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学者对高新技术创业、高新技术园区的发展和创业机制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形成了许多有特点的理论和思想。为了对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形成及演进的研究有一个整体把握，需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全面的综述和评价。
2.1.1 高新技术创业及其机制的形成动因
高新技术园区集聚了一大批优秀的创业和创新企业，这是高新技术园区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国内外学者对创业的动力或动机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
尚恩和文卡塔拉曼（Shane＆Venkataraman，2000）认为，发现和使用有利可图的机会是通过创业实现财富创造的基础。不能将机会和个人对于创业的影响混淆起来，并指出不同的人所识别的创业机会在质量上是有变化的，不能忽视对创业机会的测量。辛格（Singh，2001）认为，以往的创业研究缺乏清晰的边界和独特的变量。对于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利用可以是支撑创业这一独特领域的概念，而且应该成为该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以往创业研究中的经典问题“谁是创业者”现在可能被替换成“什么是创业机会”。阿尔瓦罗·库厄夫（Alvaro？Cuervo，2005）提出环境特征、资源利用和竞争影响着创业者发现和识别创业机会以及创建企业的可能性。蔡莉（2006）认为，在企业生成过程及规律方面，国外对机会识别的研究特别多，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相当粗浅。杜卓君（2006）也认为，机会识别是创业的核心。
凯瑟琳·瑟尔·雷诺（Catherine？Searle？Renault，2006）通过对美国东南部12所大学的86位教授的调查发现，对创业行为影响比较大的因素有对在知识融合中大学作用的信念、产业政策以及创业带来的收益等。
杰弗瑞？蒂蒙斯（Jeffry A·Timmons，2002）把创业看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尽管企业、创业者、地理和技术因素千差万别，创业的驱动力量极大地影响了高度动态的创业过程。创业机会、创业者或创业团队以及资源等因素在综合地、整体地、动态地作用于创业过程。这些因素是创业过程中的可控因素，并且可以被评估、影响、塑造和修改，从而使它们沿着风险回报等式向着有积极意义的方向改变。
刘健钧（2003）认为，公司创业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通过新企业所具有的更高效率的企业组织体系促进创新产品的商业化；通过新企业建立起能够对市场需求作出快速反应的窗口，以始终保持公司的总体创新活力；通过新企业所体现的成长性吸引社会资本的投资。
郁义鸿等（2000）和陈德智（2002）研究了创业者从事创业活动的动机。主要有：做自己喜爱做的事情，找到了自己能够做或发挥才能的事业，认定了一个好的创业机会，为了家庭与个人的经济状况改变，失业或下岗，获得大的经济利益等。林嵩等（2007）评述了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创业成长模型：要素匹配模型和要素导向模型。
冯炜等（2003）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出了影响创业者创业动机的六个驱动因素：投资，包括需要有一份工作，将个人储蓄投资，凭能力获得报酬，将养老金或其他空闲资金投资等；创新，包括与企业家有关的发挥才能，有趣的工作，创新和梦想成真等；独立，包括自己安排工作时间和自己当老板等；地位，包括效仿自己羡慕的人，保持家庭传统，提高地位或身份等；市场机会以及利益驱动等。
程茂吉（1996）在研究国外高技术地带的形成特点时提出：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创新资源集聚是保证高技术地带形成的重要基础条件，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和强劲军事工业需求的驱动是高技术地带得以在短时间内形成的宏观驱动因素。
许玫（2001）认为，追求利益是经济人的行为动机，经济人进入或退出创业的选择取决于从事创业活动所获得的创业利益。创业利益有宏观和微观利益之分，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刺激创业主体开展创业活动的利益是微观利益，即创业者通过创业活动在产品市场获利以及在资本市场获得的创业红利等。
对于创业机制的构建动力或动机问题国内外研究还比较少。许玫（2001）认为获得创业宏观利益的多少是政府推进创业机制构建的主要动机。当创业宏观利益为正时，社会以及作为社会利益代理人的政府将有支持创业活动的动机，构建包括创业活动参与者各方都有激励作用的微观制度、宏观制度和市场关系等。雷诺兹等（Reynolds P。D。，2003）认为政府构建创业机制的主要动因在于创业活动确实能对国家的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罗卫东（2004）认为，市场、政府和社会在创业中的作用不仅视经济发展阶段而定，也与经济增长中主导的生产要素类型相关。于国安（2005）研究了企业集群、创业机制与产业成长的关系，他认为企业的集群式发展与创业机制的形成密切相关，两者相辅相成，互为结果，相互加强。企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创业机制的不断完善，而创业机制的完善又不断催生新的大批企业加入企业集群，促使集群不断发展和进行产业升级。张克俊（2007）提出了高新技术园区建设、产业集群培育、创新体系构建三位一体耦合互动与循环累积理论。
2.1.2 高新技术园区的形成与发展机制
产业集群理论源于1950年，产业集群是指一群相同或者相关产业的企业集合在特定的地区中。彼得·格温（Peter。Gwynne，1993）在深入分析亚洲的日本、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韩国鼓励与支持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成功历程后，认为高科技产业集群是高新技术园区发展的关键，提出高科技企业集群对提高中小企业与新加入集群的高科技企业的存活率有很大帮助。赫克托·罗卡（Hector？O。Rocha，2004）关注创业成长、集群发展和创业集群。魏江等（2004）认为，有时企业集群起源于一个快速成长的成功初创企业，一旦该企业在某一区域建立起来，由于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后来的新企业会选择在靠近该企业的地方建立，表现出对初始地点选择的路径依赖性。于国安（2006）认为，某个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偶然在某个地域的成功创业活动，可能带来一批模仿或相互配套的追随者，从而形成扎堆式企业群体。如郑州速冻食品产业、温州打火机产业、台州缝纫设备产业等。
佩鲁（1988）提出了增长极理论。该理论强调投资在推动性工业中通过与其有投入产出联系的工业而导致全面的工业增长。推动性工业所诱导的增长发源于推动性工业所在的地域中心，此种地域中心为增长中心。如果将高新技术园区作为增长极，则投资的目标不是增长极理论所假设的推动性工业部门，而是具有特殊功能的研究与开发中心，或者投资到那些与大学或科研机构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增长极具有正负两种效应，即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一般高新技术园区的有效性就在于其扩散效应压倒回波效应而刺激经济增长。
孵化器理论强调高新技术企业或部门发生、发展的最初阶段所需要的地域条件。夏海钧（2001）认为，由于高新技术商业化开发难度大、风险高、投入大，作为激发创造欲望促进高新技术构思和成果转化，联接科研机构与企业纽带的高新技术园区应该提供必要的场所和条件，并在产品实现过程中提供设备手段和融资条件，帮助企业进行市场开拓并担当一定风险。鲁迪·爱劳德特（Rudy？Aernoudt，2004）研究了孵化过程、孵化器与天使基金的关系，认为天使基金在企业孵化过程中具有传统资本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孵化器应该积极吸引天使基金投资高新技术企业。
熊彼特（1991）认为，企业家是创造新的产品与服务的关键，由此观念发展而来的企业家能力理论认为，高新技术园区创造了环境并培育了新的具有成长性的企业，涌现了一批创新企业家，为社会增长财富，创造出相对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益。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大学和企业作为高新技术园区形成和发展的主体，由于各自目标、管理方式的不同造成了三者的冲突和矛盾，而实践证明这些问题是无法由单方面来解决。1993年，国际科技工业园协会第9次世界大会提出了发展高新技术园区的三元参与理论，即政府、大学和企业三方面共同促进高新技术园区的发展。其基本思想是，政府作为协调者，提供政策和基础设施，大学提供技术和人才资源，从企业中获得经费以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企业开发高新技术以增加财政税收，发展地区经济。三方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通过高新技术园区协调，共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地区发展（杨明瑞，2006）。但是，全面分析成功高新技术园区的发展历史及模式，景俊海（2001）认为，这一理论过于简单，不能准确描述高新技术园区的发展。高新技术园区发展的关键在于政府、企业、大学、企业孵化器和投融资机构的共同驱动，产生有利于园区发展的创业文化，构筑创新、创业企业发展的栖息地，即官、产、学、孵、金五元驱动理论。这一理论的灵魂是形成创业文化，核心是构筑创新和创业企业的栖息地。
张晶（1995）在比较中日高新技术园区后认为中日高新技术园区的差异是：园区的形成过程不同，即中国园区属于科技政策主导，日本园区属于产业政策主导；运行机制不同，即中国园区是政府管理体制，日本园区的运营主体是股份制研究中心、法人财团和地方政府；国际化差异，即中国园区国际化程度高，日本园区的国际化程度低。
吴林海（1997）认为，要使我国高新技术园区快速发展，应正确处理和把握好利用外资与发展民族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系、产业结构的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外延开发与集约化开发的关系、投资硬环境与软环境的关系、高新技术园区与中心城市的关系、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物资形态开发与区域精神开发的关系、物力资源开发与人力资源开发的关系等8个方面的重要关系。
陈克文（1996）认为，高新技术园区的形成和发展，除政府采取优惠政策，并得到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支持外，主要取决于高新技术园区自身系统的组织机制，它包括自扩散机制、自繁殖机制、自适应机制和自稳定机制。
郭鸿等（1998）从高新技术产业发生的角度出发，运用概率选择模型，研究了相邻效应条件下的形成机制，认为其形成实质上是若干高新技术企业经由相邻效应进行选择的过程，其结果就是形成某种均衡。同时就高新技术园区形成的存在性、唯一性以及稳定性进行分析，认为相邻效应是高新技术园区形成的内在原因之一，而且培养高新技术园区的优势有利于高新技术园区的形成。
雷德森（1995）认为，高新技术园区具有六大基本功能：集聚功能是指能够创造有利条件，将高新技术产业所需要的人力、财力、信息以及组织资源在区域内相互吸引和集聚，经过优化组合，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要素条件，成为区域增长极；孵化功能主要体现在对高新技术成果的孵化和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孵化两个方面；扩散功能表现在高新技术园区内的人才、技术、产品、信息、组织等资源集聚后，使它与区域外产生势差，区内的高新技术产业便沿着这种势差向区域外扩散。这种势差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区内的技术、信息、组织等要素不断向传统产业以及社会各个领域和部门渗透，从而带动传统产业更新换代，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这就是渗透功能；示范功能是指高新技术园区内先进的管理体制、组织和分配制度、经营理念以及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高额市场回报，都会在社会上起到示范作用；波及功能是指高新技术园区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反过来又会使高新技术园区本身的集聚功能进一步增强，从而促进高新技术园区的进一步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2.1.3 高新技术园区创业的环境和条件
创业环境对于创业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不仅影响创业者特质，也会影响创业机制的形成。创业环境涉及影响创业的一系列因素，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融资、技术等。王伟毅等（2007）认为，日益复杂的环境不确定性是导致创业活动倍增的重要原因。
张炜等（2007）从孵化企业以及创业者的视角和需求，通过实证分析了我国高新技术孵化环境与创业成长绩效之间的关系。创业文化氛围、创业孵化网络、创业政策支持和基础服务设施四个要素构成了创业孵化环境的主要结构纬度。其中，创业文化氛围、创业政策支持和基础服务设施等三个因素对创业竞争绩效和潜力绩效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布鲁诺和泰吉（Bruno＆Tyebjee，1982）认为，对高新技术企业影响最大的十二种因素是：风险资本、经验企业家、技术熟练工人、供应充足便捷、接近雇主和市场、政府优惠政策、邻近大学、土地与设施易得、交通便捷、思想解放、服务业繁荣、有吸引力的生活环境。
林汉川（1995）通过对中外高新技术园区的生长环境问题的比较研究，指出，因地制宜完善我国高新技术园区硬支撑结构，重点建立和健全我国高新技术园区软支撑结构。
张庭伟（1997）在分析了美国高科技工业园选址的特点后提出，成功的高新技术园区的选址应该坚持十条原则：靠近大学和科研机构、优惠的地方政策、靠近投资机构、较低的启动资金、寻求发展中的新区、基础设施良好、服务设施便利、吸引专业人才、具有创业精神的城市氛围、整体生活质量优良。
顾朝森等（1998）在研究美国评价高新技术园区的指标体系时提出，其评价指标包括八个方面：科研人员的流动性、科研与公司间转化中心的发展及其相互之间的组织、风险资本的流动性、在发展母公司中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园区的设施、服务和环境质量、地方政府的支持程度、用于研究的公共财政支持程度、公司和园区对国际的开放程度。吴丹等（2003）还特别强调良好的文化生态系统在高新技术园区发展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创业可以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创业活动与其所处的环境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于解释环境与创业关系的理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资源依存理论，另一种是种群生态理论。资源依存理论认为，由于组织不可能从内部生成所有的必要资源，所以任何一个企业组织都处于一种与环境因素相交易的关系。新企业的创建、生存和发展与获取的可预测的、稳定的必备资源的能力具有直接关系（Moyes＆Westhead，1990）。种群生态理论是以组织群落作为分析单位，通过检验企业特别是新创企业的“出生”和“死亡”率来研究进化与选择。该理论认为，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不仅依赖于必要资源的可获得性，而且也与取得合法化和具备市场竞争能力有关（Specht，1993）。鲁道夫·瑟卡威克斯等（Rudolf？R。Sinkovics，2004）提出要充分利用技术网络的作用。
内亚威利和福格尔（Gnyawali＆Fogel，1994）指出，外部环境对初创企业的生存和成长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创业环境应该是创业过程中多种要素的组合。这个组合包括五个纬度，即政府政策和规程、社会经济条件，创业和管理技能、创业资金支持和创业非资金支持。他们把环境纬度和新企业创建过程连接起来进行研究，并建议政府、企业家和社会各界都要为促进创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机制。
社会学派不认为创业是个性或个人背景的产物，相反，它强调从外部社会来研究创业现象和创业问题。有些学者探讨了宏观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网络对于企业创业的影响。安纳利·萨克森宁（A。Saxenian，1994）认为，硅谷有一个以地区网络为基础的工业体系，能促进各个专业制造商集体地学习和灵活地调整一系列相关的技术。该地区密集的社会网络和开放的人才市场弘扬了不断试验探索和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此外，地区的社会文化氛围也对当地的创业活动有巨大的影响，硅谷地区的文化鼓励冒险，也接受失败，创业精神和创业活动最终会带动整个硅谷繁荣起来。
坎普和塞克斯顿（Camp and Sexton，2001）从创造企业财富的角度把创业与战略管理结合起来，认为这种结合可以从六个方面进行：创新、组织网络、国际化、组织学习、高层管理团队及其治理和组织增长。伍德沃德（Woodward，2002）认为，社会网络在帮助创业者建立和发展企业时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如，个人的社会网络特性可以提高创业者进行实际创业的概率。而成功的创业者往往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建立个人的社会网络以帮助新创企业的成长。当创业者能够通过社会网络得到充足而及时的资源时，他就容易取得成功。
张玉利（2001）将创业小企业的环境建设按照小企业的不同成长阶段分为两类：一是侧重于创业环境，二是侧重于成长环境。前者重点在于简化创业手续，降低交易成本，制定鼓励性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出激发人们创业的氛围。后者更多地侧重于满足企业资源外取和扩张的需要，如融资、信息服务、管理咨询等。
但是，人们在研究中发现，为什么创业出现在特定国家和地区、创业模式能否复制、创业政策导向的作用机制等重要问题上现有研究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原因在于大部分创业环境研究成果没有从创业过程本身去研究或者只关注创业环境的某一侧面，不能说明各环境因素的相互关系，为此，内亚威利和福格尔（Gnyawali＆Fogel，1994）提出了创业环境的整合模型，他认为，外部环境对初创企业的生存和成长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创业环境应该是创业过程中多种要素的组合。他将创业行为过程的关键要素提炼为创业机会、创业能力和创业意愿，把影响这些要素的环境条件分为政府政策与规程、社会经济条件、创业与商业技能、金融支持和非金融支持五类，把环境纬度和新企业创建过程连接起来进行研究，并建议政府、企业家和社会各界都要为促进创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机制。在此基础上，雷诺兹等（Reynolds P。D。，1991）从金融支持、政府政策和政府项目、教育与培训、研究开发转移、商业基础和有形基础设施、进入壁垒、文化与社会规范等七个方面评价一个国家的创业环境，这成为近年来对创业环境因素评价的一种归纳和表述。
姜彦福等（2003）认为，中国创业环境相对较好的方面是有形基础设施，创业环境处于中等水平的方面为商务基础设施、教育与培训、市场开放程度、知识产权保护和创业文化等，相对较差的方面是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研究开发转移。
2.1.4 高新技术园区创业的机制创新和扶持政策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制度是一种在某个社会里全体成员都应该遵守的行为及其相互交换的规则，这些规则往往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和保障。制度具有服务经济、减低交易成本和激励功能。制度创新是制度主体通过建立新的制度以获得追加利益的活动。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1991）认为，制度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优先更根本。
曹阳等（2006）认为，创业支撑体系建设是国家和区域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该出台各种政策、搭建各种机构、建立创新基金、奉献投资基金等促进企业的创新和发展。
吴敬琏（1999）提出，我们如果希望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不能只盯在资本和技术本身，而是应该首先热心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建立起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机制。这才是推进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夏海钧（2001）认为，高新技术园区的发展机制，包括政策、法规、管理、体制、风险投资等，是体现高新技术园区发展潜力的重要因素。
安纳利·萨克森宁（A。Saxenian，1999）在分析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中指出，从地理位置上硅谷不如128公路地区，从人才上，硅谷也未必占有大的优势，但它却从小到大，成为高新技术开发区学习和模仿的样板，归根到底还是源于其所特有的机制。他认为，人们，包括硅谷人，往往都没有意识到硅谷中的合作与竞争的不寻常组合连同其他因素共同构成的创业机制给他们带来的成就。
罗尔夫·施滕贝格和桑德·万奈克斯（Rolf？Sternberg＆Sander？Wennekers，2005）认为，一个国家的创业活动的活跃程度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发达国家的相关性比较强，而发展中国家相关性较差，政府应该构建创业网络或机制和采取积极的区域政策。桑德·万奈克斯等（Sander？Wennekers，2005）认为，促进创业活动的开展，政府要扩大经济规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促进管理教育。布雷特·安特拉·吉尔伯特等（Brett？Anitra？Gilbert，2005）认为，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的经济政策已经由促进现有企业的发展转变为支持创业和提高创业企业的生存能力。
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出面干预、扶持、促进中小企业创业的事实由来已久，并集中体现在各国制定并不断修改完善的小企业政策上。主要表现在：金融政策，即由政府组织各方面力量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帮助企业筹集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资金；鼓励创业，即咨询培训；各种优惠政策；针对技术创新、出口、人才引进等具体活动有针对性的援助政策和行动（张玉利，2001）。在美国，小企业管理局从1964年开始推行退休经理人员服务团计划，志愿者志愿把自己过去经营企业所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别人。在日本，通产省早在1952年就对从事企业诊断的人员进行登记。在英国，对中小企业的经营指导主要是由小企业局下设的小企业信息中心负责组织实施。国外政府扶持小企业创业的另一个重要措施就是组织或资助社会上的研究机构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工作。在美国，对指导企业进行技术研究与开发的大学，视不同情况给予相应的经费。日本中小企业厅每年都从小企业中收集大量的资料，并将这些资料按照企业规模和行业类别进行统计和分析，作为中小企业的经营指标和成本指标公开发表，供小企业经营者和小企业咨询人员参考（李玉潭，1992）。香港以长期强调并恪守积极不干预政策而著称，除在改善商业环境上大力投资外，对任何企业都不干预，更没有明确的产业政策。但是，不干预并不是不发挥作用，事实上，香港政府在促进小企业发展方面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在不断强化这种作用。
适应发展创业经济的需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国家出现从中小企业政策向创业政策的转变。布雷特·安特拉·吉尔伯特等（Brett？Anitra？Gilbert，2004）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已经由促进现有企业的发展转变为支持创业和提高创业企业的生存能力。张钢（2008）认为，创业政策不同于中小企业政策，包含促进潜在创业者和已有中小企业政策在内。高建（2007）提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委员会、联合国国际发展组织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开始考察、研究创业活动对经济所作的贡献，并试图探寻提高区域创业活动水平的解决方案。李政（2008）认为，在创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创业政策发挥着核心作用；英格丽德·沃哈尔等（Ingrid Verheul，2001）归纳出提高创业率的五种政府干预措施，构建发展创业经济的政府角色模型。迪咖德（Degadh，2004）提出，创业政策的本质就是刺激创业。哈特（Hart，2003）认为创业政策的作用是用来减少初创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激励更多的人创建企业、提高初创企业的存活率以及通过营造更好的创业环境为新企业创造更好的成长机会等。张茉楠（2007）提出，创业经济的政府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鼓励和推动、投入目标化以及地方性政策方面，同时政府还要运用多元化的创业政策组合工具。对于创业政策的选择和设计，伦德斯特罗姆和史蒂文森（Lundstrom＆Stevenson，1989）提出一个主要由激励、技能和机会三方面构成的创业政策因素模型，他们进而根据一些国家创业政策的内容和关注焦点，概括出较为完整的创业政策内容框架。阿齐·佐尔坦（Zoltan，2001）则从创业型社会的个人、企业、经济和社会等四个层面给出与其相对应的四类创业政策等。
风险投资机制是高风险、高收益和高增长潜力创业企业获取创业资本的重要途径。风险资本属于一种权益资本，一般以股权投资方式进行风险投资，在相对较长的时期内不能变现。因此，风险资本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克里斯汀·科尤斯里格等（Christian？Keuschnigg，2004）研究了基于创业的税收与风险资本之间的关系。大卫。B。奥璀兹等（David？B。Audretsch，2005）认为，风险资本的规模与区域的经济规模相关。风险资本的来源因国家而异，美国、欧洲和我国的风险资本来源表现出较大的差别。在美国，风险资本一般由基金、银行控股公司、富有阶层、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组成。欧洲风险资本的组成与美国不同，除英国以外，风险资本的主要来源是银行、退休基金和保险公司，英国的风险资本的主要来源是退休基金（倪正东，1999）。
发达国家的风险投资基金曾经试行过多种形式，经过发展而形成为现在主流形式的有限合伙制形式。有限合伙制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现以逐步趋于成熟。发达国家风险投资的组织经营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以私营风险投资公司为主体的美国模式，以国家风险投资机构为主体的欧洲模式，以大公司和大银行为主体的日本模式。关于中国的风险投资基金应当采取何种形式，张景安（2000）总结提出了国内学术界存在的几种不同观点：参考美国模式，以发展私人风险投资公司为方向，由私人资本组成的风险投资公司为主体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由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出资组建风险投资基金，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按以民为主、官民结合的思路成立风险投资机构，由该机构设立风险投资基金，以吸收民间资金为主；建立政府导向型风险投资基金的模式。
姜彦福等（2003）认为，促进创业的金融支持政策仍然是改善创业政策的重点。发展面向创业企业的权益融资机构、债务融资机构和工具，有效地推进创业资本市场的发展。在促进创业的政府政策、开发促进创业的政府项目方面，需要从重视高新技术创业向兼顾高新技术创业和一般产业创业转变，从单纯提供资金支持向为创业者提供帮助、支持创业环境项目和研究创业政策转变。要继续推进全面的创业教育、工商管理教育和培训，帮助创业者掌握创业知识和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