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里面
他在凌晨时分迈出了工厂，困倦让他甚至没有抬头看一看天空中刚刚升起的太阳。20出头的熊伟是这家拥有超过8000人的工厂的一颗螺丝钉——不过，就在三个月前，他还拥有更多的同事，那时工厂员工的总数大约为一万人。毛泽东曾经用太阳来比喻像他这样的中国年轻人，你们“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这是一家全球前五大、台湾前三大的计算机主板制造商设在中国大陆的工厂。这家全球知名企业在1986年由五个曾在台湾索尼公司工作的年轻人创建，由于索尼决定放弃计算机组装生意，这五个年轻人先后被公司裁掉，结果他们一起创建了这家名为微星科技的公司。
微星设在深圳宝安区的恩斯迈工厂，园区面积大约20万平方米。生活区内包括了超市、邮局、银行、电视房、篮球场、乒乓球室、羽毛球场和网吧等设施。不过在公司的桌球室内，桌球的台面已经破烂不堪，如果真要打桌球，熊伟会选择到园区周围的娱乐场所去玩。本来在这些工厂的周围有更多的娱乐场所，不过在媒体曝光这些场所发生的火灾之后，它们纷纷关闭。最近的一次大新闻是同在关外、工厂云集的龙岗区舞王俱乐部的大火，以及由此牵出的龙岗区公安局副局长陈旭明的腐败案。
仔细观察一下，人们会发现熊伟真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发型时髦，皮肤黝黑，鼻梁高挺，身材瘦削干练，只是讲话时有浓厚的四川口音。两年前在重庆万州的家乡读完高中之后，他选择来到了深圳。在他的将近60人的班级里，只有15个人考入了大学，继续接受大学教育，并且怀抱巨大希望，期望能够摆脱父辈的命运轨迹，而大多数人则失去了这个机会。其实，更多的人因为“读了高中也是出去打工，读了大学还是出去打工”，已经提前放弃了对命运的抵抗。
熊伟独自来到深圳，去参加了一个重庆老乡在深圳举办的技术培训班，然后，在一家大的计算机主板制造商精英电脑公司觅得一份工作，他的其他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也四散打工，但在深圳的只有他一个人。所以他的朋友只是那些在工作中认识的年轻人——不是同事，就是前同事。
大约在一年半之后，他开始想，自己可能需要一份新的工作，因为人总是往高处走。“我们这些出来打工的，想的无非是多赚些钱。”他说。几个玩得好的朋友跟他提起了这家名叫恩斯迈的公司。他开始心动，于是到人才市场投了简历，然后面试，最终得到了这份新工作。那是2008年3月份。
随后他搬出了精英电脑在工厂外给员工们租住的宿舍，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找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每个月房租700块，但是房子内空空荡荡。他们自己买了简单的家具，包括电视机和电风扇。出于疲惫时打发时间的需要和深圳炎热的天气，这两样家电成了生活必需品，至于电冰箱，他们想都不想。
接下来，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坏消息是，等到工资发下来，钱并没有他想像的那么多。有一个月，他的工资达到了2100元，但是大多数时候只能在1500元上下徘徊，最少的时候甚至只有900多元——这个数字只是刚刚超出深圳规定的最低工资。
对此，他不太抱怨，因为开会的时候，“老大”——小组或生产线负责人，会发出“公司已经养不起你们了”的感慨。他说，自己可以理解，因为“公司人太多了。没有订单，也就没有利润。一个老板开公司是想要赚钱，而不是想要亏本”。
好消息是他遇到了他的女朋友，一个年龄比他小的四川女孩，剪着齐刘海的长发，圆脸蛋笑容甜美。如果把头发扎起来，女孩有些像互联网上流传的“iPhone女孩”，她们身上都散发出只有青春才能带给人的活力、明朗和乐观——这时候熊伟会轻轻拍着女朋友的肩膀，笑着说，“出名了”。
女孩是从2007年12月开始到恩斯迈上班的。和熊伟不同，她在这里有更多的朋友。因为她是和自己在成都的同学一起到深圳来的，这家工厂中甚至有她的同学。她们可以在闲暇时候一起逛街，一起到场外的溜冰场溜冰，一起打羽毛球，一起谈论未来和理想。她们从同一家技校毕业。
她一直在想，自己的学校和遍布深圳的职业介绍机构有怎样的联系。还没有毕业——她一边笑，一边说这是“严格来说”，因为到2008年12月她才能够拿到毕业证书，而到了那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在工厂工作了两年，可以享受每年年假待遇的员工了——学校一开始就推荐学生们到上海、广州和深圳的工厂工作。不过，她可不在乎自己仅仅上了一年半的课，“其实现在很多人去上很好的学校，不也是为了毕业之后能找到一个好工作吗？”因此，“交一点钱也无所谓”。这点钱中还包括五年的“跟踪服务费”，它的意思是，如果在五年之内你失业了，可以重新回去找当初帮你介绍工作的老师，他会再为你安排另外一份工作。
到了深圳之后，她每次提到这笔600元的跟踪服务费就会发笑。谁会再回头去找学校呢？如果你失去第一份工作是因为它太糟糕，那么学校重新介绍的第二份工作一定也好不到哪里去。而且，和所有刚刚开始认识到这个世界的辽阔的年轻人一样，在发现了世界的残酷的同时，她也发现了世界的开放。换一份工作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当然，这是在平时，平时指的就是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女孩子们在深圳关外的工厂备受欢迎。只要工厂在招聘，只要他们在厂外贴出了告示，只要这些女孩子们前去应聘，她们一般都会被录取，“很多工厂都愿意找女孩子”。在精英电脑的工厂内，男女比例达到了1：7.恩斯迈要好一些，女孩子仅仅是比男孩略多一点。
世界新奇而开阔，尤其在那一瞬间，当她们发现她们可以到广州、上海、深圳、厦门工作，这些原本只是地图上的抽象的名称的地方突然可以成为她们工作的城市，只要表达出意愿，同时能够承担起跟踪服务费和路费，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和生活就马上能成为事实。她马上选了深圳，因为听老师和师姐们说恩斯迈是家不错的工厂。那里的生活都是她闻所未闻的，上万人在同一片园区内工作和生活，她们穿着相同的衣服，每天忙碌，无暇思考那些只有在闲暇时才会有的烦恼——她那时还没有想到这会带来新的烦恼。顾不上放不下心、“千叮咛万嘱咐”的父母，也顾不上弟弟。只有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当熊伟和她碰到一起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同事，只是熊伟在公司的维修部工作，而她在检测部。至于怎么认识的，“噢，我们可是在一个工厂”。当然，要在一万人内碰到另外一个人，也不容易。
在这里，他们开始能够清晰地分辨出电脑的每个组成部分，尽管他们两个人都没有电脑。他们知道了台湾的三大主机板制造商的名字：精英、微星和富士康。熊伟已经在其中的两家工作过。他们也知道郭台铭。
“哇，富士康好大啊！”对他们讲起鸿海在深圳的工厂富士康，员工感叹说。这家设在深圳龙华的园区约有30万人，被视为中国制造的重要窗口。每天，这家公司要为龙华园区内的10处大型员工食堂提供15万份以上的午餐，每吨午饭要用掉10.6吨大米。用工高峰时期，富士康的园区每天新招聘员工达到3000人，园区的保安就有超过1000人。不过，这些都是过时的数据。传言中，这家公司已经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在裁员的传闻中摇摆。尽管郭台铭本人曾经表示公司不会裁员，而且已经宣布退休的郭台铭也会重新披挂上阵，率领鸿海庞大的制造业大军共度危机，但是毫无疑问，一些员工必须离去，原因是他们违反了公司的制度，这些制度在金融危机时变得异常苛刻。
“富士康已经开始三班倒了。”熊伟说。相比之下，尽管他们工作的恩斯迈也同样遭到危机的袭击，却仍然是两班倒。还有传言说，一些公司已经实行每周五天的工作制。对于打工者而言，这都是不幸的消息，因为工作时间的多寡决定着他们收入的高低，如果拿不到加班费，普通工人们每个月的收入只能比最低工资标准900元多一点点。
不过郭台铭仍然是这些打工者们心目中的英雄。他白手起家，只用了十几年时间就把公司做到拥有数十万名员工。“如果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是在吹牛，一个工厂怎么可能有30万人。”眼前的年轻人眼睛里放射出兴奋的光芒。
工厂外
夜班结束后，熊伟没有休息多久，因为他已经约上了女朋友——他们两个都是夜班——一起离开宝安，到深圳关外的龙岗去见他的一个亲戚。
尽管已经在深圳待了两年，可是他和她对这个城市都毫无概念，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走。除非迫不得已，他们也不会叫出租车，关外的出租车往往拒绝打表，而是要和你讨价还价一番。这些出租车司机也是从各地来到深圳的打工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对这些在工厂内打工的人们抱有一种带有嘲讽的同情心：太不自由，被人管着，收入也不高。
“到龙岗长途汽车站吗？”每辆车开过来时，熊伟都会上前去问一声。直到得到肯定的回答，他们两个才跳上公交车。车票从两块钱开始计费。他们出发时11点半左右，但是等到他们到了目的地，已经过了下午1点钟。他们在车上睡了一会儿，毕竟已经一整夜没有睡觉了。
“上夜班不打瞌睡怎么可能？”熊伟说。但这已经是非常时期。他知道，只要触犯到工厂的制度，就有可能被裁掉。这些制度中包括不准把手机带入车间——“有时候你会不小心带进去”，也包括了上夜班不准打瞌睡。如果触犯了这些制度，并且被抓住，之前的处罚是警告或者记过，最严重的处罚是记大过，一年如果被记三次大过，那么将会被开除。“可是现在不同了，只要你犯一点错误被抓住，公司就可以开除你。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只要你犯一点错误，就拜拜……”在说“拜拜”时，女孩拖长了声音，声调向上，竟依然是欢快的。
那些本来遥远的词语，诸如“金融危机”竟然渗透到他们的生活中，而且这种渗透是在不知不觉中开始的，他们已经习惯了把目前的各种不顺都归结到“金融危机”头上，并且也频繁地谈论它。它的影响他们已经可以看到。比如厂里的一个楼层以前有九条线在“跑”，而现在只有三条线。“相当于之前要用9条线的人，现在只要用三条线的人，多了六条线的人出来，你说怎么办？”——一条线需要的工人数量为50～60人。
他们在龙岗镇吃了饭。然后利用这难得的闲暇逛了逛热闹的龙岗老街和深惠公路两侧的大型商场，比如龙岗的天虹商场，一个典型的都市购物中心，嘈杂而热气腾腾。
“我还看了我们微星的产品，顺便还了解了一下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上怎么样。”熊伟说。在平时，他们都是通过公司的内部网站来了解公司的新产品，上面写着它们的功能，也会有一些来自外人的评价。“我会多了解些公司的事情。比如微星主板的价格，别人对它的评价。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产品好，这个厂也会好。”熊伟说。
在溜达的过程中，会不断有人同他搭讪。那些来自发廊的打工者会很热情地邀请他们去免费体验发廊的新服务。这些为发廊工作的小伙子可能同样来自四川，头发或者染成黄色，或者梳一个风格夸张的发型。在深惠公路龙岗路段200米的范围内，两侧每隔10米左右就会有一个热情的女孩或者男人要主动为你介绍工作。他们手中拿着“振东职业介绍所”印制的传单，发给每一个看上去有这种需要的路人：“你有工作吗？”“你要找工作吗？”“要不要去看一下？”
“那些女孩最可怜，人家告诉她们说，先到外面发传单，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到公司做文秘。哪里有那么多文秘的职务？”已经熟知关外的各种规则的人会不屑地说。
快要到龙岗长途汽车站时，还会有人把脖子上挂着的工作证给路人看，然后解释说因为修路，要由车站统一安排进站，邀请你上他们的大巴车。或者直接问你去哪里。“这些都是宰客的，比如说到广州80元，他们说只收60元，但是走到路途的中间，他们会把顾客转包给另外一辆车。这样一辆一辆地转。每转一次都会加钱。”可是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坐呢？“中国就是不缺傻子，前面就是汽车站，可还是有人愿意贪图便宜。”回答充满了讥诮。这些宰客的司机，甚至那些殴打不愿意顺从的上当者的打手们，也都是打工者或者曾经的打工者。
会不断有人带着行李一步一步地走向龙岗长途汽车站。他们有的行装简单，有的则似乎带上了自己的全部家当。只是这里虽然号称是长途汽车站，但出发的车大都是短途，比如到广州或者东莞。建设在龙岗中心城的汽车总站才是发往重庆、河南、江西这些地方的长途汽车云集的地方。两个车站都不拥挤，那些离开者仍能够从容地坐在位置上候车。只有在春运前后，这里才会变得拥挤，水磨石的地板上也会坐满人。
未来在哪里
工厂破产的消息不断传来。顺着深惠公路再往前走的一片空地在三个月之前还是一家拥有数千名工人的工厂，工厂生产彪马运动鞋，如今已经被夷为平地。
职业介绍所的数量在不断减少。一家名叫龙源的职业介绍所搬离了这个地段，因为无力承担每个月12500元的房租。它的墙壁上仍然贴着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公司的招工广告。
随处都能见到大同小异的工业园，里面分布着已经搬空的厂房。熊伟的一个万州老乡在飞西工业园内以一年六万块的价格租下了一栋四层的楼房，在里面修建了很多房间租给在工业园内打工的人。他依靠在工业园卖包子起家，如今被人称为“老板”。但是他发现，自己在2008年3月签下的这个为期三年的合同实在有欠考虑。“那时候谁能想到会现在这样子？以前房子空了马上就会有人搬进来，现在一空几个月都没有人来问。”他打算一年期满后就撕毁合约。当然，他的大部分出租房内都住着人，不然他可真要陷入困境。“以前开车从龙岗到东莞，经过工业区，都会看到一片灯火辉煌。那是工人们在加班。现在全黑了。”开着车绕过一片一片工业园区时，他会指着那些大门紧闭的礼品公司或者代工工厂不断感慨，“怎么会这样，太恐怖了。”
有一次在宝龙的比亚迪工业园，这位老板看到前方人头攒动，内心高兴，停下车问：“你们这儿还招工人吗？”正在闲聊的工人看了他一眼说：“不招，我们刚裁了一半人。”
“一半是什么概念？”
“两万人吧。”
他有些惊讶：“这么夸张？”
“夸张，这都什么时候了！”
当然，这名工人口中的裁员只是放长假的意思。无故裁员，公司要对员工作出补偿。可是公司采用的方法只是让一部分工人放长达三个月的假期，保留名额，然后需要的时候可以让大家重新回来工作。
熊伟知道公司会使用“变相裁员”：“比如你以前是做测试的，公司现在把你调到车间，你肯定做不了了，既然做不了，我裁掉你就没有什么错误了。”
“今年本来不准备回家。但是如果被公司裁掉的话，又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就打算回家。”熊伟说。
“自己心里肯定有一个底。”他说这话的时候还是在笑。他的女朋友倒是更加乐观：“只要你平时不犯错误，公司也不会裁掉你。只是让你多休息，少发工资而已。至少要持续到明年。”
只有在谈论未来的时候，真正的忧愁才会出现。有时候，他会想自己下一个工厂会是什么样子。最务实的打算是，攒一笔钱，尽量多地去学更多关于电脑的技术，然后回到家乡去开一家电脑维修店。
“毕竟现在电脑已经普及了，就像手机一样，我想，一定会有前途。”但是这个年轻人发现，每年打工，也不会剩下几千块钱，如果扣除往返故乡的千余元车费，或许每年要碰上生病或者别的事情，就会颗粒无收。“不过她们女孩子比较会存钱。”他看着她笑。
每天的上班和下班几乎已经耗尽了他们的精力和想法。生活区域局限于一个狭小的园区之内，交往的朋友大都是同事或者老乡，生活内容则被无尽的工作淹没——因为只有多加班才能多赚钱。只是这种往昔的模式被一场危机改变。
“我想得很多。就是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女孩沉默了。她坚决不肯再说自己对未来的计划。
只有晚饭是欢乐的。这是一顿长达四个小时的晚餐。他们说重庆话，一口一口地喝着啤酒，忘记全部关于未来和现在的忧虑。唯一的悲哀在于，某个人不肯将面前的酒一饮而尽。临行前，熊伟把亲戚送给他的一条重庆本地香烟拿上，像个男子汉那样告别，紧握着你的手，一脸诚挚：“李哥，我先走了。明天还要上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