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在其《解老》一文中，提出以下观点：
工人（做事情的人）数变业则失其功，作者（在劳动的人）数摇徙则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人之功矣。万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万人之功矣。然则数变业者，其人弥众，其亏弥大矣。凡法令更则利害易，利害易则民务变，务变之谓变业。故以理观之，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
北宋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找到诸多原因，最根本的要害，就是在这个“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上面栽了跟头。王安石会不明白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吗？当然明白，而且明白得厉害。可他揣着明白当糊涂，执意要干下去。明知道行不通，而且实际上已经碰壁，还一意孤行，于是乎只好完蛋拉倒。我很奇怪，九百年前，王安石及其支持者，可以不在乎老百姓的感受，因为那个时候的老百姓，叫“蚁民”，叫“草民”，也叫“小民”，是可以随便糟蹋、任意蹂躏的一群。为什么九百年后，在为王安石哄然叫好、大唱赞歌的时候，对这位“伟人”的变法，对于“则民苦之”的事实，却视而不见呢？难道老百姓在今天的这班人眼里，还不能当人来看待吗？
一
对王安石的妖魔化描写，莫过于他父子两人死亡的说法了。说老实话，对毫无反抗能力的老百姓来说，诉诸因果报应，也许是最可怜的报复了。
一、“舒王一日与叶涛坐蒋山本府，一牙校来参公，问来意，其人乞屏左右，言‘昨夕梦至阴府，待制（即其子王雱）带铁枷良苦，令某白相公，意望有所荐拔。某恐相公不信，迟疑间，待制云，但说某时某处所议之事，今坐此备受惨毒。’公悟其事，不觉大恸。”（宋方勺《泊宅编》）
二、“公既薨，有武弁死而复苏，言王氏父子皆铁枷，窃问何罪？曰：‘缘曾议复肉刑至此。’乃与前校之梦略同。今士大夫往皆知之。”（同上）
三、“荆公在金陵，未病前一岁，白日见一人上堂再拜，乃故群牧吏，其死也久矣，荆公惊问，何故来？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来。’荆公怆然问雱安在。吏曰：‘见今未结绝了。如要见，可于某夕幕庑下，切勿惊呼，唯可令一亲信者在侧。’荆公如其言，顷之，见一紫袍博带，据案而坐，乃故吏也。狱卒数人枷一囚，自大门而人，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廷下，血污地，呻吟之声，殆不可闻，乃雱也。雱对吏云：‘告早结绝。’良久而灭。荆公几失声而哭，为一指使掩其口，明年荆公薨。”（宋孙升《孙公谈圃》）
四、“荆公薨之前一岁，凌晨，阍者见一蓬头小青衣送白杨木笏，裹以青布，荆公恶甚，弃之墙下，曰：‘明年祖龙死。’”（同上）
五、“徐君平，金陵人，亲见荆公病革时，独与一医者对床而寝。荆公矍然起云：‘适梦与王禹玉露髻不巾，同立一坛上。’已而遂薨。”（同上）
六、“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陈楮泉。平甫启曰：‘兄在相位，要须令天下后世人取法，雱虽疾，丘之祷久矣，为此奚益？且兄尝以仓法绳吏奸，今乃以楮泉徼福，安知三清门下，独不行仓法耶？’”（宋朱弁《曲洧旧闻》）
七、“荆公在钟山，尝恍惚见雱荷铁枷杻，如重囚，荆公遂施所居半山园为寺，以荐其福。”（宋邵伯温《闻见录》）
八、“荆公在钟山，乘驴薄莫行荒村中。有妇人蒙首执文书一纸遮公曰：‘妾有冤诉。’公喻以退居不预公事，当自州县理之。妇人曰：‘妾冤诉，关相公，乞留文书一观。’公不能却，令执药囊老兵取收，至半山园视之，素纸一幅耳。公以是月薨，犹子防为王性之云。”（宋邵伯温《闻见后录》）
现据《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将以上几位笔记作者的简历抄下：
方勺（1066—？）字仁声，金华人。元丰六年人太学，元祐五年，应试不第，遂无仕进意，后寓居乌程泊宅村，故自号“泊宅翁”。长于诗文，风格雄深雅健，追古作者。著有《泊宅编》，辑录元祐至政和间朝野轶闻，摭拾时事甚多，对考证当时事颇有裨益。
孙升（1038—1099）字君孚，高邮人。治平二年进士。元祐二年，出知济州，复拜殿中侍御史，六年，直学士院，出知应天府。绍圣初，被劾削职，又贬果州团练副使，汀州安置。元符二年卒，徽宗时，入元祐党籍。
朱弁（1085—1144）字少章，婺源人，自号观如居士。进士及第。靖康战乱，家破南归。建炎初，为通问副使，被拘于金十九年，拒受金国官爵，守节不屈。绍兴十三年，和议成，方得归。
邵伯温（1056—1134）字子文，洛阳人，邵雍子。绍圣初，章惇为相，欲用之，避不就。崇宁、大观间，上书累数千言，并著《辨诬》一书。入党籍（北宋末年蔡京用政时的一次政治运动，以绍述之名，借以清除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列邪等中。晚年，提举太平观，绍兴四年卒，年七十八。伯温少承家学，又与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等游，以学行为人所重。赵鼎尝称其“以学行起元祐，以名节居绍圣，以言废于崇宁”。
这四位宋代文人，以年岁论，比王安石（1021—1086）要晚数十年或半个世纪，基本上不能算同代之人了。但1069年熙宁变法时，孙升三十一岁，邵伯温十二岁，应该亲身经历，甚至领教过政治上的左右排队、反攻倒算。方勺晚些，时年三岁，朱弁更晚一些，自然未能赶上这场时代风暴。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对于这场变法，肯定也有感知体验。所以，在这些差不多稍后于王安石的文人笔下，出现如此丑化王安石父子的不堪描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要知道，人类对于自身所遭受的痛苦记忆，愈接近于痛苦发生的时间，受害者之痛定思痛的程度也愈益剧烈。忘掉个人的痛苦，也许不难，忘掉一个时代给许多人制造的痛苦，那绝对不可能，除非这个健忘者已经心死。
明代万历年间，李贽以“千古一帝”的尊号来表示他对秦始皇的崇拜，这位思想家与这位焚书坑儒的暴君的距离为一千七百八十八年；清末民初，梁启超以“三代以下中国唯一完人”的尊荣来表示他对王安石的钦敬，这位维新派与这位加速北宋衰亡的改革家的距离为八百五十二年。距离产生美，这话一点也不错。距离越远，模糊越多。而模糊越多，其缩略部分，其删节部分，其“王顾左右而言他”的部分也就越大。其晦暗面越被无视的同时，其光明面也就越辉煌夺目，这样便给大嘴们提供了更多的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可能性。同样，距离越近，真实越多；真实越多，血腥的气味越浓；血污的场面越多，不堪回首的切肤之痛也越多。这是作为受害者的那一代，以及与那一代有着深深浅浅联系的其他当事人永生难忘的深刻记忆。
中国人对于当道者的暴政、苛政、恶政，当然也包括“经是好经，但被小和尚念歪了”的虐政所造成的一切可怕的灾难，以及落到自己头上必须承担的苦楚，其实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只有忍受、受煎熬的份儿。但有一条，由此而形成的集体记忆，既是历史的识别标志，也是那个时代的特殊印记，却是这些受难者唯一可以与灾难制造者相敌忾的精神遗产，是任何力量无法剥夺的。一般来讲，记忆是会慢慢淡化的，这需要时间，但对中国人造成极大伤痛的记忆，三代五代人，三百年五百年过去，也轻易不会置之脑后。这也是为什么竭尽丑化之能事的《京本通俗小说·拗相公》能在南宋时期流行，成为说话人屡讲不衰的口头文学的原因。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将这篇《拗相公》列为“宋之话本”，其实应该是南渡以后流行于民间的读物。
这本《拗相公》与上述文人之辈的随笔记录，可视为专业人士与民间文学联合起来对王安石妖魔化，如出一辙地对其进行人身攻击，本质上反映了处于弱势状态下的中国人的无能和软弱。他们对于施虐者的挟富国强邦之雄心，扫除积弱之大志而推行的一系列很大程度上是在扰民的新法，所能表达的这种极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其实是挺可怜、挺悲哀的小民表现。在中国历史中，没有一个朝代，没有一个政府，头脑会热昏膨胀到这种程度，一意孤行到底，以至不进任何盐酱到如此程度，希望早晨一觉醒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强行推广新法。无能为力的小民，除了逆来顺受，除了忍气吞声，除了任人鱼肉外，也只有寄托于报应，寄托于老天的处罚，寄托于冥司的惩治，寄托于“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定要报”的幻觉式的满足上。
在话本《拗相公》的结尾这样写道：“至今世间人家，多有呼猪为‘拗相公’者。后人论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虽然北宋并非亡于熙宁变法，但熙宁变法的恶果加快了北宋的灭亡过程，倒也是历史公认的。北宋的疆域本来不大，到了南宋以后，偏安于江南一隅，能不给士大夫到引车卖浆者流一个大大的出气口，以排泄满腔的悲愤吗？
其实，说良心话，王安石没有半点想伤害大宋王朝的想法。然而，面对这种江河日下、国破家亡的局面，他不得不成为首选的用来供众人鞭挞的靶子。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你种下蒺藜，就得收获荆棘。历史必须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消化乖戾；要经反复的辩证，才能认清实质。所以，对于为这场突如其来而且无法遏制，只能依赖老天爷不下雨以示警的手段才得以中止的变法，那些受害者诉说的欲望、泄愤的欲望、无所不用其极的唾弃的欲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强迫人们遗忘一段历史。即使郑侠所呈上的《流民图》是极个别、极局部的现象，难道因为王安石变法具有超历史的意义，那些极个别、极局部，也是极真实的痛苦，就是理所应当的吗？
如果，李贽生于秦朝，如果，梁启超长在北宋，我看他们两张大嘴，未必会如此大刺刺地发表高见。
二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庆历进士，任淮南判官，知鄞县，历任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东刑狱提点，嘉祐三年（1058）入为度支判官，上万言书，要求“改易更革”。任直集贤院，知制诰。神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拜参知政事，力主“变风俗，立法度”，为年轻而极想有为的神宗所接受，于是实行变法。设置三司条例司，以吕惠卿主其事。熙宁三年（1070），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先后推行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法。用王韶发动熙河之役，取得对西夏作战胜利，熙宁五年（1072），永乐之役复大败于西夏。又改革科举，整顿学校，训释《诗》、《书》、《周礼》为《三经新义》，遭到司马光、文彦博、吕诲、吕公著和二程等人反对，他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思想进行反驳。由于新法在推广应用过程中粗糙行事、强迫命令、与民争利、引发骚动，遂出现市场凋敝、商业萎缩、百姓出走、农田抛荒等现象。加之不良官吏苛税牟利，无耻小人从中鱼肉，以致民众不堪新法之扰，有逃亡者，有自伤者，有背井离乡者，形成强大的反对声浪。曹太后（宋仁宗皇后，即慈圣太后）、高太后（宋英宗皇后，即宣仁太后，神宗生母）出面干预，神宗动摇。熙宁七年（1074）四月，王安石罢相，出知江宁府。熙宁八年（1075）二月，复相。熙宁九年（1076）十月，再次罢相，退居江宁半山园。死后，先封舒国公，后改荆国公，所以又称王荆公。
在中国历史上，再也找不出比他更能引发争议的人物了。从南宋以后，至元代编《宋史》，对其评价一路直下；而从民国以后，至“文革”批林批孔，行情重又看好。推崇者捧高到近乎于神，丑化者差不多将他描画为鬼，如此天渊之别，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基本上仍受传统史书的影响，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导致了北宋败亡。
林语堂所著《苏东坡传》是一部向外国人介绍这位文学大师的书，后来翻译过来很有影响。本书专门有“拗相公”一章。因为写苏东坡无法不写王安石，不了解王安石在那短短不足十年间的政治活动，也就无法了解随后四十年间苏东坡的坎坷命运。林语堂是把这位拗相公作为苏轼的对立面来描写的，而且认为苏轼全部的不幸遭遇与王安石及其同党的一连串的迫害分不开。“因为那种朋党之争，笼罩了苏东坡的一生”。北宋政权的朋党之争、宗派之争、小组织活动、拉帮结伙行为与历朝历代相比，虽然不是更多，但也没有更少。在熙宁变法以前，仁宗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任参知政事，联合富弼提出十项改革措施，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新政”推行不到半年，即被罢去职务，改革中止。尽管当时也有反对者，如吕夷简，指认范仲淹与尹洙、欧阳修为朋党，互相攻讦。但在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对所有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大臣进行无情的打击，只要支持自己的改革大业，哪怕是一个无耻之徒也大加擢升。也就是司马光上书神宗所说的：“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上一次的庆历新政，对立双方还停留在情绪的针锋相对上。这一次的熙宁变法，第一，王安石的打击面太广；第二，惩治处分的力度太大；第三，他所起用的诸多干将被认可的程度极低，诚信度接近于负数；第四，由于这些新贵们暴得权力，在铲除敌手的狠毒方面比王安石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这种朋党之争的合法化、公开化，便是神宗朝以后中央权力倾轧的重心。
作为文学家的林语堂，对苏东坡文学之成就、为官之廉正、品德之完美、性格之平和崇拜得无以复加，整部传记充满了赞美的词句。所以，他对王安石的评价较为负面，这也是一个作家对于笔下人物自然会生出来的爱或憎、肯定或否定。你可以不赞成这位作家的偏颇、片面，甚至颠倒、歪曲，但他有在自己作品中表达看法的权利。
在林语堂看来，王安石是一个“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的“怪人”。但也认为，他的“学生时代很勤勉，除去语言学极糟糕外，还算得上是个好学者。当然是宋朝的一个主要的诗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毫无疑问，他又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这自然与梁启超称王安石“为三代以下，中国唯一完人”的评价背道而驰。在梁启超心目中，王安石“不仅为中国大政治家，亦为大文学家，其德量汪然若干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梁启超与“圣人”康有为，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维新变法的领袖，由于同具改革社会的抱负，同遇保守势力的阻挠，最后，同遭失败覆灭的命运。所以，他们对王安石的理解自然要比一般人深，对王安石的评价当然要比一般人高，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林语堂受到的是西方人文主义的教育，对于王安石除了政治考量之外，更有人格、精神、道德、品行以及其作为一个文学家的评骘，观点不同，结论相异，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然而，对于这位北宋的政治家、改革家的评断，我想还是有一条可以共同依照的标准。因为我们都不是曾经生活在神宗年代的人，我们的全部研究工作都是凭借于当时或事后的种种史料，尤其接近于事件发生年代的史料，那就更具参考价值。对待这些史料，对待这些史料作者的立场观点，对待这些史料中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其善与恶、真与伪、是与非、好与坏，就得遵循对于人类价值观的基本认识，就得按照对于社会发展史的整体把握，就得体现对于人文精神的终极关怀，才能作出我们自己的，而不是人云亦云的结论。
林语堂的这本传记在大陆出版时，编辑在书后小心翼翼地指出（因为刚刚过去的“文革”运动，其落幕剧批林批孔，将王安石抬到吓人的高度，故而余威仍在，不得不有所顾忌），“作者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述持的是保守派观点。王安石力主‘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抑制大地主大官僚，以期富国强兵，推行了一系列变法措施，尽管因种种缘由（其中包括保守派的顽固反对）未臻预期效果，但作为一次改革运动，在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难道因为“在历史上有进步意义”，站在这场变法运动对立面的人士，就必然要成为蒙羞受辱的对象吗？
事实上，回顾1070年的熙宁变法，王安石想做什么和做成什么，是要用两分法来看的。只是一个停留在脑海的梦幻花园，而没有随之而来的展现在眼前的完美世界，所谓的“进步意义”，其实也是一句空话。如果我们根据当时和后来的文献资料回顾这场持续多年的政治运动，会发现“有进步意义”的王安石的对立面必然是“有退步意义”的司马光、韩琦、富弼、吕诲、欧阳修、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以及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王安国，他们难道不知道与王安石针锋相对的时候，实际上是和支持王安石的神宗皇帝对着干吗？他们要是没有崇高的理想，要是没有值得为之牺牲个人仕途、前程的价值观，要是没有哪怕流放贬谪也要坚持真理的勇气，恐怕也不会获得当世和后代如此的景仰了。
据宋人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司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故公之退十有余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复用。熙宁末，余夜宿青州北溜河马铺，晨起行，见村民百人，欢呼踊跃，自北而南。余惊问之，皆曰：‘传司马为宰相矣。’余以为虽出于野人妄传，亦其情之所素欲也。”据宋人张淏的《云谷杂记》：司马公“及薨，京师之民，罢市而往吊，粥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上命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其丧归葬。瞻等还言：‘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数万人”。
民众之所以有如此拥戴的行为和举动，是因为他们的文章和言论反映了当时不堪变法之害的民众心声和无法承受变法之害的痛苦。这种文化良知、社会责任、人类公义、道德承担，是作为民众喉舌的中国文人的作品在文学史上不朽的原因。
李亚平先生所著《帝国政界往事》中这样反躬自问：“由是观之，如果一定认为他们代表了大贵族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表了某种僵化、保守的政治立场才反对变法的话，我们就必须同意这样一个前提，即：苏东坡在写下所有那一切辉煌文字的时候，实际上是口是心非的。在政治上，他们落后而反动；在经济上，他们贪婪而自私；在文化上，他们虚伪而心理阴暗；在个人品德上，他们狡诈而伪善。否则，我们势必无法自圆其说。然而，我们所受过的所有教育、一切历史知识和生活常识，都在告诉我们，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理性而不是感性，更不是赌气地解读历史，既是为文之道，也是为人之道。
三
正如林语堂的这部《苏东坡传》成为当代追捧推崇王安石的大佬们、粉丝们所竭力否定的书一样，宋人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也是历来为王安石辩诬正名的专家、权威、名流、教授最深恶痛绝的书籍。其中某些名列廊庙的扛鼎人物，对于邵伯温这本小册子，那不可容忍的切齿之恨，那口出不逊的骂詈之声，简直到了好笑的程度，实在有失风度。
邵伯温活了七十八岁，这一辈子可未得安生。早年赶上王安石变法，中年经历元祐党争，晚年又遭遇靖康之祸，南渡以后，衰迈年暮，回顾以往，不胜唏嘘，遂有写作此书之志。他说：“伯温以先君子之故，亲接前辈，与夫侍家庭，居乡党，游宦学，得前言往行为多。以畜其德则不敢当，而老景侵寻，偶负后死者之责，类之为书，曰《闻见录》，尚庶几焉。”看来，这不过是他个人的一部回忆录，自然也是他自己所经所历、所感所想的人生总结。因此，后人没有理由要求他必须写成一部准确无讹的正史，而他也没有义务扮演毫无个人色彩的史官角色。他说得很清楚，由于父亲邵雍的缘故，他得以与司马光、韩维、吕公著、富弼相过从，那时，他才十二三岁，“入闻父教，出则事司马光等”。“光等亦屈名位辈行，与伯温为再世交”。因此，前辈身影，先贤言行，时事世故，宦海浮沉，便是他这本回忆录的主要内容。由于他“闻见日博，而尤熟于当世之务”，不可能不涉及熙宁变法、元祐党争，因此，也就不可能不受其父以及诸位前辈的影响，而持反对变法的立场，随后又因入党籍遭到迫害。据说，凡入党人碑者，连开封的城门都不准进，他遂成为一个王安石的铁杆反对派，自是顺理成章之事。
本来，知其人，读其书，信其所信，不信其所不信，是读书人应有之义。但邵伯温这部书确实厉害，因为在他笔下，悉为难能可贵的第一手材料，便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竟能起到左右历史的作用，以致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脱脱的《元史》，涉及王安石变法的史料，也多沿用此书的说法和见解，一字千钧，遂为定论，这也是那些为王安石辩诬正名者最为恼火的事。说到底，邵伯温只是尽后死者之责，记录下他所知道的事实，不过是一家之言罢了。你信即是，你不信即不是，与邵伯温无关。
但值得人们玩味的是，为什么他的这本小册子竟成为一段信史？因为这与当时人们对这场大失败进行寻根究底的大趋势合拍。北宋灭亡以后，痛定思痛的中国人（自然也包括那些没有话语权的普通老百姓），不得不思考我们为什么要从河洛中原的世居故土来到长江以南的水乡泽国，或走投无路、流离失所，或依人篱下、羁旅江湖？于是，从亡国之恨推溯上去，必然就是靖康之耻；而靖康之耻，又是赵佶、蔡京贻祸中外的结果；蔡京和童贯之流得以肆虐天下，又与元祐党争中好人被逐、小人得势分不开；接着上推，元祐党争正反两面贴烧饼式的恶斗，又是熙宁变法中支持与反对双方较量的延续；再往上，还有什么好找的，我相信南宋当时大部分臣民，会得出一致结论：国难家祸之源，皆因王安石的强推新法而起。谁的心里都明摆着一本账，从景德元年（1004）宋真宗澶渊之盟起，至宋仁宗，至宋英宗，至熙宁三年（1070）宋神宗实施变法止，六十六年间过太平日子，而新法一实施，世乱便随之而来。不唯王安石是问，还有其他发泄怨恨的渠道吗？
宋钦宗时的国子祭酒杨时的奏章，大概是最具代表性的看法了。他说：“谨按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言，其为害，当见于数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这对王安石来说，当然是不公平的。变法，宋乱，而后亡；不变法，宋也乱，而后同样会亡。邵伯温此书当著于杨时的奏章以后，他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宋亡之过在王安石，但话里话外却是有这层意思的。在这本书里，虽然他说了王安石的长处，如好学不倦、廉洁勤政、不近女色、兄弟友于，但也认为他“偏执”、“奸诈”，是一个“外示朴野、中怀狡诈”的人物，对其“变乱祖宗法度”、“祸害国家”、“劝人主用兵”、“推行新法者皆新进险薄之士”的批判，与杨时持相同看法。但这部书能留存下来成为解读那一段历史的重要资料，一是它第一手的史料价值，二是它符合了人心民意。我想，这也是簇拥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的追随者以及他退出历史舞台后的那些精神上的党羽没有什么史料记载得以存世的缘故。从至今尚能读到的蔡絛《铁围山丛谈》来看，证明这类书不是没有，而是曾经有过，不过，统统湮没无闻。
老百姓虽然永远是无声的一群，然而他们的唾弃，却是最可怕的惩罚。
在这部书里，邵伯温谈到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有其精彩的论断，通常不大为人提及，或以为是老生常谈而一笔带过。其实，任何朝代，任何制度，凡着意变法改革者，都必须慎之又慎、三思而后行事。“王荆公知明州鄞县，读书为文章，二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宁初为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然荆公知行于一邑则可，不知行于天下不可也。”
行之一邑则可，行之天下不可，这就是必须摸着石头过河的道理所在。
四
在被王安石辩诬者视为“恶意虚构”和“无耻谰言”的邵氏《闻见录》中，有一则关于苏东坡被王安石排挤出开封，继又遭遇诗狱的记载，大概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王介甫与苏子瞻初无隙，吕惠卿忌子瞻才高，辄间之。神宗欲以子瞻同修起居注，介甫难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晓吏事，故用为开封府推官以困之。子瞻益论事无讳，拟廷试策献万言书，论时政甚危，介甫滋不悦。……中丞李定，介甫客也。定不服母丧，子瞻以为不孝，恶之。定以为恨，劾子瞻作诗谤讪。子瞻自知湖州下御史狱，欲杀之，神宗终不忍，贬散官，黄州安置。”
这里提到的吕惠卿、李定，还有曾布、章惇、舒亶、邓绾等被王安石起用的新法支持者，无论在当时或是后代，都被视作声名狼藉、品行不端的人。虽然，近年来经过不断地漂白、洗刷，诸如吕惠卿的出卖告密，诸如李定的匿丧不报，诸如邓绾的“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当之”，都有了新的说法。看来，元人所编的《宋史》，囿于南宋士大夫对于熙宁变法的成见，受到反映民众心理的话本《拗相公》的影响，因而将其中部分人物纳入书末的《奸臣传》中，也许将来重新编写北宋这段历史的时候，有可能恢复历史本来面貌。
其实，现在将王安石重新定位为大政治家、大改革家，连同他的这些雇佣军也一一扶上尊位，实在是一种徒劳的努力。因为王安石虽为改革家，那些人未必都与他一样抱着改革的理想；王安石雄才大略，那些人未必都与他一样高瞻远瞩、纵横古今；王安石道德高尚，那些人未必都与他一样律己甚严、廉洁奉公。王安石和他们只有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而不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从五湖四海聚集在一起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王安石未尝不希望与司马光、韩琦共襄盛举，未尝不盼着苏轼、苏辙为其羽翼，然而，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就是这位伟大政治家的性格悲剧了。于是，他不得不在干部的物色选择上，舍本逐末，退而求其次，求其再次，求其次之又次。连他两个亲弟弟都弃他而去，可以想见，当他儿子王雱——唯一支持他新政的骨肉，不幸早逝，对他是多大的打击了。
因此，他与他的支持者的关系，说白了，就是老板和伙计。他们所以投奔王安石，因为在司马光、韩琦、富弼、吕诲、欧阳修那些资深政治家眼中，他们怎么能有苏氏兄弟那样的前景呢！所以，当王安石的雇佣军有条件实施反攻倒算时，拿苏轼祭刀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林语堂并没有费太多的笔墨去写王安石对于苏轼的迫害，但元丰七年（1084），苏轼调任途经南京与王安石见面时，是有过交锋的。“王安石失败之后，苏东坡在金陵遇见他，斥责他发动战争，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说吕惠卿当负全责。此不足以为借口，因为王安石本人坚持严酷对付反对派，而且在熙宁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吕惠卿因父丧去职期间，王安石在京师成立用以侦察批评朝政者的特务机构”。
林语堂还写到了王安石对于苏东坡公开反对新政而进行的报复，那是苏东坡平生第一次差点吃官司的细节：“苏东坡（因反对变法，三次给神宗）上书以后（这是颇让王安石不开心的事情，不过，因为苏东坡职卑位微，王安石可以不必在乎他），熙宁四年一月起任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在任期间，他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这触怒了王安石（这当然是一次对他权威的公开挑衅），苏东坡立遭罢黜。”随后，“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法诬告。当时流传一个谣言，说苏氏兄弟运送其父灵柩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官方乃派人到苏氏兄弟运灵所经各省路途上，从船夫，兵卒，仪官搜集资料”。后来查无实据，此案遂告寝息。但谁都知道，谢的发难与王的授意分不开。
在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亦载有此事。卷二百十四纪：“景温与王安石联姻，安石实使之穷治，卒无所得。”卷四百二十一纪：“景温天资奸佞，素多朋附。熙宁中，王安石用事之日擢为知杂御史。是时，苏轼方忤安石，景温迎合其意，辄具弹奏，谓轼丁忧归蜀，乘舟商贩，及朝廷下逐路监司体量，事皆无实。”在《太平治迹统类》卷十三《神宗任用安石》中记载：“范镇举轼为谏官，轼前丁母忧，多占人船，私贩苏木。安石下淮南、江南、东西京湖、北夔州、成都六路，体量其状事不实，士论薄之。”卷二十五《苏轼立朝大概》记载：“轼有外弟，与之不叶，安石召之，问轼过失，其人言，向丁忧，贩私盐苏木等事。安石大喜，未有以发也。会举谏官，范镇以轼应诏，谢景温恐轼为谏官攻介甫之短，故力排之。”官场上钩心斗角、机关算尽，都是司空见惯的。道德再高尚的政治家，要想绝对不趟浑水，也是不可能的。
王安石还是将这位官不算大，文章声名却比自己响亮的同行，逼出了京师。看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耳朵边没少给这位政敌加油添醋、造谣生事。《长编》卷二百十四记载：“上又曰：‘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鲜于侁在远，轼以奏稿传之。韩琦赠银三百两而不受，乃贩盐及苏木瓷器。’光曰：‘凡责人当察其情，轼贩鬻之利，岂能及所赠之银乎！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臣岂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轼虽不佳，岂不贤于李定之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为台官。’”
然而，惹不起躲得起的苏轼还是到杭州为太守去了。不过，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乌台里坐着的御史，王安石提拔起来的爪牙，又将他拘押在大牢里。
在神宗强烈支持下，王安石变法诸多措施终于一一出台。他大概没料到舆论大哗、天下大乱。他作为大政治家、大思想家，是当时和后来所公认的；但从来没有一位研究他的学者认为他具有行政能力、管理经验，具有灵活机智、应变圆通的素质，是能够从容进退、周旋回转的领袖人物。他连自己的私生活都不善料理，焉谈其他？这样一位高智商而低能力的学者型干部，为领导者出谋划策，可以；运筹帷幄，则不行。不要说北宋时期因循保守的政治体制和颟顸臃肿的官僚架构，更不要说几乎不跟老百姓打一声招呼，把人吓一个跟头的改革大计像雷阵雨似的倾盆而来。
老子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经不起像烙饼似的翻来覆去。而北宋王朝一百多年苟且生存下来，如同一只即将散架、漏水不止的木桶，你王安石不是采取小修小补的保守疗法，而是大卸八块，这只桶不完蛋，焉有他哉？王安石充满自信伸出两只手对神宗皇帝讲，你看，每个手有五根手指，从理论上讲，一下子按住十个跳蚤是绝对有可能的。这是笑话，然而也是熙宁二年的事实。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觉得大宋王朝需要改革；但没有一个有头脑的人，会赞成王安石这样的改革。
你是在进行改革，而不是在进行革命。中国历史上所有热衷于用革命的手段来实施改革的政治家，无不碰得头破血流。革命允许暴力，暴力可以摧枯拉朽，反对派敢龇牙，只要手里有枪杆子，二话不说，马上摆平。这只旧桶老子不要了，另造一只新桶，这叫革命。而这只桶再坏再破，也不能一脚踢掉，要加固，要堵漏，要去朽，要更新，这才叫改革。因此，改革就得和颜悦色，就得和风细雨，就得由点而面，润物无声地细致工作。中国人，中国农民，特别是中国农民的小农经济所形成的求稳心态、怕乱心态、苟全心态、保守心态，没有二三十年把一切细节都做到家的扎实功夫，想收到改革的成效，想享受改革的成果，如王安石这样的冒失行事，不失败才怪。
有论者说，他是一只叫得太早的公鸡。其实，说准确点，他是一只想自己下蛋的公鸡，因为他在做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
五
公元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北京的春天通常都是从玉兰花的绽放开始的。这一天，光绪正式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正式出炉。康有为显然考虑过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在于遭到保守派的抵制，于是，他对光绪建议：“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唯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唯渐擢小臣。彼守旧大臣向来本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谤自息矣！”急于改革的光绪皇帝，第一个行动就是废科举。当时，维新派第二号人物梁启超，对此兴奋得不能自己，说：“海内有志之士读诏书皆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问题在于，光绪和宋神宗犯了同一个错误，从五月起，他迫不及待地发出一道道诏书，下令各地方推行学堂、商务、铁路、矿务……短短三个月，其颁发的新政谕旨比神宗还要多，达二百八十多件。结果，颐和园内那棵开得稍晚一点的辛夷，也就是紫色的玉兰花还未落尽，在满地花瓣的颐和园的漪澜堂里，老佛爷像捏死一个臭虫似的，使百日维新胎死腹中。虽然，她是主刀者，但在她身后其实是绝对不许触犯其利益的保守派所组成的铜墙铁壁。
改革派有时想得十分单纯，以为天下人都如大旱之望虹霓一样期盼着他们举起义旗，来挽救破木桶似的政权。孰不知举国上下，拥护者甚少，反对者甚众。王安石所碰到的，也是康、梁所碰到的。光绪只有一位太后，而神宗却有好几位太后。虽然这位理想主义者被列宁誉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在“批林批孔”之际被尊为法家的杰出代表，但却没有任何高招可以应对女流之辈。老太太们一流泪，王安石只好卷铺盖走人。
变法之初，得到神宗绝对信任的王安石，意气风发，确实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也没有估计到可能的反扑。所以，当他知道范镇上书反对他，“大怒，持其疏至手颤”。有一个叫吕陶的官员，“其初应制科，时值王安石方行新法，陶对策言，愿陛下不惑理财之说，不间老成之谋，不兴疆场之事。安石读卷，神色顿沮，神宗使冯京竟读，称其有理。而卒为安石所抑，仅得通判蜀州”。可以想象他气急败坏的样子。接着，他又犯了一连串策略性的错误，树敌过多，全面出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从不争取盟军和友军的支持，也不放下身段去说服那些持不同意见者，甚至下手打击那些完全不必打击的反对者，听不得任何相反的声音。“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借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结果，如刘述、程颐、刘挚、刘琦等御史，如范纯仁、李常、孙愈等谏官，如欧阳修、富弼、文彦博、曾公亮等名臣，也都被王安石排挤出朝。这样一个人皆为敌的刺猬型人物，要能混得下去，岂非咄咄怪事？
后来的事实证明，保守派也非铁板一块。当司马光复出全部否定新法的时候，苏轼并不认同这种做法，曾与之争辩，新法该去者去之，可不去者留之，可去可不去者也不必一笔勾销，择其善而去其恶，而获罪于当局。现在，再看苏轼在熙宁二年《上神宗皇帝书》中所说“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嗟”，他的重点是在老百姓的不能承受上，并非全部否定变法。他认为新法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过于与民争利，层层盘剥，法令峻急，求速伤民，老百姓深受其害。
据宋人王栐《燕翼贻谋录》，可见实施新法中的“青苗法”其弊何在。“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春季借给农户小额低息贷款，秋后还款付息，这样农民国家均得利，本来无可非议，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变成诓骗农民的一个局。譬如保甲法，老百姓为了逃避摊派的军费和被抓壮丁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多起自残事件。再譬如保马法，分户领养军马，平时自用，战时军用，王安石想得太天真，他以为马是水牛，有青草吃即可，殊不知当时大半江山都在长江流域一带，根本不适合马的生存，而把马养瘦了、养病了或者养死了，饲马户便要受到责罚。诸多事实摆在面前，苏轼才三次上书神宗，亟论此法之弊。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诏收还司马光枢密副使告敕，仍旧职。先是上欲光置两府，王安石曰：‘光虽好为异论，然其才岂能害政。但如光者，异论之人倚以为重，今擢在高位，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也。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乃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徒而已。观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看他在神宗面前嚼的这顿舌头可知：第一，量小非君子；第二，绝对容不得反对派；第三，把所有可能争取的同盟者，都推向对立面。我想，“拗相公”的“拗”，显然是从他的思维易走极端而来。我始终相信，王安石想将苏东坡送上断头台的最致命的原因，不完全是因为苏的《上神宗皇帝书》，也不完全因为他是保守派的核心人物，而是文人相轻，到文人相妒，到文人要把文人干掉的恶心理。他尤其在意苏轼，一举一动，全在眼中。因为苏是大家，王也是大家，大家之间，惺惺相惜者少，相轻相妒者多。如果仅仅是文友，也许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现在这两个人既是同行，又兼政敌，那就如同荒野里两条狼相遇，必有一场较量发生。
苏东坡的诗词歌赋，甚至为皇帝拟的诏书文告、道德文章，都要胜王安石一筹。清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王荆公诗无一句自在，故其为人拗强乖张。”就冲王之矫揉造作，苏之坦荡率真，两种性格上的差异，也能理解人品的高下之分，文品上的高低之别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王安石忍受不了他实际上的二流作家的地位，尤其不能忍受苏东坡根本不把他当回事的调侃。但就看他起劲反对的那些政敌，司马光、欧阳修、苏轼，都是在文学上有建树的大家，我又不禁在政治大义之外小人心胸一下。因为文人，通常不能宽容比他稍好一些的同行，王安石是毫无疑义的大家，但同是大家，也还是存在某些差别，因此，借助于非文学的手段，将同行置之死地，便是可以理解的下作了。
读王安石未发迹时《上欧阳永叔书》之二中“某以不肖，愿趋走于先生长者之门久矣，初以疵贱，不能自通”这几句话，颇有“文革”中写效忠信的那股卑微口气，就像嗑瓜子嗑出一个臭虫似的，让人大不以为然。接着读《宋史》，知道曾巩曾经将王安石介绍给欧阳修，欧“为之延誉”，王才渐渐得志。可他很快把最早的牵线人抛到一边。再后来，青云直上的他，把曾经提携过他的欧阳修也要排挤出政坛。如此断情绝义，就颇令时人所不齿了。有人建议应该留下这位有经验的政治家，王安石说：“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最终还是把欧阳老逐出开封，到安徽滁县去筑醉翁亭了。
所以，王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是文学家；苏相反，第一是文学家，第二才是政治家。政治家允许自己无耻，而文学家至多允许自己风流。能够做到彻底无耻的政治家，往往一往直前，永操胜券。王安石最终还是凄凄惶惶地回到了金陵，回顾他为相八年，权势达到顶点，但也只是把他所有的政敌统统逐出开封而已。说到底，只因为他还是个文学家。作为一流文学家的苏东坡，确实风流倜傥一辈子，作为二流政治家的苏东坡，也为小人忌恶挤排了一辈子。
《邵氏闻见录》说到他们两人在金陵相见的情景。“子瞻曰：‘某欲有言于公。’介甫色动，意子瞻辨前日事也。”他以为苏还放不下元丰二年（1079）被关进大狱，他的那些党羽李定、舒亶是如何要判以死刑的事情。但苏子瞻并不计较个人恩怨，而是说“‘某所言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兴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介甫举手两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启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礼乎？’介甫厉声曰：‘某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盖介甫尝为惠卿发其无使上知私书，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曰：‘子瞻日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子瞻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后磨勘，虽杀人亦为之。’介甫笑而不言。”
常失败的苏对王能看得透，坦然而自信，虽空间有限，但时间无穷，政治总是短期性的，而文学则长在不败。表面上的苏败了，精神上的苏并不败。显赫过的王对苏就看不大透，虽然眼前这个手下败将曾经将他扳倒过，时过境迁，竟连一点赢的感觉也找不到，显得拘谨而戚戚，惶惶而不安。看来，清人王夫之著《宋论》一书，在神宗一章将王安石定位在“小人”这一格上，也许不是诛心之论。
六
也许因为王夫之是太重要的史学家，这个着实不客气的结论问世之后，三百多年，没有一位为王安石辩诬者出来质疑或者反对过。
一个有分量的人说了一句有分量的话，尽管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但驳诘的异议终于被这位大师的盛名远誉给盖住了。虽然近年来王安石重新被认识，被高置到了大政治家、大改革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甚至，还有大军事家。中国人要是神化起一个人来，遍体贴金，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王夫之说，“王韶请击西羌，收河湟，以图夏，王安石称为奇策而听之。诚奇矣。唯其奇也，是以进无尺寸之功，而退有丘山之祸也。以奇用兵而利者有之矣。正不足而以奇济之，可以暂试，不可以常用，可以脱险，不可以制胜，可乘疲寇而速平，不可御强敌而徐效。如其用之，抑必有可正而后可奇也”。接着，这位史学家批判王安石：“舍正用奇，而恃奇以为万全之策，此古今画地指天之妄人，误人家国者所以积也。”
据宋人陈善《扪虱新话》：“王韶在熙河，多杀伐。晚年颇悔恨，栖心空寂，冀有以洗涤之。”据宋人李昌龄《乐善录》：“王韶晚年频悔取熙河事。”因为王安石支持发动的这场与西夏的熙河之战，导致元丰四年（1081）宋军损失惨重的灵州之战，接下来，引发元丰五年（1082）宋军基本覆灭的永乐之战，都是由这一次小胜而鼓动起来的动武狂热。王韶固然成就了带括号的“大军事家”王安石，但之后的大败，却令这位将领永远也不能释怀，多少将士死在了那干旱无水的沙漠孤城啊！也是一则宋人笔记，洪迈的《夷坚志》里讲了这样一个神怪故事，读来令人不胜恐怖：“王厚，韶长子，位至节度使。一日家集，菜碟内萝卜数十茎，忽起立，须臾行案上。众皆愕然。厚怒，悉取食之。登时呕吐，明日死。”这种离奇的想象，都和神宗元丰年间的战争死了太多的将士有关。
因此，我们在评断一个历史人物时，不能就其动机之善良，愿望之真诚，初衷之美好，言辞之动听就认为他了不起。还是要看其实践，看其结果，看其后效，看其对于历史所起到的作用，才能得出比较实事求是的准确看法。我始终认为，即使最伟大的人物，也有其不足之处。何况，王安石离伟大尚远。所以，王夫之对他的定位，还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王夫之在为王安石定性时，先划清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君子之道，有必不为，无必为；小人之道，有必为，无必不为。”
为，就是做，就是行动，所谓“听其言，观其行”，怎么为，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观察指标。他认为：君子做事情，一、有绝不可做的事情；二、没有绝对要一定做成的事情。而小人做事情则不同。在他们看来，一、不但有必定要做成的事情，不达目的，誓不罢手；二、没有不可以去做的事情，什么都敢干，什么都不在乎。这就是说，君子有能够约束自己的定力，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量力而行，不可做的事，就坚决不去做，界限很清楚，不越雷池一步。而小人当道的话，他们就无顾忌，无制约，无法度，无规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哪怕是不可做不该做的，也敢去做。
王安石这个政治人物，在宋以后，一直延至清末，从来是作为一个负面形象出现在历史读物里面，这也是普通中国人的共同观感。虽然，王夫之也说过“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北宋王朝的最后灭亡是必然趋势，与用不用王安石没有什么关系。但王安石在短短三五年内，所推出的一系列让老百姓目不暇接的改革大法，诸如青苗、方田、均输、手实、市易、经义、保甲、免役、保马……还不包括轻启边衅，动兵打仗，收复失地。任何一个中央政府，除非十恶不赦的暴君或者神经错乱的昏君，都不可能一个早晨起来全面出击，马上进行彻底更改，立刻要求万象更新，这简直是颠覆性的剧变。
姑且不论王安石的新法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群众接受，其推广实施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可行性，其组织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实效治理，在这一切都还未定之时，就匆忙地颁布全国，强制推行。这对积弱的北宋政权来说，犹如对沉疴在身、奄奄一息的病人实施剧烈的手术。越是折腾得厉害，王朝的灭亡也越快。
故王安石之允为小人，无可辞也。安石之所必为者，以桑弘羊、刘晏自任，而文之曰周官之法，尧舜之道。则固自以为是，斥之为非而不服。其必不可为者，起大狱以报睚眦之怨也，辱老成而奖游士也，喜谄谀而委腹心也，置逻卒以察诽谤也，毁先圣之书而崇佛、老也，怨及同产兄弟而授人之排之也，子死魄丧而舍宅为寺以丐福于浮屠也，若此者，皆君子所固穷濒死而必不为者也。乃安石则皆为之矣。抑岂不知其为恶而冥行以蹈污涂哉？有所必为，骨强肉愤，气溢神驰，而人不能遂其所欲，则荆棘生于腹心，怨毒兴于骨肉；迨及一踬，而萎缩以沉沦，其必然者矣。（王夫之《宋论》）
接下来，王夫之谈到王安石匆匆忙忙强推新法之败因：
夫君子相天之化，而不能违者天之时；任民之忧，而不能拂者民之气。思而得之，学而知其未可也；学而得之，试而行之未可也；行而得之，久而持之未可也。皆可矣，而人犹以为疑，则且从容权度以待人之皆顺；如是犹不足以行，反己自责，而尽其诚之至。诚至矣，然且不见获于上，不见信于友，不见德于民，则牵身以退，而自乐于天。唯是学而趋入于异端，行而沉没于好利，兴罗织以陷正人，畏死亡而媚妖妄，则弗待迟回，而必不以自丧其名节。无他，求之己者严，而因乎人者不求其必胜也。唯然，则决安石之为小人，非苛责之矣。
王安石之败，就败在他不明白改革是一个缓慢渐进、徐图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水滴石穿的过程，也是一个面对最顽固最保守最害怕变化的小农经济，需要说服和示范、需要等待和耐心的过程。历代的改革家无一取得成功的原因，与王安石一样，就在于用革命的手段来进行改革。殊不知革命和改革是截然不同的。通常，我们对革命的理解，最直接也是最深入人心的一句话便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就是说，在革命的过程中，暴力、强迫、专政、武装的因素是少不了的。改革虽然也不是请客吃饭，但对被改革的普通群众而言，得不到实惠，尝不到甜头，也就是王夫之所说“人犹以为疑”，那就“且从容权度以待人之皆顺”。
在王夫之看来，王安石用革命的手段强行变法，属于非君子而是小人的行为。
中国历史上的维新、变法、改良、改革，从王莽、桑弘羊起，到康梁、谭嗣同止，未获成功的原因非常复杂，但重要一条，这些领袖人物往往缺乏真正的治国才能和足够的人格魅力，坐而论道者多，浮躁偏激者多。而且，这些人多多少少具有精神上的缺陷。精于谋划的张居正如此，乱来一气的王安石尤如此，所以，王比张的政治寿命更短。几年之内，把宋朝搞得一团糟以后，就回南京赋闲去了。
七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神宗，一为宋神宗赵顼，一为明神宗朱翊钧，他们之所以著名，是因为都搞过成功或不成功的改革。
明神宗支持张居正新政，倒是一直坚持到这位首辅寿终正寝。但张师傅一死，皇帝翻脸，满门抄斩，鸡犬不留，也还是半截子改革。“明亡，实亡于神宗”（《明史》本纪），张的新政也救不了颓败的大明王朝，明朝从此一蹶不振，直到崇祯吊死煤山。
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宋史》本纪），这个半截子改革，不但未能奏效一时，而且导致党争分裂，互讦不止，北宋从此益发衰弱，最后只好南渡。
赵翼在《廿二史劄记》“王安石之得君”一文中，认为熙宁变法的失败不能全归罪于王安石，赵顼其实要负更大的责任。“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张法令，驯至靖康之难，人皆咎安石为祸首。而不知实根柢于神宗之有雄心也。”这个赵顼“自命大有为之才，为颍王时，即与韩维论功名”，“意在用武开边，复中国旧地，以成盖世之功”，是一个有雄心的年轻皇帝，抱负很大，但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支持他，因为大宋王朝这只破漏的木桶已不堪一击，不进行自我修缮完备，焉能有兴兵讨伐、恢复疆土的战争计划？曹太后说得更明白：“苟可取，则太祖太宗已取之，何待今日？”这其间，并非所有与赵顼唱反调者都是贪生怕死之辈，因循守旧之徒，都甘心情愿花大笔银子和丝绸向外邦买和平。很多头脑清醒的人士分明知道，面对冗官、冗兵、冗费的不可收拾，大宋王朝如同一条超载的船，不马上下沉，就托天之福了。因此，陛下，您的雄心尽可以有，轻举妄动却是绝对不行的，赵家江山到了今天，根本不能再承受任何风浪。
到处碰到的都是摇头派，都是灭火器，弄得赵顼很郁闷。他穿上戎装，戴上盔甲，让太后看，以为能讨个好，两位老太太直皱眉头，不以为然。大臣富弼在他即位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陛下二十年不谈兵。”所以，“安石一出，悉斥为流俗。别思创建非常，突过前代”，这让他一下子找到了知音。这个王安石真敢忽悠这位多少有点卞急、稚嫩的年轻皇帝：“当什么唐太宗啊，那算老几，你是应该当尧、当舜的料，那才是陛下的学习榜样！”于是，“帝遂适如所愿，不觉如鱼得水，如胶投漆，则倾心纳之”。这样，王安石将其多年积累下来的改革主张推行到帝国的政治生活中来。赵翼总结得非常准确，这个赵顼是要打仗的，不打仗，如何收复失土，不收复失土？如何能立不世之功勋？于是，“欲用兵必先聚财，于是青苗免役之法行；欲聚财必先用人，于是吕惠卿、章惇之徒进。虽举朝争之，甚至内而慈圣光献太后，外而韩琦、富弼诸老臣，俱以安石为不可用，而帝持之愈力，护之愈坚，故当时有谓帝与介甫如出一人者”。
说到底，理想主义者的美丽言词最能打动的是热血沸腾的青年。王安石和神宗的合拍，就是为了那近乎神话的光明前景。而一个生于深宫禁院，长于妇人内侍之手，只是在书本里学习孔孟之道，只是从老师那里聆听古训，既少接触社会生活，也少参与政治活动，常居东宫的赵顼，偏又有“好大喜功之资”，正好，“王安石出而与之遇，宜其流毒不能止”。
所以，赵瓯北平心而论：“然则非安石之误帝，实帝一念急功名之心自误也。”
王安石的改革思路的最早蓝本在宋仁宗时代曾经小试锋芒，但仁宗不是神宗，未予赏识，寝其言不用，淹蹇而归。若干年后，神宗对他宠信有加，他也以圣人自居，要用他的新法使大宋王朝起死回生。然而，在变法失败的同时，这位要打仗的年轻皇帝，在王韶取得熙河之胜后，一心求战，“厥后兵不敢用于北而稍试于西，灵武之役，丧师覆将，涂炭百万。帝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寐”。随着战争的失利，元丰八年（1085）三月，三十八岁的赵顼，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按照谥法，“民无能名，曰神”。下有一个小注：“不名一善。”这四个字对同为神宗的前后两位皇帝，倒也蛮堪玩味。
赵顼死后的次年，元祐元年（1086）四月，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军事家”王安石，也离开了人世。
伟大，是中国人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汇，但要给一个人加上“伟大”这个定语，我们不能看他“说”得多么伟大，“想”得多么伟大，而是要看他“做”得多么伟大，对于时代的“贡献”多么伟大，在老百姓心里的“形象”多么伟大。光有前面两个伟大，而无后面的三个伟大，任凭你花言巧语，强词夺理，也难以真正伟大。南宋的朱熹说：“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遭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而安石乃汲汲于取熙、河、洮、岷以恢疆宇，遂以财利兵革为先，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宣之际，而祸滋极矣！”也许这是对这位“拗相公”比较准确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