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一词与洪子诚先生对“非主流文学”
内涵的界定有一致性，但不同点在于，这里的“异端”作品是在经过《人民文学》的审稿之后才发表的。
它们之所以成为“异端”，原因在于这些作品在发表之初就与其时正统的文学成规显出差异性，在《人民文学》的版面环境中也显得特殊；但更多的时候，它们被称为“异端”，并受到来自后来者不断升级的批判。
萧平的小说《除夕》发表在《人民文学》
1958年2月号。
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文学环境中，这些作品普遍受到压制或否定。
它们在《人民文学》上的面世，也时常发生在文学规范放缓或《人民文学》的编者对文学规范进行多样性理解的时期。
□《除夕》与写“真实”
“异端”文学基本上属于批判现实的作品。它们一反写光明、写先进人物或将党的领导干部等同于英雄人物的文学规范，敢于针砭时弊，揭示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先进人物的缺点。这些作家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士人情怀，将作品作为“直谏”的手段，一方面促使读者自省，另一方面也想引起上层的注意。在他们批判现实的背后，其实包含着忧国忧民的深沉情怀和社会良知。
1956～1957年苏共“秘密报告”和“匈牙利危机”推动了“双百方针”的出台。这一方针使《人民文学》此前为配合“建设农村社会主义高潮”而反对保守主义的编辑方向发生了变化。反对保守主义中对官僚的批判，由此被引向了对官僚体制的思索。正是在这一悄悄的变异中，一批结合小说与报告文学的“虚构性特写”纷纷出现，如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荔青的《马端的堕落》，柳溪的《爬在旗杆上的人》，李准的《灰色的帆篷》，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秦兆阳的《沉默》等等。这些作品将批判的矛头普遍对准了此前的先进人物——领导干部。在《人民文学》乃至当代文学史上，文学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对官僚的批判。
就揭示问题的深刻性来说，以《本报内部消息》为最。它所批判的不仅仅是一两个人，而是走向了对滋生官僚的体制的思索。就艺术性来说，这篇特写则过于简单，它并没有走出当时流行的二元对立思维，只是由原来的阶级对立变成了人民内部的、改革者与保守者的对立。此外，由于作家特有的、充满青春力量的理想主义，以及近似少年布尔什维克的单纯，作品对生活的把握又有一种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所以，这些特写并没有走入生活的原生态，只是更多地依据理想的尺度来衡量、辨别现实中积极或消极的存在。这些特写依然流露着那一年代青年思想者建设美好社会的激情，依然对社会充满着信心。也许正由于这些作品中并存了同样热烈的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这次深化现实主义的潮流，在“反右运动”运动中被斥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
到1958年的“大跃进”时，版面上热闹非凡的《人民文学》不再有那种直接“干预”的热情。新上任的主编张天翼所采取的措施，在呼应、配合之外，不再以作品当做批判现实的武器，而是更注意文本自身。此前批判文学环境、教条的“短论”在这一时期变成了创作技巧、经验的探讨。“干预生活”等于“干预政治”的逻辑已经被作家们认识到，从而开始向作品本身沉潜。
赵树理的小说《“锻炼锻炼”》发表在《人民文学》1958年9月号。
多种版本的文学史都将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西戎的《赖大嫂》作为60年代“深化现实主义”的例证。它们区别于“大跃进”的虚假繁荣，以及“二革”（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所带来的文学粉饰，在农村现实原生态的呈现中穿越权力话语对农村面貌的界定、在微微的反讽中婉曲表达生活的真实。几乎与《“锻炼锻炼”》同时，赵树理向高层递交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以“上书”的方式力陈农村的弊端及改进领导方法的要求。这篇“上书”被交到了作协。《“锻炼锻炼”》与“上书”互为表里，引起作协内部领导者对赵树理一次一次的批判。自这次批判后，赵树理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而且“身心也变得烦躁，不堪重负”。
到1962年，赵树理再次被作为“中间人物论”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
在这些作品之外，《除夕》却被许多研究者所忽视。这篇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1958年2月号，距1957年7月号《人民文学》“革新特大号”6个月，比赵树理的《“锻炼锻炼”》也早6个月。就时间来说，《除夕》是《人民文学》由“干预文学”到赵树理等的“中间人物”小说间的桥梁。《除夕》一发表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人民文学》在4个月内收到读者来信500多封。因此，从这篇小说可以看到《人民文学》在编辑方向转变时的某种轨迹。
《除夕》采取孩子的视角，在家庭这一场景和除夕这一天中叙述了孩子的父亲——农业社社长——一天的生活。小说有两套叙述系统，一套系统是孩子等待父亲带自己去赶集、置办年货的内心渴望和焦虑，另一套系统则是父亲因忙于处理各种事件一次次推迟去赶集的时间。这些事件都没有充分展开，只是经由不同人物在家庭这一场景中出现，并通过他们的讲述进行展现。正是在这种孩子视角的、不经意的叙述中，农业社经济困难的一面显露了出来：东山爷、小顺妈为了过年向社里支钱，但财务账上已经几乎没有一分钱；东山爷这些人曾为合作社拼命劳动，生活却一点也没有改善；成嫂吵嚷着要换地，为的是收入更多的白菜……作为农业社社长的父亲默默地承受这些人的质问，整个除夕都忙着接待、处理这些事情。孩子赶集的愿望也落了空。
在1958年的背景下，这篇小说对农村真相的揭示明显不合潮流。不久，批评就纷至沓来。有些批评者认为《除夕》是毒草，“严重歪曲现实”，“对农业合作化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张世德等：《严重歪曲现实的〈除夕〉》，《人民文学》1958年5月号。另有人虽然不认为《除夕》是毒草，但有毒是肯定的，小说为突出正面人物（农业社社长）“而集中了农村中的一些落后现象……因而表现了反映生活的片面性”。南耀：《〈除夕〉不是毒草》，《人民文学》1958年5月号。另有人肯定《除夕》是一篇好小说，反映了农村路线尖锐斗争的复杂性，塑造了社长这一“集体主义者的光辉形象”。王明建：《〈除夕〉是较好的作品》，《人民文学》1958年8月号。车少仑的文章总结了围绕《除夕》的讨论，对《除夕》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除夕》的作者萧平“站在富裕中农立场上说话”，是社会主义的“促退派”。这篇文章还联系萧平此前的小说《海滨的孩子》《三月雪》等，认为萧平一直保持着“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车少仑：《〈除夕〉讨论和萧平的创作》，《人民文学》1958年9月号。
在《除夕》讨论期间，萧平曾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自己的写作动机。在萧平看来，“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我的描写是“忠实于生活的”。对于所谓的“典型论”，萧平认为“用不上”，“我说的是靠感觉，是凭自己的党性修养”。他并不接受这些批评，认为自己创作思想上“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问题”，“一向走的是康庄大道”。《萧平在〈一天〉、〈除夕〉座谈会上的发言》，《草原》1958年7月号。
1958年5月，《人民文学》在“读者论坛”中发表批评《除夕》的文章。
萧平注重生活本来面目的见解，与批评者有明显、甚至公开的歧异。但严格来说，《除夕》并不是萧平这种见解的直接表达，他注重的是文本与“忠实现实”态度之间的结合，或者说，小说文本的结构与所要表现的“生活本来的样子”同等重要。孩子视角的设置，家庭场景的固定以及除夕一天的时间限度，使小说避免了对农村面目更直接、广阔和复杂的呈示；同时，因为社长首先是孩子眼中的父亲，小说又避免了对社长的正面评价，只是描画出他焦头烂额、应接不暇的状态。后来对社长或“先进人物”或“缺少一个革命干部的坚定而伟大的理想”的评价，实际上对萧平的本意是一种误读或误读之上的违逆。就萧平的本意以及《除夕》在艺术上的精心设置来说，《除夕》其实是暗中呼应了文学规范的。但凭借作家真实的感觉，凭借作家对现实的正视，《除夕》又逸出了文学规范之外，在1958年“大跃进”的堂皇面目下露出了现实的本相。
《除夕》隐真实于规范之中的叙述策略，以及围绕《除夕》展开的批评尺度、批评方式，基本上是赵树理《“锻炼锻炼”》、西戎《赖大嫂》等所谓的“中间人物”小说的先声。
由直面“干预”到婉曲“反讽”，《人民文学》这条“异端”文学的线索开始向文本建设上转化。这在《人民文学》消歇政治激情的同时，却为文本的艺术性、文本自身的建设带来了转机。
□方纪与“人性”书写
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学语境中，“人性”一直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或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由此，那些有私人情感表达、刻画英雄人物心理世界的作品在被批判时都离不开写人性的罪名。对批判者来说，“人性”甚至是随时可用的一件武器。凡是缺乏截然分明二元对立的作品，几乎都可以拿“人性”来批判。
从人性角度来批判的作品，在《人民文学》上相当多。比较著名的有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丁克辛的《老工人郭福山》，方纪的《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刘真的《春大姐》等等。
在这些作品中，方纪的《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从人性方面被指责的小说。小说写一位名叫小环的姑娘，生性活泼，深受青年人的喜爱，也不乏追求者。而小环真正爱的却是“青会”主任大群。村里人对小环议论纷纷。征兵开始时，工作队的宣传并没有激发起青年人报名的热情。村长无奈，找小环谈话，请小环帮助做青年人的工作。在小环的鼓励下，大群第一个报名。由此，青年人才踊跃起来。在欢送会上，小环迎着那些曾经非议自己的目光，大声说出：“我人穷命苦，难道心也得苦？”她与青年人在一起说笑玩闹，“不过是想把日子过痛快一点”。《人民文学》第1卷第5期。小环与孙犁笔下的那些女孩子相仿，都有一种清新、单纯的气息。小说中洋溢的欢乐情调，应该说反映出了50年代初期人们的心灵状态。创作这篇小说时，方纪反复斟酌，最初是想通过婚姻故事来写土改中的反封建。但写作过程中，为在之前发表的《不连续的故事》基础上更进一步，就掺入了参军这一鲜明的主题。为烘托此主题，作为配角的小环进入了文本之中。参考方纪：《我的检讨》，《人民文学》第2卷第2期。也就是说，创作之初与写作伊始，方纪考虑最多的其实是主题。只是在真正进入创作后，小环这一鲜活的人物才不受作家理性控制、带着乡野的清纯气息站了出来。作家私人性的情感、经验，也在这一人物身上折射了出来。
《人民文学》1950年2月号发表了《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
但就是小环这“想把日子过痛快一点”的追求，引起了那一时期最严厉的批判。1950年3月12日的《人民日报》首先刊载一封读者致编辑部的来信，信中批评方纪夸大了一个年轻美丽姑娘在社会政治上的力量，忽视了党对农村的教育和组织上的领导作用。郝彤：《从一篇小说看文艺创作中的一种倾向》，《人民日报》1950年3月12日。《人民日报》提高了批评的调门，指责作者将“一个漂亮姑娘的力量”置于党的力量之上。文章认为小说之所以如此，是作者以“一种恋爱至上主义者或弗洛伊德主义者”的态度对妇女的“歪曲描写”。《关于〈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人民文学》第2卷第1期。也有人批评小说对反封建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反封建就可以浪荡享乐……就可以在男女关系上不严格要求自己”，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看法。齐谷：《评〈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人民文学》第2卷第1期。这些批评，依据阶级、党的绝对领导性以及道德伦理尺度，对小环内心中那一点欢乐的渴望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这一批判几乎扼杀了方纪的文学观念，方纪后来在检讨中说：“题材和主题、形式和内容，艺术和政治的必然统一和前者必须服从后者。”方纪：《我的检讨》，《人民文学》第2卷第2期。批评让方纪得出的这一结论，其实是那一时期文学规范的核心内容。
如果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是因书写女孩子的单纯、人性之美而受到批判，那么，丁克辛的《老工人郭福山》则是《人民文学》上第一篇因触及英雄人物的心理创伤而受到批评的小说。
小说所选择的题材相当符合当时主流文学的规范：工人和朝鲜战争。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思想先进的老工人郭福山和他作为支部书记的儿子郭占祥。郭占祥在各方面都能赢得这群支援朝鲜战争的工人们的赞扬，他令郭福山为之骄傲。然而，一次敌机来袭，当其他工人不顾安危依然修桥时，郭占祥却突然临阵脱逃。随后的一次批判会议上，父亲郭福山强烈要求党组撤掉郭占祥的书记一职，并要求郭占祥检讨。在这次检讨中，郭占祥交代了突然逃开的秘密。原来日本人当年枪毙劳工时，郭占祥侥幸从死人堆中活了过来。多少年来，日本人的机枪声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刺激着他的神经，成为他心理上抹不去的阴影。正是敌机的声音再次刺激了他，才使他无法忍受心中的折磨，在按捺不住中逃开。
这篇小说不经意间触及了战争对心灵造成的创伤。但作者只是触及而已，并没有由此深入探讨创伤在一个人心理世界中的深度，也没有沿着心理的线索走向精神自救。相反，小说采用了那一时期战争作品中常见的模式：让郭占祥“戴罪立功”，凭着意志和党性顶着枪林弹雨，始终不离开危险地带。
即使是这种简单化的触及，也引起了极大的批评。批评者不承认精神创伤在一个人心理世界中存在的合理性，反而指责作者将郭占祥刻画为一个“神经病”、“不正常”、“软骨头”，有损支部书记的形象。孙殊青：《〈老工人郭福山〉读后》，《人民文学》第4卷第3期（1951年7月）。另有批评者指出，小说用心理因素解释郭占祥行为的写法，是抓住了“枝节的、缺乏普遍意义的东西”，而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即使描写缺点，也应该描写“工作向前进展的‘缺点’，新旧思想的斗争”。王云缦：《不要写一些枝节、缺乏普遍意义的东西》，《人民文学》第4卷第3期（1951年7月）。作者丁克辛最后只好作出检讨，承认自己是由于“同情”而有意突出了郭占祥的缺点，用“‘生理’的缺陷压倒了政治觉悟”。但最后所归结的依然是个人性问题，即“自己的立场和思想不是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丁克辛：《从〈老工人郭福山〉的错误检讨起》，《人民文学》1952年1月号。
此后一系列的小说，如书写“知识分子心灵搏斗”参考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89页。的《红豆》、触及到婚外恋情的《美丽》，以爱情视角来关照志愿军战士心灵世界的《洼地上的“战役”》，所受的批判更为强烈。《人民文学》因这些小说几乎遭受灭顶之灾。“不像爱情的爱情”在这种严厉的规范下成为爱情的写作模式。至于真正深入“人性”的探索之作，更是无从谈起了。
□《回答》《望星空》与自省
这是一些在对主流话题的表现中不经意地流露出个体情绪、思考，乃至对人生、生命本身进行反思的作品。在那一时期集体意志压倒个体思想的文学语境中，这样的作品并不多见。它们成了那一时代极为宝贵的文学开拓。不幸的是，这样的作品时常遭受严厉的批判，作者及发表这些作品的《人民文学》不得不在后来改变创作的方向。
何其芳的诗歌《回答》和郭小川的《望星空》可谓这方面的代表作。它们登上《人民文学》之时，莫不饱含着《人民文学》与作者两方面某种一致的、突破某些文学规范的愿望，但这些作品给作者和刊物直接带来的则是灾难。
1942年《讲话》以后转向理论研究的何其芳再没有写过一首诗。直到1949年，受开国大典的鼓舞，何其芳才用诗歌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祝贺之情。长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发表在《人民文学》的创刊号上，后来被选入中学课本。何其芳早年那种婉约派风采在这里也只剩下了想象力和象征手法的运用。诗人敏锐地捕捉到了一种“呼应”：宇宙的天气现象（雷雨）和历史中的社会现象（开国大典）之间的联系。他用象征手法赋予二者以美学的意味。在这首诗中，诗人个体的情感与政治热情已融为一体。
《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是何其芳在从1942年中断诗歌创作后，在新中国语境下的第一首诗。五年之后，也是在国庆节，何其芳发表了在新中国语境下的第二首诗歌。与五年前一样，何其芳和《人民文学》的又一次牵手出于同样的庆祝国庆的目的，然而诗人的表达方式却出现了不同。
何其芳包括《回答》在内的《诗三首》发表在《人民文学》1954年10月号，《回答》后来受到严厉批评。
这次的《诗三首》包括《回答》《讨论宪法草案以后》《我好像听见了波涛的呼啸》。发表在《人民文学》1954年10月号。无论是当时的批判者还是后来的研究者，只注意到了《回答》，却相对疏忽了这三首诗“同时出现”的 用意，以及《人民文学》将它们并列编排的目的。
为宪法公布而欢欣鼓舞的作品，在《人民文学》上不在少数，对宪法草案最明显的欢呼意识表现在《人民文学》1954年7月号。该期专门设立“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专栏，老舍、郑振铎、洪深、曹禺、冰心等9人发表了文章。这些作品也不仅仅是一味配合，其中不乏从宪法中看到民主、权利的真情流露。《诗三首》中的《讨论宪法草案以后》一方面是对制定宪法的歌颂，另一方面则是宪法公布、国家进步给诗人带来的一种内心督促：“为了实现我们的心愿？我们能做出什么贡献？/让每一个人这样问自己/让每一个人加倍地努力……”虽然没有强烈的抒情，诗句中饱含的却是理性的、针对自身的叩问。与这首诗联系来看，《回答》的意旨就明朗起来。《回答》淡化了那种外在的、理性的督促力量。诗人是在与内心中的自我，以及对自我的希望进行交谈，所参照的是流逝的时间、四十岁的来临和自身不令人满意的表现：“一个人劳动的时间并没有多少/发间的白发警告着我四十岁的来到/我身边落下了树叶一样的日子/为什么我结出的果实这样稀少？/难道我是一棵不结果实的树……”这是诗人在40岁来临时一种中年危机的情绪流露，是对人生与时间的反思和自省。中年危机带给诗人的，是在曾经昂扬的希望与自身现状之间的落差中产生的忧郁，乃至悲凉：“我的翅膀是这样沉重/像是尘土，又像有什么悲痛/压得我只能在地上行走。”这与其说是诗人情绪的流露，不如说诗人对内心情状的一种形象摹写。诗人激情的爆发，其实是以柔和、温婉的方式向昂扬处进发：“我也要努力飞腾上天空/你闪着柔和的光辉的眼睛/望着我，说着无尽的话/又像殷切地从我期待着什么——/请接受吧，这就是我的回答。”
无论诗作选择发表的时间（国庆节），《人民文学》编发《诗三首》的“语境”（一系列欢呼宪法的作品和《诗三首》中的《宪法草案讨论以后》），还是诗歌中对40岁的迷惘、反思与振作之望，都在表明：《回答》其实是以非口号的、何其芳特有的婉约诗风，在反思中希图摆脱年龄带来的一丝忧郁、呼唤内心力量的作品。然而，接踵而来的批判根本无视这一切，只以流行的批判尺度来强加解释和指责，说《回答》“和时代精神不够协调”盛荃生：《要以不朽的诗篇来讴歌我们的时代——读何其芳〈回答〉》，《人民文学》1955年6月号。“只是在个人的狭窄的感情圈子里拍打着翅膀”，情绪“不健康”。曹阳：《不健康的感情》，《人民文学》1955年6月号。这些批评消灭的不仅仅是诗歌的写作方式，而且是消灭诗人用诗歌来反思自身的权利。在这些批评之后，何其芳几乎彻底停止了写诗——即使写，也不再拿出去发表。但更深远的影响似乎还不在文学本身，而在诗人是否再能拥有自我反思的能力和自由。
1959年4月，诗人郭小川开始了另一种反省。如果说何其芳还有“五四”诗人的许多杂念，比如个体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孤独中产生的“阴性书写”之风，参考江弱水：《论何其芳的异性情结及其文学表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郭小川则是将“战斗”和“献身”放在第一位的战士诗人。1955年，郭小川来到作协。以周扬、刘白羽等人领衔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的打击，以及堂皇理由背后的私人恩怨，使单纯的郭小川看到了惊心动魄的阴暗面。他曾经明朗的内心开始变得复杂。1956年发表的《致大海》已表现出对这种因权利、恩怨而起的争斗的弃绝。1957年4月开始创作的《一个和八个》，在郭小川的主观意愿中，并非去“污蔑”“党糟蹋了好人”，只不过是力图将自己的内心从各种矛盾、苦闷中超拔出来，追求一种“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坚贞”。这首最具质疑精神的长诗，是郭小川希图在内心中获得支撑的力量。
如果说它包含着反思，也是一个战士鼓舞自己的斗志、消灭内心中杂念的反思。
然而，未曾公开发表的《一个和八个》
却成为作协内部对他批判的重要材料。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批评中，郭小川开始了《望星空》的创作。这首诗从1959年4月开始写起，8月修改，10月定稿，11月发表在《人民文学》。
郭小川1959年11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诗歌《望星空》。
断断续续创作这首只有四节的诗歌时，郭小川已经在作协内部的批判中几近精神错乱、崩溃。情感的激荡和镇定，丰富的潜在的心理内容和简单直接的理性规定，交迭于《望星空》之中。尽管有讴歌天安门广场落成、人间终成天堂的积极主题，诗歌侧重的却是个人面对浩瀚星空的反思与自省。“星空”突然之间显示出的真谛，对诗人来说，首先就像是人生高速运行中的一个休止符：“为了赞颂战斗的人生/我写下成册的诗章/可是在人生的征途上/又有多少机缘/向星空瞭望/在人生的行程中/又有多少个夜晚/见星空如此安详！”在这突然的休止符中，诗人开始怀疑身边诸般争斗、围绕自己的批判，乃至人生的无价值：“在伟大的宇宙的空间/人生不过是流星般的闪光/在无限的时间的河流里/人生仅仅是微小又微小的波浪。”于是，“惆怅”在诗人对人生意义乃至人的存在的自我贬低中产生，这“贬低”有鲜明的证据，是身边无尽的恩怨争斗。超越于身边之事、让内心获得星空才有的、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宁静与安详，成了诗人的期望。“呵，星空/……你观尽人间美景/饱看世界沧桑/时间对于你/针对郭小川发表在《人民文学》1959年11月号的诗歌《望星空》，萧三在发表于《人民文学》1960年1月号上的这篇《读〈望星空〉》中给以批判。跟空间一样——/无穷无尽/浩浩荡荡”。《人民文学》1959年11月号。这是宇宙之光对诗人的一次智性烛照，使诗人认识到人生、个体的渺小。这又是诗人在难得的澄澈中，以谦卑的姿态与星空的一次交流。
由于《望星空》的结构——以欲扬先抑之法，将浩瀚美妙的星空作为人间天堂的烘托，也由于诗歌所饱含的回归自然、单纯的期望，《人民文学》在1959年11月郭小川正遭受猛烈批判的时候发表了这篇作品。似乎可以猜想，《人民文学》有意无意中对困境中的郭小川给予了援助。
然而，对星空一句“你那阔大胸襟/无限容量”的赞颂，在正围剿郭小川的批判者看来，无疑是一种讽刺。
1959年11月25日到12月2日，作协党组“在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整风扩大会议上，对党组副书记、作协秘书长郭小川同志作为重点帮助对象进行了批判。会议已经开了七次。参加会的有三十多人，除了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外，还吸收了各支部书记和个别单位的有关党员干部。25日的会上由郭小川同志作检查，其余六次会议是大家对他的错误进行分析和批判”。《关于批判郭小川同志错误的汇报》，转引自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到12月中旬召开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张子意等人先后在讲话或报告中点名批判了《望星空》。张子意说：“这是一种唯我主义、资产阶级极端的唯心主义，在资产阶级世界观上发展到悲观主义、厌世主义（还不是无政府主义）。”转引自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第209页。这种批判已经毫无分析，只剩下了“帽子”；所批判的对象，已经不是作品，而是郭小川本人。
一次更深入的自省可能在郭小川这里开始中断。被批判的命运反而让郭小川更坚定自己是“真正的左派”。发表这首诗的《人民文学》主编张天翼也不得不接受批判者的“元话语”，在批判会上称，“小川做人的情绪有消极的东西……”转引自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1960年1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萧三批判《望星空》的文章。《人民文学》以“批判”的姿态否定了《望星空》，也否定了当初的选择。
□《羊舍一夕》与风格叙事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围绕尖锐的矛盾冲突来设置小说的结构，是很受推崇的小说模式。原因在于，这种叙述方式能更好地容纳阶级对立、英雄人物、光明未来等文学要素，并且能实现教育读者的目的。《人民文学》于推行这一结构方式之外，在文学环境相对宽松的时期，也有意发表一些风格淡远的作品，其中引起最大争议的有茹志鹃的《百合花》、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等。坦率来说，这些小说并没有游离出文学规范的总体框架，其主旨也在于讴歌英雄人物或“生活进步”，只是在表达这一主旨的手法上，他们容许自己个人性的写作气质能够较为自由地流露而已。即便如此，这些作品也常被视为不合潮流的“异端”。
《百合花》经由茅盾评价、从《延河》转载到《人民文学》上之后，欧阳文彬、侯金镜与魏金枝、王西彦等人当时就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次讨论基本没有上纲上线，但主流的文学样式与茹志鹃的个人气质、“小人物”灵魂的展示和她对作品风格的选择之间的矛盾，一直是讨论中的重要话题。参见陈顺馨：《1962：夹缝中的生存》，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269～284页。这次讨论，既反映出文学中表现个人性话语在那一时期的艰难，又体现出“淡远风格”不被容纳的事实。
《山那面人家》所遭受的质疑，则主要来自其叙述风格上的问题。这篇小说在1958年11月号《人民文学》发表后，反应最强烈的还不是评论家，而是读者。读者纷纷致信编辑部，有人直截了当地问：《山那面人家》的主题究竟是什么？由“矛盾冲突”培养出的阅读口味，使读者在这篇恬淡、风趣的小说面前失去了阅读效用。有人指责小说写了太多“与主题无关紧要的东西”，更有人将小说中的婚礼指责为“游离阶级社会之外，脱离了政治”。涂光群：《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中国三代作家纪实》，第501页。《人民文学》面对种种非难，将这些读者来信整理出来，交给了唐弢。唐弢在《风格一例》中以不无讽刺的笔法，为风格的多样性争取权利，“……暴风骤雨是一种风格，风和日丽也是一种风格；绚烂是一种风格，平易也是一种风格……我并不认为《山那面人家》不能再压缩，倘说可以压到‘五六百字’，使主题思想‘更鲜明’……如果世界上真有这样的能手，我极愿意立刻卷起铺盖，登门执弟子礼，好好地学会这个本领……”《人民文学》1959年7月号。
汪曾祺的《羊舍一夕》发表在《人民文学》1962年6月号。
与这两篇作品相比，汪曾祺的《羊舍一夕》同样以淡远的风格疏远了主流所强调的写作模式，但这篇小说并没有引起大的争论，甚至在新时期中也没有引起重视。《羊舍一夕》之所以在1962年后安全无虞，原因不在于小说与主流模式的弥合无间，恐怕与汪曾祺进入“样板戏”的创作班子有关。
《羊舍一夕》登上《人民文学》时，汪曾祺还是个摘帽右派，成为“控制使用”的对象。1962年秋天之前，文艺界的形势还相对宽松。编辑部尚有向摘帽右派约稿的勇气。此外，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是《人民文学》的编辑。经由张兆和的友情联系，这篇小说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
《羊舍一夕》发表在《人民文学》1962年6月号。版面上相邻的是儿童小说《“小黑点儿”的故事》（冼宁）。《羊舍一夕》显然是被当作儿童文学来对待的。但就像汪曾祺后来的《受戒》一样，这篇小说其实更代表着成人的某种意绪。这篇小说在题名之下，特意注明“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这一补缀的名字，恐怕更契合汪曾祺的本意。只是为了突出那一时期的工农兵特色，题名才加上了更有明确所指的“羊舍”。小说共分六节，第一节“夜晚”和第五节“夜，正在深浓起来”，其实已呈“括号”结构，将小说包裹了起来。也许同样是考虑主流作品的常见式样，小说添上了第六节“明天”——“明天”一节线条式交代了四个孩子“在党无远弗届的阳光照煦下”各自明确的走向，给主人公一个“光明的出路”。这是汪曾祺对那一时期文学模式的袭用。
尽管有种种装饰，《羊舍一夕》主体叙述的却是单纯、质朴的生命在不受干扰的夜晚里的蓬勃律动。小说起始一段对夜晚的车灯的描写，既是将“现实”从文本世界里排除，又是光怪陆离的现实在孩子心中的“传奇”——只有好奇、猜想，同时又质朴、丰盈的生命才有如此的眼光：“大灯好像在拼命地往外冒光，而且冒着气，嗤嗤地响。乌黑的铁，锃黄的铜。然后是绿色的车身，排山倒海地冲过来。车窗蜜黄色的灯光连续地映在果园东边的树墙子上，一方块，一方块，川流不息地追赶着……每回看到灯光那样猛烈从树墙子上刮过去，你总觉得会刮下满地落叶来似的。可是火车一过，还是那样安详：树墙子显得格外的安详，格外的绿。真怪。”——这又是作者内心中智性的目光，无论时势如何变幻，生命之流依然似动若静地流淌。
小说的二、三、四节以孩子为中心，单独立节，没有尖锐冲突的故事，只是以闲聊的方式给每个孩子画出一幅幅速写。孩子们也有那一时代上进的愿望，但对这愿望的叙述始终围绕着他们的情性。如小吕想做好果园的小工，最感兴趣的是腰挎剪刀给他带来的自豪；老九拗不过父亲让他去做钢铁工人的意愿，自己也知道那工作更光荣，但临走的这个夜晚，却忘不掉在山坡上放羊的景象：“到了坡上，把羊打开，一放一个满天星——都匀匀地打开；或者凤凰单展翅——顺着山坡，斜斜地上去，走成一长溜……羊群缓缓地往前推移，远看，像一片云彩在坡上流动。”丁贵甲在四个孩子中年龄最大，蓬勃的生命力催动着他对什么都有兴趣。演戏不是他的特长，却非常热心地参与，“他大概不过是觉得排戏人多，好玩，红火，热闹，大锣大鼓地一敲，哇哇地喊几嗓子……他觉得这么闹一阵，舒服。”小说一连番地娓娓道来，情节的高潮在深夜到来，却是丁贵甲和大家开的一场玩笑。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将生命在暗夜里蓬勃成长的声响融于自然，“这也只是一个平常的夜。但是人就是这样一天一天，一黑夜一黑夜地长起来的。正如同庄稼，每天观察，差异也都不太明显，然而它发芽了，出叶了，拔节了，孕穗了，抽穗了，灌浆了，终于成熟了。”引自汪曾祺：《羊舍一夕》，《人民文学》1962年6月号。
《羊舍一夕》里看不到那一时期小说中时常弥漫的硝烟，没有路线斗争，也无任何的冲突，只是透明与和谐。在这不见硝烟的作品中，捕捉的却是那一时期的小说中最为疏忽的内容：生命本身的喜悦和那种成长的冲动。
时任小说散文组组长的涂光群在接到张兆和送来的稿子时，曾认为这篇小说“创造了人物个性，创造了诗意，创造了美……如一帧舒展自如的连续的画轴……小说也使人想到俄国大作家屠格涅夫的那篇《白净草原》，诗境和构思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我以为《羊舍一夕》所写少年是完全不同于旧时代的，它更显示了新生活的美；这篇小说遂以显著地位发表……在那时无异给小说创作吹进一股不同流俗的清新之风”。涂光群：《汪曾祺和〈羊舍一夕〉》，《中国三代作家纪实》，第507～508页。《人民文学》所看重的，一是“新生活”的、而非“旧时代”的“美”，二是“不同流俗的清新之风”。这篇小说发表后，曾被《中国文学》译成英文向国外介绍。但国内的评介文章很少见。在当时，这恐怕是汪曾祺的幸运；但在80年代拨乱反正期间，这篇小说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它不是二元思维认定下的“重放的鲜花”。只有到《受戒》引起轰动以后，《人民文学》上所发表的这篇非革命叙事的、风格淡远的作品，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