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召开前后，“60后”省部级干部人数飙升引发了多方关注。据新华网不完全统计，在各级党政机关中现任“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共有161位，其中省级党委常委118位。可以说，“十八大”后中国政坛将进入由“60后”主政的时代。而在未来五至十年，“60后”省部级干部的思想、特质将影响中国的地方治理，他们的执政风格将影响一批年轻干部。五至十年后，他们将影响未来中国的走向与命运。
“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新特点、新形象
“60后”省部级官员渐成中国政坛上的一道亮丽风景。年轻、高学历、有实践经验、人文社科背景等是这个群体的典型特征。
八成以上“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为中共党员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刘俊生教授指出，在政党政治当中，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当中处于主导性地位，政府高层领袖多为执政党的成员。“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成长也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入党做官论”并非中国独有，世界上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皆如此。
通过梳理，在159位具有明确党籍的“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中共党员共计129人，占比81.1%；民主党派成员27人（其中包括1人同时具有中共党籍；涵盖七个民主党派，其中九三学社成员最多，11人；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促进会各5人；中国致公党和中国民主建国会各2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各1人），占比17.0%；无党派人士3人，占比1.9%。这表明中共党员在“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占到八成以上，而“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的中共党员与各民主党派成员合计占比高达98.1%，数据验证了“党途等于官途”说法的合理性。
从入党时间上看，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入党时间都很早。统计数据表明，他们的平均入党年龄为22.85岁，最小18岁、最大33岁入党（兼有双重党籍的一人是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时年龄为39岁）。他们的党龄都在20—30年，有的党龄甚至比工龄长。对此，刘俊生认为，这说明他们半数都是在大学期间甚至高三阶段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近半数是在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一两年内或者是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近九成“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具有研究生学历
据统计，在已知学历的159位“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100%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按最终学历统计，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数最多，共72人，占比45.28%；硕士68人，占比42.77%；本科18人，占比11.32%；专科学历人数最少，只有1人，占比0.63%。在“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具有研究生学历者（博士加硕士）共有140人，占比88.05%，接近九成。值得注意的是，七位“60后”省部级正职全部具有研究生学位。这首先表明官员成长升迁与学历具有很高程度的相关性，官场上对学历的重视程度较高；其次表明“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知识的愿望十分强烈。
在国际化的浪潮中，我们的领导干部需要有宽广的胸襟、丰富的知识、长远的眼界，要善于把握世界大势、善于引导国内最新潮流、善于与国内外各界人士沟通交流，而“60后”省部级干部在这方面具有很大优势。“60后”省部级干部的受教育程度比过去有了普遍提高。他们基本上都受过大学教育，多数都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知识结构比过去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视野也更加开阔。这种知识化、专业化的特点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确立的“四化”型干部的重要标准，符合改革开放的需要，符合国际化的需要，更符合今天中国继续发展的需要。从学位或专业来看，按照“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终学历进行统计，在158位获得学位者中，文科学位获得者97人，占比61.39%；理科学位获得者61人，占比38.61%。在97位文科学位获得者中，管理学学位（包括工商管理、管理工程、经济管理、公共管理等专业）获得者最多，为39人，占比40.21%；经济学学位获得者29人，占比29.89%；法学学位（包括法学、政治学、政治理论、中共党史等专业）获得者19人，占比19.59%；人文类学位（包括文史哲三个专业）获得者10人，占比10.31%。
可以看出，在“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最终学位为文科学位者占比超过六成，而最终学位为理科学位者近四成。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工程师治国”的局面正在改变。此外，在获得文科学位的“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获得管理学和经济学两大学位者合计超过七成。这既反映着高层公共管理急需管理学知识和经济学知识，也反映出这两种学位对“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成长升迁影响重大。对此，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认为，在高等教育日益普及的社会大背景下，坐镇一方的身居高位者“高知化”是大趋势。目前大部分官员为文科背景（不像以前大部分理工科）出身，知识背景非常好，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这一状况与国家更重视培养文科背景的人才有关，也与国家的发展阶段有关。
超六成“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有交叉任职经历
实行干部交流制度对于培养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和经验、开阔领导干部的视野、避免领导集团区域性固化都大有好处。在履历资料比较完整的159位“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按照省域任职和中央任职为标准进行划分，任职经历完全在一个省域的（始终在一个省内工作）有55人，占比34.59%；任职经历完全在中央的（始终在中央机关工作）有6人，占比3.77%；任职经历既有中央的、也有省域的（中央与地方交叉任职，包括“央—地”和“地—央”两大路径）有73人，占比45.92%；任职经历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省域的（省域交叉任职）有25人，占比15.72%。
在“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有“央—地”交叉任职经历（包括“央—地”和“地—央”两大路径）的占近46%，属于“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成长升迁的主要路径。在现有7位“60后”省部级正职领导干部中，有6位属于此类成长升迁路径。若将15.72%的“省—省”交叉任职者包括进来的话，那么具有交叉任职经历者超过六成（达61.64%）。可见，交叉任职是“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主要成长路径。
只具有完全一省任职经历者占三成，是“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成长升迁的第二途径。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现有“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还是担任副职。只具有完全中央任职经历者位居末位，并且比例极低。
有分析指出，有针对性的跨地域跨领域交流，对于干部个人而言，有助于增加个人经历，丰富工作经验，提高领导能力；对于领导班子而言，有助于完善结构，带来新思路、新方法，增强领导班子活力。著名党建专家叶笃初也表示，在此轮换届调整中，干部流动不仅局限于东部、中部、西部及边远地区之间，而在领域与方式上，拓展至空前广泛的程度。中央强调“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思想及时、准确，很有必要。
近半数“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籍贯在华东
籍贯，根据汉语习惯，乃指本人的出生地或祖居地，更多指祖居地，也就是说本人祖父的出生地。一般而言，籍贯所在地的传统文化、礼仪习俗、思维模式、生活方式等对本人影响甚大。
按照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分籍贯（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据《人民论坛》2013年11月的统计，籍贯明确的157位“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籍贯分布较广，散布在中国内地除北京市以外的30个省份。按照31个省份计算，平均每省5.19人。人数位列前三的省份（也是人数上双的三个省份）分别是：山东（22人，占比14.01%）、江苏（21人，占比13.31%）和浙江（14人，占比8.92%）。三省合计57人，占比36.30%。接下来依次是湖南9人，河南8人，河北、湖北和新疆各7人，福建和山西各6人。第二组7省合计50人，占比31.85%。接下来黑龙江、陕西、四川和江西四省各5人，上海和辽宁各4人，内蒙古3人，甘肃、青海、吉林、广东、安徽、广西各2人，贵州、西藏、云南、重庆、宁夏、天津、海南各1人。第三组20省合计50人，占比31.85%。
可见，籍贯为鲁苏浙三省的“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人数占比三成半还多，如果加上同为华东地区的其他四个省市（上海、福建、江西和安徽），那么华东7省（市）籍贯的“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则更是多达74人，占比47.13%，占去将近“半壁江山”。这说明华东地区出“高官”仍是不争的事实。
超1/5“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属“三级跳”破格提拔
从目前159位已公布简历的“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来看，他们的职务晋升时限大体上与相关规定相符，但其中也不乏破格（破规定年限）记录。
以现任7位“60后”正省部级领导干部为例，他们在40岁前就成了副部级干部。如孙政才38岁当选北京市委常委，胡春华38岁成为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陆昊不到36岁就成为北京市副市长。周强在37岁时就担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成为副部级干部，而次年38岁的他成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荣升正部级。
从本轮省级地方党委换届后的公开资料中也可发现，至少有30余位“60后”省委常委2002年时还仅为厅级副职，从副厅级到副部级，虽然需要上两级台阶，但由于省委常委职能的特殊性，实际上是完成了“三级跳”。
这种“三级跳”现象在全国超过2/3的省份中都存在，单省人数较多的是黑龙江。除了已调任河南的夏杰以外，还有刘国中、韩学键、杨东奇和郝会龙4位“60后”省委常委。在2002年，夏杰任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国中和郝会龙均任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韩学键担任齐齐哈尔市副市长，杨东奇担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而“跳跃”幅度更大的要属目前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的徐广国。这位1964年2月出生的干部10年前还在县委书记的任上。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刘俊生教授认为，这说明“60后”在不同时期或者不同工作阶段都有优异的工作表现，并得到组织人事部门或者上级领导的认可。“60后”大学毕业后仕途坦荡，说明他们较快而且很好地适应了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
专栏 不断创造第一的团中央第一书记陆昊
2012年45岁的陆昊是30年来首位未在共青团系统工作过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高才生已屡创中国政坛年龄纪录——在27岁时成为国有大型企业的一把手，32岁当选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35岁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个职位最年轻的上任者。2008年，41岁的陆昊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成为最年轻的正部级干部。
1995年，陆昊领命接手北京市制呢厂。在他的运筹帷幄之下，一年后企业发生了很大变化。制呢厂十年的实践，丰富了陆昊的理论创新之路。他撰写出在经济界引起反响的《“当期效益”与国有企业活与死》的学术文章。文中有关解决国有企业债务负担的政策建议，最后被国家经贸委和央行采纳。
陆昊就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后，其创新才能与领导才能更是让人刮目相看。他在中关村领导了一系列探索性的创新活动：国内第一家有限合伙的投资机构，国内第一家不核定竞争范围的企业，国内第一家无形资产占注册资本金比例百分之百的企业，国内第一家外商与自然人合资的合资企业。
2006年5月18日，北京房山史家营乡莲花庵第六煤矿发生了一起矿难，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陆昊深夜到达现场，在得知媒体采访受阻时，他向媒体承诺：营救工作会全程向媒体披露，全程接受媒体监督。
2008年6月10日，共青团十六大召开，6月13日闭幕。据称，这是历届历时最短的一次，同时首次主动取消了代表合影，会务程序、经费亦大为缩减。有评论指出，这是陆昊上任后所带来的新气象。
陆昊代表共青团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做工作报告时说，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共青团工作和建设面临新的挑战，要迎接挑战，就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共青团建设。
“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为官之“道”
“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从政路径各不相同，纷繁复杂，但仍然可以根据不同标准划分不同类型。根据“60后”担任省部级领导干部之前的主要任职经历为标准进行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五个主要路径。
成长于艰苦地区
“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涌现比较集中的是新疆、内蒙古、西藏、贵州等边疆、民族自治区或中西部欠发达省份。相比而言，艰苦地区往往存在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社会成熟度不高等情况。不过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这些不利条件又恰好为年轻干部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舞台。
这其中最典型者就是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16岁时他成为湖北省五峰县考入北京大学的第一人，毕业后，驻藏近二十年，从团委干事做起，后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2009年11月从河北省省长调任内蒙古担任党委书记。十八届一中全会上，胡春华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接任广东省委书记。
有观察家分析，从全盘人事布局上考量，除去高学历和技术背景外，官员西部历练的经历显得尤为重要。只有通过艰苦、复杂环境的锻炼，才能增强对国情的深入了解，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与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带动地区更快的发展。
从国有企事业单位晋升
第二种主要路径为从国有企事业单位晋升，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并逐步晋升到高级管理人员行列，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根据2006年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实行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干部交流，选调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关任职。相比较于党政机构，企事业单位的绩效指标更加清晰，人才晋升的体制机制更加灵活，这是具备经营管理或专业特长的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这条途径成长起来的“60后”，他们的经济头脑和市场视野给政府带来的冲击是其他途径无法取代的。有分析认为，国企高管“入仕”之后，可以把企业管理的一些做法引入党政机构，可以改变其他官员的一些观念，特别是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部门尤其需要专业性的官员。
经由国有企业（主要是央企）路径晋升的“60后”最典型者要属福建省省长苏树林和河北省省长张庆伟。1962年出生的苏树林17岁进入大庆石油学院石油地质专业学习，毕业后去大庆油田工作。38岁时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大庆油田公司董事长。六年后转任辽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11年，49岁的苏树林出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另一位是曾有“航天少帅”之称的张庆伟，生于1961年的他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国有企业从事飞机设计和企业管理工作，逐步晋升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和党组书记的位置，后进入中央政府担任国防科工委主任，再调任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11年10月担任河北省副省长、代省长，2012年1月正式就任河北省省长。
此外，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炯曾长期任职于武汉钢铁集团；湖南省委常委、湖南省副省长陈肇雄曾任职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吉林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竺延风曾任职于中国一汽集团。这些“60后”高官都曾有在中央或省属企事业单位工作的经历。
起步于中央机关
第三种主要路径为从中央机关起步，即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中央党政机关工作，由科员逐步晋升至省部级领导干部行列。在中国的政治架构中，上一级机关与下一级地方党委政府的正副领导在职级上呈对应关系，但竞争的激烈程度则大不同。在中央机关内更容易解决“级别”。不过，机关干部外放地方，一般需要得到所在单位和接收地两方面的首肯，因此，地方同意接收的干部也往往是技压群雄，综合能力较当地同龄或同级竞争者更加突出。高层机关路径缺少基层从政经历和基层工作经验，弥补缺陷的组织手段就是挂职锻炼。通过这条途径成长起来的“60后”，熟悉政府机关决策程序，人脉较好，对政府工作驾轻就熟。
经由中央机关路径晋升的“60后”最典型者要属现任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的唐军。1962年5月出生的唐军1983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工作于劳动人事部，历经科级、处级和司级领导岗位，一路走来，2007年担任人事部副部长，2008年3月调任辽宁省，担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此外，唐军在任人事部副司长期间，还曾挂职银川市担任副市长。
出身于“后备军”共青团
第四条主要路径为成长于共青团，即大学毕业后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这就决定了共青团的职能除了是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以外，还是锻炼年轻干部的重要阵地，同时也意味着团干部与相同级别的其他系统官员更易显现出年龄的优势。“团口”出身的“60后”，对党内决策过程更为熟悉，这是他们的优点。
经由共青团路径晋升的“60后”最典型的是1962年出生的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伟。胡伟从1984年任浙江省德清县团县委书记开始，主要供职于“团口”，除1986年至1994年担任浙江省安吉县委和县政府领导外，几乎一直任职“团口”，2001年升至团中央书记处书记，2005年调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2010年年底开始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至今。
此外，曾任职于共青团的现任“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还有：1960年出生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1967年出生的黑龙江省省长陆昊；1968年出生的原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王晓（现已履新青海省委常委）；1968年出生的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杨岳；1965年出生的甘肃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张晓兰；1964年出生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总工会主席尔肯江·吐拉洪以及1963年出生的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等。
学而优则仕——大学或研究机构转任
第五种主要路径为从大学或研究机构转任，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高校或科学研究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工作，逐步晋升至高层管理人员，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这条途径既实现了专业化和知识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要求，也给高层决策带来更多的理论指导，使得公共政策制定的理性程度逐步提高。
经由大学路径晋升的“60后”最典型的是1961年出生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陈章良。陈章良1987年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1995年升任北大副校长，2002年升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2008年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另一位是1961年出生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黄卫，他于1986年1月南京工学院土木工程系道路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历任南京工学院土木工程系道路教研室助教、讲师，党支部副书记，1988年6月调任东南大学，历任东南大学交通运输工程系教研室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副主任，东南大学交通学院院长，东南大学副校长、常务副校长等职，一直到2001年8月才调离东南大学出任江苏省建设厅厅长。
而经由研究机构路径晋升的“60后”最典型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1963年9月出生的孙政才大学就读山东莱阳农学院（现青岛农业大学），继而考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毕业后留院。在科研道路上，他历任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作物所研究室副主任、土肥所所长、所党支部书记、副院长、院党委副书记。另一位是现任中共中央保密办主任、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他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社会科学研究工作，2002年升任法学研究所所长，后于2004年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2005年升任国家保密局局长。
专栏 GEP——“绿色官员”将迎重大利好
在环保已成困扰中国大课题的当下，只有将绿色GDP纳入官员考评并占有重要分量，让那些以牺牲环境为发展代价的官员得到应有惩戒，让“绿色官员”得到更多的政治待遇与升职机会，环境污染治理才会变得简单。
受宠了近三十年的，被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视为二十世纪最伟大发明的GDP，正在失去光环。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这是近年来，中央高层首次将环境生态指标列入干部考核内容的表态。这意味着延续多年的干部考核机制将会增加“生态效益”新内容。对一些“绿色官员”而言，可谓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
很长一段时期内，干部升迁与否与GDP直接挂钩。正是这样的晋升“潜规则”，无形中给众多地方官员一个指示，在任职时一定要把GDP搞上去。这同样也制造了地方另一个顽疾——大肆破坏环境及数据造假，媒体曾曝光一些地方工业产值“灌水”数倍，以至于国家统计局不得不通报批评。现在比较火热的“克强指数”，其出现也有一些地方统计数据不可靠的背景。
在中国，“绿色官员”到底有多大的升职机会？新加坡国立大学房地产研究院院长邓永恒教授等人对中国283个中小城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10年的政绩和升迁结果进行研究分析显示，如果市委书记和市长任期内的GDP增速比上一任提高0.3%的话，升职概率将高于8%，如果任期内长期把钱花在民生和环保，那么他升官的概率是负值。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绿色官员”升迁难。
在世界上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衡量官员的政绩好坏，环保和民生始终是重要的标准，那些绿色官员，升迁和连任往往很畅顺，甚至GDP是负值，同样会得到民众的支持。事实上，多年前中国就提出绿色GDP概念，2006年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引起了广泛关注。而且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等10个省、市也相继开始了绿色GDP试点工作，但进展不甚理想，只有湖南提出2013年在3市试行绿色GDP考核。据《人民日报》文章分析，除了绿色GDP评价机制从技术层面上还不够成熟，主要还在于，由于要扣除环境损失成本，一旦实施绿色GDP，就会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大大缩水，巨大的反差可能让很多地方政府“面上无光”，该政策因而遭到地方的冷执行。
习近平总书记这次提出不以GDP论英雄，可谓打破了官员升迁唯GDP论英雄的魔咒，倒逼官员执政回归到健康发展的正常轨道上来。对此，有专家建议，用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来量化评估生态系统价值和绿色发展。用GEP取代GDP考核，是迫切改善当前生态环境、助推生态文明的一条现实路径。从绿色GDP的提出，到GEP考核等创新性的建议，虽然认识已经上路，但行动尚处在摸石头阶段。因此，当前，应尽快制定具体的考核体系指标，改变干部考核体制，只有让“绿色官员”、舍得环保和民生投入的官员升迁得更快，“美丽中国”才会得到最大加速度。
与“农”结缘的孙政才
孙政才，农民家庭出身，在农学院求学，做农业研究，即使走向政界，从事内容也多与农情相关。
“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食不稳，人心自然不稳。孙政才深知粮安天下的道理。正因为如此，与民生相关的超市是他了解民情最常光顾的地方。他不仅关注农产品的价格，也关注农产品的稀缺程度。
2006年孙政才出任农业部部长后，农业部启动了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这种体系以一个农产品为单元，以整个产业为主线，产业上有不同的链条，从每个链条去分析存在什么问题，从源头上把科研和生产结合起来。
他表示，把农业农村这个大局稳定了，我们就掌握了全球的主动权。对于这位中青年干部来说，面临的不仅是农业问题。民生一直是孙政才关注的重点，他赴任吉林省委书记后，吉林省就迅速推出城市低收入家庭认定实施办法的通知，加强社会救助工作。在对吉林省的调查中，他再次发挥“超市部长”的精神，到吉林市人力资源市场的窗口逐一察看，并不时与工作人员交流，了解情况。
在2012年11月9日十八大吉林省代表团媒体开放中，49岁的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成为境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从农业部长到农业大省的地方官员，这位拥有农学博士学历的官员在面对媒体提问时自信而坦诚。他主动提出把提问机会留给境外媒体，在面对媒体抛来的敏感问题时，他又说“我不跟你讲官话”。
“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执政风格
外界将“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称之为中国政坛的“60后精英”。他们当中，已经有多位主政一方，并逐渐显露出一些不同于前辈的执政理念、执政思路和执政风格。同时，由于成长经历不同，“60后”高官们所带来的新气象、新风格，不仅将对中国的地方治理带来巨大的影响，也将深刻地影响一大批年轻干部的思想和观念。
成长于改革开放时代，思想更加活跃，视野更加开阔
“60后”省部级高官青年时期适逢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思想更加活跃，更加开放；他们学习研究能力和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的能力强，具有国际视野，对现代性的认同度较高。这些都是他们的优势，也是新型治理风格的基础。
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深水区，继续推进改革会牵涉更多深层次的利益矛盾，转型期利益冲突势必会增多。但在改革开放问题上，“60后”领导干部意志将会更加坚定，思路会更加开阔，方法会更加多样。因为这些“60后”领导干部大多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上大学、80年代参加工作的，亲身经历和参与了改革开放的历程。他们亲身感受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差异，领略了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的实惠，深刻洞悉了改革开放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唯一出路。所以，无论中国出现什么困难和挫折，这些人从总体上不会把走回头路作为自己执政的思路，只会从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角度来思考前进的道路。
专栏 今天有多少干部能像焦裕禄放下架子常下去走走
2013年1月4日，河南省兰考县收养了百名孤儿的袁厉害的住宅发生火灾，造成7人死亡，1人受伤，起火原因是其住宅内的儿童玩火所致。意外的大火，让政府宣传的“爱心妈妈”又被认定为“非法收养”，在媒体的关注下，一场关于道德与法制，人性与责任的讨论随即展开。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事故发生后，地方政府官员都在推卸责任，并给她扣上“非法收养”的帽子。如果不是舆论的介入，“爱心妈妈”很可能被政府诉上法庭并被绳之以法。
优先保护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是现代政府基本行政伦理底线，政府通过行政拨款、扶持慈善事业等各种形式大力兴办妇女儿童事业是政府应尽的职责。而这个事件让我们看到的，不是袁厉害一个人的悲剧，更不是兰考一个县的悲剧，是当下中国社会领域中“非法而合理”现象的缩影，反映出基层政府对社会公共保障的缺失，以及公共管理调节机制的缺位。
2013年1月6日，民政部向全国下发《关于主动加强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管理的通知》，其最实质的内容是部署为期一个月的大排查。1月8日，当地启动问责机制，已有包括兰考县民政局局长在内的6名责任人被停职检查。
兰考县一名官员说：“这次，7个孩子的生命，6名干部的担责，若能换来孤儿救助体系完善及社会进步，我感觉值了。”这是句实话，但听上去感觉刺耳。联想此前的校车事件以及贵州毕节5名流浪儿童在垃圾箱死亡事件，我们毫不怀疑完善孤儿救助体系将在各地迅速启动，一些地方也将迅速建起许多漂亮的福利院。但人们还是不禁要问，为什么每次总是出了恶性事故之后，我们才进行这样运动式的整改行动。河南省民政厅曾向媒体出具了一份书面回应，表达痛心的同时，对兰考“1·4”大火表达了一个基本态度：此次事件表面是偶发事件，但深层次思考有其必然性。那么，明明已经料定一定会发生的事，为什么迟迟没有被重视，未雨绸缪地解决？
提起兰考，我们首先会想到一个光辉的名字——焦裕禄。《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假如焦裕禄遇到袁厉害和她收养的孤残儿童，会发生什么？当年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对兰考百姓感情深厚，他常称自己是“人民的儿子”。他曾经说：“党把36万名群众交给我们，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过安居乐业的生活，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可以肯定，如果焦裕禄遇到袁厉害，不管是建福利院，还是向周边地区求助，都肯定不会让这些孩子们处于生活的窘境甚至险境。
新华社发表文章称，兰考有些干部愧对焦裕禄。今天的兰考干部，有哪一位能够放下架子常到有隐患的收养家庭走走？有谁下定决心把问题当成硬骨头不啃下来不罢休？面对逝去的生命，当地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是不是像“人民的好儿子”一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面对弱势群体，是不是也应该像焦裕禄那样体味到“羞耻和痛心”？更重要的是，时代场景转换，要当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需要的或许不仅仅是为民、务实的精神，也不仅仅是敬业、奉献的品质，同样需要树立牢固的法律意识。
出身底层，基层工作经验丰富，更加注重民生
“60后”高官们的第二个执政特点是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对中国的基层比较熟悉。这些“60后”领导干部基本都是从基层做起，或者有相当长的基层工作经验（一般都有25年左右的工作经验），知道中国百姓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同时兼有对于国际社会发展潮流的了解和把握。他们会更加注重民生，更加亲民务实。
同时，当今信息化时代，相对于“40后”“50后”高官，“60后”在整个社会舆论监督越来越透明化、公开化的氛围中，会更注重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而亲民是其基本内涵，务实是其重要风格。这不仅关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也关乎这些干部的前途命运。
人文社科背景浓厚，法治意识更强，偏向于柔性化管理
人文社科背景浓厚是“60后”省部级官员的一个显著特点，如胡春华本科专业是中文，硕士为世界经济，孙政才精通农学，周强、夏勇主攻法学，陆昊为经济学，另外还有一些人的专业背景是管理学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党政领导主要从职业革命家中选拔，“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了一个干部选拔的断档。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强调的现代化主要是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在这种背景下上来的干部理工科，尤其工科出身比较多。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也变得多元——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现代化，还应该包括社会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对于人才选拔的标准也开始发生变化，仅仅专业技术型领导已经不能够完全胜任，需要多方面发掘人才。当初突出的是生产力快速进步，现在更需要对社会的综合治理。新的社会背景下，不仅需要技术专家型官员，更需要思想家类型的官员。
人们普遍认为，“60后”高官有更强的法治意识，而法治是国家良政善治的根本保障；他们也偏向于柔性化治理，即多沟通、多协商、多民主，尊重群众，依靠群众。邓小平同志说制度更重要，即用法制、制度的方法去规范人的行为，领导隐性化是大的趋势。隐性化，就是不知不觉地通过制度影响人。这无疑是未来治国理政者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