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原副校长 梁柱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以下简称《国史稿》）前后历时20年，凝聚了许多国史研究者的心血和长期研究的成果，是一部很有特色、很有深度和现实意义的精品力作。我有幸参加后期的统稿工作，这对我来说，是获得再一次学习的机会，得益多多。对于这部书的写作特点、过程体会和基本经验，力安、有林同志以及各位分卷主编都会有很好的见解，我只能从这次统稿的学习中谈点不成熟的感受，供同志们参考和批评。
第一个感受是，这部《国史稿》所取得的成就或还存在的某些不足（这是难以避免的），都给我们国史研究者有益的启示，对我有所感悟的是作为一个合格的国史研究者应该具备的条件，或者说应该有的必要的知识结构。
作为一部科学著作的水平，最主要的是取决于作者的学术水平和表达能力。从学术水平上说，会首推专业知识水平的高低和深浅，这是有道理的，但又是不全面的。我几度阅读这部《国史稿》，感到首先应该具备的是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要比较娴熟的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有可能更好地把握历史的全局，写出历史的深度。作为马克思两大发现之一的唯物史观，是人类认识史上一次“壮丽的日出”，是历史学的一次革命。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其中占有很大一部分的内容是介绍唯物史观并运用这一新的历史方法来解释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这是当时日益成熟的中国新的革命的要求。他对新旧历史观作了区别，明确提出历史研究的任务在于：“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即把历史作为“研究社会变革的学问”，“于其中发见历史的必然的法则”。这就使历史成为科学。这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坚持的方向。而要做到这一点，则是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其次，要有比较广博的知识基础，多方面的知识准备。有了学问，就能够站得很高，看得很远，在自己专业的研究中能够做到旁征博引，举一反三，就有能力处理好“古今中外”的关系。有了比较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多方面的知识基础，写出的东西就不会枯燥乏味，令人难以卒读；而能够使之有广度，有深度，有神韵，有文采。如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是1928年旅居日本时才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史、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研究的，可说是半路出家，而他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这除了天赋和勤奋之外，就同他具有深厚的知识基础和理论素养分不开的。他1924年就翻译了日本河上肇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是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最早的中文译者（节译其中的费尔巴哈章）。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史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开创性著作。应该说，自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老一辈历史学家留给我们的一个优良传统。再者，要有很好的专业造诣，尽可能地掌握全面而丰富的史料，善于识别和运用材料，善于史论结合，善于在历史的论述中启示人们对历史经验的认识和掌握。此外，还要通过调查研究深切理解现实社会，了解国情，这对于历史研究是很有帮助的。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发表了大量评论性的意见，对这本书的写法，他有一个基本评价：“写书要有批评对象，就会有生气。这本书，没有展开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所以看起来很沉闷”。他还说，这表明经济学家不懂经济实践，“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主要是对理论工作讲的，也是他一贯主张的理论工作要有的放矢，善于从实际中提出问题。这对我们历史研究也有启迪意义。同时，懂得现实社会也是打开和认识历史的一把钥匙，可以设想，今天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就，如果把今天的全面改革开放的措施放到1949年建国之时，而没有必要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和理论基础的准备，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是统一发展的一个过程，不能用后30年的成就去否定前30年的历史功绩。
第二个感受是，这部《国史稿》很好地体现了史学经世致用、资政育人的作用。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优良传统。史学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资政育人就是对这种社会功能的概括。它主要体现在：为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及其决策提供历史经验；发挥历史的爱国主义功能；提高人民群众的人文素养。清代思想家龚自珍倡导“当以良史之忧忧天下”，增强民族的忧患意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指出：“我们要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就需要知道自己的历史”，“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常常是从历史中动人的事实得来”。有的学者称史学“是国家兴亡之学，民族兴衰之学”。这都体现了史学历来就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不同意识形态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仅有二百多年建国历史的美国在其历史课程全国《标准》中说明：没有历史，一个社会就不会对自己的历史起点、它的核心的价值观，以及过去的决定对当前的影响有一个共同的记忆；没有历史，就不能对社会中政治的、社会的或道德的问题进行任何合理的考察；没有历史知识和以历史知识为基础的探究，人们就不可能成为见多识广、有鉴别能力的公民。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过：“也许你不懂上千门科学，但你仍然有可能成为一个受教育的人，如果你不热爱历史，那你只会是一个智力不健全的人。”这些都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史学的重要和史学所赋有的社会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一门历史学科，同当代中国有着更为直接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它的资政育人的作用也更为突显，更为重要。这个特点，成为贯穿这部《国史稿》的一个重要线索。特别是在它的整体格局中，增加了一个序卷，这是很有创意、很有特色、很有意义的。它不仅概要地叙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而且浓缩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无比自豪地写出了我们民族的辉煌，也深沉地表现了近代中国所经历的炼狱般的苦难和不懈的探索奋斗。这会使读者在情感与理性的思考中受到历史的教育。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方面，会产生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效果。《国史稿》以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生动的笔触，告诉人们，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凝聚力，这是同我们民族具有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相联系的。像在《周易》这部元典中，《易传》就把《易经》概括为：“其辞危”。就是说有危机感，有忧患意识。这时的忧患意识还主要表现为忧君、忧位，因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所以在《易经》的否卦·爻辞中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说法。到了孔子那里，忧患意识则主要表现为忧“道”，忧虑尧、舜、禹、汤、周的道统中断，所以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说法。儒家学说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他明确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忧患意识，没有敌国观念，这个国家就会被灭亡。正是出于这种忧患意识，他提出了“君轻民贵”的主张。他劝齐宣王要“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当然，古代的这种民本思想，还不能超出以君主为本位的历史局限，但它毕竟把忧患意识引向了忧国忧民，是深化了。当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忧患内涵，但其共同的一点，就是表现为：心系国家安危，情牵黎民百姓。这种忧患意识使中华民族有很强的整体认同感，有荣辱与共、患难与共的情怀，有无以为国、何以家为的先国后家的高尚风格，有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行为准则。这种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精神，铸造了多少风流人物的崇高抱负和追求。像爱国诗人屈原，虽身临厄运，仍萦萦于天下苍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在煌煌唐诗中，也透露出这种鲜明的人民性。像以布衣忧国而著称的杜甫，写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样感人肺腑的诗句；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表达了对下层人民的无限同情。我们民族体现这种做人原则的思想财富是十分丰富的。
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天下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等等。读了这样的诗篇和用心用血写成的名言警句，一定会陶冶人的性情，从心底产生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会使我们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升华。这种凝聚着爱国思想的格言会转化为巨大的报国动力。流传至今的岳母为儿子岳飞刺字的故事，这“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千百年来激励了多少热血男儿，疆场赴命，卫国保家，马革裹尸，壮怀激烈。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以身许国、以死报国的千古佳话，形成了优良的爱国传统，经久弥新。正像陈毅元帅示儿诗中所写的“国家若有难，汝当作先锋”，就是这种传统精神的体现。这是中华民族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在凤凰涅槃中再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到了近代，当中华民族遭受外民族入侵，备受西方列强蹂躏欺凌的时候，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得更加强烈，更加鲜明，成为团结对外、救亡图存的一面旗帜。中国自古有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如果读了诸葛亮的《出师表》而不为之动容，就会被视为不忠；一个人如果读了李密的《陈情表》而不为之动情，就会被视为不孝。现在我们应该加上一句：一个人如果读了中国近代史而无动于衷，依然麻木不仁，就很难说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在百年来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斗争中，除了极少数出卖国格人格的卖国贼外，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气壮山河。应当说，爱国主义既体现对祖国和人民的真挚而深厚的情感，也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自己民族的历史责任。如果说，我们的前辈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赢得了一个新的中国，那么，新一代青年就有责任接过他们的接力棒，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青年一代能够把自己的聪明才智、人生价值和这个伟大理想联结在一起，这既是一份历史责任，也是人生的幸运。这种基于厚重的历史基础上的理性认识，会发生很好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另一方面，会从中获得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规律性认识。比如，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可以说，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屈辱与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寻找救国真理、探索国家出路的历史。哪一个阶级、哪一个政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近代历史提出的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两个基本要求，它就会成为历史选定的领导阶级和政党。中国共产党正是以自己的科学理论、正确路线和对人民事业无限忠诚，把爱国主义同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开辟了广阔前景和现实道路。所以，这种历史选择，是因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实现民族复兴，而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同样的道理，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同样会失掉人民的信任，失去自己的领导地位。
又如，中国人民在近代百年苦难、百年奋斗中，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吃尽了种种苦头。只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才改变了这种局面。李大钊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一开始他就努力运用这一理论来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就比较正确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初步指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最主要敌人、无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先锋、农民是最伟大的革命力量，以及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这样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威力，回答了百年革命斗争不能加以科学回答的问题。正因为这样，在当时众说纷纭的救国方案和众多的社会主义思潮中，科学社会主义以自己特有的魅力脱颖而出，很快为中国人民所认识和接受。通过这样历史的认识，会增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再如，通过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经历的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曲折历程，这不但有助于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而且有助于正确认识党的历史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正如鲁迅所说，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不经历艰难困苦就不会有人民的胜利，决不能因为我们还有脏水而倒掉婴孩。上述这些，使读者能够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审视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伟大历史意义，正确对待新中国的历史。
第三个感受是，这部《国史稿》很好地体现了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主体和主流，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它所经历的曲折，特别是毛泽东的功过是非。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开创者，空前的民族英雄。我们并不否认他在晚年犯有严重错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郑重的党，在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指明他的错误同他的伟大贡献相比，是第二位的，维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但是，30多年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毛泽东极尽诬蔑攻击之能事，如此对待一位功勋卓著的开国领袖，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他们并不隐瞒这种阴暗心理背后的政治目的，他们是要通过否定毛泽东来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这一唯一正确的历史走向，因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他们实现自己政治诉求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这里需要指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政策的效果，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标准，这主要是：看它是不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是推动了社会进步，是不是给人民带来了福利。我们知道，中国有史以来曾经经历了几次大的社会动荡，严重阻碍和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当时造成这种社会动荡的原因，主要是社会矛盾尖锐、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和民族融合过程出现的阵痛。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百年动荡，除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外，外民族——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成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一个新的中国诞生了。新中国医治长期战争造成的创伤，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使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清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使整个社会风清气正，人民欢欣鼓舞。《国史稿》作者出于史学工作者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以大量的史实再现了毛泽东领导时期建设新国家的伟业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又不回避在探索中所经历的曲折和遭受的损失，体现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有说服力的，也是对国内外那些反共势力的有力回答。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称为悲剧，这是一个很贴切的说明。所谓“悲剧”，按鲁迅所说，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恩格斯也深刻指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是悲剧性冲突所在。我们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
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不久，发生了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进行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对于苏共二十大，毛泽东曾用“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样的话，来形容他此时的心情和看法。对于这种心态的自我表露，多年来在许多论述中的解释，多数是合乎实际的，但也有个别的作了违背事实的恶意猜度。其实，毛泽东本人对此有过明确的说明。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上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这正是这时毛泽东的喜与忧的所在。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正是这种揭开盖子所起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列席这次书记处会议的吴冷西在他的《十年论战》一书中，曾回忆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的一段重要讲话，毛泽东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他说，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对于这个重要思想，1962年1月，他进一步强调：“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
应当说，50年代中期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都同苏共二十大这一国际背景相关联着的。因此，毛泽东在提出要找到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一历史性任务的同时，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深表忧虑；而后者，引发了他对如何防止党和国家被变质的思考，力求要探索出一条能够保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毫无疑义，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但仅仅说在这个时期只是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还不足以涵盖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也不足以反映党在社会主义时期所面临的历史课题。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中犯了诸如“大跃进”这样的错误，走不通了，所以重提阶级斗争，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诚然，这两大探索是伟大的起步，在一定意义上说，错误是难以避免的，都不是完全成功的，但却都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所以应当如实地说，50年代以后毛泽东所致力的探索，是包含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是两大探索，而这二者都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历史性课题，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命运和前途问题。
这里有必要指出，毛泽东病重期间，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人，谈到了自己一生的两件大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并说，这两件事都没有做完。这笔遗产将移交到下一代去了。交班和平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关于这个情节，《国史稿》相关主编根据一些新的材料，没有加以采用。这是治史的一种严肃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应当进一步考证，根据毛泽东身边一些同志的回忆和他本人对“文化大革命”的重视，这两件大事的自我评价，还应当说是可信的。后来，基于“文化大革命”已认定为是一场错误的运动，胡绳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中，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作了这样的概括：第一件大事是，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第二件大事是，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个概括是合乎实际的，获得了人们的共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人物，对于他自己的评价，是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和研究的。问题在于，对他所说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还应该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研究。毫无疑义，毛泽东对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极为重视的，不止一次地说过“文化大革命”还要搞多次；同时他也认为“文化大革命”犯有错误，应当“三七开”。所以，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他一生的两件大事之一，也是从他致力于解决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能否巩固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历史课题上说的。“文化大革命”作为解决这一历史课题的一种尝试，实际上是一种失败的尝试，这正是历史的悲剧所在。但作为社会主义面临的一个历史课题，是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的。我们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错误，但不能否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不能否定如何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的纯洁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历史课题。所以，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两大探索的概括，是符合毛泽东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是符合他的本意的。
对于这两大课题的探索，几乎是同步开始的。毛泽东所说的“一则以忧”，实际上是看到了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有可能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走向，有可能导致社会主义改革的逆向发展。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涉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历史和历史经验这样一个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如果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历史经验被否定，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将会被颠覆，因而这是必须给予回答的一个原则问题。
毛泽东提出要进行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是一个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加以探索的历史性课题。如果说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第一次结合，是在经历并总结两次胜利、两次失败这样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才得以完成的话，那么，党在新时期面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新的课题，也将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其间包括将会遭遇到的挫折和失误，也就是一种并不奇怪的历史现象。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所致力于对自己的建设道路和如何避免党与国家改变颜色这样两个方面的探索，都是围绕着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主题展开的。当然，他为此所提出的那些理论观点并不都是成熟的和完善的，它们还有缺欠，还不完善，特别是还发生了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应当看到，任何杰出的历史人物的巨大功绩都是一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同时又不能不带有那个历史时代的局限。这是一切站在时代前面指导历史潮流前进的历史巨人常有的一种历史现象。还应当看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还不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间更短，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和我国的基本国情获得全面的、正确的认识不能不经过艰苦的探索，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毛泽东本人在《十年总结》一文中就说过：“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说：“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正因为如此，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中，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贡献也往往与失误相互交织或交替出现；他提出的许多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思想观点，有的还不够成熟，有的处于萌芽状态，有的未能付诸实施，有的没能坚持下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地肯定，毛泽东在探索中所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确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重要准备。同样，毛泽东对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曾陷入误区，但是，他从对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丢掉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发出的警示开始，继而又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作出最早的、明确的回应，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它对于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在探索中所犯的错误，而决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是出于私心，是所谓权力之争等等谬说。正如邓小平所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因此他说：“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这就要求我们在区别的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例，这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一个集中表现。我们在否定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同时，又决不能够抛弃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的合理内核。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个表述，基本上正确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首先，指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历来主张，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产生阶级的唯一的经济根源，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不同是划分阶级的标志。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关于阶级的经典定义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他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在我们党，从1933年毛泽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到1948年的土地法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法，都坚持了这一唯物主义的观点。阶级的划分和阶级的消灭的依据应当是一致的，当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问题解决之后，这时资产阶级已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失去了剥削劳动者的手段和奴役劳动者的条件，因而也失去了作为剥削阶级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本质特征。从中共八大对国内基本状况和主要矛盾的分析到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论断，是符合实际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正如任弼时在1948年《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根据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
并说以历史、生活和政治态度等来作为定阶级的标准“都是错误的”。50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判断在我国社会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错误理论。在所有制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之后，仍然坚持完整的剥削阶级的存在，就不能不另立标准，按照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状况划分阶级，这显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是唯心史观的一种表现，在实践中必然造成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们应当加以纠正的。其次，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特点和规律的论述，是正确的。应该说，阶级的彻底消灭不仅要有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将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坚持把所有制的变革看作是消灭阶级的基础和基本标志，同时又不能把消灭阶级简单地机械地归结为所有制的解决。因为阶级不同于一般的机械物，只要我们把它的关键部件拿掉，整个机器就会停止活动。而阶级是由人组成的，其意识形态不会是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被埋葬，加上国内外种种原因，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地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国史稿》对反右派斗争的叙述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并且实事求是地把反右斗争的必要性和扩大化错误两方面问题都谈到了。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这是一个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因此，我们在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时候，绝不能走向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另一个极端，那样的话，后果同样是严重的。这是我们国史研究中必须正确处理和把握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四个感受是，党的理论活动，也是国家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并且会发生不同的影响和指导作用，因而如何妥善处理史和论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国史主要写史，又要精当地表述一定时期的理论成果，使之互相融通、史论结合，《国史稿》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一般地说，做好史论结合是历史研究和著述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这在党史、国史中表现得更加直接、更加重要。这里试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深入理解和把握党的理论的重要性。1993年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的时候，胡绳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看法：在1956年，当我们党在已经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及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之后，如果不是另辟蹊径去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而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那不仅意味着中国会走上一条不是那么健康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意味着中国会成为在苏联指挥棒下的一个大的“卫星国”。可以设想，当90年代初苏东剧变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时，中国也将难以幸免。这虽是一个假设，但却是以历史经验为依据的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假设。这个看法无疑是深刻的，但这个看法还须要进一步深化。如果说另辟蹊径就可能避免后来的厄运，而事实上当年另辟蹊径的并非中国一家。拿经济体制来说，当时除了苏联的以高度中央集权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外，还有南斯拉夫的自治经济体制，匈牙利的计划加市场经济体制，这些国家在苏联解体时也全都覆没。而中国在提出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任务之后，其间又曾经历过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大的震荡，却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确实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应当指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总是十分重视并善于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建设，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武装全党，指导历史前进。这可以说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一大特色，也是他作为政治家的特有智慧的一个表现。1956年，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年，又是国际上的多事之秋。在这种情势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毛泽东在深刻总结国内和国际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果断地提出要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任务，并围绕这一历史性课题回答了历史和现实的、国际和国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为走自己的建设道路奠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正因为这样，我们在另辟蹊径的艰难事业中，比较能够经得住风浪，而当我们出现失误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回到正确的思想上来并加以纠正，因而能够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应当说，这是我们党坚持走自己的建设道路而不迷失方向的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从一定意义上说，在这方面更具有继承性的意义。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理论思考和理想建设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一）正确对待社会主义历史和历史经验是另辟蹊径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严重冲击。为了回击帝国主义势力的进攻，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于同年4月和12月先后发表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和修改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经过50多年的风风雨雨，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两篇文章的基本观点仍然能站得住脚；其所表现出来的深邃思想和历史的预见性，则已为岁月所证明。
“两论”回答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正确评价了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及其历史经验，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这绝不只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的近30年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帝国主义正是利用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历史实践，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斯大林，确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就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做法，明确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因此，“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这样具体的、全面的分析，分清了事物的主流和支流，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有说服力的。“两论”进一步分析了斯大林的错误在他的一生及他所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历史中的位置，指出，“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的一生乃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从整个说来，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他是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侵害所必需的。”文章深入分析了斯大林在苏联的内外政策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及其危害，同时又客观地指出，这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因而不应该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同志的错误。文章针对当时一些人大反所谓“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做法，严肃指出：“共产主义者采取这种说法是极端有害的。”“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而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实质上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这是十分有害的。事实表明，只有采取客观的分析的态度，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斯大林错误及与其相关的社会主义历史问题，也才能捍卫我们应当捍卫的原则。
在1956年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中，还涉及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问题，也就是说，十月革命的道路还灵不灵？这是同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历史紧密相关的，必须给予正确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文章指出：“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就它们的国际意义说，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在苏联的成功的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另一部分不具有这种普遍意义。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文章概括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这主要是：（1）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它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2）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3）在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阶级，消灭阶级；（4）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逐步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5）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文章指明这是反映十月革命道路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这“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意义”。上述这种区分，为我们回答十月革命道路还灵不灵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同时也指明了应如何正确对待苏联的经验。“苏联的全部经验，包括某些错误和失败的经验在内，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而它的成功的基本经验尤其重要。”这就是说要取分析的态度，重要的是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运用这些基本经验。
上述表明，正确对待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历史经验，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两论”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具有深远的意义，它对我们党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及后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事业中，能够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二）以苏联为鉴戒，初步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1956年，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及时提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任务。应当指出，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是同如何鉴戒苏联的经验相联系的。正是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并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论十大关系》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这不仅表现在以此为起点的探索已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并开始触及体制方面的改革，达到一定的深度；而更重要的是体现其中的基本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紧紧把握探索的主题，是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建设道路，这是关系到改革的正确方向。毛泽东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的实际出发，以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来确定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就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第二，关键要正确处理坚持独立自主和学习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是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时，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并且说提出这个口号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所以这样，不仅是要放下大国的架子，强调一万年都要学习，而且主要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但这种学习绝不是照搬照抄，要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坚决抵制腐朽的东西；学习外国要重在消化、吸收，把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新的东西；在向外国学习中要把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发扬起来。这些思想对今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强的针对性的。第三，中心是反对教条主义。党的七大在确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时，明确提出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其中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七大提出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对我们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影响已日益缩小，而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使得那种对西方的迷信，对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的影响正呈上升态势。他们企图用西方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消解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用新自由主义来影响和误导我们的改革，这对我们的事业有很大的腐蚀力和破坏力，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这些思想对今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强的针对性的。
（三）阐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56年，当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之后，党和国家面临着如何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即关系到国家的治理和社会走向这一根本性问题。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其特有的敏锐和深刻的哲学思维，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深入总结实践中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且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毛泽东于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及相关的一系列讲话中。它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了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最早的、又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探索和回答，它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奠定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根据他对人类社会的演进和繁纷复杂的社会现象的长期研究，指明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具有决定作用的基本矛盾，他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虽然他在这里没有使用“基本矛盾”这一概念，但实际上已指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种基本的矛盾是社会发展动力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后来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曾明确使用过基本矛盾这一概念，他指出：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而大工业把它们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列宁也是在这个层面上提出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他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时指出：“因为危机是由现代经济制度中另一个更深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他们这个深刻的理论观点，反映了整个人类社会都是建立在社会生产的基础之上，一切社会的运动和社会的面貌归根到底都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决定的。但社会现象是极其复杂的，这个概括还不能反映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全部特点，还没有涵盖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样人类社会的另一个基本矛盾，因为有一部分社会矛盾是由这个基本矛盾产生的。因而，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把经典作家发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种矛盾规定为社会基本矛盾，并认定这种社会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他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特殊矛盾及其相互关系，这个分析涉及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指明这些矛盾同以往社会一样，都是受社会基本矛盾所规定和制约的。他由此作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正是从对社会主义社会特殊矛盾的分析中，得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这两种社会基本矛盾，这是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一，指明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使我们在社会矛盾面前处于主动地位。第二，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就其基本方面来说是相适应的，这就为发展社会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奠定了理论基础；也还存在不相适应的方面，但这是非基本的方面，因而可以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加以解决，这就为通过调整和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并强调大量的、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因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这就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表明在50年代中期党和毛泽东进行的一系列理论思考和理论工作，对于我们另辟蹊径、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纠正在前进中出现的自身的失误，使之沿着健康而正确的方向发展，都起了重要的指导和保证作用。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改革和创新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善于依据现实提出的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才能正确地指导现实，预见未来，保证航向的正确。这使我感受到作为国史研究者，虽然在史书中对理论不能像理论著述那样展开来叙述，但必须深入领会和把握党的理论，才有可能写出更好的国史。
第五个感受是，这部《国史稿》在叙述历史的进程时比较注重总结和体现历史经验，努力发挥国史的镜鉴作用。
我们党是在自觉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中不断走向成熟的，是保持党的路线方针正确性的重要途径。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正是按照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始终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善于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勇于开拓创新，不断地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应当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挫折，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都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进行深刻反思。在这样一个严峻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继毛泽东之后继续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把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并依据中国的国情作为自己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坚实基础，力排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既正确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坚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同时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制定出符合现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方针政策。这个重要思想，充分体现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上。这是邓小平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确立的正确的指导原则。邓小平十分注重国际和国内的历史经验，同时又倡导要不断总结实践中的新鲜经验。在确定新时期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战略和奋斗目标时，他具有宏伟的魄力与坚定必胜的气势，而在指导作风上又是严谨慎重、深思熟虑的。他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对自己的发展充满信心，“但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又说：“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在他看来，改革本身是一个试验和探索，“这中间一定还会犯错误，还会出问题。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的，就赶快改。”《国史稿》在记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中同样贯彻了这种精神，既充分肯定历史转折时期取得的重大成就，也通过诸如以调整为主的八字方针的贯彻、反对精神污染斗争等章节，总结了经济、思想领域的新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那种把反思（总结）改革说成是反对改革的观点，是直接违背邓小平的上述思想，是“文化大革命”中那种极左思维的翻版：当时是把不同意见说成是“反对革命”，现在是改成“反对改革”。正是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把极左思潮和极右思潮沟通起来，一些人也在这两个极端跳来跳去。作为国史研究者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善于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发挥历史的社会功能。实事求是，按陈云的要求就是要讲真话，要把心摆得非常正，没有个人私心。对我们来说，就是要坚定地站在人民事业的立场上，发扬好一个史学工作者应有的史德、史识、史胆的优良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