对这样的东西也很自然地没有了任何概念。生活在他们眼中，只不过是一系列的事实，而通常这些事实都是令人沮丧的。关于事实以外的东西，他马上就成了一个无神论者，或者是一个多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他的依赖本能非常容易满足，偶然给他一些意外的尊敬，或者是施舍点食物给他就可以了，然而，所有这些都仰仗于他周围的人的习惯。他认为，心理和精神丝毫不起作用，或者说它们根本就不存在，而人的肉体始终是独自成长与发育的。
灌输一种新生活，是试图把这种人从麻木状态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办法。新的生活会向他们传达由基督教创始人揭示的崇高真理：“人是有精神的”，只有这样，“神的启示才会为他们带来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