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进入中原以来，仍在沿循旧有习俗，祭祀的胡族神很多。刘洁军事政变阴谋暴露之后，崔浩趁热打铁，唆使拓跋焘下达精减鲜卑联盟诸部供奉的神灵、禁止“私养沙门”、抑制佛学传播的诏令。崔浩想彻底铲除佛教，可信奉佛教的人实在太多，拓跋焘难以下决心全面禁佛。正当崔浩为灭佛绞尽脑汁的时候，一个机会悄悄地来了。
元嘉二十二年，卢水胡匈奴人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聚众反魏，人马十余万，声势浩大，向江南的刘宋王朝称臣乞兵。起义军击败前来镇压的魏军之后，向长安转进。
拓跋焘亲自率军队平叛，这次大起义为崔浩全面废佛找到合适的借口。西北匈奴人信佛，关中地区佛教更加昌盛。为应对战乱，不少佛寺拥有武装力量。拓跋焘平定盖吴之乱时，在长安一处佛寺发现僧人私藏武器、酿酒、为州郡牧守及富人藏匿财物、与贵族妇女于暗室中淫乱。
种种丑行使佛学宣扬普渡众生的教义变得苍白。一粒米拐坏一锅粥，就象每一名官员都代表国家形象一样，每一个和尚、每一处佛寺代表佛家的尊严。原本对佛寺广占土地、荫附人口不满的拓跋焘被激怒，崔浩从旁火上浇油，怂恿尽诛天下沙门。
元嘉二十三年，拓跋焘自诩灭佛圣人，悍然下达了一道震惊天下的灭佛诏。诏书斥责佛学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的罪魁祸首：“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一切浮图形象及胡经，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此诏一下，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太武灭佛运动开始了。
北魏官府一起行动，捣毁佛寺、焚烧佛经，毁灭佛像，拆毁伽蓝，活埋和尚。一时间，僧人或死于非命，或逃逸四散，土木塔庙荡然无存，中国佛教经历了第一次“法难”。 经石虎、苻坚、姚兴等天王费尽金钱建造起来的佛塔、寺庙在北方荡然无存。
这一场洗劫连道教天师寇谦之都看不下去，极力阻止。崔浩不听，多亏监国太子拓跋晃素敬佛道，压下诏书缓发，平城沙门一个没死，各地和尚大多逃逸。
事物有得有失，有好有坏。中国人骨子里太激进，从一个极端可以很快走上另一个极端。既可以焚书坑儒、杀僧灭佛、文化革命，也可以尊儒崇佛，温和改良。世界人民能做到的，中国人能做到，世界人民做不到的事，中国人也能做到。随着时间推移，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成为最伟大的民族。
意识形态是一种向心力，不同的民族可以因此凝聚为一个国家。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儒学功不可没，许多民族因仰慕儒学而融入中国大家庭。魏晋南北朝时代，面对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激烈碰撞，产生了一批远见卓识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尤其在北方，学者们利用儒学宣扬中华文明，来改造社会，改造民族，改造国家。继北魏汉化第一人张衮之后，崔浩成为儒家文化坚定不移的推动者。
魏晋以来，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形成门阀士族。做为士族豪强，崔浩渴望在北魏国建立起以世家大族为中心的儒家文化意识形态，来确保国家的安定与繁荣。借助皇帝的信任，崔浩大整流品，明辨出身姓氏等级，严格搞起门阀制度。
他的所作所为过于激进，已为鲜卑贵族所不容。他的张扬、跋扈、不计后果为悲惨命运埋下伏笔，“国史事件”把他送上断头台。
国史之狱
历史是人书写的，人们的心理活动往往左右着历史的进程，如果忽视了某一人群的心理变化，常常会掀起滔天波澜。
拓跋焘的汉化倾向日益引起鲜卑贵族们的不安，企图更换皇帝的军事行动失败之后，这种不安变成恐惧。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区别在于，是把草场变成耕地，还是把耕地变成荒原？胡汉贵族们争相拓展土地，冲突在所难免，鲜卑贵族与汉人门阀展开新一轮的争斗，引发北魏第一大案国史之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