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岁末年初，冬去春来，旧时的中国文人总是要写上几首应景的诗，这已成惯例。说得好听些，是风雅，说得刻薄些，是毛病。因为只要写了，必定拿出来，名曰“献芹”，实为邀好，那是令对方很尴尬的事。说好吧，真不好，说坏吧，又怕他脸上挂不住。因为几百几千年写下来，成千上万人写下来，这类应景诗很难突破，很难创新。这种游名胜必题诗，逢年节必凑句，只是文人恶习而已。所以，历代的各种诗选，如《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唐诗别裁》、《宋诗别裁》，基本上是看不到这类诗作的。
如果一定要在这样一个很难出彩、很难超越的领域里，找出一位写应景诗的出色人物，那么，非北宋诗人王安石莫属。
对稍知一些旧体诗的当代读者来说，在除旧布新、一元复始的时候，若是脑海里忽然涌上来一点诗意、诗兴、诗情，我想，王安石的《元日》必是首选：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旧时的诗人，不知写了多少有关大年初一的诗，没有一首能比得上王安石的《元日》影响大，传播广。因为这首极凡俗，然而极质朴的诗句中所表达出来的节日气氛，其兴高采烈，其欢乐热闹，可以说洋溢到纸面以外。虽然那是北宋时期的元日，却让你感受到如同当下同样快乐的过年气氛。王安石笔下的元日，肯定是一个街区、一个村落、一个市镇、一个城池里大家共同享受着的这样一个快乐日子。无妨设想一下，假如你也置身其中，那爆竹的噼啪响声，那屠苏的沁人芳香，那日光的眩目亮度，那春风的无比温馨，给你以听觉、嗅觉、视觉、触觉的全面冲击，你肯定顿生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王安石的厉害，就在于他抓住了这种整体感觉，而且是属于大家的共同感觉。中国诗人通常只关注自己，不大关注群体，只关注个人的喜怒哀乐，不大关注百姓的悲欢离合。如此简洁，又如此完美；如此平易，又如此震撼的短短四句就能把元日景象热火朝天地烘托出来，这就是大师的艺术魅力了。所以，时至今日，在写每年头一天的应景诗上，王安石的《元日》是魁首之作，谁也超不过。
王安石还有一首应景诗，也很了不起。在数不过来的有关春天来临的诗篇中，王安石的《泊船瓜洲》诗，也是脍炙人口的翘楚之作：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距今近千年，这两首诗仍可在人们的口头咏诵，这大概是真正不朽了。这首《泊船瓜洲》所以广为流传，很大程度上因为其中的一个“绿”字。这是诗人几经斟酌、思量、改动，最后才敲定的，读过中国旧诗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个典故。
南宋洪迈在《容斋续笔》卷八《诗词改字》中说，他在苏州一位士人的家中，看到王安石写作这首《泊船瓜洲》的原稿笺。“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人’，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
这则传闻很精彩。全诗二十八个字，用对一字，全诗皆活。王安石这种挑来拣去才定妥了这个极其传神的“绿”的做法，一直被视为诗人字斟句酌、不惮修改的范例。唐代诗人卢延让《苦吟》中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大概就是指这种认真精神了。王安石（1021—1086）和洪迈（1123—1202）虽相距百年，但俱为宋人，洪迈声称目睹荆公手书诗稿原件，当是确凿无疑的。
据考证，这首《泊船瓜洲》应写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的春二月，是王安石上年四月第一次罢相后回金陵，再度复相，前去汴梁途中的作品。此时的王安石心情比较复杂，知道政事不可为，而不得不勉强为之，知道上命不可违，而不得不捏着鼻子去。无论如何，熙宁二年风光不再，上下左右处处掣肘，兴致顿减的王安石，其实并不想再作冯妇。当时，从金陵到汴梁应该是大运河北上，再沿黄河西去，第一步，自然要先渡过长江。诗中的京口即今之镇江，江对岸就是瓜洲，想来过江后天色已晚，遂泊船过夜。船上的王安石，值此江水呜咽、明月当头之际，能不思前想后，而心系江宁、眷恋故居吗？能不怀念他在蒋山脚下，骑着一头蹇驴，那优哉游哉的文人生活吗？
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首先是政治家、改革家，其次才是文学家。但是，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是以其诗文而留存在记忆中。政治这东西，休看显赫一时，生命力其实短暂。无论在历史上划出过多深的刻痕，产生过多大的影响，最后不过如此。很大程度上有点像北方的寒冬，煞有介事，而且尾巴拖得很长很长，迟迟不肯离去，可最后的最后，冰消雪化，了无踪迹。可文学呢，更像南方的春天，那一派触目皆绿、满眼生机、郁郁葱葱、欣欣向荣的景象，会一代一代永无止境地赓续下去。
如今，关于他毁誉参半的变法，是非纷纭的改革，截然相反的评价，褒贬不一的说法，随着岁月流逝、沧桑变迁，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也许只剩下几名研究者在书斋里高谈阔论、皓首穷经，或者一些书虫们在网络上斗嘴怄气、插科打诨而已。也许在当时王安石的心目中，这两首应景诗，比之他悉心投入的政治，不过小菜一碟罢了。可千年以后，这两首关于元旦和春天的诗，却像历久弥香的陈酿一样，只要元旦在，只要春天来，就会齿颊生香地被吟咏出来。
文学家与政治家的区别在于，前者总是一切从感情出发，主调为热；后者总是一切归结于理智，主调为冷。文学家感情热度上升，便要沸腾，便要膨胀；政治家以理智权衡局势，势所必然地会冷静待之，审慎行事。所以，文学家不宜从事政治，政治家不宜投身文学，就是因为很难把握好这个度。王安石的失败，或者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有许多内在的外在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在他行事的“度”的把握上，受到太多他作为文学家的性格干扰。
王安石可不是一个玩玩文学的票友，也不是附庸风雅的政客。也许，他作为政治家不是一流的，作为文学家却绝对是一流的。虽然，“唐宋八大家”是明人茅坤首创其说，但也是近千年来大家公认的。作为文学家的王安石，是极自信的。据《邵氏闻见后录》：“王荆公初参政事，下视庙堂如无人，一日争新法，怒目诸公曰：‘君辈坐不读书耳。’赵清献同参政事，独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荆公默然。”虽然一时无言可对，但他蔑视群伦的自信是可以感觉到的。自信不是坏东西，一个人应该有自信，一个文学家尤其要有自信。但太自信，便是自负，而太自负，必然自大，这是很多出类拔萃的人物难以逃脱的宿命；在这个糟粕多于精华、草芥多于英萃的社会中，由不得这些自信的人不自负，自负的人不自大。王安石从政以来，就是自信、自负、自大的结合体。特别是得到宋神宗的支持之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遂自以为是，遂刚愎自用，遂听不得一点反对意见，当然也就容不下任何一个反对他的人。
所以，第一次罢相十个月后，再一次受命北上，这个极自信的人，其实是相当不自信的。行次瓜洲，泊船过夜所写的这首诗，他的反复修改多少也反映出对前程的忐忑和复相的不安。这个曾经极自负、极自大的人，居然在诗的末尾一句，写出“明月何时照我还”来，说明此时他的心绪已非熙宁二年被拜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志在必得时可比。凡是自信、自负、自大的人，最经不起挫折，最受不了失败。到汴梁以后，这个已无当年雄起之心、振翮之念的王安石，也难振作。果然，次年十月，第二次罢相，从此退居江宁。“荆公再为相，承党人之后，平日肘腋尽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平日唯与其子雱机谋，而雱又死，知道之难行也，慨然复求罢去，遂以使相再镇金陵。”（宋魏泰《东轩笔录》）
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退出历史，作为文学家的王安石却永远鲜活地存在于诗文之中。每逢年节，每逢春天，他的这两首应景诗便被人想起。
应该说，王安石这两首诗的背景，在地理纬度上稍稍偏南，应该是长江流域一带的风光。而黄河流域、华北平原的季节温差相比南方，大概要晚一个半到两个月的样子。北方的冬季，那尾巴的确会拖得很长，春风送暖，至少要到阳历的三月末、四月初，才在刚刚软化的柳枝上，抬不起头的草尖上，飘浮着碎冰的碧水上，仍留着残雪的田野上，透出一丝端倪。
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西长安街红墙外的玉兰花，先在枝干上冒出骨朵儿，然后，小骨朵儿变大骨朵儿，应该说是京城来得最早的春天使者。休看时令为春，京城里根本谈不上春天的一点感觉；甚至玉兰花绽放了，凋谢了，离五一节已经不远了，一眼望去，仍是老树枯枝，草萎地黄，对京城人而言，盎然绿意，仍是一份奢望。真到了一望皆绿的那一天，而且，马上就会绿到浓得化不开的程度，绝对便是夏天了。在北京人心目中，初春与残冬，无甚差异。20世纪20年代，居住在西城阜内八道湾的鲁迅先生，也有这种感受。他在《鸭的喜剧》里这样说过，“我可是觉得在北京仿佛没有春和秋”。
由此可知，对于春天的信息，北人和南人的感受是不尽相同的。
但是，伟大的作品，传世的作品，令我们高山仰止的作品，令我们心存敬畏的作品，通常在读者的想象空间里，会构成一个完美的文学世界。当我们徜徉其中时，经度的时差，纬度的温差，其实是不存在的。甚至，细微的缺失，偶尔的疏漏，也都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好的作品总是超越时空、横跨千古，好的诗篇总能得到共鸣、家传户诵。这就如同在新春季节里，那覆盖一切的“绿”夺走你全部视线一样，你在尽情享受的时候，也就无暇顾及其他。
这种文学的极致境地，也许就是我们理应追求的目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