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新中国教育史，国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恐怕要首推20世纪以来了。的确，近20多年来，从贵族学校的诞生引起广泛争论；到择校热的高潮一波高过一波，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到教育公平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议论的中心，以至于连续数年的“两会”上，关于教育问题的提案占所有提案中比重最大；再到越来越多的家长不惜放下手头工作，背井离乡，陪孩子去异地名校读书。中国民众对教育的关注、重视程度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高度。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教育的重视、关心、支持热情也空前高涨，教育的基础设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也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着实让一度沦为“臭老九”的教师们体面了几年、风光了几年、自信了几年、也自豪了几年。但是，好景不长，也就几年而已。很快，体面、风光、自信、自豪，都变成了惶恐、自责、烦闷和不堪重负了。因为，任何事情关注的人越多，挑剔的人就越多；重视的人越多，指责的人就越多；关心的人越多，责难的人就越多；支持的人越多，期望的人就越多。这似乎是很符合辩证法的一个规律，问题是当所有的挑剔、指责、责难、期望，铺天盖地、同时都加在教育身上时，教育就沦为不堪重负的境地。
一、质量――教育永远背负的重压
“质量是立校之本”、“质量是学校的生命”，这些常常出现在各级教育行政长官讲话中的口号，似乎已经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他们口中的所谓质量到底指什么？说穿了就是升学率，就是考试成绩，也就是“应试教育”的评价思维。这种评价思维，加给学校校长、教师的压力远远要比学生受到的压力大得多。而且，越是贫困的地区，人们对子女考上大学、通过跳出农门、改换门庭，来摆脱贫困的期望越大，相应的加于教育的压力就越大。
在“应试教育”的评价体系下，来自家长、政府和社会的压力像“三座大山”一样长年累月压在校长和教师头上，很难有喘息的机会。尤其是来自市、县、乡、校之间的评比、排队，给校长和教师造成的压力更是巨大。在西部地区，每年高考成绩揭晓前后那段时间，都是高中教师、校长，甚至包括教育局长们，必须面对的一道坎。一旦哪年成绩不好，全社会都在议论，指责、刁难，甚至漫骂都会有。政府也要考虑是否撤换高中校长、教育局长，是否要处理教师。有的地方干脆在中小学实行末位淘汰制度，把评比区域内学生成绩在最后的老师和校长淘汰出去。末位淘汰制度甚至发展到了淘汰倒数一、二名，甚或倒数第三名也会被淘汰。这一切像一双无形的黑手在卡着校长和教师的脖子，使他们寝食不安。为了自己的生存，他们只好把自己所受到的重压再无限地放大，转嫁到孩子们身上。
于是，孩子们的压力就来了。从牙牙学语开始，父母们就开始了他们有些愚蠢的计划。每位父母无一例外地从背唐诗、算一加一开始，以孩子能背上几首、几十首唐诗，会背几个算术口诀为荣，为评判聪明与否的标准。等孩子上幼儿园、小学，老师们就开始重复起了他们那古老的故事。上课孩子必须坐得笔直，没有老师的允许是绝对不能发言的。有的老师上课时，为了限制孩子乱动，或者为了看上去课堂整齐，要求孩子们把小手背到背后。孩子学的无非是像“锄禾日当午……”和“一、二、三、四、五”这些毫无想象力的东西，至于孩子能理解多少并不重要，只要鹦鹉学舌地能读、会背即可。到了中学时代，也就进入了“题山题海分为命，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漫漫长夜之中。老师用最聪明也是最愚蠢的方法，让学生在生搬硬套中，在死记硬背中把铁棒磨成针；用最辛苦也是最无效的方法把学生当作一只只鸭子在填着、灌着，结果，老师累得腰酸背疼胃下垂，还弄得“鸭子们”个个“消化不良”。填出的“鸭子们”都是一个模样，老气横秋，死气沉沉，没有个性，没有自主意识，没有创新意识，更谈不上有创新能力。
教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播者。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教师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教师的身体素质是教师素质的一个重要表象。健康的体魄，干练、敏捷的动作，充沛的精力，豁达的胸怀，坚强的意志，能感染学生的学习兴趣。反之，如果一个教师萎靡不振，少气无力，精神倦怠，不思进取，必然会使学生进入一种低迷、消沉的学习状态。所以教师的健康与否，和学生的学习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
然而，受“三座大山”的压力，中小学、尤其是农村教师目前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据国家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题组对全国14个地区168所中小学的2292名教师进行的抽样检测，发现有52.23%的教师存在心理问题。专家们分析教师心理不健康的首要原因是因为“工作繁重，心理压力大”。造成教师大量存在心理疾患的原因并不在于教师工作之苦，而是评价机制带来的压力。教师教学质量决定教师的评优晋级和奖金发放，甚至关系到个人“饭碗”。有调查显示，教师中患咽喉炎的比例占80%左右，患胃肠道疾病的比例为30%左右，患颈肩腰椎类疾病的比例为22%左右。另外，心脑血管类疾病、静脉曲张、内脏下垂、神经衰弱、眼病等由职业因素引起的生理性疾病仍然在蚕食着教师的健康，并且愈来愈严重。
有专家分析，造成教师身体状况下降的主要原因有四个：
第一，教师工作环境的影响。教师整天与粉尘为伴，造成呼吸道疾病患病率很高，同时由于工作中很少有锻炼身体的机会。一位高中数学老师告诉我，由于“语、数、外”是主课，所以他每天要上4―5节课，加上备课、批改作业，一天下来，浑身就像散了架一样。不要说锻炼身体，就是有点时间，也累得没劲了。
第二，中小学教师超负荷工作的情况比较严重。这方面，农村教师比城市教师负担重，中年教师比青年教师负担重。据调查，农村教师每天平均工作在11小时左右。由于工作量大，导致教师长期积劳成疾，患上各种疾病。
第三，教师心理普遍压力过大。受质量压力的困惑，很多教师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精神焦虑症，甚至形成心理障碍和教学恐惧症。
第四，教师的收入普遍较低。尤其是在西部农村，许多教师长期处于生活困顿之中，身体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状态。有病能拖就拖，能忍就忍，直至小病拖成了大病。在西部农村，教师几乎得不到有组织的体检，他们的教学成绩有人层层把关，他们的身体却很少有人过问。
教师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教学活动。且不说一个病恹恹、少气无力的教师，无形中会给学生传递一种颓废、消极的信息。如果一个教师没有一个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他又何尝会有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坦荡的胸怀、丰富的情感、乐观的态度和开朗的性格？可以想象，他的学生从他那里得到的也只能是一些残缺和畸形的东西。
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还担负着更为重要的育人重任，没有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他的学生又何谈健康、茁壮成长？在西部农村，曾经有一位老师写给媒体一封信说：我每月只有300元的工资（应该是一位工资比较高的农村代课教师），很多时侯还不能按时发放，难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买不起新衣服，看不起病，而教学工作又十分繁重，心理压力十分巨大，窘迫的生活状况已经到了快让我失去尊严的地步了！连病都看不起的我，谈何去育人？我们只能做一个破烂不堪的知识传授机。
2000年初，教育部曾多次下发减负令，要求减轻学生和教师的负担，将近10年过去了，学生的负担有增无减，教师的负担越来越重了，原因何在？这与公民的功利教育思想、教育行政部门的功利教育理念、考试评价体制的单一等等不无关系。评价制度一天不改，教师的压力就一天得不到缓解，教师的压力得不到缓解，学生的负担也就得不到解除。
2000年，一家省级报纸曾刊登过题为《骨干教师频频累倒，是教育之幸还是不幸》的文章，《中国青年报》发表的《当教师还有什么意思》，曾引起了全国教育工作者的关注与反响，并共同呼吁为教师松绑，关心教师的健康问题。然而，时至今日，教师的生存状态仍然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既有苦劳，更有疲劳。我们的教师仍然在经受着重压的煎熬，学生仍然处于“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
二、安全――教育不该戴上的镣铐
学校压力大，教师负担重，学生被当作温室里的花朵一样来培养，不仅仅是因为教育质量的压力，板子不能仅仅打在“应试教育”的头上，近年来，教育又戴上了安全的镣铐。
2007年4月，西部某县一所县城小学三年级学生，课间活动时间在楼梯上嬉戏，不慎从三楼摔下身亡。家长和亲属将灵堂设在学校，花圈摆满了校园。学校没有办法上课，时间整整持续了一个星期。县委、县政府组成联合调查组处理此事。后来，学校、县教育局和学生所在镇政府，各出一部分钱才将此事摆平。为此，出钱的各家都觉得冤，无奈，死者为大，学校总算平安度过了这一关。
2007年6月的一天，西部地区某农村中学几名八年级学生走在早晨上学的路上。正在盘山公路坡上行驶的一辆运水泥的卡车上，突然飞出两袋水泥来。从天而降的两袋水泥，正好结结实实地砸在坡下行走的两名学生身上，致使其当场身亡。
2006年暑假的一天，西部某地两名高中学生在河滩上谈恋爱，被上游突发的洪水困在了河中央。事情惊动了县委、县政府和所有县城人。几百人围在河边想办法救援。无奈，上游暴雨下得很大，河水涨得很快，尽管救援的人们想尽了办法，但是洪水无情，最终两个孩子还是没有幸免于难。在几百人眼睁睁地注视下，两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随着无情的洪水永远地流逝了。
2004年暑假，还是西部某地，六名小学学生在河里游泳，不慎掉入旋涡，不幸全部溺水身亡。
这样的事，每年都有，全国各地都有发生。溺水、车祸、意外伤亡，不一而足。
为此，2007年4月23日，教育部制定颁布了《中小学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分学段、分层次、全面、细致地规定了中小学安全教育的内容。6月份，教育部又颁发了《关于切实落实中小学安全工作的通知》。同时，每年的不同季节，教育部都要向全国发出很多中小学安全工作预警通知。据我的不完全统计，教育部每年下发的关于中小学安全工作的文件，加上预警通知，总计不下10份。这还不算各省、市、县下发的文件。总之，如果翻阅学校的文件档案，你会发现，保存最多、最完整的是安全工作文件。
中小学安全工作上级如此重视，下级当然不敢怠慢。不少地方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将中小学安全工作作为考核学校一票否决的先决条件。就是说，一所学校，一学期或者一学年内，如果出现不安全事故，不管你学校工作如何好，成绩多么大，都要取消你当学期或当学年的评优资格。这一条，每学年初，教育局长和各学校校长签订的教育工作目标任务书中，都会作为一条重要内容写上去的。有些时候，为了郑重其事，还要专门签订一份安全工作责任书。
学校又是怎么做的呢？一是安全教育是学校一项长期的、经常的教育内容，必须记在心上、拿在手上、落实在教育教学的各环节中。二是学校也仿照上级行政部门的做法，开学初，由校长和班主任签定一份安全工作责任书，内容和上级签订的一模一样，只是安全工作的责任由校长头上转到了班主任头上。三是每学期开学初，学校要和家长签订学生安全责任书，具体划分学生在校期间安全由学校负责，放学之后到上学之前，学生安全由家长负责，并且明确告知家长，学生每天的到校时间和放学时间。四是每学期放假前，学校还要和家长再签订一份学生安全责任书，明确告诉家长，学校从什么时候放假，到什么时候收假，期间学生安全由家长全权负责。
在这样的政策引导下，在这样的社会氛围左右下，学校的头等大事就是安全，没有比安全更重要的事了。于是，教育便被迫戴上了无形的镣铐，学生更是被这无形的镣铐捆得喘不过气来。
学校什么地方最容易出现不安全事故？当然是教学楼了。于是，原本开放的楼梯被钢筋给封死了。三四层高的教学楼，所有的窗户都被钢筋封死了。学生被关在里面上课，和动物园里的小动物有什么区别？
学校什么活动最不安全？当然是上体育课和开运动会。于是，体育课可以少上，甚至不上（很多学校毕业班不上体育课，一方面是为了复习备考，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即使上体育课，也是组织学生跑跑步，做做操，然后老师看着学生自由活动，凡是有可能出现不安全因素的运动项目一个也不教，安全第一，以学生不出事为原则。很多学校多少年也不开运动会，为的是不出现安全事故。难怪，现在的中小学生，包括大学生，除过文化课学习能考好成绩外，体、音、美方面有一技之长的越来越少。
提高全民素质，应该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才是首要任务。而我们的基础教育这样下去，我们还怎么提倡全民健身运动？我们还怎么空喊在奥运会上争金夺银？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在我国首都圆满召开。我国运动员在本届奥运会上创下了夺得金牌51枚，奖牌总数整100枚的历史最好成绩，国人无不为之欢欣鼓舞。但是，欢欣鼓舞之余，我们又不能不冷静地思考，奥运会金牌数的夺冠是不是就代表我们已经跻身世界体育强国之列？是不是就标志着我们国民的身体素质整体上提高了一个层次？
学校什么时候最容易出现不安全事故？回答是：组织学生外出郊游、开展社会实践的时候。于是，近年来，很少有学校组织学生外出郊游、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我国台湾地区小学每年都要组织学生开展一次环台旅游，历时一个星期左右。我们谁敢？难怪我们培养出的学生，书上有的他们全知道，考试往往都得高分，书上没有的他们一无所知，考试遇上了，哪怕是生活中最基本的常识，他们往往只会干瞪眼。
热爱生命，珍惜生命，呵护生命，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必须树立的最基本理念，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基本标志。尤其是在中国，经历了十年浩劫，跨过了把人的生命视如草芥的不堪回首的年代，我们应该更加热爱、珍惜和呵护每一个人的生命，尤其是我们的下一代，新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以人为本社会的另一个基本理念，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就是作为社会构成最主要元素的人的自由度不断地增强。也就是人能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自由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包括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自由选择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心情舒畅地驰骋想象、自主创新。为此，我们的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为之奋斗了半个多世纪。所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可见自由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热爱、珍惜、呵护，并不代表要剥夺孩子们的自由，把孩子们都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养起来，让他们不敢经风雨、历严寒、浴烈日、担风险。孩子们一个个都放弃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放弃自己选择学习内容、学习方式，按照家长和老师们为他们选择好的学习内容、设计好的学习方式，在他们的精心呵护下，一个个都长成白白嫩嫩的“豆芽菜”，经不起一点风吹雨打，那我们还怎么奢谈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有人说：孩子毕竟是孩子，经风雨，战严寒的事，等他们长大成人以后自然会知道的。实际上，人的成长、成熟，是贯穿他一生的一个过程。一个人强健的体魄、过人的胆识、超强的能力，都是从小到大，一步步历练的结果，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一个人是在一夜之间突然就拥有这些的。所以，我国民间才有“三岁看老”的说法，古人也曾留下“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名句。意思都是说人的知识、能力、胆略，包括身体素质，都要从小练起。我对“闻鸡起舞”的理解，不仅仅是指每天的早晨，我想也应该包括一个人的幼年。
三、成长――教育无法包揽的责任
教育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是教育的荣幸。但是，不幸的是，与此同时人们似乎把孩子一生成长、成人的期望全部都托付给了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家长、社会都这样，这又成为教育不能承受的重压。
请看几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一：2004年暑假期间，西部某县县委书记在下乡路上，偶遇几个孩子爬在路边的树上攀折树枝。这在西部农村是比较普遍的事，农民用树枝作柴火，树叶喂猪，树籽做树种，或当中药卖钱。当然，这种做法有违环境保护的理念。这位书记当时大动肝火，立即将车停在路边，将几个孩子叫到跟前大加训斥。之后又问明他们都是哪个学校的几年级学生，回到县城之后，又把教育局长叫来训斥一番，质问其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怎么做的。完了，又责令其将这几名学生所在学校的校长严肃处理。
故事二：一天早晨，西部某县县长起了个大早去散步，偶然发现县城公园管理处的窗户玻璃被打碎了，经过询问管理人员，说是几个孩子所为。于是，县长动了火。回到办公室就给教育局长和承建局长打电话，责令他们赶快到自己办公室来。两位局长诚惶诚恐地赶到县长办公室，挨了一顿臭骂之后，县长责令教育局长，回去马上追查是哪个学生干的。走出县长办公室，闷闷不乐的教育局长，一边走着，一边想如何追查做“坏事”的学生的事。还是城建局长洒脱，他说：查什么查，本来就是损耗品，回去我叫人将玻璃安上就是了。
故事三：在西部某县政府大院里，进门路两边有两行长得非常茂盛的梨树，每年春季梨花盛开的季节和秋季硕果累累的时候，十分壮观迷人。美中不足的是，每到这个季节，政府大院里的一帮子弟，每天放学之后，就爬上树去，采花摘果。为此，县长很恼火，政府大院的工作人员也很恼火。他们齐声责问教育局，你们学校是怎么教育孩子的？要知道，他们中有很多人就是这些孩子的家长啊！
这样的故事还可以举出很多。总之，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往学校里一送，同时也就把孩子一生成长、教育的责任全部都推给了学校，自己什么也不管。孩子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上做了什么，都是学校的责任。现在，家长送孩子上学的年龄越来越小，除过期望孩子早日成才的目的之外，其中不乏很多家长把看护孩子的责任也早日推给学校，推给老师。如此的重视教育，我们的教育怎么承受得了！
家长们如此，我们的社会也不例外。社会上一有什么不稳定的风吹草动，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学校，想到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不是又出了问题。于是，政府就连篇累牍地发文件，不厌其烦地开会，要求加强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学校更是把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重视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原有的计划、方案、制度，都要重新修改一遍；学生大会要增加一倍，班会，团、队会要翻一番；标语口号铺天盖地，各种时事报告会、专题教育报告会狂轰滥炸。搞得老师们身心疲惫，学生们却莫名其妙。没有人认真想过，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青少年这儿。难怪有些老师说，中国的事就这样：“领导得病，百姓就得吃药；社会上流行感冒，我们学生就得打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各个领域都步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良性循环状态。尤其是经济领域，创造了连年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眼看就有可能实现中国人多少年梦寐以求的“超英赶美”梦想了。在这个时候，有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冷静地思考，思考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暴露出来的弱项，以寻求加强的良策。结果发现，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不够，科技成果转化率太低，自主创新、自主研发的能力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于是，如何提高全民族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议事日程。
上世纪90年代，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是思想素质的重要方面，是一种可贵的科技品质。时隔一月时间，他又在《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伟大民族。古代中国人民曾以四大发明等众多科技创造闻名于世，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今天，我们面对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高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成败的高度来认识。
应该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善于总结、善于反思、善于正视自己，奋发图强的光荣传统。问题是，有些人把我们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弱的根源追到了基础教育头上，则是难以让人接受的。说什么种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开什么花儿结什么果。我们现行的基础教育，不但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反而还在许多方面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在国际奥赛中屡屡得奖，却培养不出一个得诺贝尔奖的人？为什么我们的学生是世界上最辛苦，学习时间最长，作业量最大的学生，又是十分缺乏创新潜力的学生？为什么我们的老师把嘴皮磨薄了，头发熬白了，培养出的学生总是高分低能？言之凿凿，似乎我们科技创新能力落后的根源，的确都是基础教育的过。
这样的反思，如果出于基础教育本身，不但不为过，而且很有必要。我在本书中也有这样的反思。但是，如果全社会都这样认为，那就掩盖了事实的真相。
事实上，我们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不缺乏创新的精神、创新的能力。姑且不用四大发明和古人的创造为我们脸上贴金，单说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同样有李正道、杨振宁等我们的华裔。考察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基础教育，甚至高等教育都是在国内接受的。为什么在中国接受的教育，创造发明又在国外完成的？诺贝尔奖也是在国外拿的呢？看来，不仅仅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也不仅仅是我们培养的学生缺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问题，还与我们缺少人才创新的土壤和环境有关。
任何一个初出校门，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有哪一个没有一点创新的意识、创新的精神呢？有哪一个又不是怀揣满腔热血、怀揣要干一番事业的梦想呢？可是我们的社会有多少让他们创新的土壤呢？又给他们提供了多少创新的条件呢？
我们这个民族，历来都有“唯书不唯实，唯上不唯下”的，根深蒂固的陋习，哪轮得上一个初出茅庐的孩子创新呢！一个单位，新来了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有一些不同于已往，不同于大众，特别是不同于领导的想法，立刻会被领导和同志们视为异类而吃一个结结实实的钉子。他们会用异样的眼睛看着你，讥你幼稚、不成熟。而他们所谓的成熟是什么呢？就是圆滑世故、唯唯诺诺、不敢越雷池半步，就是唯领导马首是瞻，唯常规马首是瞻，也就是不能和创新沾边。什么时候才能成熟呢？钉子碰多了，身上的棱角磨完了，碰得你头破血流、棱角尽失的时候，你就成熟了。这时候再让你创新，你早连这个心思都没有了，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走过来的。这就是我们提供给人才创新的土壤和环境。所以说，反思我们科技创新能力弱的原因，不能一味地责怪教育，而应当更多地反思我们文化传统中存在的弊端，将会更有利于激发整个民族的创新精神，有利于提高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
再说，一个人的一生不仅仅是在学校里度过。相反，以一个人60岁退休为限，他接受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最多年限也不过16年，只不过占他一生的四分之一时间多一点。如果除去接受高等教育的四年，仅算基础教育一段时间，那就只占他人生的五分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把一个人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教育身上，是不是有些顾此失彼，有些过于抬高教育的地位呢？反过来说，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担不起，也不敢担这么大的重任！
四、“三乱”――教育无法洗刷的耻辱
中国人在总结、计划和概括某种社会现象时，总喜欢用数字来概括，为的是简洁明了。20世纪以来，在中国所有关于整治社会秩序的行政文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数字词汇恐怕要数治理“三乱”了。工业、农业、林业、交通、教育、卫生等，各行业都有“三乱”的问题。虽然“三乱”的内容各不相同，但都有治理的任务。其中尤以教育的“三乱”最引人注目，也最受社会关注。上至国家总理，下到普通百姓，人人都在议论，人人都在指责，人人都很愤慨，人人都想得而诛之，如果用人神共愤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因为教育事业涉及千家万户，谁家没有孩子上学？谁能希望自己和孩子饱受“三乱”之苦呢？
所以，“三乱”也将教育的形象涂抹得面目全非，而且至今仍阴魂不散。媒体不时就会冷不丁地爆料出来，让校长和教师们随时都会提心吊胆一下。这也让一些职业操守不那么高尚的媒体记者（据说以媒体花钱聘请的临时身份的通信员居多），似乎看到了发财的机会。在西部农村学校，校长们最怕的是媒体记者。因为他们神出鬼没，到处转悠，嗅到一点气味就会冷不丁地冒出来威胁。校长们不但要管吃、管住，临走还要送钱，否则就得见报。一旦见报，不管事大事小，有事没事，或许是子虚乌有，上级都会派调查组来的，惹得上级领导不高兴，自己挨训受累不说，学校也不少花钱。与其这样，还不如早早花钱，息事宁人的好。
其实，治理“三乱”的板子完全打在校长和教师的头上实属不公。要说教育行业的“乱”，也不止三乱，什么乱招生、乱办学、乱办班、乱补课、乱编资料、乱发资料、乱收费等。到底“三乱”指哪三项，要看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来说，要强调什么了。而由政府部门反复发文，三令五申要求坚决治理的“三乱”，通常是指：乱办学、乱编资料和乱收费。这里所说的“三乱”即指政府认定的三乱。
先说乱办学的问题。
教育本来是社会诸行业中最少功利目的、最无利可图的行业。在中国历史上，办学校本来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阴荫子孙的大善事、大义举。翻开中国教育史，从古到今能够办得起学校的，不是达官贵人，就是名门望族，要么就是富甲一方、有意于为当地子孙后代谋幸福的义商，史书上往往都会给他们留有一席之地。怎么到了20世纪就会有了乱办学的现象呢？
办学校是一件善事，也是一件严肃的事。办哪一级的学校，办什么规格的学校，必须经过哪一级政府批准，国家是有严格规定的。所谓乱办学，大体是指没有经过任何组织和部门批准，自作主张办起的学校。包括未经批准的民办学校、社会上各种名目的培训班、补习班、奥赛班，以及设在公立学校内部的各种名目的“校中校”。
这些所谓学校的存在，严重扰乱了教育秩序，增加了学生的课业负担，也增加了家长的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一些不具备基本办学条件的所谓学校，既贻误学生的青春，也摧残学生的身体。对此加以治理，甚至予以取缔，都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大快人心的。问题是，治理、取缔的责任不应该是教育一家的责任，单靠教育一家也担不起这个责任。这几年社会上乱办学的现象屡禁不止，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乱办学的问题，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症下药，分工协作，由政府、社会、教育来共同治理，共同整顿，而且必须从源头上治理。
比如，社会上非法办学、非法办班的问题，为什么会屡禁不止。办学校最基本的条件是两个：一是资金，二是生源。本来教育应该纯属社会福利事业，只花钱，不挣钱，是无利可图的。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非法办学呢？解释只有一个：办学是有利可图的。
任何事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有利可图，就必然会有唯利是图的人顶风违纪，甚至不惜以身试法去做。这与市场经济之初，我们有把教育也市场化的政策导向有关。所以，必须要政府出面，从政策源头上予以根除。有学校没学生就办不成学校，那么多非法办学，竟然都有学生说明什么？说明有太多的学生有上学的诉求，而我们现有的合法学校还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诉求。这个问题，教育一家也是解决不了的，也要政府的大力支持，社会的广泛参与。再说，从事社会办学的人大部分并非从事教育工作的，起码不是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
再比如“校中校”的问题，纯粹出在教育内部，治理、取缔都很容易，教育行政部门一纸文件就解决，而且据我调查，目前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作为曾经出现过的问题，为了今后不再死灰复燃，我觉得还有分析的必要。
所谓“校中校”，是指前些年一些学校（西部地区主要是县以上重点中学），在校园里自己投资盖一幢教学楼，在教室里装上电视、投影，再把各科骨干教师集中配备上去，在校园内再办一所学校。命之为“贵族学校”、“实验学校”，或者贯以别的什么名称。单独招生，高收费。理由是这里的设备、师资都是最好的。目的是为学校创收，为老师谋福利。对此，家长意见很大，西部人称其为“吃官饭，放私骆驼”。为什么会成功呢？一是前几年国家有把教育推向市场的政策倾向，社会上有所谓学校可以采取“民办公助”、“公办民助”的形式讨论，给他们提供了政策依据。二是他们也利用了家长们追求教育高质量的心理。
还有一种现象叫做乱办补习班，也是教育内部的事，但是至今还是没有解决。原因很复杂，有教育内部的问题，也有国家招生政策的问题，更有整个社会的问题。我在《素质教育的困窘》一章已有论述，不再赘述。
乱编资料的问题，主要是出版部门的问题。市场经济，利益驱动，粗制滥造者多，精心设计者少。不光是家长、学生、社会反响强烈，老师们也对此深恶痛绝。编写资料的很少有一线教师，充其量有一部分离退休教师。所以，教育自身管不了那么多。
但是，教育自身管不了编，却管得了发呀！不管是谁，编了资料没处卖，没有市场，谁还会干？话可以这么说，事实却并非如此。我做过调查，学校乱发资料的问题，不排除极少数校长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因素，但主要原因并不在他们。尤其是近两年，农村义务教育实现全免费之后，义务教育收费问题成为全社会最关注、也是最敏感、查处力度最大的事，区区中小学校长和教师，有胆量敢触这根“高压线”的并没有几个。但是，资料的问题还是屡禁不止，个中原因谁都清楚。但是板子还是打在教育身上，谁说不冤呢？
举个简单的例子，2002年课程改革以来，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各科教材均实行“一纲多本”，首次打破了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人民教育出版社独霸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权的垄断地位。首次允许各出版社，在教育部编写的《课程标准》指导下，自由编写中小学教材，只要通过国家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即可按照市场规律竟争出版发行权。目的是为了提高中小学教材编写质量，压低教材价格。至于教材的选用权，教育部规定以县为主，由一线教师、校长、教研员和学生代表，组成教材选用委员会来选定。但是，在西部地区的很多地方，按照这样的程序做了的，好多也就是2002、2003两年，后来再也没有这样做。那么教材是怎么来的呢？谁也不知道。有些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学生、老师意见都很大，会议提，书面材料报，要求换教材，始终得不到反应。什么原因呢？谁也不知道。这样的问题，能怪学校和老师吗？他们没有错。
在治理“三乱”的过程中，乱收费是家长和社会反响最强烈，也是给教育形象抹黑最多的一乱。社会上曾经流传一句顺口溜：“白狼。黑狗。眼镜蛇。”是反应社会上乱收费现象的。其中的“眼镜蛇”，就是说教育乱收费的。而在反应教育乱收费的问题上，尤以西部农村反响最强烈，动不动就见报纸，上电视，惊动媒体，惊动各级领导。
到底谁是“眼镜蛇”？有那么可怕吗？为什么同样是乱收费，西部农村就比城市、比东南沿海反响大呢？真的是西部农村乱收费的问题最严重吗？
客观地讲，确实有极个别校长和教师，职业道德不过硬，见钱眼开，利欲熏心，有借各种名义向学生乱收费的现象存在。但那都是极个别人、在极个别时候所为。据查处的教育乱收费案件统计，很多学校向学生多收的钱，大都用来补充了学校经费不足的问题。有少部分给教师搞了福利，完全中饱私囊的很少。同时，和乱发资料的问题一样，完全由学校和老师自作主张，自立名目，乱开口子的收费并不多。有很多乱收费都是来自上级、来自社会其他部门的搭车收费。
比如订阅党报党刊的问题。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不准硬性摊派，但是，在农村谁愿意随便放弃教育这个最大的市场呢？照摊不误，有的还是用党组织文件的形式摊派。甚至在西部某些地方，还提出了“党报党刊进教室”、“学生人手一份”的口号。每年冬季，一个学生不足千人的学校，仅订阅党报党刊一项开支两万多元是很普遍的事。不仅如此，纪检、检察、财政、审计、物价等权力部门，有哪一家是学校惹得起的？他们也有自己的报刊，学校也要订阅，谁敢不订呢？学校惹不起，不敢不订，又没钱去订，于是自然而然就转嫁到学生头上了。
再比如学生意外人身保险的问题，上级的政策是自愿。到西部农村去走走、问问，有几个人会自愿？既要保险，又要自愿，你说学校该怎么做？
要说乱收费，西部农村学校偶尔偷偷向学生收那么几元、最多几十元钱，和当今许多城市名校，动辄向学生收取数万元的择校费相比，那真是大巫见小巫。但是，西部农村反响大，家长告状多。什么原因？西部群众穷，家长没钱，承受不起。西部的学校也穷，基础设施差，教师待遇低，留不住好教师，教育质量上不去，校长们病急乱投医。西部的党政机关也都不富裕，领导们也都病急乱投医。这才是乱收费的根源所在。
不是说西部穷就该乱收费，也不是说西部乱收费没有城市名校收得多就对，而是找准了乱收费的真实原因，才有利于对症下药。
五、证件――缚住教师手脚的硬茧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曾经演过一个小品，名叫《开锁》，说的是住在小区里的一个人，不慎将钥匙锁在了自家箱子里，他找了开锁公司的人来开锁。开锁公司的人到了，但是开锁之前，他首先要向顾主验看身份证、房产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以确定顾主身份的真实性。可是，这些证件也都锁在箱子里。没有证件，开锁公司的人说什么也不开锁，自己的老婆作证也不行。无奈，顾主只好找来小区物业公司的管理人员作证。结果小区管理人员来了，还是要求顾主出示身份证、房产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结果锁自然还是没办法打开。这是一个喜剧小品，故事情节简单明了，演员演技出色，语言诙谐幽默，演得惟妙惟肖。观众看得聚精会神，不时捧腹大笑，喜剧效果绝佳。
这个故事又告诉了我们什么呢？顾主当然是无辜的。是开锁公司的人错了吗？显然不是。他向顾主索要证件，是他的职业道德和工作程序要求所必须做的。那么，是物业公司的管理人员错了吗？也不是。他向顾主索要证件，说明他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那么，到底是谁错了呢？小品的耐人寻味也就在这里。捧腹大笑之后，我们往往会有一种眼睛湿润，欲哭无泪的感觉。小品反映的是现代人对人性异化的一种无奈！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物大于人，证件比人更重要的一种无奈！而我看到这里，往往会想到我们西部的中小学教师，想到他们被各种各样的证件捆住手脚的无奈，和小品中那位急着开锁的顾主何其相似。
在当今中国所有从业人员中，恐怕要数教师一生要考取的证件最多了。走上工作岗位，首先要有“学历证”。有些人第一学历不合格，还要考取第二、第三，甚至第四“学历证”（中师毕业的教师，如果想不断进取，即有大专、本科、研究生三个台阶）。从事教师职业要有“教师资格证”。作了教师要评定职称，有职称“资格证”。拿了职称还得有人聘你作教师，于是还得有“聘任证”。职称又分初、中、高三级，每隔几年晋级之后还须换新证，聘期三年一轮，到时还须换“聘任证”。除此之外，教师还有“继续教育证”、“计算机培训证”、“新课程培训证”、“骨干教师培训证”、“学科带头人培训证”等。这些证件往往又分为省、市、县等不同的级别，有些培训还是每隔几年再来一次，届时旧证作废，再换新证。这样一来，拿到教师手里的证件就得乘以X倍。
所以，即便是农村最基层的小学教师，每一个人一生所拥有的证件，如果加上他们一生所获得的荣誉证，到他们临终时要办一个展览，恐怕摆20平方米的一间房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
我有时想，那些一生坚守在西部农村的中小学教师们，正是被这些没完没了的证件捆住了手脚。捆得一生谨小慎微、唯唯诺诺，捆得他们没了个性，没了创新的欲望，也没了创新的能力。他们为了这些证件活了一生，也为这些证件奋斗了一生。到头来，他们头也白了、眼也花了、背也驼了、腰也弯了。最终他们终于拿到了所有证件，但是他们同时也失去了自己。没有自己的教育思想，没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更没有自己的教育体系。在很多人眼里，他们只是个一生碌碌无为的“教书匠”。或许有人会说，学生会记住他们的。应该说会有，但是一个小学教师一生教过的学生何其多也，能记住他的又有几个呢？
我不是说做教师不应该有任何证件，而是说任何证件都不应该成为捆住教师手脚的绳索和镣铐，都不应该让教师一生都处在小品里那位顾主一样的尴尬境地。否则，他们哪有精力钻研教学、研究教法，又何谈专业发展！
然而，在城市、东南沿海和发达地区早已淡化了各种证件的功能，改以个人的实际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来选拔任用教师，真正有水平、有能力的教师什么身外之物也不带，什么手续也不要，仅凭自己一个智慧的大脑就能应聘作教师的时候，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很多地方，却把证件看得更加重要了。
这种“见证”不见人的做法，不仅捆住了教师的手脚，更为严重的是不但违背了“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用人原则，而且扼杀了一部分有才华的青年教师的创新才能。其结果必然是一部分“孔雀东南飞”，一部分“孔雀”一辈子甘做“鸡”，平平庸庸做一辈子“教书匠”。西部教育何时才能缩小和发达地区的差距？
证件给教师带来的不仅是一生的精神压力和负担，还有没完没了的经济负担。近年来，国家治理教育乱收费的力度越来越大，使得向学生收费成为“高压线”，很多聪明的领导都不敢因此而丢了官帽。于是，一些教育行政和权力部门的目光便盯上了教师。因为向教师收费几乎没有任何麻烦，一是教师不敢、也不会告状；二是培训也好，办证也好，都有一个为提高教师素质的名正言顺的理由；况且，教师也很看重证件的作用。所以，所谓培训、办证，名义上是为了提高教师素质，实际上是变着法收钱。很多培训既无师资保证，也无资料保证，更没有时间保证（大多一两天，最多超不过一个星期），无非是走过场而已。
比如教师职称评定，本来是主管部门分内的工作，但是每个教师晋升一次职称，按初级到高级不同职级，最少要交100元到500元的评审费。就连晋升职称所要填写的表格，也要教师自己掏钱买。即使这样，也不是兢兢业业教书，到了国家规定年限的教师，交了钱就都能晋升职称的，各地还都有一些刁难教师的土政策。
教师职称本来是对教师任职资格的一种估价，按照教师不同的学历条件，以及任低一级职称的年限，结合他的工作业绩和现实表现，决定他能否晋级。教师职称等级的评定，和他受聘于某个学校没有必然联系，所以不应该有指标限制。但是，一些地方却借口没有指标，随意少评、不评，或者拖后评，致使很多教师，即使超过晋升年限很多年，也不能顺利晋级。
有些地方教师职称晋级规定必须考计算机。考就考吧，还得交考试费。交了考试费还不够，再买复习资料，一套资料一二百元。你不买，他告诉你，考试题就在上面。
比如教师计算机培训。随着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教师学习、掌握一定的计算机技术是必须的。但是教师计算机培训，完全有条件在学校里培训，因为，近年来西部好多地方都陆续实施了教育信息化工程，国家又重点在西部地区实施了远程教育工程。农村，即使最偏远的山区，每个乡镇中学至少都有一个计算机教室，有些中心小学也有计算机教室，每个计算机教室一般最少配备30台计算机。而一个乡镇中小学教师加在一起也就一二百人，完全有能力承担培训任务。但是，很多地方却把教师集中起来，分期分批到社会上举办的电脑培训班去培训。目的还是为了收取培训费。
再比如教师继续教育的问题。很多地方每三年一次全员培训，每次培训一两天，每个教师收费百元左右。发一本油印小册子，称培训资料，找几个优秀教师上几节示范课，完了每人发一本培训证了事。如此，也叫继续教育！
所以，证件既是西部教师人人的期望（因为那毕竟是对他们辛勤耕耘的评价和肯定），又是他们人人的负担，更是缚住西部教师手脚、难以挣脱的硬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