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主编 程中原
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以下简称《国史稿》第三卷）的写作20年来，的确有些体会。我今天主要结合《国史稿》第三卷的编写工作，讲九点体会。
一、从事国史编研这一光荣事业必须具有
使命感，责任心，自觉性
接受参与国史编研工作这个任务，调到当代所来的时候，我感觉到这是我人生的一大机遇，是十分难得的光荣的事业。
有没有使命感，责任心，自觉性，这是可以由实践来检验的。即是否认真负责做好工作，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任务，这是基本的要求；进一步的要求，就是是否念念不忘于国史稿的编写，也就是不仅尽责，尽力，还要尽心。这“三尽”是检验使命感，责任心，自觉性强不强的标志。当然，这同兴趣爱好也有一定关系。如果兴趣爱好在工作中不强烈，可以在工作中培养。
对使命感、责任心和自觉性的检验，还有一个重要的关口，是遇到挫折、曲折、不顺时，能否坚持，能否坚守，是否充满信心，毫不懈怠。也就是说在出现前景并不光明并不乐观甚至有些暗淡的时候，态度如何？在这20年中，有曲折、有前景暗淡的时候，要不灰心不懈怠，继续干，坚持干。我记得2011年初，《国史稿》第三次送审，给30个部委审阅。这年春节，有的同志有点忧虑，我比较乐观，认为30个部委审阅是非常好的事情，要从中看到光明。我写诗说：“二十年来辨是非，丹青终得照金匮。三审将审成真果，玉兔呼唤大雁归。”结果被我说中了。经过30个部委审查，基本通过。修改稿又经过18个部委再审，再修改，结果红彤彤的五卷《国史稿》正式出版了。这时，我心里也冒出两句诗“廿年辛苦不寻常，手捧史书泪盈眶”。这的确是真实的感受。我感觉我们有使命感，责任心，自觉性，就应该时刻做好准备，无论什么情况下坚持把国史书写好，一有机会就能拿出来；而不能说，有了机会马上要了，才去准备，那就有点滞后了。
二、总的指导思想和大的框架结构必须十分明确
《国史稿》编写工作一开始，指导思想就很明确，邓力群同志十分强调要“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和荣誉”。以后又强调要发挥国史资政、育人、护国的功能，要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
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必须遵循的若干原则，大致有六点：
1.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努力做到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努力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力求写出一部具有国家水平的权威性的信史。这里是两个必须、两个努力，达到一个目标。当时安平生同志提出，邓力群同志肯定，我们的国史书要写成国家版本，权威水平。这个目标，我觉得我们基本上达到了。下面创新工程，搞的几本专题史，我想也应该是这个目标，我相信也能够达到这个水平。
2.遵循两个历史决议，同时要有创新精神。
3.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和荣誉。
4.紧紧抓住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大力弘扬成就和经验，正确认识错误，总结教训。
5.注意体现国史特点。国史与党史的特点有什么不同，20年来大家反复讨论。我认为讨论很有必要，使大家自觉地清醒地加以区别。我感到更重要的是实践，拿出国史书来，可以更好地讨论什么地方不像国史，什么地方没有体现国史的特点。我们这次总结经验，这应该是个重点。大家都写了许多文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分析哪些地方体现了国史特点，哪些地方还不够，哪些地方写得像党史。这是很重要的研究国史特点的方法。
体现国史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国史包含哪些要素。邓力群同志一开始就在《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提出必须包括17个基本要素。后来，李力安同志担任所长，又补充了关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关于大企业的布局等；我们以后又与时俱进，加进了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建设等内容。这样共列出了24个基本要素：（1）版图和祖国统一；（2）行政区划及其重要变动；（3）人民代表大会；（4）共产党的领导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5）国防和军队，武装冲突和战争；（6）人口（包括人口政策的变化，计划生育国策的确定和实施）；（7）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8）科技进步、发明创造，科技成就及其应用推广；（9）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演变；（10）经济成分和经济结构的状况及其演变；（11）阶级、阶层关系及其演变；（12）民主与法制建设，宪法和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实施；（13）政治文明建设，政权机构及其演变；（14）文化建设和文教科技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15）社会建设；（16）人民生活的改善提高，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17）生态文明建设，人和环境的协调发展；（18）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各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19）宗教政策和宗教问题；（20）改革开放；（21）西部开发和东、中、西部协调发展；（22）中央和地方关系；（23）国际环境和对外关系；（24）自然灾害和对自然灾害的抵御。
6.写作方面文字上要夹叙夹议，文质兼备。邓力群同志特别引用孔子的一句话：“笔则笔之，削则削之”，即该写的你要写，要浓墨重彩；该删掉的要删掉，意思就是要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同时语言要准确、鲜明、生动。
这些原则，在各卷编写过程中还形成一些具体的要点。就《国史稿》第三卷来说，对这一卷的总体把握有这样四点：
1.区分十年“文革”和“文革”时期十年，“文革”时期不等于“文革”。
2.“文革”时期十年有三件大事：一是“文革”动乱和破坏，二是经济建设取得进展，三是外交局面取得突破。当然“文革”这件大事影响后面两件大事。2007年8月，在北戴河，我们给宋平同志送《国史稿》内部讨论稿，征求宋平同志的意见。我向他汇报了邓力群同志的指导思想，编写过程中如何处理一些问题。说到邓力群同志一直强调，我们编写国史，要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和荣誉，要以写成就、写发展、写经验为主，对错误和挫折不应回避，但要辩证分析，讲清楚犯错误的原因，讲清楚我们是怎样认识错误、自觉地改正错误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走上正确的轨道。宋老表示：这样认识和处理，很对。宋老讲了一个很好的观点。他说：有的书对缺点、错误过于强调，缺乏分析。没有分析哪些错误是难以避免的，哪些错误是因为什么原因而造成的，我们对待错误采取什么态度、什么办法，怎样纠正错误、走向正确。应该看到，我们犯错误，但人民还在奋斗，国家还在前进。要把领导犯错误和干部群众的努力奋斗相区别。写历史不能只讲领导的错误，而不说人民的努力，不说他们的创造和贡献。
宋平同志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很重要，他这个思想很有指导意义。你不能因为领导犯错误，而认为国史就没有东西好写了。我们一方面要讲领导在犯错误，一方面也要讲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在推动历史前进。
3.十年“文革”分为三个阶段：“文革”发动（1966年5月）到九大（1969年4月），九大到十大（1973年8月），十大到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我把这三个阶段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形成这么个说法，是否成立，大家可以讨论：第一阶段是“文革”，现在国外研究“文革”的，他们讲“文革”就是讲这一个阶段；第二阶段是因为“文革”而继续进行的“文革”；第三阶段是因肯定还是否定“文革”而继续进行的“文革”，因此又发生批林批孔，发生1975年的整顿，又发生否定整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直到粉碎“四人帮”。
4.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文革”时期没有中断，两种发展趋向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继续得到发展。
按这四点，我们的《国史稿》第三卷就写了三件大事，写了正确趋向的继续发展，三个发展阶段也写得比较清晰。
三、十分重视档案史料的查阅、搜集和整理
为写好《国史稿》第三卷，我们到中央档案馆查阅了不少档案。比如吴晗写的《论海瑞》文章，是胡乔木约他写的，最后又经过胡乔木修改。我与刘志男一起去档案馆查阅了有关档案。看原始档案与不看是不一样的，实物摆在面前，有一种震撼感。吴晗用毛笔写的稿子，用八开宣纸，一篇文章从头至尾基本上是正楷。胡乔木的修改，也是毛笔小楷，后面加写了一段，把庐山会议的精神体现出来。看了档案，关于论海瑞、关于《海瑞罢官》的前因后果形成一个说法，就有了独创性。
此外，我们还到很多部门去查档案，到中央办公厅、国家经委、铁道部、冶金部、教育部、文化部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如江苏、浙江，查阅了大量档案。还查阅了林彪、江青“两案”审理的部分材料。我们看了重要报告，也看了目录。此外，还查阅了老同志提供的档案。大量查阅和研究档案材料，使《国史稿》第三卷具有不少新材料、新观点。
举例来说：“文革”中经济方面的材料大量是从原国家经委来的；第五章第三节“规模空前的三线建设”，曾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钱敏同志提供了许多材料；第九章“1975年整顿”是建立在许多档案资料基础上写成的，有不少新材料新观点。其中“煤炭、钢铁的整顿”中写了一节“八大钢座谈会”（1975年2月18日至3月11日），这是别的书未曾写到的。是我与李建斌到冶金部（现称冶金工业局）查阅档案的成果。我们发现在我们之前没有人去查阅和利用过这次会议的档案。我们到铁路部查档案，看了铁路整顿时每天装车、行车情况的简报。运用这些材料写出来的内容，可靠，新颖。
在利用档案方面，应该指出，到档案馆查档固然是重要途径，但还有其他重要途径不要忽视。第一，要十分注重重要出版物（包括传记、年谱、文集选集、资料汇编等）中已经利用和公布的档案。第二，要重视重要会议的纪要、简报，这里有许多丰富的历史材料。如庐山会议简报，就包含许多党史材料。每次开会批判，都要把过去的老账翻过来，你看一遍会议纪要，等于是重温一次党史，而且很具体，有很多不知道的史料。第三，同时也要注意报刊文章中公开的材料，特别是最近几年公布的更多。如第五章第四节第三目“社队工业的兴起”中浙江永康县银行干部周长庚关于社队企业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毛泽东支持社队企业的批示，邓小平落实情况的材料，就是在农业部的内刊《农史研究》上看到的。还有无锡社队企业受到重视的情况，是从《无锡县志》上面看到的。也就是说，要天天看报看新出的杂志、图书，留意新公布的档案材料。
四、十分重视口述史料的采访、搜集和整理
在这方面，我们当代所做了许多工作。当代所创办之初，因为当时没有地方，就在中南海“西楼”进行国史大讨论，顺着历史发展，把各个时期的重要事件和主要问题讨论了一遍，又就各卷的编写提纲讨论了一遍。邓力群同志主持，大家发言，最后邓力群总结。他系统讲解了他亲历和了解的新中国发展过程中的要人大事。
还有很多部门的负责人应邀到我们所来作报告，如袁宝华（经委）来所作了系统的关于经济工作的系列报告。来所作专题报告的还有李淑铮（中联部）、俞雷（公安部）、袁木（国务院）、刘吉（国家体委）等部委的负责人和吴仁宝（华西村书记）、秦振华（张家港市委书记）、王伟成（江阴市市长）等基层负责人。他们都提供了宝贵的口述历史。李力安同志亲自带领访问了宋任穷、陈锡联、李德生、吴德、赛福鼎、杨贵等领导同志。他还带队到江苏、浙江进行乡镇企业调查，到山西进行大中小学国史教育现状调查，调查结果出了一本专著。
我们第三研究室的同志还访问了汪东兴、耿飚、廖汉生、钱敏、房维中、龚育之、唐由之（给毛泽东做眼科手术的）、周海婴（鲁迅之子）、谢铁骊（著名导演）、卢荻（北大教授、整理《水浒》谈话）、铁瑛（浙江省委书记）、曹鸿鸣（江苏省委书记）、王敏生（苏州地委书记）等同志。
采访的作用，不仅仅了解史实，还能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加深理解和认识，还能从他们那里得到重要材料。举例来说：访问西南三线副总指挥钱敏，了解了三线建设的情况（包括上海工厂是如何搬迁的，攀枝花是如何选址的），还了解了有关彭德怀“文革”初期的情况。因为钱敏和彭德怀都是三线建设的副总指挥。当时，他们同住一个院子，彭德怀住前院，钱敏住后院，“文革”中，红卫兵来提审彭德怀，是钱敏亲自给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请示如何处理。这些情况如不采访当事人，无法知道。
采访廖汉生，了解了粉碎“四人帮”前针对上海第二武装可能发动反革命叛乱作出的军事部署。本来书稿上写了一段话：对于“第二武装”的大本营上海此举（指反革命武装叛乱），叶剑英、华国锋等早就料到，已经作了周密部署。在10月6日解决“四人帮”之前，就已布置东海舰队从海上监视，驻镇江的六十军向无锡、驻浙江的一军向上海“拉练”，从西、南两面形成钳制上海之势。
访问唐由之了解了毛泽东做左眼手术的经过，澄清了《创业》批示是毛泽东看过《创业》电影后写下的误说。这种误说，最初出自《毛泽东论文艺》中为《创业》批示写的题注。这条题注说，春节以后，毛泽东做手术，还请做手术的唐由之等看了《创业》的电影，然后作了批示。大家就都这么说。还有毛泽东批示的话“不利于调整党内文艺政策”。当时，我看了感觉不通，后来到当代所，邓力群同志那里有复印件，看了以后不是这样，是把草字“的”当作“内”字了。唐由之说：毛泽东23日做手术，24日取下蒙眼的纱布，重见光明，很高兴，还看文件，结果眼睛又痛了，又蒙上，怎么可能允许他看电影呢？如果不访问当事人，这中间的细节弄不清楚。
访问芦荻以后，就明确关于《水浒》谈话是8月13日而非14日（有整理的记录稿为证）。14日是发出的日子。
听龚育之谈科学院汇报提纲，他指出，不能说要用科学院汇报提纲来指导上层建筑以至意识形态领域的整顿，不是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既然是第一生产力，怎么仅仅是指导意识形态呢？听完以后，我们豁然开朗，还是说指导科技、教育、文化领域，比较好。
访问耿飚收获很大。他讲了华国锋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联合国发言的稿上仍然写上“按既定方针办”写批语的事。华国锋11月2日写批语：六个字错了三个。然后华国锋到耿飚那里问怎么办。耿飚说没问题，北京与纽约有13个小时时差，让韩念龙发电报通知乔冠华纠正过来，来得及。华国锋还说，最近有事，我亲自打电话找你，秘书打电话不算。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一次重要谈话。像这种材料不是访问当事人，无法得知。
以上所说口述史料、档案资料等往往需要综合起来考察和运用。如第十章写到的南京事件，就是一个例子。一般经过，我们在南京大学查了档案；南京事件发生后，以中央名义发电话通知压制。南京反弹，南京街头于4月3日又刷出15条大标语及其内容，是江苏省委办公厅向我们提供的档案，是当时有关部门的报告，是可靠的；1976年3月31日，南京汽车厂制泵分厂职工在南京的闹市新街口东侧南京军区的围墙上面，贴出一条大标语，内容是：“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直接点明斗争目标。这些内容写到《国史稿》第三卷中去了。当时我刚好在南京，是我当场看到的。当天下午我回到我工作的单位淮安师范，路过清江市，就看到八面伏广场中间有一个小花圈。我们通过现场目击、当时的档案材料和口头采访，多方面收集和整理资料。这是我们的史书写得比较真实、生动的重要原因。
五、研究国史，心里要挂着问题，时时处处留心，同国史编研联系起来
毛泽东写批语推荐的徐寅生的《怎样打乒乓球》，希望没有看过的同志看一看。其中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日常遇到的事情同打乒乓球联系起来，从中受到启发，改进和提高打乒乓球的技术。我们做国史编研工作，道理也是一样的，而且可能比打乒乓球更重要。读书看报，时时留意，有用的史料，好的文章和语句，包括别人的观点、自己的闪光的思想，随时记下来。尽可能搞剪报，搞摘记，长期积累。比如，音乐家傅庚辰在一次发言中谈到，夏衍告诉他，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后来改为“二为”方向，是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前，夏衍首先在列席政治局会议时提出来的，夏衍说：我没有解释理由，我不能给政治局讲课啊！我听了以后就赶快记下来，这些材料将来可能能用上。再比如，我读到列宁的一段话，对于怎样评价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有指导意义，记下来备用（下面具体讲）。再比如，究竟怎样写历史算是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这两年，我就注意收集这方面的实例，看别人写的文章时注意，自己写东西也尽量这样做。我觉得胡乔木论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胡绳论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这两篇分别从现状和历史进行分析，在历史与逻辑统一方面做得比较好。我们如果能够从马恩著作、列宁著作、毛泽东著作，以及一些历史著作中，找到10到20个例子，同马恩关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论述编在一起，可以学到这方面的知识和本领，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六、要注重理论思考
弄清史实（来龙去脉）、辨明联系（前因后果）、作出判断（是非曲直）、提炼概括（探寻规律）、回答问题，历史研究与编纂的这些基本环节，都需要注重理论思考。在《国史稿》第三卷编写过程中，我们遇到的问题大致有两类。
一类是对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的总的判断。如：
1.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指称问题，是理论，还是战略，还是思想，还是主张，还是战略思想？五种说法都是比较权威的。胡乔木接受邓小平交的任务，组织撰写的文章，称理论，题目就是《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中说“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这一战略原则”，又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有两种提法，一个是“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主张”，另一个提法是邓小平同志1974年4月12日在联大有个发言，全面系统地说明“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也称“思想”。《国史稿》第三卷最终采用“战略思想”的提法，第七章第五目的标题为：“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提出”。“战略思想”的提法，不说“理论”但兼顾“理论”。
2.“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是否是“全面整顿”？我们的《国史稿》第三卷分析了整顿的三个阶段：重点整顿，整顿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全面整顿的部署和整顿的中断，说明邓小平部署了全面整顿而还没有来得及搞（准备今冬明春进行）就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中断了。故第九章第二节的标题为“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而没有用“全面”二字。这同党史二卷的“邓小平主持1975年全面整顿”的提法是不同的。后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90周年时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大事年表没有再用“全面整顿”的提法，用的是“对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整顿被迫中断”。在评价历史的时候，局部、全局，各方面、全面，程度是有区别的。要在一个水平面上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局部而非全局的错误，1975年整顿说是全面整顿，尺度就不一致，就摆不平了。
3.对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谈话的理解和评价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国史稿》第三卷写作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在编写人员全体大会上争论得比较激烈。我们没有采取简单化的全盘否定的办法，而是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和现实生活，谈话本意及其产生的实际影响，作了比较辩证的分析。
4.对粉碎“四人帮”重大事件的历史评价问题。我们采用了《历史决议》第25节的提法。第十章最后一段写道：“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持续十年的内乱，使人民共和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句话，有些学者不愿意说。为什么？这里有个根本的问题，即对历史阶段的认识。他们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化大革命”极左的那一套还没有肃清，还在延续，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把此后的两年放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间去讲，不承认这两年主流是前进，而只说是徘徊。这里用得到列宁的话。列宁指出：“无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怎么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没有肃清而否定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根本性的改变呢？应该承认粉碎“四人帮”以后，换了个天地，但是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不能强调有旧的残余而否定质的变化，正如新中国成立以后，民主革命许多任务还没有完成，但不能否认新中国成立了，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从此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了，一样的道理。这牵涉到共和国史的历史分期问题，牵涉到对这两年总的评价问题。邓小平说，没有这个两年，就没有三中全会。所以说，这两年为三中全会作了酝酿和准备，是走向历史转折的两年。
另一类是比较重要的一些具体问题，有的没有写到《国史稿》第三卷中，但书稿中体现了这一精神。举几个例子：
（1）关于1975年整顿中断的历史必然性。我们运用恩格斯关于社会悲剧的论述（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在事实上不可能实现）分析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分岐，说明1975年整顿中断的历史必然性。分歧有三个层面：一、现实层面：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二、路线层面：“三项指示为纲”还是“阶级斗争为纲”。三、理论层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毛主席要“纯”、要“公”的社会主义，而邓小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可以容纳某些资本主义因素。
（2）四五运动与天安门事件的关系问题。牵涉到这两个概念的运用。很明显，天安门事件不能涵盖四五运动，它是特指清明节前后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有其独立性。但有时一定要说天安门事件（如天安门诗抄、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现在《国史稿》第三卷中采用的提法是“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四五运动”。
（3）如何看待《光明日报》10月4日发表的梁效文章《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导致提前对“四人帮”采取行动。这篇文章上面写有“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决然没有好下场的”，华国锋、李鑫看了以后，就觉得发出了一个信号，他们要动手了。因此，就决策要提前行动。而对《光明日报》编发稿子的当事人进行政治审查，查出这篇文章是九月二十几号就约梁效写的，并不是因为针对华国锋的批示约写的，有一种意见以此为据，认为不能看做“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信号。我们主张动机与效果统一，要看文章的后果怎样，文章发表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历史是怎样发展的，而不是以主观动机来论定。10月4日这篇文章发表后，当时华国锋、叶剑英、李鑫看了以后，大家一致的感受是他们要动手了，我们必须赶快提先动手。本来定的是国庆节十天以后再说，这时决定提前到10月6日动手。根据上述观点，关于此事，《国史稿》第三卷第300页和301页在叙述梁效文章要点（其中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后，主要写了两段话。一段是：“‘梁效’是‘四人帮’的重要舆论工具，这篇文章的矛头所向，引起了华国锋等人的高度警觉。加上‘四人帮’这一段时间活动的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另一段是：“10月4日傍晚，叶剑英赶到东交民巷华国锋住所，商量对策。叶剑英提出改变原定国庆节后准备十天视情况再定动手的部署，提前采取行动，‘先发制人，以快打慢’，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华国锋决定‘至迟后天动手’，请叶剑英同汪东兴落实行动计划。”本来原稿还有一句说文章虽然是9月就约写的，但在这时发表出来如何如何的话，后来定稿时删掉了。从大处着眼，这里的确不需要拖泥带水，为当事人开脱。
（4）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的作用和地位，即对汪东兴的历史评价问题。《历史决议》中没有提汪东兴，有当时的特定背景。《国史稿》第三卷从叙述中表现汪东兴的作用。这段话是：“……华国锋同叶剑英、李先念及汪东兴等反复研究，认为……应采取果断措施加以解决……决定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措施。”书中对华国锋、叶剑英的“决定作用”未作评定，对汪东兴也未作“一言以蔽之”式的评定（起了重要作用）。以后修改时都可以加上。
七、要多写
研究心得和学术成果要形诸文字。从心里想到讲再到写，这是多次概括、多次升华的过程。采用的形式可繁可简，可长可短。以前我曾介绍过我的老师讲过的对副教授的要求：副教授要同时开三门课，一门基础课，一门专业基础课，一门专业课。还要跳好三步舞，即不时在报纸上发表些随笔、摘记、资料等文章，三五个月在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两三年出版一本专著。我的体会是笔要勤，有所得时就写。可以写随笔、记事和论文等各种体裁的文章。要重视资料的整理编纂。要选定专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写出专著。要在这个领域取得发言权或者说话语权，逐渐成为领跑者。还要注意学术成果的大众化，使我们的研究成果为公众共享，并且传播到海外去，让世界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正确认识中国，喜欢中国。这是我们所应该担负的任务。
八、要虚心求教
我当第三室主任，室内成员陈东林、杜蒲、李丹慧、刘志男，在“文革”史研究方面都比我强。当时陈东林、李丹慧已经编写了一部《文化大革命辞典》，日本有出版社准备出版。杜蒲写了一本专著，即他的博士论文《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准备出版。刘志男长期在《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工作，情况也很熟悉。我抱着虚心向他们学习的态度。记得我同他们一起去拜访中央党校的金春明先生，我说要请你多多指教。他说，我同你是同辈人，不要那么客气。我说，不是客气，在“文革”史研究方面我一无所有。就是这么一个态度，完全真心诚意，所以金先生非常乐于帮助我们。不少同志对我们帮助很大。比如：中央纪委汪文风同志向我们介绍了预审张春桥的情况，说明张春桥后来为何不说话。中央党史研究室苏采青同志给了我们不少他做的卡片资料。中央党史研究室张化同志告诉我们，周荣鑫主持起草了1975年《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后来我们找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鲁振祥同志、中央党史研究室王朝美同志，都已到癌症晚期，仍悉心为我们审读书稿，提出宝贵意见，令我们非常感动。
向同行虚心求教，同兄弟单位团结合作，是做好国史编研工作的很重要的一环。同时，我们也胸怀大志。记得开始编写时，我和第三研究室提出一个目标：三年走到前沿，五年争取领先。这个目标是基本上达到了。
九、要不屈不挠，自强不息
在讲第一条使命感、责任心、自觉性时，我说我的体会，衡量有没有使命感、责任心、自觉性，使命感、责任心、自觉性强不强，最重要的一点是遇到挫折、困难等等时能否坚持，能否坚守，能否充满信心、毫不懈怠，这一点特别重要。人一辈子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困难与挫折永远都在等待你，就像胜利在等待你一样。但胜利必须是战胜了困难、挫折，才能到来。在这方面，我感到邓力群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特别是他那种宽广博大的胸怀、不屈不挠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在这里，我想介绍他回答我的两句话，作为我今天发言的结束语。
有一次谈到不同意见讨论的问题时，我说：力群同志，我们起初不同意你的意见，后来通过讨论，听了你的解释，赞成你的意见了，你一定很高兴吧。他说：也不，只要能够动脑筋、想问题，把不同意见说出来，我就很高兴。这种民主作风，鼓励人想问题、讨论问题的精神，我认为很好。还有一次，我说：香港、台湾的报纸天天骂你、污辱你，你一定很生气吧。他说：我才不上他们的当呢！
孔夫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我觉得邓老真正做到了，是真君子，值得我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