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之相应在我国古代先后出现过不少记载农牧业生产情况、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和指导农牧民进行农牧业生产的碑刻。
据考，在元代遗存的许多碑刻中关于农、牧业生产的记载颇多。如：
据《四部丛刊》初编本《道园学古录》卷17载，元代《宣微院使贾公神道碑》的碑文中，对元大德、延祜年间朔方畜牧业生产遭受大风雪灾害的情况作了记载。其碑文云：
大德九年（1305年），朔方乞禄伦之地岁大风雪，畜牧亡损且尽，人乏食，其部落之长成来号救于朝廷，公［贾秃坚里不花］为之请官市驼、马，内府出衣币，而身往给之，余活者数万人……
延祐四年（1317年），朔方又以风雪告，公复为请如大德时，更出私家马二百以充用。
据《四部丛刊》初编本《元文类》卷25载，在元代刘敏中撰写的《丞相顺德忠献王碑》的碑文中，记载了大德年间宣慰地区和至元三十年广西地区设置屯田发展农业生产的情况。其碑文云：
和林控北边，始置宣慰。时诸部落降者百余万口，乃罢宣慰，［大德十一年（1307年）武宗］诏王［哈刺哈孙］以太傅为左丞相行省事……称海屯田废弛，重为经理，岁得米二十余万斛。益购工治器，择军中晓耕稼者，杂数部落。又浚古渠，溉田数千顷，谷以恒贱，边政大治。
［至元三十年（1293年）］，广西元帅府请募南丹户五千屯田襟要，谓士不死瘴疠，馈饷有余蓄，实空荒之地，为邕管之蔽，制诸蛮，控交阝止，其利有六。王（哈刺哈孙）喜，与之牛、种、农器，置长统焉。
据常州《先哲遗书》本《墙东类稿》卷12载，元代《乌古孙泽墓志铭》中有元代元贞年间雍管（即邕管，今广西南宁）创设屯田发展农业生产的情况。其铭文云。
雍管议创屯田，委公经画，公不避炎瘴，偏历荒徼，临交趾界，起雷白等十寨陂堰八所，开水田五百二十二顷，编立排甲人夫四千六百余户，岁收五万余石，公私便之……
其他朝代的碑刻，也有不少关于农业生产情况的记载。诸如：由陕西华县移存于西安碑林刻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感时伤记》碑，记载了当时发生严重灾荒，农业欠收，农民在封建统治阶级残酷剥削下生活极端困苦的情景。由陕西富平县上官村移存于西安碑林刻于明末李自成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的《明德受记碑》，记载了当时陕西大旱，农业绝收，“人食人，犬亦食人”的惨痛景象。由西安市阶级教育展览馆移存于西安碑林刻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的《荒岁歌碑》记载了光绪三年陕西大灾农业绝收的情况。在山西高平县城南14公里西里门村二仙岭的二仙宫中，亦存有光绪五年镌刻的记载光绪三年大灾，农业绝收情况的《荒年碑》，在河南省济源县饔村小庙遗址发掘出来的一块刻于光绪五年的《荒年碑》中，也对光绪三年（1877年）河南遭受先旱后涝自然灾害，农业绝收，灾民遍野，家破人亡，乃至人吃人的情景作了详细记载。其碑文云：
……草梗挖尽，树叶遍尝……渐至九月，三秋已尽，一粒未收，冬将来也，饣胡口何资？衣当尽，卖产无售，不得已宰杀耕牛，瓜分殷户，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顾。妇女卖于他乡，接踵成群；老弱死于非命，填满沟壑。冬十月以至腊月，惨伤重甚，惊惧日急，遍野尽成尸骸，沿途只留枯骨。东庄西庄，一人谁敢贸往？朝时夕时，单身畴敢出门？人吃人肉，各庄皆有：挖枢刨墓，何处云无。更有驱民死者，截路到处，蜂起强夺，各处伤人……不幸被抢人家百户之多，共来二十回亦有余。屈指社中死者十之八九，生者一分未足……种种灾厄，不堪尽述；垒垒患难，何能备载……
在历代碑刻中，也有不少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和指导农民如何生产的碑刻。如，据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及《顺天府志》记载，康熙皇帝东巡时，民间官绅进贡红米，煮熟后色红如胭脂，有香气，回锅三次米质不变，色香犹存，且每次回锅米粒便伸长一点，当地人称“三伸腰”。康熙品尝后龙颜大悦，遂赐名“御田胭脂米”，并御书立碑，圈定御田，敕令精心种植。在西安碑林中，有刻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由孙能宽撰文并行书的高219厘米、宽82厘米的《劝农歌》碑。在石家庄市河北省博物馆中。藏有刻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的《棉花图》刻石。棉花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尤其是在以农业为本的古代中国更是如此，因此历代都十分重视棉花生产。清代，以直隶（今河北省）为中心的华北一带已发展成为重要的产棉区。为了大力倡导植棉，使广大农民重视种棉纺织、搞好棉花的生产和加工使“衣被独周乎天下”，自乾隆十四年起前后担任直隶总督达二十年的方观承，在多年深入民间考察，对棉花生产从选种、种植直至染色、织布的全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精选画师、主持绘制成了一套包括从植棉、纺织到织染成布整个过程的系列《棉花图》图谱，并呈献乾隆皇帝，由乾隆皇帝亲笔御题后，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镌勒成一整套《棉花图》刻石。原刻石现珍藏于河北省博物馆，历经二百余年，至今保存完好无损。刻石系采用端石刻制，共12块，其中11块长118.5厘米，宽873.5厘米，厚14.2厘米；另一块长98厘米，宽41.5公分，厚13.5厘米。石上共刻棉花种植、生产、加工图16幅，分别名为《布种》（即播种）、《灌溉》、《耘畦》、《摘尖》、《采棉》、《拣晒》、《收贩》、《轧核》、《弹花》、《拘节》、《纺线》、《挽经》、《布浆》、《上机》、《织布》、（附榨油）、《练染》。每图除附有方观承写的文字说明及七言诗外，还有乾隆皇帝亲题的七言御诗一首。图外还刻有清圣祖康熙皇帝所作的《木棉赋》和方观承的两个奏折及为《棉花图》所作的《跋》。这套《棉花图》刻石，图画逼真生动形象，文字解说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它翔实而准确地记录并系统地总结了我国18世纪中期以前棉花栽培和加工利用的经验，其中关于棉花选种、播种、灌溉、打尖等田间管理和采摘、拣晒诸方面的经验至今还在广泛应用。《棉花图》刻石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而且较为系统完备的棉作学图谱，不仅在当时对推动棉花的种植、生产和加工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也为研究我国农业史、科技史、植棉史，棉纺织史以及清代前期直隶（今河北省）的社会经济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种植瓜果蔬菜是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古代湖北西南山区恩施群众靠刀耕火种苞谷、土豆等维持生计。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当地官府曾利用山区气候、土地资源适合西瓜生长的自然条件，从外地引进西瓜等品种。为帮助当地农民掌握西瓜种植技术，当地官府便将西瓜的种植技术镌刻成碑文，公诸于众。1997年5月，湖北省恩施市文物、科技部门人员在距该市6公里处的七里乡柳洲城村，发现了南宋咸淳六年（1270年）的摩崖石碑——《西瓜碑》。《西瓜碑》镌刻在一块高4米、宽3.5米的自然砂岩巨石上，碑文为隶书阴刻，共170字，虽历经七百多年之久，字迹至今依然保存完整，清晰可辨。其碑文云：
郡守秦将军到此，栽养万桑，谐菜园修迤花池，创立接客亭及种西瓜。西瓜有四种，内有一种蒙头蝉儿瓜，一种团西瓜，一种细子瓜，名曰御西瓜；此三种在淮西种食八十余年矣。又一种回回瓜，其身长大，自庚子嘉熙北游带过种来。外甜瓜、梢瓜有数种。成淳五年，在此试种，种出多产，满郡皆兴，支逸其味甚加（佳），种亦遍及乡村处。刻石于此，不可不知也。其瓜于二月盟刑，此种须是三五次淹种，恐雨不调。成淳庚午孟春朐山泰伯玉谨记。
此碑是鄂西南发现的历史上最早的科普文献碑，也是我国国内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惟一的西瓜碑，对于研究我国农业史、科技史、西瓜史及鄂西南地区的经济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