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识别能力，是指人对事物的类与别、异与同、质与量、全与缺、多与少、重与轻、大与小、强与弱、优与劣、长与短、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正与邪、是与非等性质及功能的了解和认识的能力。有了对事物的识别能力，才能区别事物，从而才能以创新思维及创新能力促进和催发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
一切创新，其中包括观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文化创新、教育创新、生活创新等，都是以对事物的识别和确认作为前提和基础的。这种对事物识别能力的提高，既来源于对前人事物理性认识的学习和继承，也来源于自己经过对事物观察后的思考、研究和确认。
人，首先是自然的人。人，正是由于不断识别着自然界的万物，才能够在自然界得以生存和发展，并不断创新了科学技术、生产及生活方式，从而使人类成为兼乎万物而又超乎万物的万物之灵。人类原始时期，正是因为能够识别各种野果和兽类，以及地形和环境，所以才能依靠采摘狩猎和构木为巢得以生存；人类农业文明时期，正是因为能够识别可种植的物种和可饲养的动物，才从山上迁居山下，创造了人类的农业文明；人类工业文明时期，正是因为能够识别自然物质的各种属性和能量，才发明了各种能源和机械技术，创造了人类的工业文明。就人类生存和发展对大自然的依赖关系而言，之所以能够从山上到山下，又从山下延伸到海洋，也是基于对自然界万物的不断观察和识别。在海洋中，据科学家考察识别，有一万多种生物可供人们食用，而目前开发利用率不到5%。在陆地人口不断增长，资源越来越短缺的情况下，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既要依赖陆地，又要依赖海洋。
人，又是社会的人。人，只有善于识别社会事物，才能使自己在人类社会中得到生存。而且，只有在识别和确认社会事物的基础上，才能有创新的思维和理论，从而指导和实现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并在改造社会中改造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命运。大到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社会制度特别是新社会制度的认识，小到一个人对人生价值取向和自己学业及未来职业的选择，都是以首先识别社会事物为前提和基础的。在人生价值取向上，如果连正义与邪恶、诚实与失信、廉洁与腐败、利人与利己等是非界限都分不清，不仅不可能有对社会有利的创新思维及创新能力，而且连自己的正常生存和发展也难以保障。当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就更是如此。如果没有对社会事物或社会现象的识别，就谈不上什么社会科学研究及贡献。
实证例说：我与鬼神斗一生
今年，我已经60岁了。60年来，可以说，我与鬼神斗了一辈子，但至今没有见过鬼神的影子。如果真有鬼神，我真愿意与鬼神携手并行，让它们带我去参观一下神灵的世界。如果它不愿让我见识只属于它们的世界，我愿把它们请到家里来，举杯相谈人鬼两个世界。但我知道，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神和鬼，也没有什么上帝和观音。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人类对世界由不知到知或半知的发展史。在这个发展史中，人自始至终存在着对科学与迷信的两种选择。千百年来，由于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无知，既无法解释大自然的诸多奥妙，也无法解释自己愁苦难脱的人生命运，所以，人才创造了牛鬼和蛇神、玉皇和上帝、如来和观音、天堂和地狱，以及一切带有迷信色彩的宗教和气功。也就是说，是人创造了虚幻的上帝和神灵，而不是上帝和神灵创造了实在的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神灵和宗教，不过“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由于神鬼和上帝学说的创造者有一个“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的绝妙信条，既可使相信神鬼的人在“信则灵”的授意下相信鬼神的存在，又可使不信鬼神的人在“不信则不灵”的允许下不相信鬼神的存在，所以，迷信与科学就成了千百年来并存的社会现象。
我从小就不信什么神和鬼，并不是因为学了马克思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都是后来学的。小时候之所以不信神和鬼，是因为我一方面看到，信奉和敬仰神灵的先辈们，没有感动了上帝和菩萨，没有改变自己和儿女们的悲苦命运；另一方面看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才使中国人民有了做人的权利和生活，并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权力和能力。应当说，这是我自己对于迷信与科学的识别和选择。当然，其中也包含着老师的教诲。有了这种识别和选择，必然就有相信科学和反对迷信的行为实践。
解放初期，我是本村儿童团团长，也是破除迷信的搬神运动的急先锋，是我领先跨进土地庙，跳上神台，用木棒把土地爷的脑袋打落在地，并扔进了村里的水湾里。在上小学的时代，我曾经在奶奶屋里的灶王爷和灶王奶奶的眼睛上扎上了四颗闪亮的图钉，吓得奶奶以为灶王爷和灶王奶奶显了灵。不过，此事没有教育迷信难改的奶奶，倒是父亲用鞋底狠狠教训了我。
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与小同伴们到松树林树上摸乌鸦。一只躲在洞里的兔子跳了出来，撞在了一个同伴的身上。他大喊了一声：“不好，老二爷爷从坟里跳出来了！”同伴们惊恐万分，纷纷逃出了松树林，只剩下我和另一个小同伴。我与小同伴坐在坟头上大喊一声：“老二爷爷，我想你呀！你快出来吧！”这是因为，我相信死人是不能复活的。
后来，有一年，我带领中国高等财经院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会的50多名专家游泰山，到了泰山顶上时，有几个专家虔诚地跪拜了泰山老奶奶。我在一旁对他们几个人说：“你们知道你们跪拜的是什么吗？那是一堆由高级泥瓦匠堆起的五颜六色的陈腐多年的烂泥巴！”我身边的一位专家对我说：“你不信，但不要说！”我说：“要是别人跪拜，我可以不说，但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跪拜，我不得不说！”
2001年春节前夕，我任院长的山东财政学院，有两位优秀的年轻教授在出发去海南时不幸身亡；第二天，又有一位优秀的女教授不幸身亡；第三天夜里，学校里又起了一把火，几辆消防车两个多小时才把火扑灭。接连不断的恶性事件震撼了学院千名教职工的心，传言纷纷，说法很多。一曰“蛇年灾难说”；二曰“财院风水不好说”；三曰“道路不正邪气说”；四曰“财院要走下坡路说”。2002年3月2日，我在处级干部会议上分析了三起事故的原因，有理有据地批评了这些迷信说法，并即兴作了一首诗：
不测风云八千里，
天涯惊魂唤梦起。
佛山脚下传噩耗，
夜燃邪火揪人心。
血火交融非天意，
日积月累有成因。
要保平安常思危，
好运长久靠人为。
强者何惧沧海流，
中流砥柱擎天地。
二次创业百年计，
任重道远志不移。
我的讲话稳定了人心，鼓舞了斗志。在当年高校招生录取中，我院文理两科录取分数线，位居省属高校两个第一名，创造了省属高校价值连城的最高无形资产。
要说我与封建迷信的斗争，最值得欣慰和自信的是，在中央未对法轮功问题表态之前，我就识破了法轮功的真面目。中国第一起法轮功事件发生在济南，当时，近千名法轮功练习者围困了《大众日报》社。我为此事打电话给报社总编说：“法轮功练习者围困报社已经两天了，如此聚众闹事围困党的喉舌机关，你们为什么没有一点行动？！”得到的答复是：这是省委宣传部的意见。我接着给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打电话说：“省里为什么对法轮功闹事不管不问？！如此下去，法轮功必将成为一种政治势力，扰乱社会稳定和安全！”得到的答复是：上面有几不准的意见。对此事，学院党委做出了决定，财院的学生不准信练法轮功！我在学生毕业典礼大会上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法轮功的有神论，并且说：“如果真有什么神和鬼，现在就请到台上来与我卢希悦较量一下吧！”
我不反对任何为强身健体而练功的人，但我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我也主张“真善忍”，但法轮功的“真善忍”是骗人的招牌。练法轮功，练得无情无义，只管自己，不管任何人，甚至不管父母、爱人和孩子。这不是什么真，而是假；害了自己，又害了别人。这不是什么善，而是恶；只准自己宣扬法轮功的歪理邪说，不准别人说半个不字。否则，就聚众闹事。这不是什么忍，而是乱。不但乱了自己的心性，还乱了家庭，乱了别人，乱了社会。因此，在法轮功“真善忍”的背后，是“假恶乱”。
