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有两位名僧，一位是写“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李叔同，即弘一法师；另一个则是曼殊。相较而言，我认为，二人中曼殊更显得风神潇洒，个性卓异，让人倾倒。
曼殊的独特，关键在于一个“真”字。
曼殊之真，首先在诗。民国初期，旧体诗已如乐游原上残照，只留下最后一抹病态的红晕。而新诗呢，又璞玉未凿，粗糙不堪。这时，曼殊的诗毫无铅华，素衣登场，“却扇一顾，倾城失色”。
曼殊的诗清新自然，圆润雅致。曼殊是诗人，又擅长丹青，再加上他兰心蕙质，事事动情，随口一曲，妙绝天成：婉约追柳永，流丽如杜牧，意境清新明媚可直追清初诗坛领袖王渔洋。如其著名的《本事诗》十首中的第九首“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是可和小杜诗相媲美的。而他的“柳阴深处马蹄骄，无际银沙逐退潮。茅店冰旗知市近，满山红叶女郎樵”（《过莆田》），即使放于盛唐诗中也毫不逊色。
后世论者以为曼殊诗学与诗功不深，其实，清水芙蓉，自然真纯，才是自古以来最好的诗功呢。如此，曼殊可真算得民初最得诗家三味的。
曼殊之真，其次在情。曼殊是和尚，可更是情圣。曼殊之情，小到男女，到朋友，大到家国，无不让他身陷其中，难以解脱。有研究者认为，曼殊为僧是情所困。然而，即使他遁入空门，割断了烦恼丝，却也无法割断情丝。他一生都为情所困。
戒情戒色，是僧人之最。可曼殊从不讳言情色男女，虽然青衣破衲，却混迹于胭脂队里，先爱上日本少女百助，后又爱上金风，韵事不断。曼殊追求的并非肉欲之爱；他所孜孜以求的，是一种精神恋爱，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灵魂对话。这，也是一种有别于过去与当时的一些文人之爱。
多情如水，一往情深，再加上自己的坎坷身世与伤心国事，使曼殊的诗哀婉欲绝，令人神伤。“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属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江南花草尽愁根，惹得吴娃笑语频。独有伤心驴背客，暮烟疏雨过阊门。”情到深处，让人不忍卒读，这次地，怎一个“情”字了得？
曼殊的真，还表现在为人上。曼殊是一个革命僧人，他一袭袈裟，芒鞋破钵，奔走于日本、新加坡、南洋之间，呼号革命，与孙中山、章太炎、陶成章、陈独秀结下深厚友谊。民国肇造，革命党人一时腰紫怀玉，皆成权贵。而曼殊却孤云野鹤，归隐江湖，实现了自己“谋人家国，功成不居”的诺言。
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只是一会儿的工夫，就如水中月，雾中花，被窃国大盗一摘一搅，谢了，碎了。曼殊在蒲团上再也坐不住了，他愤怒地提笔写下《讨袁宣言》，写尽袁氏血洗党人，卖国求荣，践踏民主的罪恶。结尾大义凛然地道：“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百年之后，让人读之，仍虎虎有生气焉。
山河破碎，国事日非，曼殊虽皈依佛门，却仍心系天下，在自己的一幅画作中题跋道：“‘最可惜，一片江山，都付与啼鹃！’每诵古人词，无非红愁绿惨，一字一泪，盖伤心人别有怀抱。于乎，郑思肖所谓‘词发于爱国之心’。余作是图，宁无感焉？”
其实，写起国事来，曼殊何尚不是一字一泪？“莫愁此夕情何恨？指点荒烟锁石城。”“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成冰。”
曼殊以泪写诗，以诗祭国，“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终于，诗人泪流尽了，诗笔停止了，圆寂之后埋骨于西子湖畔，一片洁净的山水容纳了“一寸春心早已灰”的诗人。而今，近百年过去，故国已中兴，诗人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