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织理论和耗散结构概念的出现不是孤立的，阿·巴布洛扬茨认为它与物理、数学、生态学及社会学等其他科学领域有着内在的联系。简单地讲，耗散结构理论从自然、生物界的自组织现象中得到启发，在物理化学和数学的科学研究中建立严谨的理论，并用于研究和解决经济社会现象和问题。文献检索发现，自组织在社会学以及经济管理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最近十多年来，大量学者应用自组织概念与理论研究经济管理领域的个别应用性问题，总结起来，大致研究方向在这些方面：单个企业或企业集团形成、经营管理、发展和演变，其外部因素往往涉及企业与其外部环境关系，企业与政府、市场的关系，也涉及企业内部演变的种种形式，如国企改革、企业兼并的自组织解释。产业发展或产业结构演化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的外部环境因素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多被认为已经解决，取而代之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宏观控制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研究焦点集中到科技产业或者科技创新体系上。宏观社会与经济个别问题的研究，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宏观调控机制与市场机制结合问题，宏观经济自组织数学模型或理论模型，国家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等的自组织解释等。生产要素合理配置问题的研究，如人力资源、资金、科学技术等要素的形成与配置问题，这些问题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思维与科学技术要素的形成与自组织问题引起研究界最强烈的兴趣，如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自组织机制等，当然这些问题与以上宏观、中观、微观的研究存在交叉。但是，明确而系统地用自组织概念及理论来分析研究企业集群现象尚未有人进行。
2.4.1 国外研究进展
从概念层面看，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观点包含了自组织的哲学观念。1937 年美国学者科斯发表著名论文《企业性质》，认为“正常的经济体制自行运行。它的日常运行不在集中控制之下，它不需要中央的监察。就人类活动和人类需要的整个领域而言，供给根据需求而调整，生产根据消费而调整，这个过程是自动的、有弹性的和反应灵敏的。”市场经济需要交易成本，企业组织管理需要管理费用，当管理费用小于交易成本时，企业规模趋于扩大，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首次把自组织概念引入企业边界的研究范畴，认为企业发展壮大是一个自组织过程。1977年美国学者钱德勒出版《看得见的手》支持并进一步论证科斯的观点，当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机制的协调能带来更大的生产力、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利润是“现代多单位工商企业取代传统小公司”的原因，自组织概念被用于解释企业集团的成因。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首次在经济哲学研究层面提出市场经济的自组织功能，在《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认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资本主义）”包含两个重要的内容：一是这个秩序必须是“自发的”，非人为设计的。任何人为的整体设计都会最终破坏这一秩序的“创造性”，任何精英或政府都不可能了解社会成员之间分工合作的无限复杂的细节，从而不可能“设计”人类合作的秩序。为了确保“自发性”，哈耶克认为只能实行产权的分立，通过竞争达到合作。二是除了市场那样的“产权分立”之外，这个秩序必须是能够“不断扩展的”，从家庭内部的分工，扩展到部落之间的分工，再扩展到国际分工。要想不断地扩展合作秩序，“超个人的规则”（如法律）必须受到尊重，道德与文明程度必须相应地提高。1936年波兰旅美经济学家奥兰格，在理论模型层次上，引入自组织概念，设计了引入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日本社会党理论家佐藤经明用市场自组织概念与理论，来研究市场与计划的矛盾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在《经济计量学》中以经济学说为基础，根据现实经济中实有数据所作的经验性估计，建立起经济体制的数学模型，并指出市场具有非线性性质，按照自组织理论，非线性性质的存在是自组织的必要条件。管理学权威西蒙代表作《人工科学》中，大量对市场特性的精确描述不自觉地描述了市场的自组织特征，如：“市场过程使得决策任务分给许多活动者成为可能，从而减轻了对信息与计算的要求，因为那些活动者最可能掌握对他们有意义的信息，这些信息大部分来源于当地。”199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彼得·圣吉（Peter M。Senge）出版代表作《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提出具有自组织特点的“学习型组织”理论，强调将决策权向组织结构的下层移动，形成以“地方为主”的扁平化组织结构，鼓励团队成员在“自主管理”的过程中，能形成共同愿景（Shared Vision）。这些研究主要停留在概念层面的阐述，还没有系统地应用或发展自组织理论。
在自组织理论研究层面，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里高津（I。Prigogine）、协同学的创始人哈肯（H。Haken）、分形概念的创始人法国数学家曼德尔勃罗特（B。B。Mandelbrot）都将有关的自组织理论应用于社会和经济系统的研究。普里高津在《非平衡系统的自组织》一书中就提出把自组织理论“应用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是很吸引人的”，并举出了涉及地理区域的逐步都市化的例子，认为在长期进程中，局部地区的人口根据就业机会而增减，而就业机会转过来又依赖与有利于商品和服务的市场，这在人口密度增长上引入所谓“都市增殖”的非线性反馈机制。哈肯教授认为由于经济学涉及的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那里有很多相互作用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中主要涵盖了人的相互作用，因此，协同学可以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为了开展对复杂性的跨学科、跨领域研究，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盖尔曼（M。Gell-Mann）、阿罗（K。J。Arrow）、安德森（P。W。Anderson）联合了一批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于1984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成立的圣菲（Santa Fe Institute）研究所。圣菲研究所毗邻著名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是一所民间资助的非营利性教育研究中心。近年来，圣菲研究所为复杂性科学，包括自组织理论的发展和应用做出了很大贡献，逐渐成为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物理、生物、计算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世界中心。许多学者如霍兰（J。H。Holland）将有关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社会、经济等领域，以经济系统为研究对象提出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指出作为系统组成部分的“要素”是“具有适应能力的个体”或“主体”。而且正是主体的“适应性造就了系统的复杂性”，或者说系统的整体性主要来源于系统内个体间的“主动的适应性”，是在要素间的相互适应和制约的自组织中呈现的。阿罗·阿瑟致力于创立新经济学，研究报酬递增率、锁定和不可预测性等。
随着对经济系统非线性本质认识的深入，混沌、分形等自组织理论成为揭示非线性复杂经济系统的重要理论工具（理查德· H·戴艾，1996）。混沌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始于曼德勃罗对美国棉花价格的研究。经济学家通常认为，商品价格，如棉花价格，以两种不同节律波动，其中一种是规则的，而另一种是随机的。从长期看，价格由现实中的经济力量操纵；而在短期内，价格会以或多或少的偶然性跳动。事实上现实的数据并不能与经济学家的预期相吻合。曼德勃罗收集了美国自 1900年以来 60多年的棉花价格资料，当曼德勃罗通过计算机对棉花价格数据进行精细分析时，他发现了他所寻求的令人惊喜的结果。从正态分布观点看反常的数据，从标度观点看却出现了对称性。每个特殊价格的变化是偶然的和不可预测的，但变化的序列却与标度无关。每天价格变化曲线与每月价格变化曲线惊人地吻合。更令人吃惊的是，根据曼德勃罗的分析，价格变化程度竟然在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危机的剧烈动荡的60年中保持不变。在大量不规则的棉花价格数据中，隐藏着一种难以想像的秩序。20世纪80 年代以来，司徒泽（Stutzer）首先将混沌理论用于经济学研究，在研究哈维尔模增长模型中揭示了混沌现象，使人们相信了传统的确定性经济模型也能产生随机现象。戴维·凯尔对混沌理论与理性预期和商业周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威廉·巴尼特和陈平对迪维西理论中货币加总量的奇怪吸引进行了分析，西奥多·戈登和戴维·格林斯潘对混沌研究范式在社会、技术预测中的应用进行研究。19 90年，德依（Day）出版了《混沌经济学》一书，20 世纪90年代后非线性经济学稳步发展。杰克布斯·简（Jac obs Jane）在其著作《经济的本质》（The Nature of Ec onomics，2000）中认为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行模式类同于自然的生态系统，在一国一地区的经济与一个生态体系之间有着相当大的相似性。经济的发展并不在于数量上的扩大，质方面的多样化和专门化更加重要，这恰是与生命体系的发展一模一样。同样，经济发展取决于她所谓的共同发展，也就是说要有一个普遍的发展环境，这也是与生态发展的道理一样。但杰克布斯过分强调了经济的自组织作用，而忽略了权力和政治的存在。波图格利（Juval Portugali）在《自组织与城市》中将城市看做是自组织的一个典范，认为城市系统本身具有自我结构化的力量，会随着时间演变成具有组织的结构形态，并致力于建立一个基于自组织理论的新的城市理论。
尤其要提到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将对自组织系统的跨学科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运用于经济学研究之中，其中有关经济系统空间自组织的理论为本书研究高新技术企业集群自组织演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保罗·克鲁格曼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出生在1953年，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以对经济研究的开拓创新和敏锐的洞察力著称。1994年，克鲁格曼就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挑战“东亚热”。他“危言耸听”地宣称：东亚经济的成长没有提供出比西方传统自由市场经济更为先进的发展模式，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率是建立在大规模资本和密集劳动力的投入上的，没有真正的知识进步和技术创新，也缺少健全有效的制度支持，所以这种增长是不可能长期保持的，所谓东亚“四小虎”其实都是“纸老虎”，东亚增长的前景并不看好。1997年，以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为中心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不幸地印证了3 年前“克鲁格曼命题”所提出的预言。同时，在美国经济学家之中，克鲁格曼还以文笔优美著称，并且常常用老百姓熟悉的语言进行经济学写作。克鲁格曼被美国《幸福》杂志誉为继凯恩斯之后文笔最好的经济学家。他说：“世界需要的是行动，这就要让自己的思想转化成大部分人能够看得懂的语言。”
克鲁格曼在其著作《自组织的经济》（The Self-oganizing Ec onomy，1996）一书中，提出了一些空间经济的自组织模型，探讨经济如何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组织自我的方式。他以对厂商之间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及其相互作用的分析为基础，建立起多中心城市的空间自组织模型——边缘城市模型。通过对黑箱内部的动态演变机制的深入分析，从更为基本的考察中导出空间集聚的自我强化特性，向人们勾画出一个随时间发展的滚雪球似的城市或区域集中的图像，阐明了经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形成大范围内的有规则的经济空间格局的内在机理，即“从不稳定产生秩序”的基本原理。它回答了早期的杜能模型以及克里斯塔勒和廖什的中心地方理论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中心地方理论的补充和完善，成为空间经济学、特别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重要分析工具。他揭示了经济作为复杂系统，存在各种各样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产生一种自发的秩序。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曾在《微观动机和宏观行为》中提出“分隔模型”（Segregation Model），指出局部性的、小范围的相互作用可以促成大范围的结构的出现。克鲁格曼以该模型作为描述经济学中的自组织原理的典型例子，使用的8×8大小的棋盘似的简图来说明谢林的分隔模型。用符号“＃”和“＠”来代表两类不同群组，如黑人和白人（事实上，它们可代表无论是肤色不同的住户还是其业务将对相互的顾客产生排斥作用的不同的商家，如时装店和汽车用品店）。假设黑人们和白人们只关心各自的直接邻居的肤色；同时，假设其偏好为出于对被孤立的担心而存有的并不太强烈的对相同肤色的邻居的喜好，其相互作用遵循下面的规则：有一个邻居的人，如果其邻居和他的肤色不同，他就会考虑搬走；有两个邻居的人，他会希望至少有一个邻居和他的肤色相同；有3～5个邻居的人，他会希望至少有两个邻居和他的肤色相同；有6～8个邻居的人，他会希望至少有 3个邻居和他的肤色相同。这一偏好与所示的一体化的居住格局并不矛盾。在中，有60家住户按照完全一体化的格局分布，任何人的约束条件都不被违背。这说明完全的一体化是一种均衡。但是，谢林指出：这一均衡状态相对于随机扰动来说是不稳定的，它有一种溃散的倾向。为了说明这一现象，谢林从中随机地抽掉了20个元素，这既打破了原有的格局，又为某些不满意的元素的搬迁留下了一定的空间；然后，又用“＃”或“＠”随机地填入5个空格，这就更为严重地打破了先前的格局，这时的情形如所示。显然，有些人对其所处的位置就不再满意，并准备搬走了。他们的搬迁要么使得其原有邻居失去具有相同肤色的邻居，要么会改变其新环境下的邻居间的平衡，从而使得其他人处于不满意之中，这样就会导致连锁反应。结果，即使人们原本有足够的容忍度接受一个一体化的格局，但到头来他们差不多还是形成了完全的分隔。即使各人都只关心最小范围内的邻居，但整个棋盘却被组织成为黑白分明的两个区域。这一由棋盘所模拟的城市经历了一个自组织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从一个基本上无序的初始状态产生出了一个大范围内的有序性。
克鲁格曼还使用计算机模拟对经济的空间自组织模型做了进一步的验证。他在计算机上运行了一个含有24 个沿一圆环分布的区位的简单“城市”模型。运行在商业活动预先沿各个区位相当（但非完全）均匀地分布的情况下发起（这在计算机模拟图上表现为一近似水平的图线，以后，商业活动的分布将相对于该平坦分布图线上下变动，形成一随机偏差），并按照一定规则演变，以使得商业活动向高度合意的区位转移。一区位的合意程度将受其他区位的商家数目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即是所谓的正溢出和负溢出）。这两种影响都将随距离衰减，但正面影响比负面影响衰减得更快。改变有关的参数，结果也会相应地改变。使正溢出更强一些，商业区数目将会更少，规模将会更大；使负溢出更强一些，商业区规模将会更小，数目将会更多；溢出随距离衰减越快，商业区间的距离会越近；如此等等。模拟发现，对于大范围内的参数，所模拟的抽象都市区的确在经历一个自组织过程。即使商业活动的初始空间分布和完全的平坦图线只有觉察不到的区别，所有的商业活动最终还是只落在几个有限的区位上。模拟运行中的模型不仅表现出自组织性，而且表现出一种完全有规则的结构的自组织性。克鲁格曼的多中心城市结构空间自组织模型正是通过对黑箱内部的动态演变机制的深入分析，向人们勾画出一个随时间发展的滚雪球似的城市或区域集中的图像。这一动态模型已经成为新经济地理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支持（刘安国，杨开忠，2001）。
2.4.2 国内研究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逐步引入系统科学的新成果将经济系统作为复杂系统进行相关的研究。1981 年，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提出三个崭新的科学技术大部门：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并通过对这三个领域做出的大量创新性的工作，于80年代末总结和提炼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从系统观的角度揭示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状况，建立起一个开放复杂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1990年，钱学森教授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一个新的科学领域——开放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并通过对国内外系统科学发展的分析与研讨，以及国内从系统的观点对宏观经济的研究，提出了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即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进而发展成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厅体系及“大成智慧学”，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创造（钱学敏，2002；戴汝为，2001）。“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的构思是把专家和知识库信息系统、各种人工智能系统、巨型计算机，像做战指挥演示厅那样组织成为巨型人机结合的智能系统，用语言和符号表达连接起来的知识体系来提高人的意识与思维；把逻辑与非逻辑、理性与非理性智能结合起来；把今天世界上成千上万人的聪明才智和已经不存在的古人的智慧都结合起来，所谓“必集大成，才能得智慧！”，“大成智慧”的核心是科学与哲学的结合。1994年9月举行“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的方法论”的香山学术会议，1999 年举行“复杂性科学”的香山学术会议。成思危教授在 1999 年的香山学术会议上指出：复杂科学是20世纪80年代国外有些学者提出的，主要是指研究复杂性和复杂系统的科学。目前它虽然处于萌芽状态，但已被一些科学家誉为“21世纪的新科学”。这样，经济系统作为复杂巨系统纳入系统科学的研究视野。
我国方福康教授是普里高津的学生，并在比利时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在20世纪70年代末将耗散结构理论引入到国内并参与布鲁塞尔学派的工作和合作研究。在非平衡相变弛豫过程的触发时间、平均寿命、Fokker-Planc k方程的李代数结构、群分析方法以及非平衡系统的变分分析等工作上都达到了当时的前沿水平。80年代后期，方福康将非平衡系统的研究扩展到社会经济系统，在经济增长理论、经济系统对称性的分析、教育经济效益分析、经济系统多因子模型分析、人力资源经济等问题上都已做出具体结果。谷超豪提出市场是自组织的概念性判断。沈华嵩先生首次开始建立自组织经济系统论，将自组织在经济领域的研究，提升到理论研究的层面，并结集成《经济系统的自组织理论》（1997）一书。国内很多学者也运用耗散结构、协同学、分形、混沌等理论进行各种经济问题的研究。1990 年，姜璐、时龙等在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自组织管理理论及其在大型企业经营环境研究中的应用”项目中，比较系统地将自组织理论应用于企业管理领域，并出版专著，就自组织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理论的区别，对管理系统、预测、决策控制分别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自组织管理理论不仅是一种新的管理思想，而且也是一种具体的管理技术，特别是可以利用自组织管理理论来讨论某一类系统演化的定性问题从而根据系统的特点进行管理、控制，使之按照我们的要求运动。但该书以定性描述和概念阐述为主，且存在结构松散和内容重复的不足。姜璐（1990）等用罗杰斯特非线性微分方程研究了人口与经济增长问题。陈克文（1996）提出高技术产业区的形成和发展，除政府采取优惠政策，并得到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支持外，主要决定于系统的自组织机制，包括自扩展机制、自繁殖机制、自适应机制和自稳定机制。刘洪（2001）研究了经济混沌及其在管理中的应用，研究了企业系统演化的模式以及不同模式相互之间转化问题，动荡变化的环境条件下企业的组织、计划和控制以及混沌学理论在投资领域的预测等问题。黄登仕（1996）研究了收入分布的非线性机理问题，引入负幂律分布的两种定义，并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说明收入分布是一种负幂律分布，提出了形成收入分布的确定性分形机理及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前景。武爱玲（2000）认为非平衡系统理论在经济研究中的渗透是不可抗拒的，不会由于非平衡系统理论尚处在迅速的发展状态而推迟其对经济研究的交叉。它由经济系统引入其基本概念为开始，必将发展到使用它的量化手段来量化经济系统的参量。刘兴国（2003）认为企业与企业管理事实上都具有分形的有关特性，即具有开放性、对称与自相似性以及非平衡有序性等特征。成思危（2000）认为自组织理论等复杂科学的应用前景广阔，如提高决策的有效性、组织的演化、管理的变化、合作与竞争灾难的预防与减轻、技术创新等等；并对复杂科学在管理中的应用研究提出了许多原则性的方向和建议。苏小康等（2002）根据耗散结构理论自组织建模原理，考虑区域人口的相互迁移作用，尝试建立了城市区域人口动态演化自组织模型，并对模型的解法及典型计算结果进行了讨论，在长沙市对模型进行了实际应用，模拟预测了长沙市未来百年9个区域人口动态演化情景。叶金国、张世英（2002）认为，企业技术创新以“创新惯例”为其行为基础，创新过程具有开放性、不可逆性和非平衡性，存在非线性和随机“涨落”的作用机制，是一种由旧结构失稳到新结构建立的自组织演化过程，并建立了创新过程的基本演化方程，并据此分析说明了创新过程的不稳定性、多样性（分岔）、突变和随机“涨落”等特征和作用机制。旅美学者钟学富在2002 年出版的《物理社会学—社会现象演绎理论的探索》，把自组织理论系统地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研究，对社会生产系统的耗散结构、管理系统、上层建筑和社会政治结构等问题提出一种新的考察视角和进行有益的探索；论证了社会生产的耗散结构性质，指出存在于各类社会系统中耗散结构不同的具体形式，证明可以对这些系统采用自组织的概念和方法。廖忠祥（2003）运用自组织理论从风险型中小企业的外部环境和系统内部要素协同统一的角度来剖析它的多元化行为，并从决策、生产、财务、营销、技术和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分析了各要素对其多元化经营的影响。靳涛（2003）分析了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自组织模式，认为浙江民企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竞争和协同会自发形成与市场体制适应的组织形式，这种有效的市场组织形式可以明确表述为一种柔性组织和模糊契约，通过两者的有效结合，使浙江民企获取了强大的竞争力并得以发展壮大。赵玉林（2004）运用自组织理论，主要是耗散结构理论的基本理论探索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演化机制，认为高技术产业化是高技术成果系统向产业系统演化的自组织过程。仇保兴（2003）利用复杂系统的自组织原理阐述城市内部的企业集群和城市外部的城市集群的发展演进规律。作者指出作为复杂系统的城镇自组织系统，在经历上千年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有效利用自然、社会等资源的循环方式。自组织系统是从低组织度向高组织度形式演进，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单层次向多层次，从小范围到大范围，这符合城镇体系演变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并且，认为自组织与被组织系统可以相互转化。要产生自组织的结构，最重要的是要构筑自组织结构的条件和环境。只要创造了转化的初始条件，自组织结构就会出现涨落，到了一定程度出现分叉，而后进入一个新的稳定态，经过这样几个周期，系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出现了混沌状态。城市群也是按照这样的路径演进的。所以，改革开放、加入 WTO、以市场化为基本动力，这些都为城镇集群系统从被组织向自组织的转化提供了初始条件。不过，作者认为只要有初始条件就可以产生自组织结构，这还是不够的。初始条件并不构成自组织产生耗散结构的重要条件。
总体上看，以上的研究中，多见原理性阐述，少见系统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但是这些成果为研究经济学的自组织问题、管理学的自组织问题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通过上述两章对企业集群理论和自组织理论的文献检索和综合研究可知：
（1）企业集群的研究主要包括研究形成原因和条件、集聚机制和演化规律、集群优势、集群创新、集群的分类、集群战略和政策等。但与本书密切相关的有关企业集群演化机制和条件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分类上，缺少对其内在的演化机制和关键条件的研究，对于集群系统本身的演化规律等问题还缺乏理论和案例的支持。
（2）自组织理论在社会学、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企业形成、经营管理、企业兼并、政府与市场关系、生产要素配置等。但对于自组织条件的研究和应用还停留在概念性和抽象性研究阶段，对于自组织条件的具体化及其之间关系还缺乏研究。
（3）未见企业集群与自组织理论综合性研究文献，更未见高新技术企业集群与自组织理论交叉研究。从自组织理论视角，研究高新技术企业集群问题，在研究视角方面尚未发现前人有同类研究，因此具有理论创新性，可以形成理论创新成果；而且，自组织理论和企业集群两大领域的研究成果丰富，可以为本书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
从现有研究看，国内外研究企业集群的重点和角度有很多种，包括研究企业集群形成原因和条件、集聚机制和演化规律、集群优势、集群的意义、集群创新、集群的分类、集群战略和政策等。其中，研究集群集聚的机制和条件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制定集群发展战略，创造和利用集群形成条件的前提。以下重点就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
企业集群的集聚和发展机制，随着企业集群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产业的发展而各有不同。对企业集群机制认识的不断深化，标志着企业集群理论的不断深入发展。企业集群的研究起源于马歇尔（A。Marshall，1890）有关产业区的论述和韦伯（A。Weber，1909）的工业区位理论，20世纪30年代苏联学者提出的地域生产综合体战略，50年代法国学者帕鲁（F。Perroux，1950）提出的增长极理论，推进了产业集聚的研究发展。而企业集群的研究则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学者班纳斯库（Bagnasco，1977）在对意大利东北部与中部地区企业集群研究后，提出的“第三意大利”概念，即“产业区是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与社会意义的地域上形成的社会地域生产综合体”。1984年，美国学者派尔（Piore）和赛贝尔（Sabel）在《第二次产业分工》一书中提出“第三意大利”和德国南部的一些产业区的发展是依赖于大量的中小企业在柔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 ializa-tion）基础上实现的集聚。1985年欧洲创新研究小组（GREMI）在对欧洲15 个区域和美国的硅谷进行调研后认为，区域发展以及大量企业在地域空间上的集聚，与其所在区域的社会人文环境密切相关。1991 年GREMI中的主要成员坎马吉尼（Camagini）等在《创新网络》（Innova-tion Networks）一书中指出了区域发展过程中，企业及其外部的网络连接对于企业发展、创新以及整体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并首先指出了区域创新网络与区域创新环境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哈里森（Harri-son，1992）发表论文“Industrial District：Old Wine in New Bottles？”指出，企业在本地结成创新网络的根植性，对产业区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格雷贺（Grabher，1993）等在其主编的《The Embedded Firms：On the Social-economic s of Industrial Networks》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新产业区的发展正是企业与其周围区域内的其他行为主体（如相关产业企业、供应商和客商，地方政府和组织以及其他的中介机构和研究机构等）结成网络，并深深根植于特殊的区域社会人文环境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整个区域和企业的发展与创新。目前国际上和国内对企业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集群与企业及区域的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关系及影响方面，如贝提斯塔（Rui Baptista）和斯旺（Peter Swann，1998）认为，集群内的企业比集群外的企业更具创新意识；坎佩罗（Capello，1999）指出，区域内的行为个体在网络连接过程中不断进行集体学习，促进区域创新网络和区域创新环境的互动，进而实现企业的空间集聚与新产业区的持续发展；比安齐（Bianchi）则认为企业集群的形成主要是因为集群内部范围经济的共享，但是范围经济在集群内部的随机流动又是造成集群衰败的主要原因。凯利（Allan S。Carrie，2000）则从企业竞争的角度，分析了企业从整合到区域集群的过程中，企业竞争变化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